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如果把人生中经历过的时光对折，中点刚好落在我离开村庄的六月。

平原一望无际，麦田已经收割，脚脖子高的麦茬正式宣告夏收结束。秋播已经开始，大地的繁衍生息有自己的节奏。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这是光景在乡村的价值。生活在村庄的人们无法逃避在这种环境下耕作的命运，只能头顶烈日，在锄头的上下翻飞中，寻找生活给予他们的多一点可能。

当然，他们也曾经用自己的青春与力量与现实抗争，试图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在自己的命运中寻求一种突破，一批又一批人陆续从村庄走出去，从密不透风的庄稼地来到高楼林立的城市。城市，是每个乡村人对未来生活的向往，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我。

离开村庄之前，我对城市并没有具体的概念，如果非要说有，那就是有高楼，有汽车，而且不用干农活。这成了我逃离村庄最充分的理由。

我在一个清晨出发，太阳刚刚将上下两排睫毛睁开，布满血丝的眼睛将天空染得通红，给我的逃离渲染了一丝悲壮。我的离开并没有人知道，就像荒滩上肆意生长的杂草被人随意拔掉一棵，周边草木依旧茂盛，看起来并无两样。

高考已在昨天结束，那些未答完的试卷在历经一个白天和黑夜之后，依然固执地在我脑海里盘旋。题目下面的每一处空白，都是一个让人现出原形的照妖镜，聪明或平庸、偷懒或勤奋，在一张高考试卷面前没有任何隐藏。

在中原大地的乡村世界中，高考是农村人走向城市最为便捷的方式，这种思维几十年来一直在我生活的村庄根深蒂固。当然，人们认知中的“走进城市”，是一种体面的方式，风吹不着，雨淋不着，逢年过节衣锦还乡，绝非是指外出靠出苦力讨生活之类的职业。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走进城市”的方式表现得极为平庸。上交高考试卷的时候，不用阅卷老师打分，我就已经提前知道了结果。我被几张试卷判了死刑，以灰头土脸的模样，提前确定了自己与城市产生关联的方式。

时隔二十年之后，我一直对经七路纬三路交叉口记忆犹新，它就像我当时人生的十字路口，表面上有四个方向的选择，而真正容纳我的只有东北角的那个名叫“水记大排档”的夜市小吃摊。它容纳了我的身体，也包容着我对城市的所有好奇与向往。即便时至今日，它早已在城市化进程的拆迁中先变成砖头瓦砾，而后又被夷为平地，但在我心中的地位依然坚挺不衰，傲然得如同二七广场的纪念塔一样，成为深扎在我内心的城市地标，让我在无数个夜晚，行走在城市的街巷中，都会回想起那段烟雾缭绕的日子。烤肉混合着孜然的香味弥散在大街上，那是乡村从未出现过的味道，一定程度上，我把它们与城市画上了等号。因为即便是如此低端的饮食消费，村庄里也不可能出现，至少在当时还是城市街头的专属。

对于生活来说，那是时间在大地上书写现实的生活表达，对于很多像我一样漂在城市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可以填饱肚子最为实惠的去处。我时常会在客人散去之后，坐在门店前面的马路牙子上，看穿梭在城市道路上的人群，他们操着不同地方的口音，这些方言我无法判断归属哪里，但我知道，他们此刻与我同在一座城市。他们是食客，我是店里的伙计，我们从天南海北不约而同来到这里，在充满烟火气的烧烤摊上相遇，在很少甚至没有语言的接触之后，依然以陌生人的身份各奔东西。这是我与城市的交流方式，也是与如我一样寄居在城市的外来人结识的方式。

二

没有人知道我去了城市，包括我的父亲母亲。时间刚进入21世纪，通讯方式还比较有限，只有一些城里人才有资格在腰间挎一部手机。手机笨重，功能也十分有限，仅仅支持打电话和发信息，但在当时，那是一种经济实力最直观的表现形式，不用任何华丽的修辞，简单干脆，一目了然。

对于农村人来说，那是一种奢侈的存在，别说是手机，哪怕是相对经济实惠的固定座机电话，父亲在努力两年之后，依然没有勇气向电信局提出申请。在这件事上，他总是在给自己找各种借口：家里还没有人出去，装了跟谁联系呢？城里也没有亲戚，装了有啥用呢？不用还要每个月交座机费，不划算，等孩子考上大学了再说吧……

其实父亲也曾动摇过，每次电信局的工作人员到村子里其他人家安装电话的时候，父亲总是有意无意试探性地问：现在还要交初装费吗？然后自言自语：每个月的座机费要是能取消就好了……

因为没有电话，我没有办法通知家里人我去省城了，只是在离开校园的时候托同村的同学把信捎回家，告诉父母暑假我决定在县城里找一份临时工，为家里挣一点生活费。当然，这只是冠冕堂皇的理由，真实的原因是我无法面对父母，无法面对生活的村庄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我没有勇气回到村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七大姑八大姨对我高考情况的关心与咨询，只能以逃避者的姿态为自己保留最后的虚荣与尊严。

对家人来说，这不是一种商量，而是生硬的告知，简单、粗暴，不留任何商量的余地。我无法听到父亲反馈的意见。如果是我回到家里告诉他这个消息，自然是一万个阻拦和不同意。我早就知道会是这种结果，故意选择了先斩后奏。

我在县城的街市上游荡，每看见一个挂“招工”牌子的饭馆或是店铺，都要走上前去打探一番，看他们是否还需要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年轻人。在被一次次拒绝之后，我终于在一家店面不大的苍蝇馆子里找到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狭窄、脏乱，仅能摆下几张桌子的饭馆，让我以一种新的姿态与视角感受城乡之间的差别。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我的内心总是下意识萌生一种自卑，尽管店里除了老板和老板娘，就只剩下我一个伙计。从城里人的角度来说，他们的生活状态并不鲜亮，但我依然在内心羡慕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生活得崇高，而是面对城市的时候，我习惯了仰视的角度，仰视城里的人、房子，甚至是路边的一草一木，归根结底，是我内心过于卑微。

即便如此，我并没有在这样的饭馆可以长久容身。不久之后，老板的小姨子也到姐姐的店里做帮手，让我显得有点多余。这个和我一样来自农村的姑娘，并没有人们对农村人认知中的朴素与善良，她白白胖胖的脸上藏着大量过剩的胶原蛋白，即便使出浑身力气也很难让一丝笑容在面颊上呈现。她总是以一种呼来喝去的态度对我指手画脚，即便我把原本油腻的地板和桌子擦得一尘不染，依然不能得到她的一个赞赏。她像是这家店的主人，直接取代了老板，老板似乎并不在意，对我们的战争总是视而不见。

我终于在一个晚上爆发了。打扫完所有卫生，在收拾碗筷的时候，一个盛装调料的小碗不经意间掉在地上粉身碎骨。她竟然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还带出了侮辱我母亲的脏话。如果说之前的所有负面情绪是堆积在内心的火药，那一句脏话就成了引燃火药的导火索，我当着老板和老板娘的面一只手掐着她的脖子死死地把她顶在墙上，另一只手下意识地抄起一个盘子就要往她脸上砸。

我的举动让所有人震惊，其中也包括我自己，我一向觉得自己是个相对文明的人，如此暴躁地对待一个人，还是人生中的第一次。好在老板反应得快，从后面紧紧抱住了我的手臂。

结果自然不欢而散。我没有拿到一分工钱，但我依然记得离开时的决绝，像是一个英雄悲情地离去，去寻找一个新的栖身之所。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想不明白，一个乡下来的人为什么要对另一个乡下人如此傲慢与无理。直到无数次看到某些公司或是小区的保安，经常对着快递或是外卖小哥颐指气使，我多少在其中看到了那个胖胖的女人。本是同病相怜的人，何必相互为难？

三

我在暗夜里行走，县城的夜晚并不沉寂，庆幸是在夏天，有没有藏身之处影响并不是很大。商业街北口的一家烧烤摊已经结束一天的忙碌，我主动凑上前去，问摊位老板还要不要勤杂工。老板操着一口浓重的东北口音说，今天是最后一天出摊，明天就到郑州开店了。接下来的话我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面对这个只是刚见面的东北汉子，我竟然毫无防备地问：“那你郑州的店要勤杂工吗？”

老板放下手里正在收拾的东西，一脸诧异地看着他面前瘦瘦弱弱的年轻人，愣了一会儿，突然笑了：“要，咋不要呢，你去了我就要。”

在这之前，我并没有去过郑州，对这座城市的了解全都来自某些商品上的地址备注，或是村里去那里打过工的人。他们总是把这座城市描述得天花乱坠，它的繁华与热闹，给了我不惧风险的勇气。

我知道那是一场赌博，但我总在内心怀揣一种侥幸，认为不会那么倒霉遇到恶人。我问老板要了地址，他并没有太当回事儿，随口说了“经七路纬三路”交叉口东北角“水记大排档”。他把这句话当作不经意间的玩笑，而我却当了真，平生第一次斗胆去了省城。

四

从城市的角度来讲，郑州并不是第一个闯进我生活的地方。在关中平原西部，那个叫宝鸡的城市，至今我也没有机会去过，但丝毫不影响它在我的生活里野蛮生长三十多年。

我的出生地在河南北部的一个小村庄，距离县城算不上十分遥远，但在20世纪90年代，骑自行车或是赶马车都需要半个上午才能抵达。因为交通不便和观念上的差距，农村人很少进城，城市里的人也很少过来。

我们家住的胡同里有四户人家，除了我们之外，其他三户邻居都有城里的亲戚。逢年过节的时候，时不时有桑塔纳或是吉普车开进胡同。这是胡同最热闹的时刻，车子像是一条横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界限，车屁股后面汽油尾气的味道，是我最早理解的城市味道。它像是注入小村庄的兴奋剂，刺激着我身体内部的每个细胞。

每次车子离开，我们都会追着汽车跑出去很远，直到我们的泥腿被车轮远远甩在身后，看不见车子的尾灯，才意犹未尽地停下脚步。我们追的不是汽车，而是对城市的向往，渴望汽油的味道从鼻腔进入五脏六腑，改变自己作为农村人的基因。

城市到底什么样？有高山吗？有河流吗？需要日复一日下地干活吗？走进城市之前，这些好奇一直充斥在我的脑海里。

五六岁的时候，得知有一个姑姑生活在宝鸡，虽然在这之前我压根没见过她，但并不影响我因此产生的兴奋和躁动。我终于跟城市发生血脉上的联系，虽然遥不可及，但内心的渴望始终狂喜不已。

很长一段时间，只要不上学，我都会守在胡同口，期盼有一辆冒着尾气的汽车从远处驶来，拐进胡同，“嘎吱”一声停在我家门口。很多时候，我甚至还会专门跑到村口，盯着路上为数不多的汽车，心里一遍遍祈祷：开过来吧，开过来吧，快开到村子里吧！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失望的，我闻着那飘然而去的城市味道，一次次兴奋变成一次次失落。

也有好几次，我的祈祷是有作用的，车子真的开进了我生活的村庄，并一点点靠近我住的那条胡同，但结局又是一次次失望，车子最终停在了我邻居家的门前。我闻着汽油味儿带来的那点城市味道，失落地坐在庭院里的板凳上。还有一次，汽车在前面飞奔，我光着脚在尘土飞扬的马路上追。车子拐进了胡同，开到第一家的时候，我祈祷，往前开，往前开；开到第二家的时候，我祈祷，往前开，往前开；开到第三家的时候，我的心开始怦怦地跳，脸也开始红热起来，肯定是我姑姑来了，停下吧，停下吧。车子真的停下了，不偏不倚停在那个破旧的院落门口，车还没停稳，我就站在了车门位置，汽油味扑面而来，我第一次感觉自己跟城市的关系那么密切。

车里的人没下车，隔着窗户问我，你知道哪个是某某家吗？我像是从美梦中惊醒一样，整个身体都处于麻木状态，伸手指了指胡同最里面一家。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真有这么个姑姑，一次又一次跟父亲确认，父亲说，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姑在宝鸡。

直到一个陌生女人出现在我家门口，父亲热情地往家里迎，并催促我：“赶紧去给你姑倒水”，我才算真正见到传说中的姑姑。同来的还有一个留着和鲁迅一样胡子的男人，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我姑父。他们没有开车，步行过来的，这让我有些失望。城里的人不都是开汽车的吗？我的这点失望很快被另一种兴奋点燃，姑父说，他是开火车的。

那个我第一次见的男人，形象瞬间高大起来。很短的一段时间，我姑父会开火车的消息传遍了胡同，传遍了我所在的村庄。从此，我走路的姿势也开始自信起来，我不但有了城里的亲戚，还有一个会开火车的姑父，足以让全村同龄的小伙伴投来羡慕的目光。甚至有人想欺负我的时候，会有人主动替我说话：“别惹他，他会叫他姑父拉一火车人来揍你。”

比姑姑到来还要让我兴奋的，是他们想把我带走。这不是官方消息，只是听一个邻居说的。姑姑结婚几年，一直没有孩子。我兄妹三个，我排行老二，他们想把我带到宝鸡去，当作自己的孩子。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丝毫没有要背井离乡的苦闷和要被父母遗弃的痛苦，内心反倒夜以继日充满期待。

我终于要离开农村了，要去那座叫宝鸡的城市，终于不用追着汽车才能闻到那心驰神往的汽油的味道。我要扔掉母亲用红色的花布给我缝制的棉布书包，把脚上那双被大拇脚趾顶破的布鞋扔进村口填满垃圾的小河，我不要再穿带着补丁的衣服。我将有一个带着双肩背带的书包，穿上一双洁白的旅游鞋，每天把头发洗得柔软蓬松，用牛奶面包代替早上的玉米糊糊。

姑姑走后却再也没有回来。我说出去的那些引以为傲的话，变成了笑话。我又听说，是母亲不同意姑姑把我带走，为此我气冲冲地推开家门，质问正在擀面条的母亲，凭什么不让姑姑带我走。母亲停顿一下，不急不恼：“别听村里人瞎说。”

五

种子一旦发芽，便开始疯狂成长，那种成长是野蛮的，没有章法的。在这之前，我没离开过村庄，甚至连乡里都没去过。但我知道，距离村子东南方向大约十里地的地方，有一个火车站。

对我来说，火车已经不单纯是一辆交通工具，而是我走向远方逃离村庄的捷径。在一个周末的午后，我走出胡同，走出村庄，一路摸索着找到了那个传说中的火车站。令我意外的是，火车站竟然没有乘客，也看不到火车，直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才有一辆火车徐徐停下，依然没有人上车下车，单纯卸下来一批货物后，又冒着浓烟启动，驶向远方。

太阳躲进最后一片晚霞，我也未能如期待的那样看见载满乘客的火车，更没有见到我想象中意气风发开火车的姑父。在这之前，我想象了很多场景：火车停下来，我像风一样地跑过去，冲着火车头里那个留着鲁迅一样胡须的男人欢呼，他看见我后先是惊讶，然后咧嘴露出满嘴的牙，一把推开火车驾驶室的门，一个箭步跳过来，把我举过头顶，然后再在空中转上几个圈，等乘客全上了车，把我抱进驾驶室，一路带到宝鸡；我甚至还想象了另一种情形，要是看门的保安不让我进去，就趁他不注意，找个空当“嗖”地一下溜进去，即便是被他逮住，哪怕咬伤他的胳膊也要冲进站台，只要见到姑父，什么问题也都解决了……

夜幕来临的时候，我想象中的场景一个也没有出现。那辆满载货物的火车已经走远，连车顶烟囱里冒出的白烟都被夜幕笼罩。我踩着火车道上的枕木和石子，脑子里还在想着与宝鸡关联的东西。这些石头是从宝鸡的山上采过来的吗？那枕木会不会也是那里的山上长的？要是沿着火车道一直往西走，能见到姑姑吗？

在当时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母亲都心怀抵触，在心里埋怨她为什么不让我随姑姑去城里生活。直到我自己有了子女，才算真正理解母亲，为人父母，谁会把自己的孩子送给别人养呢？

六

时间给人生赋予了更多色彩和可能。离开村庄的这些年，我陆陆续续去过很多城市，有的久居，有的逗留，也有的仅仅是路过，我是城市的过客，城市也是我的过客。南下北上中，我在走进城市与回到村庄中不断交替，一次次与城市无限接近，却始终在钢筋混凝土中难以寻找到归属感的顶点。村庄如同一个收放自如的磁场，时刻保留着将我收回的能力。即便我已在城市安家落户、娶妻生子，有了与在村庄同样长达二十年的生活经历，但当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时，我依然会下意识说出河南北部那个县的名字。无论我在城市里被贴上多少种不同类型的标签，在内心深处，我生活过的村庄依然具有无法撼动的地位。

我变成了一只风筝，从乡村的原野漂到满是高楼的城市上空，煞有介事地认为自己早已脱离了泥腿子的俗气，却忽略了村庄是放风筝的高手，任凭我飞得再高再远，她站在大地上的烟火气里，每往回收一收手中的线，我就得乖乖跟着她的节奏一点点降落，最后栖息在长满庄稼的泥土里。

城市与村庄在长达二十年的斗争与较量之下，最终以明显的劣势败下阵来。这让我不得不承认，在村庄的牵绊之中，我始终无法在城市中实现一种精神上的抵达。高楼大厦只是安放了我的时间和肉身，远去的乡土却始终霸占着我的灵魂。疲惫的时候，站在城市的楼宇中，总会在不经意间想起曾经被自己无比嫌弃的那个破败的庭院，想起平原上那几亩郁郁葱葱的农田。

在我的户口还没有从村里迁走的时候，我是村庄的村民，和生活在那里的每个人一样，我的名下分有将近两亩的农田。我在田地里播下农作物的种子，收获一季又一季的粮食；我也在那里耕耘时光，肥沃的土地给童年往事提供了大量给养，天然的雨露如甘醇一样让岁月茁壮成长，四季一轮轮往复更迭，这些如乡村烟火一样的日常，在若干年后的城市生活当中，一点一滴汇聚成回望村庄的动力源泉。

没有特殊情况，每年我都要从城市回到村庄。这些年，城市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乡村也没有停下脚步。尤其是近几年，国家对新农村建设越来越重视，农民的收入越来越多，物质条件越来越好，生活质量越来越高，村里盖楼由原来的两层变成了三层。

每次回到村庄，左邻右舍都下意识催促我说，你们也是在城市里混的，老家的房子就是脸面，不把房子翻盖一下，你爸你妈在村里显得多没面子。父亲也有此意，旁敲侧击地给我敲边鼓，我每次都含含糊糊给挡了回去。

我不同意翻建老屋，不单是因为来自经济上的压力，更重要的是，我越来越无法回避一个现实，坐落在村庄之中的这几栋平房，我早已不在此居住，它非但没有从我的生活中消失，反倒扮演着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近些年来，我在外面累了、倦了，最想的不是出去旅游，而是回到老院子里坐坐，什么也不用干，也不需要人陪，菜园郁郁葱葱，鸟鸣清脆悦耳，所有的苦闷、委屈、不满，都会像树上掉下的一片落叶，让人懂得要学会放下。如果是夏天，拥抱完老屋之后，还可以到田野里走走，风吹麦浪，一片片金黄此起彼伏，脚下泥土丰沃，整个人瞬间就踏实起来。

那一刻，我真正意识到，人和庄稼草木一样，都是有根的，一旦在某块土地里扎下了，即便是移栽到别的地方，根系内部也永远保有原有泥土的记忆。这种精神上的抵达，是我与城市之间唯一的缝隙，无论我如何努力，内心最后的归属，只能回归到遥远的村庄。

王向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23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著有长篇小说《平实的梦想》《大浪淘沙》，长篇报告文学《永不打烊的警务室》。作品刊于《人民日报》《长江文艺》《啄木鸟》等。曾获紫金山文学奖、冰心散文奖、江苏省报告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