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学》2023年第10期｜徐小斌：靛蓝时代（节选）
你知道吗？你曾经是个靛蓝儿童。
我记得，当年的北京铁道学院（现在叫北京交通大学）有一条河。河滩上有苔，是碧绿的。黄昏时分，空气在水中燃成一束神秘的火焰，光芒四射的绚丽，使大自然的其他部分都变成了黑夜。在四周的苔藓都亮起来的时候，河流的歌声便无法关闭了。沐浴在河水的芳香里，感受河流一天一度的忘情喷发，那时，周围的树木正在把奇异的金色渗入到水的倒影之中。
沿小河缓坡上去的那座平房就是我的家。我和大院的孩子们每天光着脚丫儿，在这个时刻，沐浴在金色温暖的河水里，可以闻见河边植物的芳香。
河水里曾经有白鸭浮游。我上过几天幼儿园，幼儿园阿姨说，走，我们去看小鸭子去！我们就排着队走过那条石子马路，那条路可以路过我的家，我远远就看见了妈妈在门口晾衣裳。门口有两根晾衣竿，形状有些像单杠，中间系四根铁丝，这两排平房的衣裳就都晾在这儿。对我们来说晾衣竿还有一重功效，就是当作单杠悠来悠去，比谁悠得高，比谁做的花样多。
那一天，我毫不犹豫地向妈妈跑去。尽管阿姨说，不上幼儿园的都算野孩子，我却是宁肯做野孩子也不上幼儿园了。这大概是我的第一次叛逆行为吧，当时我三岁。
这是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铁道学院家属院。我就出生在那个家属院的一栋平房里。当时那一栋栋平房是为苏联专家建的。虽然笨拙但无比结实，那种结实在十几年后的那场大地震中方才真正显现出来。
我家的门前有个小院。篱笆上缠着金银花，西边是葡萄架、枣树和扁豆、倭瓜什么的，东边基本是花，种过大丽菊、石竹、茉莉、凤仙、鸡冠、夹竹桃……每年都有许多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蔷薇。原因很简单，蔷薇花好看又好种，红、白、黄、紫……大约有十余种花色。铁道学院的院里，似乎家家都栽着蔷薇，互相看着有什么新鲜的，就剪一棵枝子来，栽在泥土里，上面扣一个玻璃罐（水果罐头的就行），闷它十天半月，那枝子就会发出亮绿的新芽。那一个个反扣的玻璃罐就像是一堆闪闪发亮的大蘑菇，一场新雨过去，玻璃罐就再也扣不住那些蓬蓬勃勃的绿枝叶了。
我家蔷薇的花色该算是很全的，有几种调色板很难调出的颜色我至今记忆犹新：一种夕阳似的金红色，一种胭脂般的粉红色，一种天鹅绒样的深紫色，一种油画颜料那么浓艳的杏黄色……最奇妙的是在月光澄澈的夜晚，那些花就透明地浸在轻纱般的薄雾里，叶子闪着黑黝黝的光泽，花蕊是金的，在夜的深浓中，绽出星星点点的暗金色。仲夏之夜，我对着窗画画，喜欢把窗帘打开一道缝，让整个人都浸在花香里，听晚风吹着花的枝叶，发出沙沙的声响——那是一种神秘的滋养。
那时，我觉得离自然很近。
下 坡
长大重逢，总会有些特殊的记忆能令人一下子兴奋起来，好像是黑帮的切口。譬如我们交大长大的孩子，一听“下坡”“红果园儿”“打靶山”“主楼”“合作社”“西郊”“娘娘庙”“净土寺”“青塔院”这些词儿就会立即确认对方确实是发小儿，不是冒充的。
下坡就是老师带我们去看小鸭子的地方。需要走五十米左右、四十五度的斜坡，就能看见那条河了。
小时候，特别是弟弟尚未出生的那几年，我可以说是嗜玩如命。最好玩的地方自然是“下坡”。河的后方有几排平房，河边的青苔显出森森细细的美，常有白鸭在河上游。沿河往西去，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那里荒草没顶，野花盛开，是我童年时代的乐园。
从闻到春的气息开始，这片荒草甸子便喧腾起来。夏天则是这里的极盛时代。整个大院的孩子们好像都集中到了这儿。有用网子粘蜻蜓的，有采野花、采麻果的，有捉迷藏的，还有捡矿石的……三伏天的大中午，不动弹还出汗呢。我们就那么汗水滴滴地在荒草丛中穿梭似的跑，在震耳欲聋的蝉鸣声中，嗅着野麻果的气味。到了夜晚，这里更是美得奇特：萤火虫在草叶间闪着蓝幽幽的光，纺织娘低吟着，寂静中流动着神秘。我们拿着火柴盒跑来跑去捕捉着蓝色的光点，光脚丫儿被露水浸得凉津津的。
现在想起来，或许河水中那美丽的光来自萤火虫？那些闪闪发光的小灯笼，曾经是我们捕捉的对象。河水曾经如同月光一般澄明。它漂白着孩子们的肌肤，让我们在那个贫瘠的年代，个个都长得那么美好，那么健康。
那时还没有计划生育，光是我们这四排平房的孩子便有六十几个，树弟、小乖、四哥、五哥、七姐、里南、宁远、丽彬、丽华、佳英、佳茂、娟娟、璐璐、慧礼、慧康、争平、建平、永平、丽平……
平常河面光洁如镜，有白鸭浮游。逢到雨天，总有无数小鱼金沙般地遮天障地而来。孩子们用各种自制的网拦截鱼虾，拦住了的，晚上家里的饭桌便飘出浓香。其他孩子便会循着香味串门儿。那时谁家打个喷嚏街坊邻里都知道，绝不像现在的高层建筑那么老死不相往来。
说到气味，我觉得四季似乎都有它独特的气味。夏天的傍晚更是有一种气味勾着孩子往外跑。小时候我无数次地感受到了，却说不出来。那是一种饱和得快要爆裂的东西，犹如吹得透明的玻璃泡，不，它是柔软的，暖融融的，不断地膨胀着，紧紧地包围着你，让你不断地吻着它，于是你周身发胀，没法儿坐在家里乖乖地吃饭，只想浸泡在那种气味中慢慢发酵直到自己也化成同样的气体。
“我们要求一个人哪，我们要求一个人……你们要求什么人哪，你们要求什么人……”
“卖蒜哩，什么蒜？青皮萝卜紫皮蒜……”
“锔锅锔碗锔大缸，缸里有个小姑娘，十几啦？十五啦，再待一年就娶啦！”
“一网不捞鱼，二网不捞鱼，三网捞个小尾巴、尾巴、尾巴……鱼！”
每到夏夜，这样的歌谣便此起彼伏，融化在那种特殊的气味里，变为更大的诱惑……
奇怪的是做这种游戏的时候我每每会输。比方说，我总是莫名其妙地被人当作“小尾巴鱼”捞住，无论怎样也难逃法网。不过也有我特别擅长的游戏，譬如拍洋画儿、打弹球儿等等，此是后话。
同时还喜欢做昆虫标本：知了、蜻蜓、蝴蝶、螳螂——我特别热衷于逮蜻蜓，连河边最细巧的小蜻蜓都不放过，什么“老子儿”“单杆儿”“红星蕉”“麦黄儿”“黑老婆儿”……一个都不能少！那时我的手指缝里常常夹了满手的蜻蜓，薄细的翅膀扑扇着，小伙伴们都用羡慕的亮眼看着我，信佛的姥姥见了便摇头：“造孽哟……”
有一个中午，我拿了粘蜻蜓的网子，光着脚丫跑到河边，预感到会有非凡收获。果然，时空突然陷入了一种非人间的静。就在那个时刻，有一只鲜红欲滴的“红星蕉”飞入我的视野，我静静跟了它一段。它显然没有发现，盘旋了几圈，落在河中央一块石头的苔藓上。我的眼里只有那一小团鲜红，竟看不到河水了，我静静地走过去，尽量减少水声，也是那时太小，竟引不起什么涟漪，我的小手悄无声息地伸过去——在我死死逮住它的一只翅膀的同时，才突然觉得身体在急速下陷！
害怕吗？来不及！总共也就几秒钟的时间，就在即将淹到下巴的时候，脚突然着了地！这时我才听见岸边一个男孩的声音：“太危险了！还不快上来！”
男孩施以援手，是郑伯伯家的五哥。
于是，我已经濒于没顶还高举着“红星蕉”的形象迅速在交大的孩子圈中流传，并且“流毒”甚广。
灵验的小手
郑伯伯和爸爸一样，是交大的教授，但是比爸爸还要高一级（当时教授分三级）。他家有五个儿子，个个聪明，读书的学校不是男四中就是清华附中、101中学，都是当时的顶级中学。
最小的五哥特别喜欢跟我玩。那时他上小学，放了学就把我拉到他们家，玩弹球和拍洋画儿，这两样东西五哥攒得最多，洋画儿是成套的，有《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我小时候真的有点“邪”，比如在拍洋画儿的时候，我只要心里想，这洋画儿肯定能翻过来，它就真的翻过来。我的手很小，至今还很小，儿子总说，妈妈的手是小孩子的手。而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手就更小，肉肉头头的，一伸出来就有五个圆圆的小肉坑，那时我很为这样的手羞愧，非常羡慕姐姐们十指尖尖的手。但是这双小手充满魔力，一拍，洋画儿就能翻过来。五哥常拉着我和他们同学比赛，因为我“灵验的小手”（五哥起的），我们赢了很多很多的洋画儿和弹球。
弹球我玩得就不如五哥了，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弹球的颜色是非常美丽、变幻不定的。当我拿起一个弹球对着太阳光的时候，心里总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美好感觉。五哥很孤独，除了跟我玩，他好像没什么别的朋友，天一凉，他就在他家后院的台阶上枯坐，数数天上飞过的乌鸦。后来，郑伯伯被划为右派，他们全家搬走了，五哥把所有的洋画儿和弹球都留给了我。
还有邪的——姥姥有一副骨制的“天九牌”，用很漂亮的木盒子装着，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里人就围在一起玩，有“天”“地”“人”“和”等牌，有点类似麻将。每个人都押注，当然是很小的注，最大的注也就五角钱。玩的时候，我每每会赢。譬如掷骰子的时候，我想要几点一般就会来几点，又如翻牌时我想要“天”牌，心里叫一声，一打开，果然就是“天”牌！真的神了，当然不是百分之百，可那赢的概率也是相当高的了！几年玩下来，我竟攒了十几元钱呢，那时候的十几元可不是小数啊！
后来，我的“邪”劲儿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消失了。
翻照片的时候，母亲常指着我周岁时的照片说：“瞧，像不像只猫？”周岁的照片看上去真是好玩，脸蛋又白又圆又胖，眼睛又黑又大又亮，嘴巴真像刚出生的小猫似的，抿成一条线。五岁之前，四排平房几乎所有的大人都喜欢我。
譬如最靠东边的张伯伯家的张玉姐姐，常常抱了我，在清贫而又安静的50年代末，到家属院里那个新华书店旁边的小卖部，买两块镶奶油花的蛋糕给我吃。平常，我是想也不敢想那些漂亮的蛋糕的。当然我并不懂得什么贫富的观念，但是我心里很清楚，能够买得起这些奶油花蛋糕的绝非一般人，张玉姐姐那时还只是个初中生，但她的口袋里总是有很多的钱。对于钱，我根本没有任何概念，偶尔跟母亲要钱，无非是买一支五分钱的冰棍或者六分钱的棉花糖，好像从来没有超出一角钱。
当然，过年逛厂甸的时候例外，妈妈会给我们一两角钱。我和姐姐们挤进人堆儿里，挑一支小绒花，买上糖人儿或者风车、面人儿什么的，那时候，上了五角钱便不得了了。即使爸妈给，邻居们也要说，哟，你们可真会惯着孩子啊！
那时候的玩儿真是没有成本的，即便玩过家家，也只用一些最简单的玩具，譬如，妈妈带着我们做的布娃娃，用肉色洋布做成小套，里面塞上棉花，然后，在做成的娃娃脸上画上五官，五官画得不好看，眉毛太粗了，但在伯父给我们买来洋娃娃之前，这个娃娃依然是我们争夺的对象。隔壁的树弟约我玩过家家，竟用土和了泥，做了好多泥巴“白薯”，他和我扮演爸爸和妈妈（天呐，那真是最早也最土的cosplay）！然后，他扮演的爸爸一下班，我就说：“吃白薯吧。”万没想到，他真的把一大块泥巴放进了嘴里！树弟妈冲出来把他好一顿痛打——可是泥巴已经咽下去了。
我小时候是童工
很早时就想写一篇《我小时候是童工》。真的，一点不夸张。
从很小的时候，母亲便开始教我绣花。有一回她翻箱子，翻出年轻时候描的花样儿，竟有厚厚的一叠，大多是花草，也有怪怪的，譬如有一幅样子，是一朵半开的花，花心里有一张美人的脸，是侧面，有长长的睫毛，我看了喜欢，就学着绣。母亲有满满一匣丝线，大概有十几种颜色，好看得不得了。尤其是茜红色和淡青色两种，简直柔和得像梦，后来竟再没见到那样的颜色。母亲给我一小块白色亚麻布，我小心翼翼地拓下花样儿，用绣花绷子绷了，用了一下午的时间绣好，花瓣用了水红，叶子用了苹果绿，美人的嘴一点鲜红。自以为好看得很，谁知姥姥拿出她年轻时绣的茶杯垫，把我和母亲都看傻了。一件宝蓝缎底上绣金钱花，一件淡青缎底上绣荷花莲藕，都是极尽精美。宝蓝色那件，花的轮廓都用金线嵌边，铁划金钩，很像国外教堂那种洛可可式的彩绘玻璃；淡青色的则以银色线为主调，藕是玉白的。两件都滚了边，是圆的“线香滚”，又叫“灯果边”。精细到一朵花看不出丝线的缝隙，只当是又凸起一层缎子似的。后来我把这两件东西缝在一起，做了一个圆形的小钱包，宝贝得什么似的，现在还收在箱子里，装出嫁时妈妈给的镯子。
千万别以为绣花是绣着玩儿——那可是挣钱的！当时中国只有几项出口的活儿，绣“玻璃纱”算是其中一项，还有一项做绢人后面再谈。所谓“玻璃纱”，就是一种透明的硬纱，类似现在我们的“欧根纱”，绣成桌布，绣完一条四块钱，那真是顶级的工钱了！当然，母亲只是接了一期就不干了，太累，要求太高，接下来又让我接下织网袋的活儿，织一个七分钱，当然网袋不是出口的项目。当年家家小女孩都飞梭走线地织网袋，我的速度算中上游的，怎么也达不到顶级。
还有玻璃丝，也叫电丝。那时的小女孩谁不攒上几大包，各种各色的。本是用来扎小辫儿的，当时女孩以长辫为美。黑黑亮亮扎上两根大辫儿，走起路来，风摆荷叶似的一飘一坠，再配上或鲜红或碧绿或天蓝或杏黄的玻璃丝，煞是好看。后来到了60年代中后期，女孩剪了“革命头”，不用玻璃丝扎辫子了，于是就用来编东西。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些小女孩儿常常闲得无聊，由无聊而创造，且有公平竞争：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把玻璃丝，或编钱包，或编杯套，倒也自得其乐。
渐有了花样翻新。知道玻璃丝还可以编好些别的东西：金鱼、热带鱼、小鸟、蝈蝈、白鹅、葫芦、桃花和梅花。我还在这些作品的基础上创作出蜻蜓、青蛙、小兔吃萝卜等等。又自己琢磨着在蛋壳上画画，父亲很支持，就亲自在蛋壳底下扎一个针眼，把生蛋啜干净了，交给我。后来看院子里的小葫芦熟了，干了，摘下来，用油彩也可以画画，“嫦娥奔月”就是我那时画的。还有瓷盘、瓷砖，也是那时候画的。现在看起来真是不可思议的精细啊！也就越发感觉了自己现在的退化。
还有些别的工作，譬如饲养。我家最盛时曾经养过一只鸭子、五只母鸡、四只兔子、一群鸽子、两只小鸟和一缸热带鱼。鸭子几乎天天下蛋，有时还是双黄的，腌好的鸭蛋，永远有金红色的油冒出来，就着白粥吃，真是童年时的一道美味。有一只老油鸡永远不玩，总是猫在窝里，脸一红，就下蛋。其余的四只都是来杭鸡，瘦瘦的行动很利索，只是下的蛋是白的，石雕样的冰冷，不像那只油鸡下的蛋，暖乎乎红润润的，让人一看就感到春天般的温暖。
我最怀念的当属鸽子，曾经有过轰轰烈烈的一大群。每天放。鸽子飞向天空的时候有一种壮美的气势。那时的天空很蓝，鸽哨声低低的有如远方的风铃。那时所有的孩子都仰望天空，好像小小的心也跟着飞去了似的。
唤鸽子的嘟噜声我始终学不会，弟弟却学得极像。鸽子飞累了，弟弟一声呼哨，接着卷起舌头嘟噜两声，鸽群便“扑噜噜”地俯冲下来，在小米的黄金雨中，争食。有两只索性就站在弟弟的肩上，前呼后拥的，弟弟一副居高临下的神情，简直如同帝王般神气。
喂养鸽子是大家的事。我钟爱那只全身雪白、红冠红嘴的雄鸽，常悄悄给它开些小灶。后来又抱着它拍了张照片，很像解放初期那幅家喻户晓的招贴画《我爱和平》。但是好景不长，一只凤头野雌鸽飞来，很快破坏了白鸽的“纯洁”，一窝小鸽子诞生了。水性杨花的凤头移情别恋，小鸽子嗷嗷待哺。可怜的白鸽只好担当起喂养后代的责任。它每天只出去一小会儿，到点便回来。刚一回窝，便被小鸽子撕咬起来，它不断地反刍，依然不能满足儿女们的贪婪，一张好看的嘴被撕得鲜血滴滴，全家人看了都心疼。后来，小鸽子长大了，再后来，做成了一碗美味佳肴。白鸽是最后一个被杀的，端上来，味道极香，却没有人来吃。
后来，我终于在一家工艺美术工厂卖出去一幅蛋壳画，买了几只广风餐厅的咖喱饺，还给爸爸买了一支雪茄。
我小时候是童工，在妈妈的监工下，一共为家里赚了二十几块钱。
从洋灰地与石笔开始
最喜欢的当然还是画画。
大约两三岁的时候，会用石笔在洋灰地上画娃娃头。和两个姐姐一起画。爸爸下班回来，夸我画得好，受了鼓励，便越发地画得多。三个女孩比赛似的，画得洋灰地满地都是，还编着故事，那就是最早的连环画吧？再大些，五岁了，就照着当时的月份牌画了一个《鹦鹉姑娘》。50年代出的那些月份牌，凡画着女人头像的，似乎与30年代上海滩的没什么不同。也是一律的柳叶眉、丹凤眼、檀口含丹、香腮带赤，像是初学工笔的人画的画，连衣褶的线条都是一样的。月份牌上画的是个古装的姑娘，拿一把宫扇，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最别致的，是旁边一个架子上踏着一只鹦鹉，毛色斑斓得很，好些年后我才知道，那是鹦鹉中的名贵品种，叫做琉璃金刚鹦鹉。
我是用铅笔画的，然后用彩色铅笔上色。画完之后被邻居看见了，就宣传出去。几天之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图书馆长的太太张师母（后来我以她做原型，写了个中篇《做绢人的孔师母》）请我去她家里玩，要看看那张画。一早，母亲就让我换上洗干净的衣服，说张师母家是出了名的干净，难得请人去的，去了可要处处小心。
张师母非常客气，浙江人，温文尔雅，很会打扮。脸上皮肤特别薄，一层浅浅的雀斑，扑了一层淡淡的粉。说话从来不会高声大嗓。她先给我端了点心盒子，请我吃点心，然后静静地看了一会儿我的画，问，愿不愿跟她学画绢人。
她是做绢人的，家里摆满了一个个的玻璃匣子，里面是一个个的绢人，基本是古装仕女，有林黛玉、王昭君、崔莺莺、穆桂英……她做的绢人，都是出口的，特别精美。她指的画绢人，是单指画绢人的脸。
我当然愿意，就正式拜了师。但是学的时间并不长，弟弟出生后，母亲就坚决不让我学了，让我在家帮着干活儿，起码，可以帮着锉炉灰（那时还烧煤球炉），擦桌子扫地什么的。那时家里有个保姆，叫王大妈，河北人，这些事情她是不管的，单带孩子，还给孩子做衣裳，给全家做饭。她做的棉活儿特别好，家里的被子都是她做，但是做饭却不敢恭维。姥姥常常背着她撇嘴，不过也难说，当时正是自然灾害的日子，她能别出心裁地想些法子来做饭，她做的棒子面菜团子特别好吃，一蒸就是一簸箩，两天就吃完。
在家里有了空，还是常常画画，特别喜欢画古装仕女，画了整整一本，后来被老家的爷爷拿走。在学校，我的美术课永远是满分。我记得有一次参加一个比赛，画的是“战斗的越南南方青年”。第一稿出来后，美术老师让我把那个越南女青年的衣褶改一改，她说，女性的胸是凸起来的，那几道衣褶特别重要。我听了面红耳赤，好像第一次注意到女性的胸是应当突出的——小时候我是个特别容易害羞的小女孩。那是我第一次画现代人，此前画那些古装仕女，是用不着注意胸的，只要把脸画得美丽就行了。
我特别喜欢画那些古代美女身上的珠宝饰物，画起来不厌其烦，把一粒粒的小珠子都画得精致至极。有一次还画了一个阿拉伯美女，画的时候我就想，要是将来我也有这样美丽的衣裳穿就好了。然而在我整个的青少年时代，那简直就是做梦！
从东北回来之后我开始画各种名作的插图，都是靠想象画的。譬如《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看渥沦斯基赛马时，白衣白花，雍容美丽；而当她卧轨时，用的是青灰色调，用了一般绘画从没用过的角度：让卧在铁轨上的安娜在画面正中，睁着一双惊恐的大眼睛，头颈向上挣扎着，因为挣扎面部有些变形，一列火车正对着她开过来，浓烟向后散去，因为透视的角度，好像火车马上就要从她的身上碾过……又如《前夜》中的英沙罗夫和爱伦娜，我画他们骑在一匹骏马上，在暗夜中飞奔；再如《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和娜塔莎，《巴黎圣母院》中的艾斯美拉达，《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的小姑娘尼丽等等，画的基本是油画，可惜两次搬家，没有保存下来。
我还在蛋壳上、瓷砖上、葫芦上画了一批工艺画，大多送了人，自己只留下一点点。
……
（节选自《天津文学》2023年第10期）
徐小斌，作家、编剧，现居北京。一九八一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当年获首届十月文学奖。主要作品有《羽蛇》《敦煌遗梦》《双鱼星座》《徐小斌经典书系》等。在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国家图书馆、国会图书馆等地均有藏书。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首届女性文学奖、第二届加拿大华语文学奖小说奖首奖、二〇一五年度英国笔会文学奖等奖项，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意、日、西班牙、葡萄牙、挪威、巴西、希腊等十余种文字，在海外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