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序乾坤 乐和天地
我周公，作《周礼》，
著六官，存治体。
大小戴，注《礼记》，
述圣言，礼乐备。
《三字经》中的这段是说：周公写作了《周礼》，撰述了“六官”制度，保存了周朝的政治体制。戴德和戴圣注释编纂了《礼记》，阐述圣人言论，使礼乐制度齐备。
周公，姓姬名旦，人称周公旦，是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的弟弟，也是西周的开国元勋。周公对后世最大的贡献就是“礼制”的创设。
西周成立之初，周人将宗族制度迅速扩展到整个国家。分封的小诸侯国，成为小宗。周天子是宗族之首，天下共主，天下一家。
如何才能使国家强盛稳定发展呢？当然就得有一系列适应宗法社会体制的典章制度。周公在借鉴并沿袭商代官制和诸侯体制的基础上，对远古到殷商时的礼乐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改造，形成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
《周礼》最初叫《周官》，它将周王朝的组织管理体系分为六类职官：
天官冢宰，大宰及以下共有63种职官，负责宫廷事务；地官司徒，大司徒及以下共78种职官，负责民政事务；春官宗伯，大宗伯及以下共70种职官，负责宗族事务；夏官司马，大司马及以下共70种职官，负责军事事务；秋官司寇，大司寇及以下共66种职官，负责刑罚事务；冬官百工，涉及制作方面共30种职官，负责营造事务。
用钱穆先生的话说，“六官”把整个宇宙、全部人生都阴阳配偶化了。
《周礼》的“六官”，尊重天地设位，突出人间秩序，“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制礼义以养人之欲”，使庞大的社会系统和谐有序，原始意义的“礼”改造成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具有法律的性质和效力。“六官”还构建了完善的官制体系，对后世政治制度和组织管理的建立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隋代仿“六官”而设“三省六部制”，唐代将六官更名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制为后世所遵循，一直沿用至清王朝。
《史记·周本纪》称赞周公，“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
周公制礼作乐，创建了一整套具体可操作的礼乐制度，包括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礼”的范畴，潜移默化地规范人们的行为。
比如合人情。周礼讲礼敬尊长，长幼有序，这是“尊尊”。而封侯选官要体现“亲亲”，先从宗族内部选拔，以亲近族人。职务任用必须以“贤贤”为原则，即使是异族，沾亲的贤人，一样可得重用，叫做“贤贤”。这么做，确保国家重权掌握在贤能之人手中，有利于国家治理。
又如依人性。《周礼·地官·媒氏》规定：“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本来男女私奔，属于非礼，但因仲春时节，天地交泰，为娶女之月，如果父母不安排嫁娶，这个时节自相奔就，就不算违礼行为，因为“宜天时”。合时宜、合地宜，是贯穿《周礼》始终的观念。
再如养人欲。《周礼·地官·大司徒》有一条保息养万民制度：“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周官》的全部落脚点，似乎都体现为养人欲、生万民。
周公的礼乐之治，礼序乾坤，乐和天下。以“治礼”，治国安邦；以“官礼”，统摄百官；以“仪礼”，安生百姓。
传统语境里，礼是所有制度规范的概称。礼是法规，礼是秩序，礼是礼仪。周公“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有人说，周公是为千秋万代立法，《周礼》是指向未来的理想设计。在他的理想国中，一切井然有序，富于哲理。周公“制礼作乐”标志着礼乐文化的形成。三千年过去，如今国家的组织管理架构以及国礼、军礼、公祭乃至成人礼、婚礼等，似乎仍可窥见远古的史影。
“我周公”一句，极具赞美和推崇，也表明在《三字经》作者的心目中，周公对中华民族礼乐文明和中国人精神价值的塑造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礼记》是儒家经典，是从注解阐释《仪礼》入手的。
《仪礼》记载了先秦时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士大夫阶层的礼仪，堪称古代礼仪的渊薮，影响深远。
汉代研究《仪礼》的学者众多，最杰出的当然要数西汉中叶的“大小戴”：叔叔戴德，侄儿戴圣。戴德选编的85篇本，叫做《大戴礼记》，经世流传，若断若续，到了唐代就只剩下39篇。戴圣选编的49篇本，叫做《小戴礼记》，传到东汉末年，经郑玄出色作注后便盛行不衰，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其中最经典的篇章是《礼运》、《大学》、《中庸》、《乐记》和《学记》五篇。
到了宋朝，《大学》《中庸》两篇又被宋儒宗师朱熹分摘出来，重新编撰成书。这两本新鲜出炉的《大学》《中庸》，其中汇聚了儒家许多新论作、新观点，他们将两本新书与《论语》、《孟子》合编为一册，成为宋代儒学新读本，这就是常说的“四书”。
一本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演变成经典，这是文化传承的力量。《礼记》在汉代列入“五经”。到唐代，“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一并列入“九经”。到宋代，“三礼”被列入“十三经”之中，成为士人必读之书。《礼运》《大学》《中庸》开头的一段都非常经典。孙中山先生一直强调的理念“天下为公”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皆出自于《礼记》。《礼记·学记》中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一句，《三字经》基本沿用。《礼记》中的许多篇章，蕴含丰富而深刻的人生哲理，具有永恒魅力和当代价值。
西周初年的周公，“监于二代”，“作《周礼》、著六官”；西汉的大戴和小戴，“注《礼记》、述圣言”，与时俱进，斟酌损益，对礼乐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在《三字经》作者看来，因为周公们的创设，才实现了“存治体”；正是有大小戴们的注述释读，文脉才没有断流，所以说“礼乐备”。从周公到大小戴，透过这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我们看到了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的深厚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礼记》具有文字和文献的超时空意义。
“不学礼，无以立”。传统文化认为，礼教有利于人格的修养，儿童启蒙阶段要学“礼”。《三字经》非常重视礼教，提倡：“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这给今天的我们以重要启示：规矩意识要从小培养，亲近师友可以得到好的熏陶，而家庭才是传习礼仪最好的学校，家长是孩子最好的导师。大人们讲秩序、守规矩，在潜移默化中，孩子就会慢慢成长为一个彬彬有礼的人。“成性存存，道义之门”。以礼“成”其“性”，日复一日，存之又存，遵礼守礼的家庭一定会为他们开启未来事业成功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