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幻：在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流动
今年10月18日至22日，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将在成都举行。全世界的科幻爱好者将齐聚成都，共襄科幻盛举。科幻成为沟通世界各国人民心灵的桥梁，中国科幻再度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央，获得世界各国读者的关注。回望百余年的中国科幻发展史，从晚清民国的科学启蒙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科普为核心宗旨，从“寂寞的伏兵”到新世纪的坚守延续，以及新时代十年来中国科幻走向繁盛、令世界瞩目，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如何看待中国科幻的发展态势，如何把握中国科幻的本土性、民族性与科幻文学所特有的“世界性”之间的关系，如何促进中国原创科幻文学高质量发展，本报特采访学者江晓原、宋明炜和作家陈楸帆，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编 者
宋明炜：美国韦尔斯利学院东亚系教授、系主任，现任（美国）中国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学会会长
陈楸帆：作家，编剧，翻译。中国作协科幻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代表作有《荒潮》《人生算法 》等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
创造与中国情感、文化、精神相连接的科幻故事
康春华：纵观中国科幻百余年发展历史，当前，中国科幻似乎站在一个贯通过去与未来、中国与世界的时间节点上。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看待中国科幻的发展前景，中国科幻如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江晓原：首先，科幻创作的繁荣是肯定的，科幻在社会各阶层都拥有广泛的读者。认为中国科幻目前处在历史上最繁荣的阶段，这个判断基本没错。第二，中国科幻大体上与国际接轨。从历史来看，中国科幻的本土创作从晚清就开始了，现代形态的科幻作品在晚清被译介进入中国，引发了一阵模仿创作热潮。这个阶段的创作基本上是凡尔纳模式的模仿创作，以对科学的赞美、憧憬、呼唤为主，在想象中描述未来中国如何发达富强。到20世纪下半叶，当时普遍观念是把科幻看成科普的一部分。从改革开放到上世纪90年代，大量西方科幻小说进入中国，H. G.威尔斯所开启的反思科学传统被介绍到中国，中国本土的科幻作家逐渐完成了与世界的接轨。这表现在，当时大部分中国科幻作品与西方反思科学主义的作品是一致的。反思科学主义作品中最明显的特征在于，它想象未来科技高度发达，科技被滥用之后造成各种各样的灾祸，未来是黑暗、毫无希望的。
最近十余年，国内的科幻创作繁荣了不少，出现了大量作品。但绝大部分科幻作家的作品销量只在几千册上下，跟《三体》完全没法比。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对中国科幻提出希望，这种希望必然是比较谨慎的。从科幻作品创作来看，作家们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些创作绝大部分是和国际接轨的，他们对科学技术的反思也相当普遍，这一点我觉得很好。这些全新的科幻作品应该让更多的人读到，让人对科技有更多的思考。
宋明炜：我的观点是不局限在科幻文学和文化的范畴内看科幻的发展。从当代文化整体格局中看，中国科幻作为一种非常具有穿透性、开拓性的力量而存在。2010年以前，在近乎无人关注的状态下，中国科幻有十余年自由充分的发展，刘慈欣的“三体”就是这个阶段创作出来的。2010年以后，中国科幻“破圈”，在更大范围内产生了影响，并演变成为流行文化的话题。中国科幻走向海外，获得世界瞩目，反过来促进中国科幻在国内的发展。
在我看来，中国科幻未来有两种发展趋势：一方面，中国科幻从带有精英主义气质的小众文学门类发展成为大众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具有商业化的色彩。在走向大众的语境下，很难要求每一部作品都有深度的创造性和独创性。作为类型文学的科幻在重复的模式化写作中，创新性逐渐衰弱。另一方面，科幻“异军突起”成为一种新浪潮，它的先锋性、前卫和独创性影响着中国文学的整体发展。科幻小说在美学上探索出的新形式，更广泛地影响整个文学生态。比如近年来，翟永明、欧阳江河、陈东东等诗人的创作呈现明显的科幻化色彩。有大量的非科幻作家开始创作科幻小说，比如王威廉的《野未来》、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林棹的《潮汐图》等青年作家的作品都具有泛科幻色彩，台湾作家骆以军将科幻作为一种写作材料来创作先锋小说。在普通读者的想象中，距离科幻最远的传统作家，比如王安忆，她的《匿名》《考工记》等作品中都能发现某种科幻性，作者以超出人类视角的方式来创作，在她过去的作品中比较少见。所以我认为，科幻在更深层的文学结构上影响着中国文学的整体发展，21世纪的中国文学，科幻文学必将是所有作家都难以绕过去的模式。而且不单是中国，这也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在美国上世纪60年代以后，大量先锋作家诸如托马斯·品钦就开始用科幻的方式写先锋小说。2000年以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西方作家里，写科幻的小说家至少超过五位，这也是过去从来没有的比重。
陈楸帆：中国科幻要走向未来，必不可少的是文化使命感。如何将中国人对科技、宇宙、未来的想象，深刻、优雅、活泼地展现给世界，同时艺术地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美学精髓，传递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理念，呈现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入思考，这是摆在所有中国科幻人面前的课题。我们需要去脚踏实地地提升科幻文学创作水平，夯实塔基，扩大作者队伍，开拓题材与风格的多样性，寻找与中国情感、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相连接的中国科幻故事，让世界人民接受、喜爱并产生共情。
《科幻世界》2006年5期，连载首发了刘慈欣的名作《三体》
科幻天然具备一种“变化”的状态
康春华：中国科幻的发展历程中，许多重要议题至今仍有探讨的价值，其中之一就是科幻与现实的关系。您认为应当如何看待科幻与现实的关系？
江晓原：就科幻这个文学门类而言，我认为和现实越贴近的作品，基本上就越初级。经典科幻作家的作品几乎都是远远脱离现实社会建构自己想象中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一定是他们所期盼的，甚至可能是恐惧的，但至少是他们想象出来的未来宇宙和社会，这是对人的想象力的巨大考验。在别的文学门类中，现实主义是一种被赞赏的传统，但在科幻小说中，现实主义基本上是初级的表现。要保持科幻的幻想性和超越性，就要求一定程度上远离现实社会的羁绊，这种远离才可能诞生更深刻的思想性。比如这两年国内引进力度非常大的两个外国科幻作家，波兰的斯坦尼斯瓦夫·莱姆、美国的菲利·普迪克，前者的作品脱离现实，但思考问题有极大的深度，后者在思想力度上可以视为榜样。
我认为评价科幻文学的标准有两条：首先要有思想性，要表达作者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思考；其次科幻作品要能给读者带来“奇观”，让读者看到罕见的、超乎寻常的想象力。科幻的思想性是最重要的，是对科学技术的使用前景进行思考。被视为经典的作品几乎都有很深的思想性，比方说《黑客帝国》《银翼杀手》《2001：太空漫游》等。这些思考很多是和人类社会的伦理、法律、道德有联系的，所以是否反应深刻的现实，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提供独特的思想价值。
宋明炜：“科幻”在更大层面来说是一种文学精神。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摹仿论”认为存在一种客观现实，文学创作的目的就是反映这个现实。但科幻善于表现另外一种层面的现实。我曾以《狂人日记》举例谈到，《狂人日记》与科幻是相似的逻辑，它们都意图揭示我们眼中的世界是虚假的，我们认识到的世界并不是我们所以为的那个样子。科幻小说以玄想和科技的方式打破以人类为中心的认知方式，比如青年作家双翅目的《我们必须徒步穿越太阳系》就写出超越人类中心视角的认知，坚持了与其他生命共存、多元共生的精神。总之，科幻要呈现的现实是超越了康德意义上“人的感官”能感受到的现实，科幻从众多的维度上延展了我们的宽容度，帮助我们超越现实层面去理解他者，以更包容的心态接受与人类不同的事物，关注更深层复杂的现实。
陈楸帆：科幻可能是一种最能够在认知、审美和情感上建立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超越二元对立、超越种种局限性的文学样态。它天然具备一种“变化”的状态。其中包括表现更广泛的视角和身份；探索与性别、种族、族裔和其他形式多样性有关的主题；与其他如推理、恐怖和言情等类型的作品融合，创造出新的混合类型和叙事风格，突破传统科幻小说的界限。
中国已经处于许多新兴技术的前沿，如人工智能、机器人、元宇宙、量子通信、清洁能源与合成生物技术，这些技术在未来都将成为激发科幻创作灵感的“核反应堆”，并通过作品反哺影响更多的年轻一代投身科研与创新。随着虚拟和增强现实等沉浸式讲故事技术的发展，科幻小说创作者将有新的机会来推动这一类型的边界，并为观众创造新的和令人兴奋的体验。并且，科幻先天地具有能够突破地域、语言、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的差异与隔阂，来达成更广泛共识的特殊魔力。随着中国科幻小说在全球舞台上不断获得认可和欢迎，将会出现新的国际合作和交流的机会。只有以全球受众为视野，通过译介、联合制作、参与国际展演活动等形式，与各国创作者及产业接轨，才能打造能够穿透文化壁垒的“软实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品。
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主场馆——成都科幻馆
流动状态中的世界性与本土性
康春华：中国科幻自诞生以来就伴随一种主体性焦虑，围绕中国科幻的本土性、民族性等议题展开的讨论从未休止。有作家认为，应当用现代艺术的形式来重新阐释民族文化精髓；有学者谈到，要以开阔的世界性视野来聚焦“中国经验”的轴心；也有人呼吁，中国科幻要建构一套完全自洽的逻辑体系和价值体系以屹立于世界科幻之林，诸如此类。应当如何看待科幻文学的本土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关系？
江晓原：我认为“世界性”不必刻意追求，这甚至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东西，有时民族性才是走向世界的关键。举个例子，科幻小说《基里尼亚加》内容是想象科技非常发达的未来，一些人利用科学技术作为手段，艰难地试图保卫某种非常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这些故事初看起来似乎平淡无奇，但合而观之，则呈现出深刻的思想性和启发性。作品探讨的是乌托邦的建设是否可能，将背景放置在非洲，书中场景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但讨论的议题是全人类所共通的，也非常具有当代性。类似在民族性的场景中讨论世界性议题的科幻作品，就很好地诠释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宋明炜：这本身就是一个具有辩证性的问题。中国科幻的成功恰恰在于科幻是最具有世界性的文类。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读者读刘慈欣的作品，肯定不是为了读中国的元素，否则完全可以去读莫言、余华的作品。所谓的本土性当然是存在的，但这不是割裂开了的，不能把它当做一种本质主义，它应当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之中。比如夏笳《百鬼夜行街》、慕明《宛转环》等作品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既展现了与当代话语相对应的世界性，也具有与世界感觉结构相通的本土性。
陈楸帆：中国科幻的主体性焦虑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科幻本身是一个舶来品，在西方的语境中发展出来，后来演变为全球化的文化商品和文化产业。也正是因为这种状态，科幻中一旦书写到太空之类的环境，读者就会觉得中国人在其中很违和。这其实是历史发展的问题，让人欣慰的是，当《流浪地球》和《独行月球》出来之后，我们能看到更多的中国人陆续出现在太空站，出现在月亮上，读者也不会觉得很违和了，这就是一个接受的过程。
所谓科幻的本土性很难界定，我们更关注的可能是在西方文化主导的语境中，如何去凸显自己，或是如何凸显中国作家的主体性。关键在于提出一种跟西方不一样的逻辑体系。这个体系可以是反科幻的。科幻植根于科学技术，但技术话语又是特别西方化的语境。虽然中国自古来有“格物致知”，但这并不在现代科学的框架中,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是有另外一套逻辑的，有我们自己的哲学思想，那么要思考的是这套哲学怎么和我们现有的类型文学去融合？这些类型文学又如何跟当下的语境接轨？相应的尝试已经出现在现有的玄幻文学中了。举个例子，传统“修仙”主题的文学，跟我们的实际生活有一定的距离感，于是创作者就会做出尝试，把当下的科技和传统的修仙进行结合，网上很火的《C语言修仙》《走进修仙》就是如此。其实中国的网文作家已经在做这件打破文学壁垒的事情了，包括中国的玄幻也在慢慢出海，甚至在海外收获了非常多的读者。再比如我自己，从以潮汕为背景的《荒潮》，到放置在全球十个不同国家地区的《AI未来进行式》，完成了将“民族性”或者“地域性”从外显到内隐的一种转化，这个过程当然是艰难的，而且注定会面临许多的误读，但这个努力是有价值的。
中国科幻主体性不是我们自己界定出来，应该是通过长期的作品输出交流的过程，最后形成的一种共识。这是一个历时性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所以无需焦虑。
康春华：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介入文艺创作的语境下，书写并展现独特的地域性、本土性和民族性图景（这似乎是目前人工智能创作难以企及之处），是否是保持科幻思想价值与审美内核的一种方法？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对文学创作的威胁，是否有一种“作为方法的地域性/民族性”，您如何看待？
江晓原：在西方话语里，科学本身是超越世界的，不存在某一国、某一民族的科学，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性知识是没有存身之处的，所以发明了一个词汇叫“地方性知识”，在反科学主义潮流的思潮引导下，对地方性知识有所承认是可能的。用地方色彩来写文学作品，在科幻创作方面也可能起到积极作用，完全有理由期待某一部类似于《基里尼亚加》这样的作品，它的场景置身在比如说东北的深山老林里，或者置身在云南的某个少数民族这里，都是可能的。
从传统文化中寻求科幻创作资源当然是可行的，我们五千多年未曾中断的文明，以科幻的方式展现出来，有助于让世界其他国家的读者看到中华文明的延续。而且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非常丰富，有助于科幻作家用丰富的想象力展开幻想。从传统文化中获取创作灵感和写作资源，能让中国科幻给世界科幻提供一些新鲜的东西。当然这一切还需要等待沉淀，等待时间的验证。
宋明炜：地方性写作当然可以成为热门的话题，但不应当对文学创作、尤其科幻文学创作构成一种限制，换言之，在科幻文学世界的建构过程中，地域性、民族性等不能作为单一的指导或者约束原则。科幻小说在世界性与本土性之间有一种很强的对话性，它在创作中始终保持着对世界的开放性，地方性元素当然可以出现在小说中，但需要具有一种流动性。世界的开放性大于民族性、地方性的规约，这是我的看法。
陈楸帆：我是潮汕人，潮汕文化对我来说是血脉中的一部分，定义了很多性格上的特点。因此我写的《荒潮》《匣中祠堂》等许多小说，里面也会有潮汕文化的部分，但我不会将地点局限在潮汕。王德威说过，所有的乡愁都是想象性的。文学里面的乡愁不是在写一个真实的家乡，而是作者想象的、回忆中的家乡，它跟地理学的故乡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写科幻里的乡愁也是如此，通过心理学上的变形机制，缔造出一个科幻里面的潮汕、元宇宙里面的祠堂、后人类的风俗仪式，它代表的是旧与新、地方与全球、传统与创新、科技与文化种种二元对立元素的冲突、碰撞与调和。
“丝绸朋克”概念图：中式山水中梭巡着鱼龙飞艇与鲸头船
“也许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中国科幻正诞生新的惊喜”
康春华：在新的历史节点上，中国科幻作家需要寻求新的突破，推动科幻持续繁荣发展。能否就此继续展开谈谈，应当如何把握时代机遇，寻求新的突破，发展壮大中国科幻文学事业？
宋明炜：我认为中国科幻赶上了一个黄金时代，有这么好的发展。但是，没有人能在刘慈欣的方向上超越他。同样的，通过模仿《流浪地球》的方式，也没办法在电影上超越《流浪地球》。中国科幻需要百花齐放的多元生机。
在一篇文章中我曾写到，自己在中国科幻最灿烂的时候遇到了中国科幻，我像一个信使一样在世界到处撒播关于中国科幻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我一度担心中国科幻的后劲在哪里。现在，我发现，中国科幻我称之为“第二浪潮”，带来了新的惊喜。近几年，我在青年科幻作家糖匪、彭思萌、双翅目、王侃瑜、阿缺等人的作品中，看到他们打开了与大刘所构造的科幻宇宙完全不一样的维度和方向，这些青年作家在意识上超越了黑暗森林，破除了二元对立、破除非此即彼的观念，更关注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连接方式，以一种善意的呼唤建立多元共生的关系，包括在环境生态问题、当代青年社会问题、后疫情时代世界如何相互建构信任等方面，都带来很大的启示。
我相信每一代人的创造力都不是在我们看得见的地方轻易发生的，就像刘慈欣当年在娘子关——一个我们都看不见的地方创造了辉煌的“三体宇宙”，科幻总会在人们平常视而不见的地方涌现新生力量。用习惯性的眼光去看，也许会觉得科幻创作有很多重复，但恰恰是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会有新的惊喜，会带来新的奇观。让我们继续期待。
陈楸帆：在这些年的科幻科普创作与传播过程中，我总结了几点心得：第一是要提升作品的科学维度。创作者要主动地接触、学习、吸收最新的科技发现与成果，提升自己的科学素养，并转化为创作素材。让科技与科幻真正做到水乳交融、相得益彰，创作出真正反映时代科学理念与精神的优秀作品。第二是创新作品的美学维度。创作者应该广泛了解不同受众群体、不同媒介形态、甚至不同文化背景的审美特征，为我所用，有技巧、有策略、有创新地融合不同的艺术形式与表达方式，突破小圈子的自娱自乐与故固步自封，真正做到为大众所喜爱，为社会所接受。第三是深挖作品的人文维度。科幻既是对科学的仰望，也是对科学的警钟，这种敬畏交加的二元性构成了科幻的内在矛盾和独特思维。人们越依赖科学、越相信科学，同时也就对科学越抱有敬畏和疑虑，也就越需要超越科学的视野，需要人文的关怀，但这种超越和关怀又无法脱离科学而存在，依然必须与科学共生共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