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共生 ——兼谈新文科时代的读书会讨论式教学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共生，既是一个学理问题，也可以是一个文学教育问题。作为学理问题来讨论，要阐明的是这两个类型的写作，无论是技艺维度还是意义维度，都有着内在的共通性。而作为文学教育问题，融通创作与批评的写作现象，也启发着新文科教育要求下文学专业人才培育的创新发展。新文科教育致力于打破学科界限、培育复合型人才。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这两大方面的能力培养关联的不仅仅是文学专业教学，更要求我们的文科教育要走向以问题为中心的跨界、跨学科开放性探讨式教学。而以读书会为依托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教学，很可能是实现这一教育目标的有效方案。
文学批评与创作正如花开并蒂，根生同脉而共存。关于两者的关系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比喻——将文学批评者比为裁判，将创作者视为选手。然而，创作与评论并非简单的二元关系：文学创作不是一场非此即彼的竞技比赛，批评者对于作品也难以形成绝对客观的、不容置疑的评价。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都属文章范畴，它们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像《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等经典文论也都是经典美文。即便是后来的小说评点类文字，在突显批评意识的同时也极讲究“文学自觉”。文学批评成为“学”，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并列作为文学研究的三大方向，乃是近现代以来专业分工、学科细化的结果。批评与创作分野为两门相对独立的行当之后，文学批评家与文学创作者的身份区别也渐渐变得清晰。但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向来不乏既创作又评论的作者，从梁启超、鲁迅、茅盾、李健吾等现代文学奠基者，再到当下活跃于文学界、学术界的格非、李敬泽、南帆、王尧、张柠、杨庆祥、房伟、王威廉等作家/评论家，创作者与批评者兼容于同一个体的传统延续至今，并且有越发兴盛之势。近两年吴俊在《小说评论》主持“三栖专栏”就专注于研究这一现象：“本栏之设，目的就在针对创作领域自成一家的学者批评家现象，专题探讨其学术批评以外的多文体创作贡献，或就其学术批评与创作进行贯通研究。”栏目至今已聚焦讨论了十多位兼作家、评论家身份的当代学者，这些案例对于深度探讨创作与批评关系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文学研究面对的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意义场域，批评与创作之间不仅有相互补益的一面，也缠绕着众多难以分辨的悖论。戴维·洛奇在《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一文总结概括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关系的四种观点：其一，批评是创作的补充；其二，批评与创作彼此对立、互不相容；其三，批评是一种独立于创作的创造性写作；其四，批评是创作的一部分。这四种有着内部冲突的观点，在文学界表现得很普遍，这是从宏观层面概括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基本关系，侧重于学科属性维度的总结。从理论层面探讨批评与创作的关系，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令人信服的结论。或许，我们可以聚焦在一个更加贴近当下的跨界写作问题来讨论：当前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共生现象。这种共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作家写评论、评论家写小说，它是在一种理论自觉和学科反思基础上的跨界写作尝试。探讨这一跨文体写作，是重新思考创作与批评的关系，同时也指向新文科时代的文学教育问题。
一、创作与批评：技艺的共通性
近年来，国内诸多高校陆续开设创意写作专业，以至于“中文系能否培育作家”“文学创作是否能被教授”等一类老问题更加高频地出现在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界。当然，“文学创作”在很多时候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指向各种文体的写作，这里我们将它限定于传统文学意义上的创造性写作。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创作，相当多人相信这是需要天赋的行业。不论是大众接受者或文艺界从业者，都有相当一部分人将其与神灵、与缪斯关联在一起。中西方的文学理论上，遍布着各种说法的“灵感说”“天赋论”“天才观”。文学创作难以言说的独特规律，文艺创作者表现出来的独特个性，也都强化着人们心中认定的作家艺术家天赋异禀、无法培育等观念。在文学创作领域，这一“天赋”多数时候指向作家敏锐的觉察力和细腻的感受力。纠缠于作家艺术家是靠天赋还是靠后天训练，这肯定不会有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需要相应的天赋，但也不能排除后天的学习和训练。刘勰《文心雕龙》谈作者修养时提出“才、气、学、习”四大方面的品质，其中带有先天天赋色彩的“才”“气”是首位的，“学”“习”是后天的学问、习性。刘勰强调才力的关键，但也不忘“功以学成”。文论知识领域注重后天学习的说法有很多，无需过多例举，我们都熟悉江淹的历史故事，先天有着过人的才华，不加入后天的训练，怕也会是“江郎才尽”。亚里士多德《诗学》就是将戏剧、诗歌创作当做一门“技艺”来教授，突出的是模仿能力和结构方法等等，不再像其师柏拉图那样推崇神灵、贬低技艺。汉译最新版的《诗学》已被改译为《诗术》，虽是译文上的选择，却也有意突出了文艺创作作为一门“技艺”的基本属性。将文艺创作视作一类技艺，虽有“拉低”行业门槛的嫌疑，但却是让文艺创作回归到一个正常的、更贴近行业现实的职业状态。承认文学创作是一门需要后天学习的职业技艺，也就相当于认可了文学创作有其可学习、可训练的一面。同时，因其可培养、可教授，文学创作也就必然接纳文学批评的职业存在。
如果从起源意义上来看，文学史上最早的、民间自发吟唱出来的歌谣当然找不到批评的痕迹，但歌谣被编成集后，再有新的自觉的创作，宽泛意义上的评论就开始参与了文学的发展。罗根泽说，最早的歌谣都是一种天籁，是很自然唱出来的，但到了《诗经》时代的《南》《风》作者，“便逐渐的透露了作歌的意义”。创作者开始思考创作的意义问题，就意味着一种意义评判参与了创作过程。如此，如果将普泛意义上的文学鉴赏和意义评判都视作文学批评的具体表现，那对于自觉的文学创作而言，必然会融入文学批评问题。当然，文学自觉意识要比批评的自觉意识萌现得更早。但只要作家有了自觉意识、主动自觉地开始文学创作，那就绕不过文学批评——这里面的“批评”可以是自觉的，也可以是不自觉的。
在《红楼梦》香菱学诗的经典片段中，熟习诗艺的黛玉建议香菱学作诗先从阅读入手，向她推荐了王维、杜甫、李白等人的作品，却反对香菱阅读陆游的诗作。对此香菱笑道：“我只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得真有趣！”黛玉道：“断不可看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你只听我说，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玚、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你又是一个极聪敏伶俐的人，不用一年的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黛玉的“创作起步教学”是谈阅读和创作，但阅读选择上的褒贬评判本身即是文学批评行为。“香菱学诗”作为虚构的小说情节，它很形象地说明诗人/作家写作之前是否建立起良好的审美判断力关乎着作品的精神取向与美学品质，但黛玉这个“教诗”当然不是有意识地进行文学批评，她的“教学”更是她作为一个诗人的诗学理念表达。
或许，古典时代的文学创作，更多时候是在创作发生过程中不自觉地完成了风格选择和意义批判，但发展到现代以来的现代作家，从事文学创作往往也就意味着要兼顾文学批评。T.S.艾略特说：“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确可能有一大部分的劳动是批评活动，提炼、综合、组织、剔除、修正、检验：这些艰巨的劳动是创作，也同样是批评。我甚至认为一个受过训练、有技巧的作家对自己创作所作的批评是最中肯的、最高级的批评；并且认为某些作家所以比别人高明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批评才能比别人高明的缘故。……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创作过程中没有明显的批评劳动，就认为根本没有付出批评劳动。我们不知道在创作之前，作家头脑中准备过什么劳动，或者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他又进行了些什么样的批评活动。”艾略特这里的“文学批评”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文学评论文章创作，而是一种需要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完成的对于自己作品的意义审判与审美辨析。现代作家/批评家何其芳也说：“创作者不一定发表他的理论，但是他总有一个理论在支持着他的写作，这个创作理论的正确或错误直接影响到他的实践与成就。”好的作家都是好的读者，作家最初始的“理论”，便是在阅读、批评前人作品的过程中获得的，如果作家将其阅读心得、批评意见写成文章，也就成了一种文学批评创作。
二、理论时代的“文学自觉”
通常，我们将文学批评分作外部批评与内部批评，外部指向社会历史文化，内部聚焦文本的语言、形式和结构的审美分析。西摩·查特曼认为：“文学理论——广义上的诗学，有许多迫切要求，其中之一就是合理解释叙事的结构，故事讲述的诸要素、它们的结合与表达。”可以说，叙事诗学是最为接近写作技艺奥秘本身的一门学问。亚里士多德《诗术》就是指导悲喜剧创作的理论批评著作，他将悲剧分解为六个要素：情节、性格、思想、言辞、歌曲、场景。刘勰的《文心雕龙》“总术”篇就直接指出：“夫不截盘根，无以验利器，不剖文奥，无以辨通才。”全文有二十多篇目探讨文学的创作问题，对才性、文思（想象）、文质、文法、修辞、文气、音律、比兴、风格等创作问题有详细的讨论。20世纪以来，西方的新批评、形式主义、符号学等批评理论对文学文本的语言修辞、叙事结构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阐发，它们将文本拆解为诸多叙事要素，探讨诸要素在文本整体结构中的不同功能及相互作用的方式，这些琐细、繁复的文本研究揭示了文学创作的内部密码。形式主义批评理论带来的文本细读研究从内部解构了文学文本的神秘性，文学创作的神秘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祛魅，同时文学创作深层次的叙事法则和语言逻辑也变得清晰，这带来了全新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融合共生现象。
当代意义上的批评与创作共生，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文学的自觉”，它包括批评的自觉和创作的自觉。在中国文学文论史上，“文学的自觉”一般会指向魏晋六朝时代的“文的自觉”，这一“自觉”是将“文学”从其他文章创作区别开来，陆机、刘勰的文论以及萧统编的《文选》，都是这一时代“文”之自觉的表现，它强调了文学的“辞采”，突出了文学的审美尺度。此外，林岗还将明清时代的评点学视作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二次“文学自觉”。“明清评点家是有强烈的批评意识去建构一个批评和解释新兴文体的理性体系的……它的主要贡献是对新兴文体作出的批评反应，提炼、建立适合分析新文体的批评范畴，如结构、文理、反讽修辞、寓意等。综合其批评的收获，明清评点学当之无愧是古典文论史上第二次‘文学的自觉’。”或许，在当代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影响之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共生现象可以视作第三次“文学自觉”。这个“自觉”指向文学创作者有自觉的批评意识，也指向批评家的批评研究自觉地关注文学创作问题，这两方面的自觉可以表现在不同物理身份的作家与批评家身上，更可以聚焦在同一物理身体的创作主体，也就是创作—批评双栖型的作家/批评家。“‘文学的自觉’就是作家对文学的本质规律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并按照这种规律进行有意识、有目的创造的一切活动。换言之，只有当文学成为了一种独立自在、完美自足、客观自律的存在物，文学创作由自发的流露或表达的手段变为一种有规律的精心制作时，才可叫做‘文学的自觉’。”这是针对文学创作而言的“自觉”，它意味着作家在开始创作前已经从理论层面把握了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而对于批评家而言，对于文学作品的评判也有了形式主义等相关文学理论基础，能够进入文本内部开展细读批评。这两个方面的融合，也就意味着在理论层面，作家和批评家已经共享了同样的理论知识和方法技能，这两类身份融合于同一主体也就是情理之中，甚至成了必然趋势。
如果说，文学内部批评主要带来创作论意义上的文学自觉，那么文学的外部批评则从意识形态等社会历史文化维度为今天的创作带来了意义和价值省思方面的自觉。探寻文学于当今时代的价值和意义，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无法逃避的时代性命题。叙事技巧、结构方法等内在维度的创作理论是作家开展文学创作、批评家进行文学批评的知识基础，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不可能摆脱“意义”问题。文学作为人文学科，不只是为了获得审美愉悦，更是进行意义生产。尤其对于今天的传统文学创作和批评研究而言，意义问题无法逃避。这“意义”，可以是传统“文以载道”“寓教于乐”层面的意义，更是新的历史语境下相对于其他娱乐流行类文化产品而言继续开展传统文学创作和严肃文学批评的意义认定。对意义的追问与认可，决定着作家、批评家的文体风格与精神取向，这也是一种融合了创作与批评双向需求的文学自觉表现。比如作为批评家、作家的梁鸿，她以批评家身份说过：“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者，在当代，最突出的感受可能就是精神的无力感。80年代的文学批评既具有建构新的文学价值标准的功能，同时，也是一种政治批评与文化批评，能够产生社会影响力。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不但很难产生社会功能，就是对时代文学和文化本身，我们也很难给出恰切的判断，同时，对自己的生活与所从事的职业的价值也充满怀疑。”因为对文学批评无力感的焦虑，对文学研究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有隔阂的反思，她的文学创作也就努力在突破这样的困境，她选择非虚构写作，“重回梁庄”，寻找一种有“实感”的、能够真正产生社会效应、作用于这个时代的文体形式：“对梁庄的书写，在梁庄和出梁庄的行走，犹如一个铅铊把我从不着边际的摸索和困顿中拖了出来，找到了可能的通道。”梁鸿走向非虚构创作，并非否定文学批评的价值，她至今也没有放弃批评创作，她是用更多类型的文体来完成她心目中的文学意义表达。还有很多类似于梁鸿的创作者，他们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选择，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在文学表达及其意义效果等方面构成互相补益的关系。
三、跨界写作及其学科反思
当代意义上的“文学自觉”，意味着相应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有了清晰的创作目的和理性的创作过程，这可以产生很多方面的文学效果。但不可忽视的是，过于清晰的创作目的、绝对理性的创作流程，也可能会带来很多负面作用，这也是我们探讨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融合共生关系时需要特别留意的问题。这类问题最集中地表现在文学创作方面，比如作家的审美观念和创作目的被既有的理论知识、批评话语主导的话，就很可能使得作家完全按照既有的文学理论和精神逻辑来创作，以至于文学逐渐僵于传统，作品变得中规中矩，最终扼灭了文学创作所需要的探索性、先锋性。同时，这种遵从既有法则的、理论化的文学创作，也容易走向理论化、圈子化写作，最终被真实世界的读者远离、抛弃。缺乏先锋探索精神、失去真实世界的读者，这两方面后果是一时代文学失去生命力、陷入发展困局的表现，作家和批评家都应警惕。
如果我们所谓的第三次“文学自觉”能够成立，那这个“文学自觉”必须包括自觉的反省机制。对于现代以来讲求先锋精神的文学而言，它内在地要求着作家进行持续性的自我革新；而当代文学批评也注重思想理论的创新，它不再满足于针对既有文本进行分析阐释和维护某种传统的审美标准。为此，当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融合共生，并非单纯说作家要掌握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再进行文学创作，也并非说文学批评家要在把握了新批评文论以及文学创作原理相关知识之后才能进行批评创作，而是说在当代后理论文化语境下，从事传统文学创作和严肃文学批评的作家和批评家，在自觉开展创作和批评的同时，更有一种追求创新、彰显先锋的自觉，这种自觉性可直接表现为自我否定以及针对学科体制的反思批判。梁鸿转向非虚构创作，是她针对自己的文学批评创作以及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价值怀疑，也是她针对21 世纪以来文学创作逐渐失去“实感”问题的反思。再如文学批评家王尧，2021年出版长篇小说《民谣》，他作为批评家，熟悉当代文学基本状态，了解当前文学的缺憾所在，他在批评文章中说：“我们在文学中似乎和各种各样的故事与讲述者相遇，故事不断被生产，甚至有些过剩，至少那么多的长篇小说让你眼花缭乱。但是，这些故事，与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思想生活有多大关系？我不清楚，写作者的思想能力从何时开始变得不重要了，世界观从故事中消失再次呈现了写作者哲学上的缺失和贫乏；我不清楚，写作者的个人品格是何时从作品中消失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品格，还是因为我们无法呈现自己的品格；我不清楚，写作者的文字为何没有了自己的气息，文字应当是自己的血液中过滤出来的。”面对这许多个针对当前文学现状的“我不清楚”，他自述自己的文学创作“都是回答我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的故事是什么”。包括评论家杨庆祥，他的诗歌创作也与他对当前时代文学文化的反思有关。“在最理想的语言状态中，我们不是需要说得更多，而是需要说的少一些，更少一些，这样，我们才能从现代社会泛滥成灾的语言洪水以及被这洪水裹挟的立场、价值判断、集体癔症以及精神控制中抽身出来。”因为对时代性语言腐败问题的文化反思，杨庆祥的诗歌也就有了极简的风格，这一追求与当前诗歌界盛行的知识性、繁复化风格形成对比，而这种反差也就突出了其诗歌的先锋性。
当前阶段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共生现象，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作家写评论或评论家也兼创作，它是一种内涵了现代自反精神的创作现象，这种自反，指向创作，也指向批评，包括指向创作与批评背后的文学学科。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本是为了更好地存续一种人文传统，但几十年来，它在大学科研和教育系统中逐渐走向了“画地为牢”的状态，学科壁垒问题越发严重，表现出很多悖离人文学科发展初衷的现象。比如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如今的理论批评已经可以是不需要探讨文学作品的文学理论，“理论”本身已从“文学”中独立出去，这一现象对于很多理论研究者而言或许很正常，但问题在于今天的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已不关心、不了解文学。而且，理论化主导的文学批评，文学性被理论知识吞噬，评论变成了理论内部的知识推演和自我论证，同时也把批评文体僵化至一种戴着理论帽子的八股论文。这些问题影响很大，尤其受到当代文学批评家的关注，部分批评家转向创作，包括改变批评风格，也是希望通过跨界写作来改变当前人文学科发展困局。比如王尧，他对自己的跨界写作就是从跨界、跨学科、跨文体维度来阐释的：“所谓‘跨界’，在学界往往是学者将自己的研究延伸到本学科之外，比如，做古典文学的研究现代文学，或相反。但我现在更愿意在‘跨学科’层面上理解‘跨界’，即多个学科的融合研究，其中包括研究方法的跨学科使用，这将影响我们对‘专业’‘学术性’‘文学性’的理解。世界变化了，人性变化了，技术变化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也在随之变化。文体是被定义的，被定义的文体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突破定义，于是文体又被重新定义。重新定义不是取消边界，而是形成新的边界，新的边界内有新的构成。重新理解抑或重新定义文体重新解释文体构成，也是重建文学性，而重建文学性是更为本质的问题。”王尧这观点是当前很多批评家开始文学创作的一大缘由，这说明他们并非单纯地跨界写作，而是对当前批评文体、文学学科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的发展状况有不满，是在反思学术研究刻板化、批评写作风格僵化基础上进行的跨界突破，他们希望打通文学性和学术性，重新定义学术文体和文学性内涵。
对于近现代以来的学科化问题，作家米兰·昆德拉就曾指出：“科学的快速发展很快将人类推入专业领域的条条隧道之中。人们掌握的知识越深，就变得越盲目，变得既无法看清世界的整体，又无法看清自身……”文学学科的专业化，同样导致了这样的问题。大学的文学研究者，沉浸于文学理论、文学史的知识海洋，以“学术”为理由钻营于某些细枝末节的知识领域，导致一大批文学研究者“知识越深却越盲目”。具体表现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也就是批评理论极其发达，批评家只看到与头脑中理论知识相呼应的“知识”，而不能真正意义上体验一部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理论、知识淹没了研究者的感受力，评论写作也变得呆滞、无趣。而缺失了个人审美感受力的文学批评，最终也反过来扼灭了文学理论的创新发展。面对专业化学科研究带来的死循环，我们需要探索新的文学研究和教育模式。
四、新文科时代的读书会讨论式教学
关联起当前时代的文学专业科研和教育反思，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融合共生就不仅是批评和创作两种文体之间的跨界写作问题，更是新文科时代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育问题。2019年以来，在教育部的推动下，中国高校人文学科都在推进“新文科”建设。“新文科”当然有很宏大的跨学科发展设想，但具体落实到不同的学科的话，首先要突破的就是各大学科内部的二级学科壁垒。像文贵良阐述的：“‘跨学科’要跨四个圈。最内圈是二级学科之间的‘跨’。这种‘跨’可以名之曰‘融合’。”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融合，可以视作学科内部的两个方向的融合。在新文科要求下，对于文学学科人才培育而言，应该包括培育能够打通批评与创作隔阂的新时代文学人才。这种打通，意味着批评与创作在文体上的融合，更意味着批评家、作家主体身份的融合。当然，这一要求未必是让每个人都成为批评家/作家，更多时候表现为一种才识和技能上的融通。
对于“新文科”理念下中文学科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文贵良总结了五种特质。“第一，浓厚的家国情怀。……第二，以系统的专业知识为基础的跨学科知识体系。……第三，基于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和批判思维的创新思维。……第四，跨学科视野与国际视野相结合的复合视野。……第五，出色的中文写作能力。”这五点特质是综合在一个人身上的，它不是说中文学科培养的作家才需要“出色的中文写作能力”，而是所有人，包括做学术研究、批评实践等工作的也都应该具有“出色的中文写作能力”，其他能力也一样，是所有中文学科人才都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和技能。
从理想层面来探讨新文科人才培育当然是容易的，难的是如何落实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目前而言，大多数高校的文学专业教育，并没有形成足够新颖的课程体系或培育模式，最普遍的方式也就是增加一些跨学科课程，或者设立“拔尖班”重点培养一些跨学科人才，但目前所谓重点培养的“拔尖班”学生，最终很可能也是一批走向学术研究的专业人才。如何让专才走向高水平的通才，或许才是新文科意义上的人才培育目标。对于找不到“新文科”发展抓手的文学专业教育而言，或许可以从打通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这两大技能出发。宽泛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并不局限于针对当下文学新作的作品评论，它可以是一种面对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甚至文学文化现象的评论研究。写好一篇文学批评文章，需要批评家极其丰富的知识储备，同时也需要批评家有敏锐的审美感受力。而对于文学创作而言，它不仅仅是语言表达能力的问题，也考验写作者的知识素养和审美眼光。可以说，对于优秀的批评家和作家而言，他们所需要掌握的理论知识和语言能力，并不局限在文学专业学科，而是需要整个人文学科知识来支撑，甚至还需要社会科学、物理学、医学等其他学科知识。比如当前流行的科幻写作，不管是写作者还是评论研究者，都必须掌握一定的科学、物理学知识。很多人探讨新文科教育时，会提及当前时代“人”的概念变化问题，如陶东风指出：“新文科之所以成为一个迫切的时代课题，源于旧文科关于‘人’的理解出现了问题。”今天的“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物人，更是一种后人类意义上的“人”。文学作为人学，作家要书写当下的人，批评家要研究新的“人”，都必须看到新历史语境下“人”的新内涵，这需要作家、批评家的现实感受力，也需要借助多个学科的知识来拓展写作、评论的内容和思想。总之，文学专业层面的新文科教育，落实到培养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人才维度，或许是个理想抓手。当然，这里所谓培养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人才，并非要打造多少作家和批评家，而是将文学专业学生从纯粹的专业化课程理论知识学习中解放出来，通过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教育，实践一种跨学科性质的问题探索型学习方法，同时通过文学作品、评论文章的写作训练提升中文学科学生的思辨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
将文学学科的新文科发展落实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能力维度，这两个维度的创作能力又如何完成融合培育？这可以有很多探索，但就目前的教学而言，读书会讨论模式或许是理想的方案。在正常的文学专业课程教学之外，提供多种类型的读书会讨论式教学课程，让学生真正意义上参与到文学阅读和问题探讨中，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教学效果。读书会看似是“读书”，它更是聚焦问题。读书会可汇拢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和教师，以这些差异化的知识背景为基础，再共同探讨一些经典文本或核心话题，自然会生出很多差异化的理解和观点，这个观点碰撞的过程就是学生成长的过程，更是教学相长的表现。而对于兼顾培育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能力的读书会而言，可以集中不同兴趣方向的学生，从作家、批评家甚至其他专业领域的视角来解读批评一些经典文本，既是创作思维和批评思维的相互碰撞交流，也是学生了解来自其他学科、不同视角审视之下某个具体问题所能延展出来的思想空间。
五、结语
对于新文科时代的文学教育而言，培育创作能力和批评能力并不完全等同于培养作家和批评家，它更是训练提升当代学生的中文表达能力和批判性思考能力。这两种能力并非割裂的，而是综合在一起，它们是创作和批评、包括其他方向的学术研究都需要具备的基本能力。同时，它们也是当代中文人进入社会、面对现实问题所需要的基本素养。新文科背景下的文学教育，要把专业教育与新时代高素质高水平的复合型人才培育需求关联起来，打通创作和批评的读书会讨论式教学或许是通往这个目标的一个起步性方案。
最后可补充的是，我们对于读书会讨论式教学的探讨，并非纯粹理论的设想，而是我们的实践经验总结。近三年来，笔者在暨南大学文学院组织跨专业性质的读书会30 多场次，通过多种形式的读书讨论，培养了一批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我们的读书会包括理论经典阅读、文学新作阅读以及创作改稿会等类型，参与的学生来自文史哲专业甚至其他社科专业背景的学生。创作改稿会让创作与批评形成对话式互助性改稿，提升学生的文学创作水平，也助益学生获得贴近文学文本的批评鉴别力。理论经典阅读帮助学生深度把握文艺理论，同时也在讨论过程中培育理论思辨能力。文学新作阅读训练学生的审美感受力和批评写作能力，同时不同专业背景学生的讨论也带来多种视角的观点碰撞，进一步拓展着文学专业学生关于文学相关问题的跨学科思考能力。三年下来，参与读书会的学生当中有多位同学在《香港文学》《作品》《中国校园文学》《朔方》《特区文学》等文学刊物发表文学作品，并有篇目获得《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小说》的选刊。同时，这些学生在文学批评方面也表现优秀，有批评文章发表在《东吴学术》《粤海风》《文艺报》《名作欣赏》等刊物。当然，这些学生日后未必会成为作家、批评家，但通过读书会讨论式教学，他们掌握了比较理想的中文表达能力和批判性思考能力。我们的实践经验未必能复制，但它开启了一种可能性：新文科时代，以读书会为依托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融合教学，可以培育更理想的复合型中文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