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风从陈年的铝合金制的窗户缝挤进来，它不管你是什么职业，什么年纪，不管你是贫贱还是富有，不管你此刻是开心还是沮丧，它迎面就来。哪里柔软，哪里好欺负，就先到哪里。腊月刚至，风就使劲地吹，使劲地伤害，极力地向你证明，它来了。

这个所谓的两室两厅一卫的房子，实际上只有一室一卫，剩下的空间或冷或旧已不能使用。阴面的卧室，永远见不到太阳，加上里面陈旧的灰从未清扫过，早已不能进入。厨房没有任何设备，没有厨具，没有餐具，没有天然气，没有能自然流出的自来水，没有人烟。恐怕连房东都不知道，因为天气太冷的缘故，处于厨房位置的水龙头早已冻住，流不出一丁点水了。客厅的沙发，无论怎么擦拭，都无法除掉布满的灰尘与油渍，没法坐人，没有人坐。有一张跟房子同样陈旧的玻璃茶几，勉强站在客厅里，没日没夜地接收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尘埃与消息。沙发上有几张报纸，是《中国国土资源报》，年份大概是2017年。再往上是一本本各色的期刊杂志，多是我的作品发表后赠送的样刊，它们安静地蜷缩在一起，用尽自己的办法度过这个寒冬。

这堆书一度是我的困扰，想扔掉不太舍得，想留下，又实在放不开。这堆书太多了，大多是各地的内部刊物，加起来有近千本。这让本就矮小又凌乱的屋子，显得格外不雅。有一次，日照电视台新闻频道联系我，要来我的住处采访，经百般拒绝无果后，我首先想到要处理的就是这些书。尽管是因为获得文学奖受邀采访，但这些并不能成为我引以为豪的东西。在这样一个陈旧的出租屋里，任何稍微“高雅”点的修饰物，都不值一提，并且充满了违和感。

这里是县城最老的一片住宅区，因为过于老旧和杂乱，它竟然没有一个名字，甚至在地图上也找不到它的标记。由于小区外围的马路边有一家很小的诊所——北斗门诊，人们往往喜欢称这一片居民区为“北斗门诊”。这家诊所的医生特别有原则，他从不按盒开药，每次给病人的药都是从药盒里拆分出来的，包在一个个很小的专用纸袋里，袋子上写着服用的方法。来寻医的人花最少的钱治好了病，大家对他都非常放心，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他。渐渐地，前来看病的人络绎不绝，当然大病他是治不了的，也不接收。有一次，我目睹了路边前来求助的一位母亲，她的小孩子在怀里休克了，救护车尚未赶来，是他跑着赶来紧急抢救了孩子。因为事出突然，没有围观的群众，事后这位医生也从没有在人前提起过。由此，我对这家门诊肃然起敬，以至于后来离开这片区域，仍旧会回来买药。

继续说一下我的出租屋吧。朝阳的卧室，是最暖和的，加上两床较厚的被子，熬过冬天不成问题。一张床，一个门已破损的衣柜，一个蜷缩在被窝的人，就构成了这个屋子、这所房子、这个世界的全部。由于拉上窗帘会遮挡稀有的阳光，我便在玻璃上贴上了一层半透明的窗纸，这样既能保证隐私也能获取大部分的光。尤其是在冬天，光的进入使这间屋子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寒冷，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光的心理学意义大于现实意义。光能让处在困厄中的人获得逃生的路径。

阳台是值得一提的地方，尽管它有三分之一的空间堆满了房东的杂物。有一棵高大的剑麻，在最东侧的一角立着，底部的叶片因为缺水已经枯死，但是顶部的叶子依旧鲜活。看得出上一任租客与我之间可能间隔了好几个月，不知道它受了多少苦。我来到的第一天就给它浇足了水，看到硬邦邦的土变为湿润的水田，心里顿时生出了满满的成就感，仿佛自己刚刚拯救了世界。周末的时候，除了睡觉时间，我大都站在剑麻的一旁，看着它在仅有的土壤里生长壮大。这让我想起川端康成凌晨四点钟发现海棠花未眠，不由地想到，要活下去。也让我想到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男主里昂怀抱的银皇后。它们是植物，是光，是寄托，是信仰，是三千世界。这株剑麻，在我刚毕业的那两年时光里，一度成为陪伴我时间最长的朋友。直到后来离开这所房子的时候，我忍不住与之作了隆重的告别。之后的每一年我都会挑一个时间回去看看，尽管迈不进屋子里，但在外面的小胡同里就能远远地看见它的梢头。它还在，一直都在，这让我心安。

风却不管这些。风不断吹我，伤我，杀我。那两年，风把最冷最无情的部分留给了我，毫不顾及我是一个刚毕业的农村孩子，不顾及我为了省几百块钱的房租住进县城最脏最破的小区，不顾及我做着一份收入微薄的工作，它只管吹，只管伤，只管肆虐，只管杀。从每一扇漏风的门窗，从没有做任何保温的楼宇外墙，从贫穷底部，从勉强温饱，从众人的轻视中，一阵一阵地吹来，无休无止。隔着仅有的玻璃，我能清楚地听到胡同里走来走去的人。这个小区里住的最多的是老人和孤苦伶仃者，他们脚步迟缓，节奏感差，时常拖着地，稍微留点神甚至可以分辨出他们脚底的是粗沙子还是细砂砾。

他们在风中行走，在腊月严冬行走，在只有四层楼高的破旧小区里行走，在暮年衰弱无力的夕阳中行走，在儿女不在身边的孤独与寂寞中行走。他们有时候能从风中顺利回家，有时候迷失在风里，再也回不去。在风中，他们的感受或许是相同的，冷而不至于绝望，坚持一下尚且能获得下一个春天。

在我百般婉拒无果后，电视台的记者还是来了，两位男士一位女士，主要从四个场地取景：单位，母校，田野，住所。前三个很好解决，最大的困难就是住所，这个勉强可以称为家的地方。我实在不好意思让一位女士光临“寒舍”，这个寒冷的四面进风的地方，曾让我一度蒙羞。

好在采访比较顺利，只用了一天时间就结束了。几天后母亲从老家打来电话，说邻居在电视上看到了我，她接连看了好几天电视，也没有发现我的影子。话语间，她情绪激动，分贝比往日高了很多，好像获得了莫大的肯定。

二

“是谁报的警？”

“我。”

“你叫什么名字？把身份证给我看一下。”

“葛小明。我没带身份证。这个人诈骗，收了我们的中介费，却不按照合同上的内容履行。”

“他是骗子！”

“他忽悠我们，现在我们无处可去了。”

“他在大学城里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人面兽心！”

“我连回去的车票都没有了。请警察同志制裁他！”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连穷学生都骗。”

“你们一个个来，不要搞事情。”

我冲在了最前面，跟正在记录的警察反映情况：我们三个人跟他签了合同的，上面有他盖的章。说着我便把一张纸拿了出来。

警察认真看了二十几秒钟，说道，“这是在日照签的合同，你们需要回去解决。打日照的报警电话吧，加上区号，0633110。不要搞事情。”

我把那个三十岁左右的中介拉到一旁，小声说道:“你把我们三人的中介费退还给我们，别的事我就不参与了，这一群人中只有我们仨有纸质合同，其他人我也不认识。”

中介态度坚决，“不可能”，并且掏了掏自己的口袋给我看，说，“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

这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的大一假期，本欲打一个月的工赚取下半年的生活费。通过日照大学城一家中介找到了这份工作，出于谨慎，我，还有我的两位同学，宋凯、王云庆与之签了纸质合同。在我的百般要求下，中介盖了一个红章，他说:“每年送去那么多人，你们是独一份。”

就这样，我们三个人，从不同的城市聚集到了青岛。这是一个离海边非常近的地方，每年都要在此举办国际啤酒节，我们的职责是安保。对方承诺每天工资不低于一百元，时间从七月十八到八月底。七月十号的时候，中介突然打来电话，让我们提前到达，不然后面的工作将不会安排给我们。我问，提前去的工钱怎么算？他不作正面回答，直说来了再说。我犹豫了半天，最终决定提前动身，因为二百八十元的中介费在我手里不是小数。这是我的第一次出门远行。从老家的小山村，坐了两个多小时的公交到日照汽车站，然后坐了两个多小时的大巴来到了青岛汽车站。最后三个人在汽车站集合，凑钱叫了一个出租车，四十多分钟后来到青岛国际啤酒城。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青岛，第一次见到大海。

途中一直陪伴我的是一个塞得满满的蛇皮袋子，里面有我的铺盖和洗漱用品，还有几件换洗的衣服。它们和我一样，在汽车里晃呀晃，经过一幢幢高楼大厦，经过一条条从未走过的道路，最终来到这里，这个人烟密布的地方。我所见过的海风，一定不是你见过的，它不温柔，不会只吹坚硬的石头以及沉默之物。它反常规地吹，吹贫穷的乡村大学生，吹外来陌生的稚嫩的面孔，吹连公交都没学会怎么乘坐的迷途者，吹一个个曾用来装化肥而现在装着被褥的蛇皮袋子，吹在水泥地上用篷布临时支起的巨大的帐篷。

我们的抵触情绪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之前承诺的一切，都被临时篡改，工作不是安保，而是服务员，且工资每天只有七十元。老板很直白地说，没有安保或者保安这回事，这份工作是自始至终的，不会发生变化，要么不干，要么一干到底。第二个原因便是住所，一个大约能装一百人的巨大帐篷，头顶是一块大篷布，勉强可以抵御风雨。床下是巨大的可以连接到海边的水泥地，一张张老旧的铁床站在那里，上铺下铺都挤满了人。

警察问中介:“你是什么单位的？”

那人低头没有底气地说了几个字:“大学生兼职委员会。”

“这明显是个伪组织，与盖的章内容也不相符。”我们三个人满脸的愤怒。

我又冲到警察面前，想继续辩解，试图陈述一下事情经过。警察似乎不太关心这个，一把制止住我，说:“你先闭嘴，不要搞事情。”他记录完他说的单位，就离开了，最后一句话是：不要搞事情。我望着渐渐远去的小汽车，突然一阵失落，这车与其他滚滚而来又滚滚而去的车辆，本没有太大区别，一样释放尾气，一样铁面无私，一样无法治愈伤心的人。

天很快就黑了，本想着去旁边的石老人景区转一转，在海边的沙滩上坐一会吹吹海风，没想到什么兴致都没了。我们当即决定离开这里，但是已错过了最后一班回日照的车，事实上就算赶上了最后的车，也没有办法赶上日照汽车站回乡下的公交。可是，我们没有勇气去住旅馆，连问一问价格的勇气都没有。这个城市对我们来说，太大了，它足以吞没我们所有的不能、不甘、不堪、不愿。宋凯，这个我高中的同班同学，现在的济南大学的理科生，沉默了好几分钟后，决定问一问他在青岛打工的多年未见的老乡。

晚饭是那位老乡请的，在一个狭长且隐蔽的胡同里，我们三个不速之客与他互相寒暄。鲜酿的扎啤，第一次喝到。深夜大城市的月亮，第一次见到。青岛的市井与烟火气息，第一次沾染到。夏天由凉爽到逐渐刺骨的海风，第一次吹到。后半场，我们的酒喝得差不多了，人的话也就多了起来，不再像刚开始那样拘谨。从简单的寒暄到日常的工作生活，从一道菜的味道到外来打工者背后的不易，从美丽的石老人景区到幽深潮湿的胡同过道，我们无所不谈。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感受到啤酒的鲜美，也终于在一张简陋的铁床上获得了消释悲伤的力量。

是夜，我们三个人加上原来就有的三个人挤在了一间出租屋里，床是上下两层那种，最原始的铁加上一点亮蓝色的油漆，此刻变成了我们最温暖的避风港湾。某个瞬间，我甚至以为自己睡在一艘船上，晃晃悠悠，惬意而优雅。这虽然是一间阴面的屋子，常年见不到阳光，但在夏天却格外凉爽。窗户没有全开，却可以明显感受到风。它细细的，密密的，就像山间一股温柔的小溪，轻缓流过，不划伤河床的皮肤，也不带走一粒沙子。它吹呀吹，让每一个疲惫的人很快就进入了梦乡，这些梦，这些风，时常胶着在一起，让人分不清。

次日清晨，我们早早地离开了那个城市，回去后也没有继续报警。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好像没有悲伤。

三

他似乎是用尽了一生的气力攥紧那只拳头，我在床沿的一侧，没有看到他另外那只拳头是否也如此。但我明显感觉到他皱起的眉头和紧咬的牙关，那可能是一种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疼痛，大于被采石场的巨石砸中脚趾，大于老板拖欠了半年的工资迟迟要不回，大于骑了一年多摩托车轮胎被矿上掉落的石块刺破的心疼，也大于在外打工半年多不回家唯一提前回来的原因是肠胃疼到吐血。

他的恐惧更多来自于内心，作为一个极少走进县城的人，面对一群身着白衣的操刀者，他心有恐惧，看起来那刀比任何凶器都锋利。更深的恐惧是，他担心自己患了治不好的病，连累家庭。他的收入全都在银行卡里，钱只要存进去，就不会取出来，除非有生死的大事，或者全部给子女，一分不留。他就是这样，六十多年来一贯如此，不舍得吃穿，总是在有限的能力内把最无限的爱给予妻子和孩子。手术的时间被他无限拉长，这是一个熬人的过程，那漫长的时间里，他考虑最多的可能是孩子还没完全成才，他还需要继续照顾家人，继续养家，他还要为家里再多赚一点钱，让妻子有生存下去的底气。他想，如果这是不治之症，会不会一下子把家里的积蓄花完，甚至拖垮两个儿子。

尽管只有一米六八的身高，但这毫不影响他是家里乃至整个家族的顶梁柱。小小的身子，能够轻松地搬运百斤重的麦子和水泥，这一度让哥哥和我羞愧不已。在我们的世界里，父亲永远都是力大无穷的、万能的、不可战胜的。哪怕哥哥已经年过四十，我已近而立之年，仍旧觉得父亲没有变老，不会因为什么事情倒下。遇到问题和困难，我们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他，那是依靠，是高山，是精神支柱，是天。可是，现在他倒下了，躺在急救中心的病房里，目前处于半麻醉的状态。

他看到的天花板大概是白色的，死灰式的白，所有躺在病床上的人看到的都一样。那是一种极其冷漠的颜色，在这个宽敞的屋子里，这种冷漠被无限放大。你感受不到窗外吹来的风，但是手术刀的冷，铁床的无情，从身体内部散发的疼痛，这些足以让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内心冰凉。我不敢看他的眼睛，也不敢看锋利的手术刀和专注于某种“仪式”的大夫，我只能把视线凝聚到他的拳头上。

那是一双极其粗糙的手，汗毛黝黑却无精打采，密密麻麻地斜立在手背上，就像是刚刚栽种便枯萎的茄子幼苗。有几根血管凸起，明显高于皮肤，显得冲动而有力，好像能够战胜世间所有的苦难。他的每段指节都有厚厚的老茧，高出皮肤很多。这些茧，不知道为他抵挡了多少次危险，包括锋利石头棱角，切割机飞速转动的齿轮，蚊虫密密麻麻的叮咬和啃噬，凑不齐学费的窘迫、讨债无门的愤恨，这些它们都曾努力包裹好了，抵御住了。可是这一次它们似乎没有成功。

他忍着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事实上这一生他都没有发出过，所有的苦与痛、悲与情，都在一次次的隐忍中淡了下去。我试图去握一握他的拳头，让他心安一些，手伸到一半停了下来。我想他大概会觉得难为情吧，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就这么随便地倒下，他会觉得羞愧和不知所措。十几分钟后，他睡着了，可能是麻醉药起作用，也可能是真的太累了，这几十年我从没有见过他如此虚弱的样子。一些暗红色的液体从透明的软管中流到了另一个透明的容器中，天生晕血的我，终于鼓足了勇气，去观察那些流动的物质。那是他半生的委屈与辛苦，是永远无法言明的脆弱，是一个男人最柔软的部分，我心疼极了。

他是从一个临时搭建的木架子上摔落下来的，途中腰部恰巧撞到了一把站立的椅子的脊背上。起身后，继续为邻居帮工，砌起了新房子的围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想到的是，两天后他突然倒在田地里，翻不了身。救护车上，我们心里猜测着各种最坏的可能，哥哥在前面驾驶私家车，我坐在救护车里，不知如何是好。我尽可能地跟车上的医生陈述他以前的病史，医生干脆而果决地，点头，反复地说“嗯”。我看到车窗的缝隙里有风吹来，窗帘起起落落，有些吹在了他苍白的脸上，也有些使得他的头发越发凌乱了。我用力拉了一下车窗，无果，可能是经年不关，已经不听使唤了。我半蹲下来，再次用力，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是那么无用，拿一个小小的车窗都没有办法。那些风啊，那些摧残人的流动之物，一个劲地扑在我受伤的父亲身上。

我后悔没有带一个被子之类的遮挡物，哪怕是一件薄薄的外套也好，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风一遍一遍地扑在他的身上。或许，那风于他并不冷。或许，那风正好能够减缓一点他的疼痛，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三十分钟的救护车，足以让一个躺在车里的人的恐惧加深，加到最深、最满、最无助，他始终闭着眼睛，我知道那是在躲避。一个再伟岸的人，一旦进了救护车，便瞬间成为世上最弱不禁风的人。

救护车应该是承载希望和绝望最多的容器了，它知道躺着的人内心的恐惧，也知道即将被救护的心安和如释重负，它救回了一些人，也送走了一些人。每个曾在这辆救护车里暂待的人，都会看到有风从窗户缝吹过，急匆匆的树影和摇晃的窗帘，以及忽明忽暗的生机。希望世上的救护车都装满了善意，希望每一阵吹来的风，都能够绕开那些躺在车里的苦命人。

父亲没有上过学，但是在有限的“夜校”学习期间，认识了一些字，也算是对这个世界有了一种不同于母亲的认识。他认得最多的几个字，不是白菜、猪肉、酱油、哈德门之类的，而是二甲双胍、格列喹酮、消渴丸、达格列净、缬沙坦氨氯地平片这些母亲常用的药物。他那双老年远视眼，最认真地盯着一件东西看的时候，就是为母亲辨认药物的时候。他甚至比母亲更清楚，哪种药每天服用多少片。而母亲辨认药物的方式更为特别，她不识字，对外包装类似的药物，她通过摇晃药瓶产生的声音来区分，总也没有出过差错。

当天晚上，他醒了过来，身体极度虚弱，几乎难以挪身。我试图和他交流，他首先关心的是，“这趟得花不少钱吧”“我感觉没事了，明天回家吧”。想都别想，我们太了解他了，这时候，我们必须替他做主。他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又坚持要出院。无果。五天之后，他极力要出院，说自己完全好了，就是个微创手术，还没有上次砸伤脚趾严重。

几番争执后，我和哥哥决定带他去医院西边的河边走走，看看他的状态之后再做决定。一个常年劳作的人，无法接受躺在床上无所事事还要别人照顾。为了证明自己已康复，他走得格外卖力，一路上尽可能地提高说话的分贝，就像一个喜欢表现的孩子。在河边，我们讨论的是地里的庄稼、河里的鱼、山上的马蜂窝和野兔，好像从来没有住院这回事。

水边的柳树长得很健康，枝条从天空垂到地面，路过的人总是小心翼翼地拨开它们。人们谈论的事情，我们无从得知，通常是住院的人接近康复状态才会走到这里。他们看到的水，一定很美。看到的树，一定很健康。河边时常有风吹来，窸窸窣窣的，它们粗粝的部分已主动留在了柳条之外。柳树下的人，迎风扑面，一点也不冷。风知道，这种柔软来得多么不易。

……

全文见《青年作家》2023年第9期

【作者简介：葛小明，山东五莲人，出生于1990年3月，山东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作品发表于在《人民文学》《钟山》《天涯》《散文》等刊，曾获“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香港青年文学奖、万松浦文学奖等，著有《集体失传》；现居山东日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