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蔡淼，90后。部分作品见于刊物，偶有作品获奖。

转眼间，来到新疆已经快十一个年头了。第一次与《西部》见面还是高中时代，那时《西部》还叫《中国西部文学》，后来到新疆读书，才慢慢与他越走越近。

毫无疑问，《西部》是新疆的文学高地，它的意义于我而言就像是天山之于新疆的意义。在我心里，《西部》就是文学意义上的天山。第一次在《西部》发表作品是2021年的秋季，第四期发表了我在第一个省级文学刊物上的短篇小说《买买提的春天》，对于我的鼓励和鞭策，一点也不亚于处女作。尽管那会儿我已经和《西部》比较熟悉了，但这篇小说仍然是邮箱自然投稿，这篇小说可能运气比较好，在海量的邮箱中能被编辑的慧眼选中，除了幸运，更多是编辑的认真负责。小说邮箱投稿两个月以后，2021年5月10日下午5点17分，我收到了一条短信。短信是《西部》编辑方娜发来的，告知小说《买买提的春天》将在第四期发表。那天是星期一，我在上海的滴水湖畔，为此我兴奋了整整一个下午，眼里的世界一下子变得新鲜而又明亮如初，所有的事物亲切而可爱。那时我初学小说，十余年来的诗歌创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期，甚至心态都发生了变化，周遭的一切看起来都显得虚无，它如一束光探照到了未知的黑暗。现在看来，这篇小说还存在着巨大的不足，我相信我的责编方娜老师也一定看到了这一点，但小说能发出来更多的是带着一种对年轻作者的提携和扶持之心。

我还在上高中的时候，在秦岭以南的大巴山脚下就曾阅读过这本来自边疆的刊物。那会儿《西部》尚未改版，叫作《中国西部文学》，铜黄色的封面似金色的沙漠留在了一个少年的心中。它曾给过我难以用语言计量的文学营养和精神力量。命运似乎在某个拐弯处等着我，谁能想到当初一个大山深处的孩子，竟然会在十多年后以另一种形式重返《西部》。当我转过头来，那个少年从大巴山到昆仑山，从湿润到干旱，穿越河西走廊，重走丝绸之路，沿着先贤的脚步，一种文学意义上的跋涉让我来到西部，如一位赤子一样走进了她的内心。同年的第六期《西部》发了我的两首诗歌，机缘巧合的是其中一首诗的题目正是“天山”，天山傲立挺拔在新疆大地上，是一种风姿，也是一种风骨。而我们恰恰在《西部》中看见了这种风骨，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诗歌，《西部》始终以开放者的姿态面对世界。

2022年，我的两篇散文《隐秘的故乡》和《读山》发表在第五期的《西部》，这两篇散文大概在三年以前就已经写完。其中《隐秘的故乡》大概不到七千字，先是我用圆珠笔在几张学生用的英语作业本上写成的，写了两个下午，写得很顺，写完之后心中十分舒朗，再一口气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出来，顺便对部分字句进行调整和修改。这两篇散文之后就再也没有动过，随后它们开始了漫长的旅行，在国内大多数文学刊物的邮箱里畅游，三年过去了，它们并没有得到任何一家刊物的青睐，被淹没在浩荡的邮箱稿件大军中了。直到2022年5月20日，孙伟老师要我发一些新作看看，我又一次把三年前的旧作拿出来，审视一番，又读了一遍，发了过去。直到7月份，在一个会议上，我遇到了映姝主编，她鼓励我说，《隐秘的故乡》那篇散文写得不错，另一篇写得有些拘谨，没有放开。在这之前我还以为已经被毙了，没有想到它最终还是落在《西部》的怀里，隐秘的故乡终于有了自己的安身之所。而《西部》又何尝不是我的另一个故乡呢。它见证着我的成长。后来我将另一篇散文打印出来趁着休会的空当交给映姝主编，请她帮忙看看近一段时间的写作状态，并特意说明不做投稿使用。会议结束后，妻子因为阑尾炎需要手术，我仓促匆忙之间回到了南疆。不久，映姝主编就将稿子认真看完并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还推荐了一些阅读书目，这些建议一直帮助着我的写作。杂志出来以后，我不无感慨地在微信朋友圈写道，感谢《西部》，作为栏目头题还上了封面。目前《西部》是唯一发过我小说、散文、诗歌的杂志。那些作品都略显稚嫩和生涩，是《西部》让它们有了安居之地。

说起《西部》，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还是在2017年年底。那时，沈苇老师还在新疆作协工作，《西部》也是沈苇老师负责。冬天，新疆作协在麦盖提举办刀郎诗会，返回乌鲁木齐的前一夜，沈苇老师发来短信，说明日在喀什，让我过去见一面。寒冬腊月的天气，鹅毛飞雪迎面砸向我的脸颊，我骑着一辆破旧的电动车停在酒店的停车场里，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见到了沈苇老师和映姝老师。沈苇老师聊起诗歌，谈及对麦盖提刀郎木卡姆的感触，他用了“旷野诗经”四个字来致敬刀郎木卡姆，而这篇文章我刚好在新浪博客上有所关注并进行了转载和收藏。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会在昆仑山脚下面对面而谈。我把发有我一组《新疆时间》的《诗选刊》杂志送给沈苇老师，以期能得到他的指正。沈苇老师接过杂志，说会认真读。窗外的雪越积越厚，漆黑的夜色被白雪吸纳成白昼。我们握手告别，似乎这就是诗人间应该有的礼仪。走出酒店，我用手抹掉了电动车坐垫上的积雪，却一点也感受不到寒冷。寒风中双手握着笨重的把手，第一次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盈。以至于我回到家的时候，才发现手套还在口袋里放着呢，压根忘记了手套这回事儿。我的双手被冻得通红，进到屋子里，受热过后的手指开始一跳一跳的，妻子说，你是吃了蜜吗？看把你高兴的！我说，你知道吗？我今天见到了大诗人！新疆写诗写得最好的诗人！我们还聊了诗歌，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欣慰的事情！整整一个晚上都被巨大的亢奋所包围。我忘记了是什么时候进入的梦乡，第二天上午，喀什的几位作家陪着沈苇老师一行逛喀什古城，那会儿古城才刚刚修缮完成，远没有今日之完善。乌青色的天空，街道空无一人，我们把对文学热爱的脚印留在了城楼之上，从高空俯视像是撒落在人间的几枚棋子。走街串巷，没有游人，冷清的空气中是诗人的热情点燃了冬天里的一把火。在耿恭祠，耿恭雕像策马高扬，炯目有神，战马前蹄腾空，再现赤兔风采。我们在台阶上，留了合影，成为记忆中珍贵的一瞬。以至于过去了数年，还恍若昨日。后来，沈苇老师也调离了新疆，回到了江南水乡。但是诗人之间结识的情谊不会因为时空的变化而发生变质，相反会在时间中变得愈加浓香。沈苇老师虽然离开了新疆，但他对新疆的作家，尤其是年轻一代作家的扶持和关注是有目共睹的。我也曾数次请教沈苇老师，怀忐忑之心将一些练习之作发给沈苇老师，得到他的教诲。

2020年10月，孙伟老师通知我参加在可可托海举办的西部作家写作营。孙伟老师说我是年龄最小的学员。在可可托海的五天时间里，见到了很多老朋友，也结识了一些新朋友。现在回想起来，仍记得我们几个自行从乌鲁木齐乘坐大巴的学员到达富蕴县客运站时，一轮金黄的火球穿透厚厚的云层，照在县城的街道上，人间像是被镀上了一层金色。那如诗如画的美景每每想起来，总是能够让人忘记生活的烦恼与忧愁。我们一行六七人，在街沿站立，红晕的光把我们的身影拉得细长细长，变异了的脖颈像是精瘦的长颈鹿。从富蕴到可可托海要走山路，盘桓在崖壁的背面，夕阳的光被山坡挡住。我们一下子进入到阴面，山坡上偶尔出现在视觉范围内的树木已经伸展出柠檬黄般的冷色。中巴车如游蛇蜿蜒在山间，女同学们握紧扶手，行李箱在车内来回滑动。赶在夕阳落山之前，我们穿过了重重山峦，到达可可托海，迎面而来的是一片湖泊和草原。在可可托海，我们认真聆听刘亮程老师讲授《岁月深处的故乡》，在时间中经过时间，在时间中丢失时间，在时间中获得时间。亮程老师的讲座如诗一般的语言在空中回荡，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在大开大合中尽显大家风范与气度。我用手机把整个讲座的语音录下来，后来整理成文档发给了亮程老师。整理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当我创作遇到瓶颈的时候，就会把文档里的内容再听一遍，往往能够获得新的启示。董立勃老师讲授了《努力把小说写得好看些》，课下，我跟董老师聊起他发在《中国作家》上的中篇小说《沙枣花香》，阅读小说是一个享受的过程。见到了作者，作为读者免不了要讨教一番，董老师耐心细致地听着讲解着。课堂上董老师引经据典，国内外的经典小说信手拈来，横向对比，纵向陈列，将小说的要素如庖丁解牛般解剖开来，掰开了讲，揉碎了讲。授课过程中并不忘记和我们交流，时刻答疑解惑。董老师提到正在创作的一本长篇小说，名字就叫《可可托海》。如今《可可托海》和《沙枣花香》两部小说都已经正式出版了。后来在上海参加新疆创意写作班时，晚上我们走在一座桥上和徐大隆老师聊起小说，说着说着就提到了董老师，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才知道电影《杀瓜》是改编自董老师的同名小说。想来这也是一种缘分，我们因为小说文本而相识，从而有了共同的话题，有了文学上的交互，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西部》，《西部》为读者和作者架起了一座桥梁，也为作者和作者之间铺设了坦途。在可可托海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大家聊文学，看星空，额尔齐斯河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可可苏里盛装着秋日的黄昏。可可托海是一个有着无限矿藏的地方，而我也似乎在《西部》的指引下寻摸到了文学的矿脉。

《西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代表着新疆文学的海拔，亦如天山，每年举办的“西部写作营”已经成为一项品牌文学活动。《西部》的厚重和大气在于其孜孜不倦培养作者和发现新人。一直以来，《西部》不仅是新疆作者的福地，也是全国作家的重要阵地。每年的“特别策划”栏目总是能在同类文学期刊中脱颖而出，而“周边”的视域面向世界，从来不“西部”。2023年4月我在乌鲁木齐市新疆图书馆参加一个读书日活动，在现场见到了我的两位责编老师——孙伟老师和方娜老师，比较戏剧化的是，我们之前虽然有微信，但从未见过面，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网友”。平时也基本没有什么交流，经人介绍到两位老师方才见到庐山真面目。朋友煞是疑惑地问我，难道你们不认识？我说，从来没有见过面，纸上相遇而已，作者的名字在标题下面，责编的名字在文末。身边的一些文友总是会想当然地认为只要认识了编辑就能发稿，似乎每一个作者发表的背后都藏着某种特殊的原因。其实不然，一个作者和一个手工艺人并没有区别，唯一要做的就是打磨好自己的作品。文学是一片净土，正如陈忠实所言，“文学依然神圣”，《西部》始终如一维护着文学的尊严。我想，对于作者也是如此。作者和编辑之间的关系，如同溪水和卵石的关系，简单、干净、明澈、透亮。作为一个被《西部》关心和扶持的作者，唯有认真写作，努力打磨好作品，才是对《西部》和自己最好的回馈。和《西部》的交往就像是跟一个年长的先贤对话，总是能从其中汲取到宝贵的养分和经验。

《西部》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西部》，而是数代人为之奋斗为之瞻仰的《西部》。在新疆乃至全国的年轻作者中，我不是发表作品最小的作者，也不是发表作品最多的作者。我以能成为《西部》的作者心怀感恩之心，《西部》于我的鼓舞将受用终生。我将和《西部》一样带着使命负重前行，一步一步攀登文学的“天山”。我不知道此生是否能抵达这座文学的高地，我知道的是我不会停下手中的笔，也不会停下步履。

西部地处荒凉，但因为《西部》的存在，文学的世界从未荒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