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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与金沙文物交相辉映，吴王剑与越王剑凛凛生威，各窑口的外销瓷璀璨多彩……在中国航海博物馆举办的“江海共潮生：长江与海洋文明·考古文物精品展”上，13省市41家博物馆的180件文物珍品汇聚一堂，其中一级文物多达64件。这是中国航海博物馆开馆以来一级文物最多、珍贵文物占比最大、参展单位最广的一次原创特展，以长江流域重大考古发现为依托，展现长江的辉煌文明和航运成就，讲述长江与海洋文明的互动交融故事。

多元文化百花齐放

“长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长江通过航运和海外进行交流互动。在江海交汇的上海举办‘江海共潮生：长江与海洋文明·考古文物精品展’，既是回顾长江串联江海之滨物质与文化交流的辉煌历程，也是体现长江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作用。”此次展览策展人、中国航海博物馆陈列展示部主任毛敏说。

与以往的长江主题展有所不同，此次展览聚焦“长江与海洋文明”，系统展示长江航运历史文化，彰显长江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卓越贡献。中国航海博物馆陈列展示部馆员、展览内容策划蔡亭亭介绍，展览按照历史脉络，分为文明渊薮地、大江经纬篇、扬帆起千埠、江海互吞吐4个单元，长江航运和江海互动这一主线贯穿全局，在前两个单元作为暗线，在后两个单元成为明线。

“长江一帆远，落日五湖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展览入口通道两侧的展墙上，数十首描写长江的诗句熠熠闪光，让人感觉仿佛走进了邈远的时空隧道，探寻长江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从“文明曙光”凌家滩、“一醒惊天下”的三星堆、商王重邑盘龙城、青铜宝库大洋洲，到曾侯乙墓、马王堆汉墓、海昏侯墓、三国朱然墓、隋炀帝墓，乃至2022年打捞出水的“长江口二号”古船等——展览集中呈现了34项重大考古发现成果，其中有13项“百年百大考古发现”、15项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空间跨度从长江上游、中游到下游，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直到明清。

考古发现证实，长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长江各流域早期文明各具特色、百花齐放，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上海青浦崧泽遗址是上海地区最早的人类居住地之一，对研究中国早期文明起源、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展厅里一只古朴可爱的陶塑家猪出土于崧泽遗址，距今约7000年—6000年，为研究家畜饲养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古蜀国是长江上游早期文明中心，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为主要代表。古蜀文化中的大量器物对眼睛着力表现。粗眉立眼的三星堆青铜人头像与金沙镂空铜眼形器对照展示，凸显了古蜀文化的神秘诡谲。

在青铜时代，长江流域分布着众多方国，它们吸收中原文化精华，创造出异彩纷呈的青铜文明。江西新干大洋洲是迄今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大型商代墓葬，与殷墟妇好墓、三星堆祭祀坑并称为商代青铜器三大发现。大洋洲的青铜礼器、兵器明显受到中原商文化影响，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大洋洲出土的虎耳虎形扁足青铜鼎，体现了当地独特的虎崇拜，扁足也是长江流域南方青铜器的特色。

曾国（随国）是西周早期南方的重要封国，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正是这一时期的曾侯墓地。叶家山出土的立鸟盖悬铃铜罍，盖顶立着一只仰头展翅的鸟，双耳侧立兽首，颈部伸出全雕的兽首，四面饰有夸张的扉棱和兽面纹，外底悬铃，装饰繁复华丽，令人惊叹。与之风格相近的青铜罍在四川彭州竹瓦街窖藏也有出土。

吴国与越国濒长江、通大海，是河网纵横的水乡泽国。春秋战国时期，两国互相征伐，先后称霸。吴越青铜器以兵器最为著名，反映了吴越先民悍勇尚武的面貌。

江苏苏州博物馆藏吴王夫差剑通长58.3厘米，线条流畅，锋刃极其锋利，历经2500年依然寒光逼人，是目前已知的吴王夫差剑中长度最长、保存最完好的。此剑采用错金、镶嵌、铸铭、刻铭等多种工艺，剑格部分深铸兽面纹，再镶嵌绿松石，剑箍上也嵌有细若沙粒的绿松石，剑首铸有8圈精致峻深的同心圆凸棱，同心圆壁非常薄，铸造难度极大。

湖北荆州博物馆藏越王鹿郢剑，剑格两面均有错金铭文，正面为“戉（越）王戉（越）王”，反面为“者旨於睗”，於睗即鹿郢。据《竹书纪年》记载，鹿郢是越王勾践之子，公元前464年—公元前459年在位。越王剑发现于楚地，可能是由于战争、礼聘往来等原因。

黄金水道四通八达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横贯东西，连通陆海，素有“黄金水道”之称。蜿蜒6300多千米的悠悠江水，为流域人民带来了灌溉之利、舟楫之便、鱼米之裕。

战国时期，楚国将军庄蹻顺江南下来到滇池，建立滇国，把长江中游的先进文化带到西南地区。云南广南出土的西汉羽人船纹铜鼓是云南地区迄今发现最大的铜鼓。鼓面饰太阳纹，鼓胸有4组羽人竞渡纹，船身狭长呈弧形，首尾以鸥鸟头尾为饰，反映了古滇人的造船技术。船上有巫师、划桨者、掌舵者等众多人物。鼓腰纵分成14格，格中有羽人对舞和剽牛等图案，表现了声势浩大的祭祀场景。

益州（今四川一带）是长江支流岷江沿岸的重要港口。战国时，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修筑都江堰，不仅解决了岷江水患，还便利了航运和灌溉，使成都平原成为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四川地区出土的摇钱树、舞蹈俑、击鼓说唱俑等文物，反映了汉代蜀地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四川多产井盐，除了供给蜀人生活所需，还沿长江输往各地。四川博物院藏制盐画像砖出土于邛崃花牌坊，生动再现了东汉时期成都平原采卤煮盐的场景。

安徽马鞍山朱然墓是三国考古的重要发现。朱然墓出土的季札挂剑图漆盘工艺精湛，被列为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盘底部用朱漆书“蜀郡造作牢”5字，证明其产自蜀地。“蜀地生产的漆盘出现在长江下游东吴将军墓中，说明当时长江上游和中下游地区虽然分属于不同的势力管辖范围，但由于长江航运的贯通，彼此间仍有密切的交流。”蔡亭亭说。

隋唐之际，大运河的开凿改变了长江水运格局。沿着干支流与大运河，长江得以贯通南北，连接全国各地，进而通向海外。长江沿线的港口城市既是航运中心、物流驿站，也是文化枢纽。

唐代扬州有着“扬一益二”的盛名，海内外豪商巨贾、文人墨客、使节学团云集于此。展览中呈现了江苏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伎乐飞天纹金栉、长沙窑青釉褐彩鸡心纹罐等珍品，折射出唐代扬州商贸繁荣、中西文化交融的盛景。

江州（今江西九江）位于长江干流与支流赣江交汇点，上通川楚，下至苏杭，是长江中游的航运中心。宋元时期，江州商贸发达，漕粮、瓷器、茶叶、木材等货物吞吐量巨大。九江市博物馆收藏的元代至元三十年“江西等处行中书省烧钞库印”铜印，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唯一烧钞库铜印。烧钞库是元代负责销毁残损纸币的机构，烧钞库铜印发现于九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九江经济的繁荣。

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长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外交流的前沿和高地。考古资料显示，商周时期长江上游就开通了从四川经云南至缅甸、印度的交通线，印度洋地区的海贝、象牙等经此传入巴蜀。

江苏南京仙鹤观出土的东晋玻璃碗，经成分检测可知其属于钠钙玻璃，不同于中国生产的铅钡玻璃。碗腹及底部饰有四周磨光略内凹的竖长椭圆形花纹，这种磨花工艺是萨珊玻璃的典型风格。这件进口玻璃碗在当时属于贵族专享的奢侈品，是六朝时期长江流域与海外贸易往来的见证。

丝绸是长江流域重要的物产，行销海外，广受欢迎。蜀锦是中国“四大名锦”之一，专指蜀地生产的提花织锦。蜀锦在走向海外市场的同时，也受到异域文化的影响。四川博物院收藏的明代双狮雪花球路纹蜀锦，上面的球路纹为西亚地区流行的纹样。

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后，长江流域越窑、长沙窑、景德镇窑等名窑生产的瓷器大批外销，对沿线地区的社会生活、饮食文化、陶瓷生产等影响深远。长沙窑是中国早期外销瓷的代表性产地，以烧造高温彩瓷为主。此次展览中的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阿拉伯文碗、长沙窑青釉褐绿彩莲花纹碗，来自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黑石号”沉船。“黑石号”是从扬州出航、途经广州、前往阿拉伯地区的商船，船上装载数万件长沙窑产品，多以褐、绿彩绘西亚风格纹饰。“黑石号”的发现，表明长沙窑瓷器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宗外销商品。

长江与海洋文明的交流不仅是商品贸易与技术传播，还体现在宗教与文化的交融互通。佛教传入中国后，在长江流域广泛传播，衍生出法华宗、禅宗、净土宗等众多本土宗派。这些佛教宗派又通过中外高僧传播至朝鲜、日本、越南等国，是长江与海外文化交流互动的典型例证。此次展出的东晋“东林寺乞米”罐，通体饰方格纹，颈部阴刻行书“东林寺乞米”5字。据考证，这是东林寺僧人化缘所用的盛器。东林寺位于九江庐山西北麓，东晋时由僧人慧远创建，系佛教净土宗发源地。净土宗是佛教中国化的典范，后传到日本和朝鲜半岛。

展览的最后有一面照片墙，展现了长江航运的繁华景象。江流滚滚，跨越古今，连通中外。江海和合，共同谱写文明交流互鉴的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