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徵明与《惠山茶会图》卷
《惠山茶会图》卷（故宫博物院藏） 文徵明（明） 作
《惠山茶会图》卷是文徵明中晚年较有代表性的细笔山水作品之一，此图描绘了文徵明与好友蔡羽、汤珍、王守、王宠等游览无锡惠山，并于山中“第二泉”边饮茶赋诗的情境。
惠山泉位于无锡市西郊惠山中，是开凿于唐代的名泉，其泉水甘洌，极适煮茶，因此逐渐声名远扬，人称“天下第二泉”。至于“第二泉”之名出于何处？根据唐人张又新所著《煎茶水记》中的记载，这是源于“茶圣”陆羽的说法。
陆羽是唐代著名的品茶大家，著有传世经典《茶经》，对于茶事极为精进，对于泉品、茶品的鉴别有着丰富的经验和超群的天赋，因此被后世尊为“茶圣”。而惠山泉由于“茶圣”陆羽亲定为“第二泉”而声名远播，逐渐为后代文人雅士所青睐。
张又新《煎茶水记》中的记载有一定的传奇色彩，并不完全可靠，但根据陆羽作《游惠山寺记》可知，他确实到过惠山品泉试水。由此可以说明惠山泉早在其开凿初期，就已经名声大振。
宋代，惠山泉更得文人雅士之喜爱，甚至有人不远万里从无锡惠山汲泉水运至京城用来煮茶。品茶赋诗历来是读书人之雅好，一般茶客或许只会关注到茶叶的优劣，而真正的爱茶之人更会关注到煮茶之泉的品第高低。因此文人雅士纷纷效仿“茶圣”陆羽的做法，前往惠山亲试泉水，用“天下第二泉”煮茶待友，追忆先古之文雅风韵。因此，诗人杨万里作《惠泉分茶，示正孚长老》中云：“须烦佛界三昧手，拈出茶经第二泉。”苏轼亦有《惠山谒钱道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太湖》云：“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
到了元代，画家赵孟頫也作过有关惠山泉的诗，《留题惠山》云：“南朝古寺惠山前，裹名来寻第二泉。”可见，自从唐代陆羽亲自前往惠山试泉并将其评为“天下第二泉”后，文人雅士便纷至沓来。且陆羽的传世名作《茶经》一直以来被文人茶客奉为煮茶、品茶之道的先导，因此他们的爱茶之法更是深受陆羽的影响。他们不再局限于评定茶叶本身的好坏，开始关注煮茶之泉对于茶汤的影响。
若说“品茶”之举太过普通又有附庸风雅之嫌，那么“试泉品茶”之举应是茶事活动中的一大雅事了，因为只有真正懂得煮茶、品茶之道的人，才有此行动。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惠山品泉”这一活动反复地出现在历代文人雅士的诗文中，逐渐成为一种他们显示自身高雅品位的艺术创作母题。
正如明人冯梦龙《唐解元一笑姻缘》中所记，唐寅一路追着秋香到了无锡，突然却要放弃追赶而改去惠山试泉，说道：“到了这里，若不取惠山泉也就俗了。”小说中唐寅的说法虽然过于直白，但却直截了当地向我们反映了当时文人雅士“惠山品泉”的心境。
而“吴门四家”之一的文徵明，也对惠山泉极为热衷，在诗作中多次提及，《咏惠山泉》中云：“少时阅《茶经》，水品谓能记。如何百里间，惠泉曾未试。”从诗中看，文徵明当时并未到过惠山，对于惠山泉的了解还仅限于陆羽《茶经》书中所记。但他非常期待有朝一日能够一睹“天下第二泉”的真容，携带佳茗来此品水试泉。后来文徵明已然尝到了，却依旧时常于诗中提及惠山泉的滋味，《雪夜郑太吉送慧山泉》中充满了他对惠山泉的偏好：“有客遥分第二泉，分明身在慧山前。”
此卷《惠山茶会图》，便是正德十三年（1518）文徵明与众友人相约惠山试泉品茶后而作。文徵明用其温润古雅的小青绿山水记录下了“惠山品泉”真实的文人茶会图景，画作像是一张艺术化的纪实照片。
《惠山茶会图》卷前，有蔡羽所作的《惠山茶会序》。从序中可知，参与此次茶会的共有七人，即文徵明、蔡羽、王守、王宠、汤珍、潘和甫、朱朗。根据“履约兄弟以煮茶法，欲定水品于惠”之句，可知此次茶会最初的发动者应是王宠、王守兄弟二人，他们欲前往惠山亲自试泉品茗。文徵明此番与友人相约出游甚是开心，收获颇多，不仅作画以记之，归后还另赋诗一首记录此次出游，足见其重视。后来，文徵明还写过《还过无锡同诸友人游惠山酌泉试茗》。
此番一同出游惠山的七人，他们除了有着共同的饮茶喜好之外，身份处境也颇为相似。七人中，除了潘和甫与朱朗身份不详以外，其他五位在当时都只是生员。正德十三年时，文徵明已经七次应考失利，蔡羽此时也有八次应考失利。虽然王守后来考取进士，但那是后话了。
明崇祯《吴县志》中，这样记载：“汤珍、祝允明、唐寅、文徵明辈并为文酒交，诸子皆困抑，守独显要。”文中用“困抑”一词，来形容除王守以外其他人的处境。文徵明作于“惠山茶会”前一年正德十二年（1517）的长诗《除夕感怀》中云：“人生百年恒苦悭，一举已废三十年。”当时的他，七次乡试无一考中，除夕之夜，挫败感涌上心头，令他夜不能寐，内心满是惆怅。虽然此后文徵明并未丧失信心，继续参加考试，但当时的他，确实是一个内心郁结无法排遣的失意之人。
不难看出，此七人结伴出游惠山之时，很可能就是他们人生中极为苦闷、忧愁的岁月。于是他们将内心的压抑与郁结放逐于山水泉林之间，寄情山水以忘却世俗的烦扰，这或许就是文徵明创作《惠山茶会图》卷的主要情感基调。
在参与“惠山茶会”的人中尤以王宠与文徵明最为喜茶。明崇祯《吴县志》中有这样一段关于王宠的记载：“王氏性恶喧嚣，不乐尘井。既筑草堂石湖之阴，冈回径转，藤竹交荫，每入其室，笔砚静好，酒美茶香……”可证其品性闲静、嗜茶。
文徵明也是一个地道的爱茶之人，他著有《龙茶录考》，对北宋蔡襄的《茶录》做了详尽的考证与研究。《茶录》是继《茶经》之后最有影响的茶论著作之一，文徵明对《茶录》的版本、时间、收藏等一系列问题做出了详尽的考证，说明他对饮茶文化有非常丰富的知识储备和独到的思考。
故宫博物院还收藏有文徵明的《茶具十咏图》轴，该图描绘了一位高士静坐于山间草屋内饮茶的图景。文徵明于画面上方题咏的《茶具十咏》五言律诗十首，分别为“茶坞”“茶人”“茶笋”“茶籝”“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瓯”“煮茶”。《茶具十咏图》轴作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春，文徵明由于身体抱恙未能与茶人朋友同去参加茶会，恰巧佳友送来些好茶，便命小童汲泉烹茶，独自于家中品茶，并作此小画。偶然追忆起唐人皮日休和陆龟蒙的《茶具十咏》诗句，便即兴仿照他们二人的形式作了十首五言律诗，抄录于画面上方。从中看出，文徵明对饮茶时所用的茶具也是十分讲究的。
在文人茶会中，茶友们品泉、煮茶、赋诗、作画，这种以饮茶为主要动因的文人雅集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文学和艺术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