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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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对摄影师眼中的世界感到好奇。工作生活中我陆续接触过一些摄影师，发现对他们的创作来说，发挥作用的并不总是色彩和构图。有的人会对从无法停歇的时间手里攫住某些瞬间存有执念，有的人会更偏重对影像的叙事性把握。

总是让我经常回忆起的，是一位女性摄影师朋友闲聊时跟我说的话。她说自己曾有段时间像是无法摘除眼睛里的隐形取景框，似乎看到的一切都能指向且仅指向摄影，直到她强迫自己必须纠正才打住。

技术对人的改造，越来越从外部世界向内部世界延伸。如果技术不再只是我们表达的手段和媒介，渐而成为表达本身，我们看待世界和自我的方式会有什么不同吗？我偶尔会想这个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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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幼时起，我跟奶奶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奶奶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家奔赴朝鲜战场，历经一系列她那代人普遍经历的重大变折，她逐渐形成了相当强势的性格。跟家人共同生活的幼少年时期，我花了不少时间试图理解我跟她之间那让我总是感到紧绷的关系。直到成年后很久，我仍感觉到我与她之间的这种关系对我的影响并不仅限于亲情层面，而是辐射到生活中很多侧面。

2020年底，我正在上海排练新戏，一天凌晨忽被父亲电话吵醒。父亲叫我赶紧回家，奶奶在当日去世了。我匆忙处理了一下工作赶回家，只来得及参加了葬礼。直到奶奶离开，她似乎也从未能跟家中任何亲人达成真正的交流，这件事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感到介意。而这份介意在家庭内部也是缺乏交流的。

一度我寄希望于通过我相对擅长的交流方式——写作——来厘清思绪，但写着写着又发现，作品就是作品本身，无法也不该成为人和人之间交流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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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末，有几天我开车穿梭在北京东南部到东北部的数个城中村里。有时载着一两个朋友，有时是我自己。我们有些盲目地跑来跑去，试图搞清楚这座城市平时无法进入我们生活视野的那些地方到底在发生什么。

我游荡在一夜间倾覆的废墟中，破损、倒塌的墙壁里，嵌着前一日还是日常的场景：整齐的桌椅，小孩识字的卡片，盘子里吃剩下一半的酸辣汤。身边间或有人爬上废墟，拨开瓦砾，搜寻未来得及抢出的必需品。

这个仿如荒诞派戏剧的场景日后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那时我们没搞清楚的事情，现在仍蒙着一层浮尘，最大的不同是彼时与当下的相互联通愈发清晰。

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