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2023年第9期｜安乔子：伯父的绿皮火车
安乔子，本名冯美珍，出生于1986年。中国作协会员，为鲁迅文学院第41届高研班学员。有作品发表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等。曾获诗探索·第十届红高粱诗歌奖。本篇系小说处女作。
导读
伯父在绿皮火车上工作，他用信件给我们带来外面鲜活的世界，那些事就像云朵上的事，那列载着伯父的火车仿佛通向云间，遥远又让人向往。一列火车改变了伯父的一生，连带着也改变了我的一生。
伯父的绿皮火车
安乔子
一九九五年我九岁，除了能给家里人洗衣做饭，我还会写信了，当时我的使命就是替父亲给伯父写信。在这之前给伯父写信的任务是二哥的，但二哥上初中了，他一个月回来一次，父亲没有耐心等他，也怕耽误他学习，这写信的任务水到渠成地落在我头上。伯父一看信的内容就知道信不是二哥写的，二哥写得简洁，简洁得一眼就能看到结尾，和我写得大不一样，我的心思多，想象力丰富，我会根据父亲的意思添油加醋，跟写散文一样，我会用排比、拟人和比喻，字里行间就有舞文弄墨的味道。伯父说这是三妹写的吧，这孩子文笔好，好好培养她，说不定将来能做大作家。伯父这么一夸，我得意了好几天，每每接下给伯父写信的任务，我都要绞尽脑汁把一件简单枯燥的事写得文采飞扬。
信是按照父亲的意思写的，父亲和伯父两个男人之间会聊些什么呢？父亲有时说得直接明了，有时也会含糊其词，我也学会猜测父亲要说的，并把它们详尽于纸上。父亲要说的不外乎是告诉伯父家里的近况，也问伯父工作怎么样了，在海边的生活怎么样，家里的情况怎么样？伯父回信上详尽地告诉父亲他在火车上的见闻，海边的风光，以及他一家人在城里的生活。反正是那些鸡零狗碎的事，重重复复说上几遍父亲也不觉得厌烦，因为父亲和我一样，对伯父的工作和生活充满了遐想和向往，或者说得准确点，是有点嫉妒，他是乡下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伯父则是一个风风光光的城里人，他们一比较，就是一个天一个地。
但父亲对伯父是毕恭毕敬的，用母亲的话说，伯父在父亲心里如同神一般，被他供养着。母亲说得夸张了，我明白母亲的意思，父亲是希望有一天能得到伯父的关照。
下笔前，父亲不止一次提醒我，称呼伯父要用敬语，用您称呼对方，用语要有礼貌，该有的礼仪不能少，这样体现了我们对伯父的敬爱和尊重。可我不喜欢这样，我喜欢由着我的性子写，整天毕恭毕敬的有啥意思，而我偏要写一些让伯父刮目相看的句子，就像伯父在信里说的，看到我写的句子，本来在火车里打瞌睡的他，顿时就精神起来。父亲看出我的心思，生怕我说一些无礼的话，写完了又要我对着读一遍，他觉得没问题后才装信封，要是有问题他又让我重写，仿佛伯父是一个不能得罪的领导。
我想在火车上工作的伯父一定很寂寞，所以他才会在火车上给我们写信，而且信写得很长，把旅途的细枝末节都一一告诉我们，如果他不是列车员，我一定觉得他是旅途记录者。他经常在文末这么说：火车快到站了，就这样吧，下次再聊。我似乎听到结尾还回荡着火车进站时的鸣笛声。
信寄出去后，父亲就开始焦急地等伯父的来信，他期待邮递员从屋外经过时高喊父亲的名字，就像干旱已久的大地期待天空下雨。父亲打开信，先是闻闻信纸，像闻钱的味道一样陶醉。父亲对我说你闻到了吗？那是火车的味道，他甚至能听见一列火车呼啸而过的声音。父亲坐过火车，他知道火车的味道和火车的呼啸声。闻过后父亲把信递给我，让我也闻闻，我只闻到一股淡淡的墨水味，闻过后让我读。伯父很照顾我，信里几乎没出现生僻字。我喜欢伯父的字，他是用钢笔写的草书，字很飘逸洒脱，那字轻盈得仿佛是浮在纸面上的。只是有时他写得急写得快，草书有些潦草，我读得不太顺畅。读完后我就拿他的信当习纸，用铅笔轻轻地模仿他的字，慢慢地我的字也有了他的痕迹。
父亲和伯父是同母异父的兄弟，伯父五岁时他父亲意外去世。他的母亲就是我的奶奶，带着五岁的伯父改嫁给我爷爷，由于爷爷和伯父没有血缘关系，爷爷比较排斥伯父，伯父十五岁后就离家出走了，他先是在一个部队当兵，退伍后被安排到火车上工作。在八九十年代封闭贫困的农村，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当年伯父当兵也是轰动全村的，全村的人敲锣打鼓欢送他，逢年过节村主任都给我们送来军属礼品，我们跟着沾光。当时就连我们客厅的墙上都挂着伯父当兵时拍的照片，他的照片和毛主席的照片放在一起，照片上的伯父穿一身绿色的有军人标志的制服和一顶闪亮的军帽，一副英姿飒爽的样子。男人看见了肃然起敬，女人看到了都夸他是村里最英俊的。照片里的帽子父亲也有一顶，是伯父送给父亲的，父亲偶尔戴在头上，学着军人发号施令的呼叫声，和我们玩游戏似的。
我沉浸在伯父的信里，我读着伯父的信，也想着外面的世界，其实我是沉浸在他描述的世界里。伯父有几次在信里说回来带我们坐火车，带我们去城里玩，但我们一天天等下去，伯父依然没有回来。伯父在信上说过他的工作太忙了，每天跟着火车来回跑，家里孩子还小，她需要他，他根本腾不出时间回来。他说的孩子叫朵朵，伯父跟我们说过朵朵的调皮和可爱，以及朵朵对他的依赖，他下班回来心思都在她身上，喂她吃饭带她出去玩，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她的宠爱。
伯父说的那些事就像是云朵上的事，那一列载着伯父的火车仿佛是通向云间，多么遥远，又多么让人向往。我们央求父亲带我们去坐火车，就算看看火车也行。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那次父亲带我们走了几十公里的路，翻过了三座大山，到达时我们的鞋都磨破了。我站在山顶，终于等来了轰隆隆的声音，我无法形容看到那列长长的绿皮火车冒着浓烟在山间呼啸而过时的激动，那浓烟像云朵一样白，飘散在空中，就和云朵一样了。而火车像一个傲慢的人，毫不理会我们这些乡下人，如一阵狂风般，很快就消失了，它开往的是一座繁华的都市。
那火车呼啸过来时，父亲骄傲地指着那列火车说：看，你们的伯父就在那趟车上。
那时伯父在我们心里的形象是高大的。和外人说起伯父，我们都带有炫耀的口吻跟他们说伯父是开火车的，其实这是高大上的说法，伯父只是火车上的一个普通列车员，他的工作是组织旅客上下车、核对铺位、巡逻车厢、通报到站等。
那时的火车是绿皮火车，一路走一路冒着浓浓的烟雾，伯父告诉我那是因为火车是烧煤的，那烟雾是因为烧煤引起的，他目睹过煤被一铲铲地送到锅炉里烧。伯父工作的这辆绿皮火车每天在玉城和深圳之间来回穿梭，一头是贫困落后的玉城，一头是繁华的都市深圳。从伯父的回信中我了解到他的工作非常繁忙，休假少，但父亲总让我在信中表露出他无比期待伯父能回来的意思。伯父虽然没能回来，但他托人带回过一些礼物，是一些不同地方的特产，比如贵州的茅台酒、云南的普洱茶、宁夏的枸杞子、东北的人参，这些东西都是父亲最爱的，父亲在回信上说，这些东西太贵重了，让他下次不要破费了。父亲虽然让我在信上这么说，但他转身就对母亲说，大哥有钱，买点特产不算什么，我们不要觉得受不起。母亲也不住地点头，表示同意。有一回伯父给我们每个人都带回了一件礼物，父亲的是一套西装，哥哥的是一只背包，母亲、姐姐和我的是裙子。母亲穿上后年轻了十年，而姐姐呢，当她穿上那条白裙子，优雅地走起来时她多像城里的姑娘，如同丑小鸭变成了天鹅，我们才知道城里人穿衣和我们有那么大差别。而伯父买给我的那条裙子，我一直没敢穿，因为它太过鲜艳和潮流，它一直藏在衣柜里。
关于伯父的私事，有的我是在信上了解的，有的是听父母说的。伯父长得英俊帅气，有点像英国人，很多姑娘对他一见倾心，这是父亲的话。母亲却不屑地反驳父亲说，他哪里像英国人，你见过英国人？我觉得他像港片里的周润发。她这么一说我们笑得前俯后仰。母亲经常看珠江频道的节目，她知道港片里的一些演员。伯父之前有过一段婚姻，是伯父工作后在玉城认识了一位本地姑娘，他们迅速陷入热恋并结婚。母亲说以伯父帅气的外表和军人的英气，他要追一个城里姑娘就像摘路边的一朵野花那样简单。那姑娘还是独生女，在玉城有一栋楼房，伯父和她结婚后就妥妥地变成了城里人，这相当于伯父直接做了金龟婿，婚后他们生养了一个男孩。这是村里多少人羡慕的人生。
后来我听母亲说伯父离婚了，那大概是他们婚后三年的事，那时他们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堂兄，也不过三岁，归前伯母抚养。当时母亲多少都替伯父感到惋惜，明明是过上了城里人的优渥的生活，却又抓不住。离婚的原因好像是前伯母比较势利，看不起在火车上工作的伯父，两人吵架时她就诋毁嘲笑伯父是一个铁路工人，说到底她觉得伯父不是一个出息的人。
另一个离婚的原因是伯父有外遇了。伯父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个深圳女人，这个女人就是现在的伯母。伯父和前伯母离婚后就跟伯母结婚了，婚后生养了一个女儿。关于他们认识的过程，我是听父亲说的，那次伯母坐火车来玉城旅游，那趟火车突然中途脱轨，发生了侧翻，伯母就被困在里面，伯父在她面前施展了英雄救美一幕，成功地救了伯母一命。那时伯母大概二十七八，恰逢婚恋年龄，春心荡漾，她对伯父感激涕零之余，看上了英勇仗义又英俊潇洒的伯父，那时候算得上一见钟情。
伯母大胆地向伯父表白了。她不顾父母的反对，也不考虑伯父的身世，也不顾伯父已有家庭，她不顾一切地爱伯父，因为他用命救她，她也用命爱他。
为了追求伯父，伯母天天乘坐那趟火车，制造和伯父偶遇的机会，伯母的爱是汹涌的，也如春风雨露般滋润，不到一个月伯父被她的爱感化了。那时候伯父和前伯母正闹得水深火热，他决定和前伯母摊牌，和她离婚，离婚后伯父随伯母去深圳开始了新的生活。伯母在深圳城区有一栋楼，还有几处房屋出租，那时候叫包租婆，他们完全不担心居住和生计的问题。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伯父顺理成章地成了一个深圳人，那一列火车似乎是专门为他而跑的，火车的终点站就是伯父的新家。
伯父的新家是在海边，他在信里向我们介绍了新家和新生活，从他家到海边只需步行十分钟，他休假时会带家人到海边玩，太阳下山时他会去那里洗澡。关于海边，我想到了南海，我在《春天的故事》里听说过，它处在一片繁华之地，如果把深圳比作一个女人，南海就是充满诱惑的私处。那里遍地都是高楼大厦，我们觉得伯父就生活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之地。我们常常在夜晚一边看珠江频道的节目，一边讨论和想象伯父在海边的生活，以及从未谋面的伯母和朵朵。贫困限制了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想象力只是茫茫大海的一叶小舟，始终抵达不了他们生活的边缘。父亲在言语间透露了他对伯父的嫉妒：同是兄弟，他怎么就混得比我好。
母亲则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她希望有一天伯父能把她三个孩子中的一两个带到深圳去发展，就算把三个孩子中的一个过继给他，她也非常愿意。她幻想我们有朝一日也能像伯父那样混得风生水起，这样他们也可以跟着沾光得福。我希望我是幸运的那一个，我常常在深夜忍不住提笔给伯父写信，希望他能说说外面的世界，我多么讨厌自己生活的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我多么希望伯父能带我离开这个地方。
结婚后伯父依然是绿皮火车上的一名列车员，在玉城和深圳之间来回穿梭。我们觉得伯母家条件优渥，伯父完全可以不用长年累月在火车上奔波，但伯父在信里表明了他的立场，他不愿靠女人活着。
我们觉得伯父是一个有骨气的男人。
伯父和前伯母闹离婚那段日子，我爷爷奶奶就相继去世了。奶奶去世时伯父回来过，我记得那时的伯父一脸风尘仆仆的样子赶回来，身上还穿着标记有铁路字样的制服和帽子，那时的他身体消瘦，脸上暗淡无光，像一个潦倒不得志的人。
对于母亲，他心里是悔恨的，他没有对她尽到应有的孝道。和前伯母结婚后他也没有接她到城里住上一天。
那时我们家里穷，三个孩子读书，母亲没有工作，全家只靠父亲做泥水工赚钱养家。家里为了建新房子已经负债累累，走投无路的父亲在信里说明了家里的情况，企求伯父能借一些钱给我们。伯父很慷慨地给父亲寄了一笔钱，那笔钱是伯父工作半年的工资，那笔钱对伯父不算什么，但却把我们一家人解救于水深火热之中。后来伯父又陆续寄一些钱回来资助我们读书，我们对他充满了感激。
为了表达我们对伯父的感激，父亲决定从新建的房子里挑一间大房送给伯父，他随时可以回来居住。
由于常年给伯父写信的缘故，我的作文越写越好，参加市里征文比赛，获得了一等奖，伯父得知后特地给我买了一支红色的钢笔，那是我第一次获得他的奖励。那支笔厚重、结实，从那以后我用那支笔给伯父写信，因为那支笔，我爱上了写字，我的字越写越漂亮了，我的文采也越来越好。伯父在信里对我们说得最多的是知识改变命运。他鼓励我们一定要努力读书，将来考个大学，并表示不要担心学费的问题，他可以资助我们。
伯父的话就像照进我家门缝的一缕光，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
一九九七年，就是香港回归那年的暑假，伯父带着伯母以及朵朵回来探望我们了，他们回来的目的之一就是祭拜他母亲，也就是我奶奶。我终于见到了朵朵，她说话的声音娇滴滴的，仿佛她呼出的气息都带着香气。伯母打扮得像电视里的港姐，一头黑色的卷发，一身摇曳生姿的旗袍，高跟鞋咚咚地敲打在贫困的土地上，她走得很小心，生怕踩着一坨鸡屎。我们在伯母身上闻到了另一种香味，父亲说那是城里人的味道，乡下人的味道是臭的，城里人的味道是香的。母亲却不服气地说，什么城里人的味道，那是香水的味道，浓得熏鼻儿。朵朵的名字听起来就像个公主，而我姐姐叫冯大妹，我叫冯三妹，多俗气，别人一听就知道是乡下人。朵朵对我们说，你们的名字为什么那么难听，听起来像阿猫阿狗似的，为啥叔叔和婶婶不肯给你们起个好听的名字？朵朵不知道他们读书少，字都认不得几个，连信都不会写。这些我没敢跟朵朵说，我怕朵朵笑话我们。朵朵那时九岁，长得水灵灵的，人打扮得像个公主，连邻居的小朋友都来围观她、赞美她，我们这些乡下孩子谁都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孩子。在她面前我和哥哥姐姐就像三个小矮人、丑小鸭。
伯父一家的到来像家里的一件大喜事，为了迎接伯父一家的到来，母亲拿出刚晒好的新米，照着平时家里是舍不得吃新米的，吃的都是陈米，陈米做的饭有一股霉味，我们也吃习惯了。倒是母亲担心伯父一家人吃不惯陈米，在伯父回来之前她早早就把新米舂好了，顺便把糯米粉也舂好了，她准备做拿手的米助款待他们，这阵势胜过过年。父亲则拿出泡了几年的药酒，他平时舍不得喝，只闻闻看看，酒坛摆在那里，仿佛是一件古董，他只要看几眼就心满意足了。父亲对我们说过这酒是给你们伯父酿的，谁也不能碰，只有他回来才能开。在长年累月的等待中，那一坛酒早已把他对伯父的感情酝酿得清香醇厚。伯父回来的第二天晚上父亲还把家里的一头猪杀了，杀猪也是为了祭奠奶奶，猪是晚上杀的，猪的嚎叫声吓坏了朵朵，朵朵和我睡一块儿，她紧紧地搂着我。我安慰她说，不怕，那是杀猪的声音。猪的哀嚎声一直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朵朵说，猪太可怜了，你们太残忍了。
伯母和朵朵说得一口地道的广东话，跟我们本地白话差不多，我们都能听得懂。伯母说得最多的是：你地乡下人，一点见识都冇。那口浓浓的港味普通话居高临下，带着她的鄙视和不屑。朵朵比我小，却长得比我还高，从身高看我们像同龄人，和我玩得近，和她交流多了，我也能拗口地说广东话：母使姜，粪教了，食桌没，等等。惹得父亲母亲哈哈大笑。
朵朵跟我们说，香港回归了，他们可以自由地去香港玩了。她眉飞色舞地向我们描述香港的繁华和美丽，香港如同一个美丽的梦。那时的朵朵不会知道将来她也会在香港定居生活，成为一个地道的香港人，那是后来的事。对于香港我们只在电视上看到过，那时珠江频道经常播放香港电影，那里的世界和我们相比，是天上地下。
我们是多么羡慕朵朵，我多么希望伯父能邀请我们去他家玩，也希望他能带我们去香港玩。
朵朵小小年纪就懂得如何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她对穿着要求很高，有时她一天能换几套衣服。她第一次看到我就说，你是男孩吗？怎么打扮得那么邋遢，头发短得像个男孩。她马上拉我去集市上买女孩子的饰品，比如花夹子、发圈和蝴蝶结，她还偷偷给我买了口红和指甲油。她说你是女孩子，你必须学会这些，不然以后没有男人喜欢你。朵朵就是这样喜欢给别人设计和打扮，就像以后的朵朵，她成了一名设计师。为了把我打扮成一个美丽的女孩，她花了不少心思，还把一条心爱的裙子送给我。
伯母并不算是个美丽的女人，但她打扮得美艳，如果她抹掉那层厚厚的胭脂水粉，把那烫卷的头发拉直，穿跟母亲一样的衣服和鞋子，还比不上我母亲呢。为了不在伯母面前丢脸，母亲穿上那件粉色的碎花的确良在人群里也很耀眼，这是母亲最好的衣服，她平时都舍不得穿的。
有人提议让母亲和伯母照一张合照。伯父也同意，他回来时就拿了一台照相机，他准备去拿相机时，哪知伯母拦住了他，说她不跟我们这些乡下人拍照。因为这句话，屋里的人都注视着她，她摆着一副理直气壮又高傲的样子。
伯父没说什么，但从他的神情看他有点不高兴，可他又不敢说什么，那只手不停地晃动着酒杯。可是我母亲被这句话伤害了，她眼眶红红地跑回屋里，父亲生怕出了什么岔子，跟着追进了屋里。我听见母亲低声说，你们回这里我还要伺候你们吃喝，平时我们舍不得吃的都拿了出来，你倒嫌弃我们，连拍一张照片都不愿意，好像我沾了你的光似的。不就是城里人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拍就不拍，谁要跟你拍。
父亲安慰她说，不就是一张合照吗，不拍就算了，你跟她置什么气，不值得。
母亲说，不拍就不拍，谁稀罕呢。你看她那高傲嚣张的样子，下巴都翘到天上去了，我就是看不得她那个样子。
父亲却说，城里人就是这样，你就忍一忍吧，就算你生气，也别表现出来，免得伤了和气。
后来伯父给我们寄回来的照片里，唯独没有伯母的身影。这让我怀疑伯父不常回来看望我们是因为伯母的缘故。
伯母一开始就讨厌我们，厌恶村里的生活。她讨厌晚上睡觉时蚊子嗡嗡地将她围攻，就是一只苍蝇飞到她面前她都大惊小怪。她更忍受不了去茅房里上厕所，她从茅房里跑出来时像个逃兵，大口大口地喘气，嘴里不停地说：臭死了，臭死了。吃饭前她总要用随身携带的手帕把筷子和碗擦了又擦，她是觉得我们的碗筷脏，她擦了之后又给朵朵擦。朵朵跟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擦？搞得我们尴尬得面面相觑，伯母可没把母亲放在眼里，她对朵朵说，乡下人都不讲卫生，你跟他们不一样，不要学他们。
母亲说，这叫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你们城里人就爱讲究，也没见你们少得病。
伯母气得说不出话，狠狠地瞪了母亲一眼，说了句文绉绉的话：道不同不相为谋。母亲不知道那句话的意思，但她知道这是一句不怀好意的话，气得满脸通红，却也说不出一句怼她的话。
父亲和伯父在旁边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两兄弟难得聚在一起，有的是说不完的话，毕竟是男人，心思没有那么细，父亲没有理会伯母的刁钻，伯父也不大注意看伯母的言行。但我看到母亲的脸色已经变了，她的脸几乎要埋到了碗里，饭桌上她和伯母三言两语不合，早早地吃完饭，出去干活了。
那次姐姐好奇地走进了伯母的房间，她偷偷地打开了伯母化妆用的盒子，里面有粉底、眼影、口红和香水等。姐姐偷偷地看过伯母化妆，她学着她的样子，用粉底抹了一脸，在嘴唇上涂上口红，又把香水往身上喷。姐姐兴奋之余不小心打翻了盒子，里面的东西全都掉在地上，七零八落，没想到就被从外面回来的伯母看到了，伯母一个巴掌拍在姐姐脸上，姐姐吓得哇哇大哭。
伯母骂道，没教养的东西，谁让你动我的宝贝。
我们渐渐意识到我们和他们是不同世界的人。
离开时伯父邀请我们去他们家玩，我看到一旁的伯母对他使了一个厌恶的神色，父亲母亲就没有了回应，所以至今我们都没有去过伯父家。
那时我上初中了，周末回家父亲还是让我给伯父写信。而姐姐高考失败，一直待在家里干农活，父亲对她忧心忡忡。父亲非常信任伯父，伯父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加上伯母的人际关系，他希望伯父能把姐姐带到深圳，给她找一份好工作。
收到回信的伯父很快就同意了我们的请求。他把姐姐带到了深圳，给姐姐介绍了一份工作。我们都期待姐姐来信带回好消息。姐姐在第一次回信里告诉我们她在深圳的工作和伯父对她的关照，言语间对伯父充满了感激。第二次回信时，她说她在外贸公司工作的情况，也描述了公司的情况，最后她说到了父亲最关心的事，工资有两千。父母欢喜万分，因为那时两千元是父亲一年的劳动所得。
但那两次回信之后，姐姐再也没有给我们写信了。我们写信问伯父，伯父在回信中只寥寥说了几句：大妹一切都好，就是工作繁忙，经常加班加点。其他就没有下文了，以我和伯父的通信经验，这不像他的行文风格，他好像在掩盖什么。
基于对伯父的信任，父亲对此没有怀疑。母亲已经感到了异样：工作忙得连写一封信的时间都没有？就算工作再忙也应该给家里人写信报个平安吧？她去深圳前我叮嘱过她的，必须半个月给我们写一次信，她也答应了的。父亲却责怪母亲疑神疑鬼，杞人忧天。他反问母亲，难道你信不过自己的兄弟，难道他会坑害我们吗？母亲知道父亲是信得过伯父的，她虽然忧心忡忡，但嘴上也不好再说什么。
这样的情况维持了差不多一年，姐姐依然没有给我们回信，只是伯父偶尔在信里说起姐姐的情况，都是寥寥几句，“一切都好，请勿挂念，”“吃得好住得好，就是工作忙”之类的话。父亲再问一些细节，伯父就闪烁其辞了。父亲又在信里明里暗里地说出了他的担忧，大妹也快二十岁了，在农村十八岁的女孩都结婚生子了，二十岁算是高龄了，是该给她介绍对象了。父亲希望伯父能给她介绍个人，最好是深圳本地人。伯父在回信中一口就答应了。伯父说，你们放心，这事就包在我身上，我会让大妹过上幸福的生活。
伯父的话让父母吃了一颗定心丸，父母的希望和姐姐的幸福就这样寄托在伯父身上。只要姐姐能过上幸福的生活，父亲愿意听从伯父的一切安排。我们满心期待着伯父的回信，希望他带回姐姐的好消息。
2000年的春节，姐姐没有回家过年，她已经两年没回来过年了，我们给姐姐的信一封封地寄出去，但我们没有收到任何回信。
姐姐音信全无，如同失踪一般。我们慢慢感到事情没那么简单。
母亲哭诉道：冯建文就是一个大骗子。
我们依然频繁地给伯父写信，而信的内容已经从讨论家长里短，变为了确认姐姐的行踪以及讨论姐姐回家的事，字里行间表达了我们的担忧和怨恨。伯父在信里不停地安慰我们，他告诉我们大妹一切都好。他还答应我们年底带大妹回来一趟。这样我们才稍稍安心了。
可是还没到年底，我们写给伯父的信就如同石沉大海，我们再也没有收到他的回信。我们给伯父写信的收信地址是深圳火车站员工大楼6楼601房，那是伯父在火车站的宿舍。我们想给伯父家写信，但不知道他家的地址，他也从没告诉我们具体的地址。
和伯父失去联系后，父母坐立不安，没有伯父的消息，也相当于没有姐姐的消息，为了找到伯父，父母想到了一个办法。他们决定搭乘伯父的绿皮火车去找他。在那列火车上，父母找遍了整个车厢，连烧锅炉的地方也不放过，但依然没有伯父的身影，他们猜想伯父那天是休假了。父亲不甘心，又跟一位上了年纪的列车员打听伯父的消息。他说，你是说冯建文吧，他早就辞职不干了。父亲又问，他为什么辞职？他不是做得好好的吗？那列车员就摇摇头说不知道。列车员又问他们是谁，为什么打听他的消息，是不是来跟他讨债的？父亲蒙了，什么讨债？我是他弟弟！我联系不上他。表明了身份后那位列车员翻起眼皮，斜睨了我们一眼说，他是你大哥？
父亲点点头。
列车员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怎么说呢，冯建文这个人心大了，他辞职做生意去了，他辞职前向我们几个同事借了一大笔钱，说是他找到了做生意的门路，这钱算入股分红。他还成功说服一个乘客跟他做投资，后来那个乘客跟我们投诉说他的钱都被赔光。我们的钱还在他手上，每两个月就给我们一些利息，搞得我们很为难，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把我们的钱赔光。我们很担忧，也顾不了多年的情谊，上半年我们警告过他，要是一年内不把钱连本带息还给我们，我们就报警。
列车员的话让父母忧心忡忡。
第二天他们决定去深圳寻找姐姐。他们辗转了深圳的几个派出所，终于有了姐姐的消息，姐姐根本就没有在什么贸易公司上班。她之前在得威贸易公司只做过三个月，后来就辞职不干了，去向不明。派出所通过公司的同事打听到了姐姐下落，她做了公司老板的二奶，现在正在郊区的一栋别墅里生活。
这对父母而言是个噩耗。“二奶”简直就是一个侮辱他们的词。
在民警的协助下，父母找到了姐姐住的丽安雅别墅区。在别墅区的大门口，父母想冲进去却被保安制止了。保安说，这里是别墅区，非经允许，外人不得进入。父母没有姐姐的电话，只能一直在小区外面等，他们觉得总有一天姐姐会出现在小区门口的。是姐姐先看到了父母，她先是躲了起来，但他们一连几天都守在门口，姐姐知道躲不过他们了，只好乖乖出来见他们。姐姐已经和两年前不一样了，她的穿着打扮像有钱人，身上的稚气和土气荡然无存，父母都差点认不出来。看到他们怒气冲冲的样子，姐姐知道自己的事情败露了，她哭哭啼啼地告诉他们，男人是公司老板，是伯父把她介绍给他的，他就看上了她，谁知道他是有妇之夫，是伯父害了她，把她往火坑里推。
父亲重重地撂下狠话，冯建文，你连自己人都敢出卖，你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我要是再认你，我就不是人！
父亲恨不得把伯父揪出来，打他个稀巴烂，可是茫茫人海他去哪里找到伯父，连姐姐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虽然父母没有和伯父当面确认，但父母都信誓旦旦地决定从此和伯父一刀两断。
姐姐的声誉被毁得一败涂地，她再也没脸回老家了，也没脸面对我们，这也是那些年她不给我们回信也不回家的原因。父母决定把姐姐带回老家，就在父母离开深圳的前一夜姐姐再次失踪了，她给他们留下了一封信和一笔钱，在信里姐姐说出她的意思和决心，姐姐最后那句“我不会跟你们回去了，我就是死，也要死在深圳”，深深刺痛了父母的心。父母无可奈何地坐火车回来了。
在那列火车的十个小时里，父母是带着愤怒和悲伤的心情走完的。
母亲悲愤之下把伯父在老家的房间做成了鸡棚，把墙上伯父英姿飒爽的照片撕得稀巴烂，把他的物品扫地出门，这样伯父在老家再无容身之地。母亲的意思是让伯父以后都别回来了，他休想踏进这个家半步。
四年里，我们和伯父彻底失去了联系。伯父如同人间蒸发一样消失了。有人问起伯父的情况，父亲不是摇摇头，就是说他死了。那语气好像是就算他没死，也要咒死他的意思。
直到很多年后我才知道让姐姐做了二奶的男人是伯父的合伙人，姐姐就是他们交易的筹码。知道真相的母亲一气之下把伯父那些年写给我们的信统统烧掉。
有人说伯父发了迹，做了大老板，身家百万，在深圳有几栋房产。他轰轰烈烈的“事迹”传遍家乡每个角落。
说到发迹，父亲眼前一亮，他想象着伯父财大气粗地走在大街上，一只手拿着公文包，一只手拿着大哥大打电话。父亲又悄悄在心里燃起了伯父能回来的希望。
2005年，我考不上大学，同样踏上了去深圳打工的路。那年秋天，我搭乘伯父的绿皮火车去了深圳，而在那趟火车上我再也找不到伯父的身影。这是我第一次搭乘绿皮火车，我曾经无数次幻想着坐上伯父的火车去远方，伯父曾在信上无数次说过带我搭火车。此刻我坐在他的火车上想着他曾经说过的话，他说你不知道火车有多长，远方有多么美，就连火车“呼—轰隆轰—”的声音也是那么动人。他夸赞我的文笔好，鼓励我好好读书，将来考上一所大学。我觉得那时的伯父是一个正直而厚道的让我崇拜的人，后来伯父的变化让我觉得我从没有真正了解过伯父，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我去了伯父的城市，城市像巨大的笼子，将我拒绝在笼子外面，我找不到伯父，哪怕他的一点影子。但我想就算伯父站在我面前，他还是从前那个愿意和我在信里真诚地聊天的伯父吗？
我怎么才能找到伯父这个人呢。用母亲的话说他是因为姐姐的事心虚，故意躲着我们，没脸见我们。
那时候互联网已经开始普及，我试着在百度里输入伯父的名字“冯建文”进行人肉搜索。果然有了他的消息，他是一家贸易公司的法人代表，公司的名字就叫建文商贸有限公司。
鉴于上面挂出来的相片，我确认这人就是伯父。照片里的伯父笑盈盈地看着我，小眼睛里藏着一丝狡诈和傲慢，那照片不是嫌疑犯，而是一个活脱脱的衣冠楚楚的老板。我正犹豫着要不要打电话给姐姐询问他的情况时，姐姐打来了电话。她告诉我们，伯父找到了她，为了弥补她，他把她介绍给了深圳本地的一个年轻人阿东，她和阿东相爱了，阿东的父母也同意他们在一起，他们正准备结婚的事。姐姐邀请我们一同去深圳参加她的婚礼。我们又喜又忧，喜的是姐姐终于有了归属，忧的是我们该怎么面对伯父，他总是在我们走投无路时给我们一丝丝光亮，这让我们对他的恨又减轻了几分。
因为姐姐的婚事，我们对伯父的怨恨暂时放了下来。姐姐的婚礼上，我们见到了伯父，那是八年后我们再次见到他，细心的我发现他右边额头上多了一条疤痕，那条疤痕被弯向一边的刘海掩盖了，不细心看是看不出来的，他笑的时候那条疤痕明显地跟着起伏，像一条蠕动的毛毛虫。伯父最明显的变化是变胖了，因为胖，曾经英俊的他变得有些笨拙，母亲偷笑说他的肚子像怀孕三个月的样子。他也变得沧桑了，眼睛有了一层雾气，眼角的鱼尾纹像刻上去一样深刻。头发用啫喱水梳得光亮，一身西装革履，一手拿着公文包，一手拿着摩托罗拉手机。他似乎很忙，时不时看看手机，或者出去接个电话，俨然是一个老板模样了，完全不像曾经和我频繁通信的伯父，不像曾经扯我耳朵的伯父，也不像小时候把我抱在大腿上的伯父，一堵无形的墙横在我们之间，我突然感到失落和悲伤。
我们东张西望，试图能从他周围找到伯母和朵朵的身影。我想朵朵了，想她长大后的样子，但我没有看到她。伯父阴着脸说伯母忙，没空来。我们不用想也明白，她怎么会来呢？我问起了朵朵的情况，伯父的脸上露出了悦色，她去美国读书了，学的是艺术设计，烧钱的，要好几年才毕业。他强调好几年之后，这么一来，又不知何年何月我才能见朵朵一面。
从此我们和伯父又开始联系了，只不过我们不再是用书信，而是用手机。我们也是逢年过节问候一下，仅此而已。父亲想要再说些什么，伯父就以工作忙为借口结束了谈话，那语气是决绝和直接的，由不得父亲再说半句话。因此那些年我对伯父的生活和工作一无所知。连父亲也感叹，他们再也不能像当初那样胸怀坦荡、掏心掏肺地聊天了。母亲说，人家是大老板了，又不是你的亲亲兄弟，不待见我们不正常吗？
父亲和伯父最长的一次谈话是有关二哥工作的事，那时我二哥大专毕业在家待业，他本来可以在当地一所小学做老师，但他不愿意，他雄心勃勃地说要去深圳闯荡。父亲想尽了各种办法，依然无法说服他去做老师，也不放心他独自一人去深圳。父亲思来想去，想到了伯父，厚着脸皮打通了伯父的电话。那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电话里除了伯父的声音，还传来了女人的声音，那声音忽明忽暗，父亲分辨得出那不是大嫂的声音。父亲问他在哪里，伯父支支吾吾地说他还在外面应酬呢。之后，女人的声音又断断续续地出现在父亲耳边，一会儿娇滴滴，一会儿又是骂骂咧咧的，父亲听得耳朵起麻。但父亲还是低声下气地向伯父嘘寒问暖，之后他说，我有件事求求你，求你帮我二弟找份工作吧，他毕业在家待业，什么工也不愿做，一心只想去深圳闯荡，他想像你一样干出一番事业……
父亲还没说完，伯父就拒绝了父亲，理由是他觉得二弟不适合在外面闯荡，在老家找份稳定工作比在外面闯荡实稳多了，何必去外面折腾。父亲反问道，二弟怎么不适合？伯父说，二弟性格单纯又耿直，他根本不知道外面有多复杂。父亲说，你不愿帮就算了，别说二弟的问题。伯父说，我也是为二弟好，他在老家安安分分做一个老师多好，你们不听就算了，等他吃了亏就迟了。父亲和伯父在电话里吵了起来，然而他们的争吵并没有改变伯父的决定。
二哥一气之下，独自一个人离家去了深圳。二哥的愤然离去使父亲和伯父的关系再次出现了裂痕。因为二哥的事，父亲整天忧心忡忡，他吃不下睡不好，一下子白了头。那些日子父亲有几次拿起电话要打给伯父，但每次都是摔回去。
二哥去了深圳，给家里回电话是一个月之后。二哥说伯父找到了他，伯父是从大姐那里得知他去深圳的事。伯父找到二哥时他已经在深圳流浪了十多天，伯父看不下去，托人给二哥介绍进了一间手机厂，二哥很满意。二哥有一次在厂里打了人，也是伯父找人摆平的，言语间二哥还是很感谢伯父的。那次和二哥的通话，父亲五味杂陈，他心里对伯父的怨恨又慢慢融化了。他先是打电话给大姐探探情况，大姐说伯父是刀子口豆腐心，其实他是关心二弟的。然后父亲才拨通了伯父的电话，伯父不知因为什么事，正在气头上，他以老板对下属的口吻教训父亲。对于父亲的道谢，伯父也不买账。最后他说你们以后少来烦我，就不耐烦地挂掉了父亲的电话。
父亲被这劈头盖脸的一通话打了巴掌，挂了电话的父亲狠狠地说，不就是发了几个钱吗，在我面前摆什么臭架子。
关于伯父，我们一直觉得他像一个谜，像变化莫测的天气，说下雨就电闪雷鸣，说晴就阳光普照。后来我就听父母说伯父坐过牢，有一次父亲喝醉了，心怀怨恨的他给伯父打了电话，两个人吵得很厉害。父亲说他忘恩负义，发财了就忘了本，连祭拜父母也不回来了。伯父就跟他说起了那些年他经历的不幸，包括他坐牢的事。父母听完都很吃惊，坐牢的事就是我们和他失去联系的那些年里发生的。伯父说得囫囵吞枣，坐牢的原因好像是和人打架，又好像是因为生意上的纠纷。母亲说，你不见他额头上那条疤痕吗，就是那时的事。我眼前浮现伯父额头那条毛毛虫一般的疤痕。母亲说的时候带着一种鄙夷和吃惊的神色，她说，看吧，这就是你们的伯父，一个坐过牢的犯人！
那年荔枝成熟的时节，朵朵回来了，是和一个男人开着一辆奥迪车回来的，男人和她年纪相仿，高大英俊，看到他，母亲不由得想起伯父年轻时的样子。朵朵变得更漂亮动人了，举手投足间多了一种独特的气质，是成熟的也是忧伤的，她在我们中间依然像个公主。朵朵说要不是她还记得这个村名，她真找不到我们。开车的是她男朋友杰西，是朵朵读书时认识的，是香港人，家里人在香港做洗发水生意，还给我们带回了一箱洗发水。朵朵还如当年那样礼貌和气，一点也不像高傲和无礼的伯母，她第一眼看到我就和我亲切地拥抱。连母亲都感叹：那骄横跋扈的伯母怎么生养了这么好的闺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就是不一样。不止是母亲，谁见了朵朵都喜欢，哪里都叫人喜欢，像小时候那样。那时朵朵还在国外读书，趁暑假回国散散心，他们刚从桂林旅游回来，经过玉城时就想到了我们，就想过来看看我们，也顺便给我们拍一些照片留念。
母亲说，你妈怎么样了，这些年也没她的消息。
朵朵说，我妈病倒了，常年卧床吃药。
母亲惊讶地说，她病倒了？怎么没听你爸说过啊。
朵朵抿了一下嘴巴，旁边的杰西想说什么，她制止了他。
父亲看出什么端倪似的问，你爸呢，生意还好吧？
朵朵似乎不愿说太多，只摇摇头，说他工作忙，很少联系她们。
父亲一听，皱着眉头说，你爸也太不像话了吧，再怎么忙也不能忽视了家人吧。
朵朵拿相机出去拍照时，杰西一边吃荔枝一边悄悄告诉我们，朵朵和他爸的关系不好，他爸已经很久不回家了，好像他们离婚了，他在外面有女人，就是因为他，她妈才病倒的。
父亲愤愤地拍着大腿，咬牙切齿地说，他太不像话了，怎么做出这种事来。一旁的母亲就说，怎么不可能，男人有钱就去找野女人，钱赚得多又怎么样，还不是离了一个又一个。
朵朵只待了半天就走了。临走前我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只紧紧地握了一下她的手，又深深拥抱了一下，这一别又不知何年何月再见面。朵朵离开后我才想起忘了把我们的手机号码告诉她，她的也没有留下。我们再次失去了联系。
2007年我结婚了，爱人在本地做点小生意，我们去深圳度蜜月时顺便去伯父的公司看他，伯父又胖了不少，胖让他没那么显老，头发依然用啫喱梳向后面，红光满面的脸隐约能见当年的英俊，身边有秘书跟随，这一切显示了他的得意和成功。他的公司就在深圳最繁华的地带，他的办公室在三十二层高，拉开窗帘能俯瞰整个深圳，爱人说坐在那里就像坐在世界的中心。听说我们要在深圳待一个星期，伯父毫不犹豫地给我们开了一间五星级的宾馆，第一天他好酒好菜招待我们，那是一间相当豪华的酒店，饭桌上，爱人和他聊起了生意上的事，他说得津津乐道，他说忙得很，不是飞来飞去，就是各种应酬，而涉及某些细节他又含糊其词，爱人也不好多问。我有几次想提起伯母和朵朵，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伯父也没提起过她们。三天后，伯父又邀请我们出来吃饭，我看到他身边的那个女人，并不是我想象中的年轻漂亮，至少比他老几年，但打扮时尚，是个港姐，说着一口纯正的香港话，他们的关系非同寻常，出双入对。我爱人悄悄对我说伯父不会是吃软饭的吧？那时候的深圳靠吃软饭的男人也有不少，他们依靠富婆发家致富。了解之后，爱人才确信伯父确实有两家自己的公司，那港姐帮了他不少，那是伯父人生最辉煌的时刻。我爱人也做点小生意，以他敏锐的目光看得出伯父混得不错，身价过千万。但同时他又说出了担忧，他好像在玩命，这就很危险，说得准确点他是在做投机倒把的生意。
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伯父没能逃过这一劫，他的两间公司都破产了，负债累累的他四处躲避。
那次他逃离深圳时，身上只剩两百多块钱，他想搭绿皮火车回玉城，但发现世界变了，他再也找不到曾经那趟绿皮火车了。
伯父对父亲说他想回老家住一段时间，算是避难躲债，伯父言语间几乎是哀求父亲。父亲犹豫不决，他心里有怨言，他埋怨伯父发财做了老板后，从来没往我们家寄过一分钱，凭什么他落魄后我们要收留他。母亲也有怨恨，她对当年伯父出卖大妹的事怀恨在心，在她心里，他好像不是我们的伯父，而是一个出卖亲人吝啬狡诈的商人。
得知伯父回来的消息，父亲想阻止他，但来不及了，伯父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为了阻止伯父的计划，父亲和母亲商量一致，把几个亲戚接到家里住空的房间，就说他们长期寄居在我们家，我们口供一致，这样伯父就没办法住下来了。
意外的是，伯父带回了另一个女人，那女人我们都没见过，她和朵朵的年纪差不多，喊伯父为干爹，我们以为她是伯父的养女。那时的伯父已是一个落魄的商人，面色憔悴，眼睛空洞无神，脸上已不见昔日的的光彩和骄傲。用母亲的话说那是一副落水狗的样子。他带回的女人更引起了父母的不满，伯父只说那个女人是他公司的前台，无家可归了，他只好把她也带回来避一避。母亲悄悄地对父亲说，那女人妖里妖气的，长得像妓女。渐渐地我们就觉得伯父和女人的关系显然非同寻常，母亲瞥见伯父和那女人搂搂抱抱，不堪入目。在我们看来伯父的行为简直是道德败坏，乡下人有乡下人的忌讳，乡下人比较忌讳外人带情人回主人家过夜，会对主人家不吉利。更何况我父亲是个要面子的人，他更是担心伯父败坏了我们家的声誉。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伯父做老板发财后对父亲不闻不问，从没往家里寄过一分钱，父亲对此耿耿于怀。所以父亲以家里没有住的地方为由，坚决拒绝了伯父的请求。
伯父只待了半天，天色将晚时他带着女人失望地离开了。
那个晚上父亲还是失眠了，他想了很多和伯父有关的往事。他确信伯父还在玉城，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出去找了伯父，在伯父可能去的地方都找了，也没有他的踪迹。
关于伯父后来的消息我们一无所知，倒是有一些关于他的传闻，有人看到伯父在玉城火车站流浪乞讨，他披头散发，目光痴呆，面容苍老，很难认出他是谁。也有人看到伯父睡在深圳旧火车站旁边的一辆废弃的火车上，以此为家。他经常学着火车的叫声：呼——轰隆——。并大声地喊：各位乘客，火车即将启动，请坐好，下一站是终点站——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