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钟二毛，瑶族，湖南人，现居深圳。中国作协会员。在《当代》《民族文学》《中国作家》等文学期刊发表大量作品，并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出版有长篇小说《小中产》《小浮世》，中短篇小说集《回乡之旅》《旧天堂》等10余部。曾获《小说月报》百花文学奖、《民族文学》年度奖、《青年文学》城市文学排行榜奖等。编剧、导演电影作品《死鬼的微笑》获第60届美国罗切斯特国际电影节电影奖。

我是在北京开创作大会的时候想起，一年前某个凌晨三点，村里的九牛叔非常急切却又耐着性子在国际长途里问我，老满哥，美国好耍不，喂喂，你在纽约的颁奖照片，拍了没得，赶紧发给我啰，我要好好保存下来，将来有大用处！我从床上坐起来，嗓子像含着一口水，说，还没得拍，拍了我发你微信嘛，你不消打电话，快点儿挂了，电话费贵得很的哦。

这个九牛叔！我明明跟他讲过，颁奖时间是下午三点，且是美国的下午三点，不是中国的下午三点。

电话挂了，睡意也全无了。我确实是到美国来领奖，一个电影奖，但不是纽约，是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市。这个奖办到第六十届了，一个基金会办的，一年不落，不管是打仗还是传染病流行。虽不是国际A类，但什么东西都怕坚持，一坚持，它就有了名声。我是一个人从北京飞的，罗切斯特有机场，但无法直达。先飞纽约，中间经停芝加哥，然后再从纽约飞罗切斯特。到了罗切斯特机场，一直邮件联系的志愿者Kitty接到了我。邮件里一直Kitty、Kitty地称呼，以为Kitty是个大学生、小姑娘，见了面哪晓得是个白发老太太。我永远忘不了，她的皮肤之白，在阳光下甚至是白得耀眼，跟她的银发一样，闪着光。Kitty把我接到了她家里，一栋有着不小年纪但异常干净整洁的公寓。电梯里，半人高的木质扶手，纹路清晰而光滑。Kitty说，电影节是有统一安排酒店住宿的，不过酒店是很简单的酒店，我想了想，还是邀请你来家里住，因为我很喜欢中国，我也想了解中国，希望你能接受这份邀请。我英语不好，一路上靠的是一个名叫“翻译蛋”的小工具。“翻译蛋”翻译完Kitty这段话后，我爽快地回答：“Ok、Ok.Thank you！Thank you！”

Kitty的房子证明了她确实喜欢中国。家里全是中国风。开门迎面是一道灯箱大屏风，四屏拼成。每屏宽约半米，高至少得一米五，没比我矮多少。我端详了几秒钟，然后说我熟悉的单词“Very beautiful”。屏风上的画是《韩熙载夜宴图》局部，取了“击鼓观舞”那一段。我心里觉得，四条屏，不如放上“梅兰竹菊”更为合适。从屏风一侧进入客厅，最醒目的是地上铺的地毯。地毯的图案是一个大大的青花瓷，蓝的正蓝，白的正白，顿时让房间亮堂、安静起来，还真的是好看。Kitty又领着我看了墙上的一些书法、国画、蜡染、唐卡，最后把我领进卧室。卧室让我吃了一大惊，它中央摆的是一张古代皇帝就寝的龙床！乌黑发亮的六根柱子，前面四根，后面两根，中间一道门；顶部的横板雕龙画凤，四个角呈飞檐状；床脚圆弧形，往里高高翘着。我震惊了：“哇！”Kitty告诉我：“今晚，中国床，属于你。”

还没完！Kitty接着打开龙床边上的一个大木柜子，做出龇牙咧嘴状，慢慢捧出一顶大帽子。这帽子，别人不会知道，我是知道的，它是瑶族地区结婚时戴的“大尖头帽”。黑红为主的彩色织锦，一层一层地沿着头缠绕，层层叠叠，二三十层，最后自然形成一个尖头状，再掖好掖紧、固定住，放心，不会散掉。织锦两端的珠串和流苏正好垂在耳边、脑后。戴上就是一个彩色塔尖在头上。但这帽子可不好戴哟，它高有四五十厘米，厚差不多二十厘米，重呢，二三十斤！

“你们瑶族的服饰很漂亮。”Kitty的功课做得够细，连我是少数民族都知道了。我赶紧调动所有知识，侃了起来：“这个‘大尖头帽’，是广西贺州瑶族地区的帽子，这个广西贺州紧挨着我们家乡，但我们那里没这么夸张，女孩结婚时头上只包一层彩色帕子。”担心“帕子”翻译蛋翻译不出来，我又补充说，就是取这个“大尖头帽”的一层布，包在头上。我还说，瑶族服饰，光帽子就分很多种，有这个层层缠绕尖头的，也有我刚说的单片包头的，还有飞檐式的、帆船式的、圆筒式的、平板式的。这回轮到Kitty瞪大眼睛。她要求我讲讲都有哪些不同的瑶族。我说，瑶族支系也很复杂，有的根据居住地形来分，有平地瑶、过山瑶；有的根据衣服颜色来分，有白裤瑶，有红瑶。再多的，我也说不下去了。但Kitty紧追不舍，让我说说白裤瑶和红瑶有什么区别。这是非常细的问题了，我只好含糊答了一句：总体说来，大致都差不多，农忙时种水稻，农闲时唱山歌跳长鼓舞，年轻人会去城里打工。看得出Kitty对我的答案不是很满意，她嘴抿成一条线，微笑着。

我赶紧把话题引到Kitty身上，问她为何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她说，几年前，她办好退休手续的那个晚上，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梦到自己出生在东方中国的某座大山里。醒来后，她就想找到那座大山。于是她在随后几年多次到中国旅游，几乎走遍了中国有名的大山：昆仑山、秦岭、泰山、衡山、黄山、武夷山，等等。广西桂林的山水她也很喜欢，桂林及周边的贺州、梧州都去过。我很想继续交流下去，问她为何要找、找到没有、中间发生了什么故事。但实在不想在外国友人面前频频举起、放下、举起“翻译蛋”，我放弃了。Kitty恰到好处地和我道晚安。

我坐在有点不习惯的龙床上。一路上，我这哑巴英语磕磕绊绊，在芝加哥差点儿没找到登机口，纽约纽瓦克机场差点儿丢行李，此时算是终于安顿下来了。连上网络，我发了条朋友圈：“终于到了纽约。”九牛叔几乎是秒赞了我，然后过了几分钟就收到他的语音：“老满哥老满哥，这么大事都不告诉家里的父老乡亲啊，看到你朋友圈了，后天颁奖照片有了发我一张啊，记得啊！”九牛叔的声音一贯高而尖，声带被老虎钳夹住了似的，只留了一个小小的气口。他是“80后”，我是“70后”，但他辈分比我大，我叫他九叔，他当然不好意思叫我侄儿，平时叫我老满哥。“满”是最小的意思，“满”字加个“老”，则带着亲昵，这是湖南老家的方言。

我在美国获奖的电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乡村少年，十八岁，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按理要跟绝大部分孩子一样，呼啦啦地去城里打工，广东或者浙江什么的。这个孩子不一样，他就想留在农村种田。可能是他怕自己到外面吃不消那些苦功夫或者受人管束没自由，也可能是他还没成熟，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去外头打工赚钱。他喜欢到无人耕种的田野里发呆。每次发呆的时候，老人看到了，都会说，你一个人跑到田埂上来吹北风，搞什么卵子哦？少年说，没搞什么，没事出来看看。老人又说，看条卵，你应该到广东去看高楼大厦。有时候，少年也会问老人，我们是农民，为什么让田野荒废？老人说，你书读多了，读蠢了。后来，少年被父母逼得没办法，还是跟随一帮哥哥姐姐去了广东。一开始是到电子厂，每天的工作是把一个个小彩灯按进巴掌大的塑料盒子里。塑料盒子里有无数个小窟窿，花生米大小。他安插小彩灯的时候，想起了在水田里插秧的情景，于是动作麻利而准确。怀着这种“美好”心情，在密密麻麻的新手中，他成了老手，每天算下来工资最高。但他随即一想，如果这样，自己为什么不回家去插秧呢？想到不能回去插秧、种田，他辞职了，去了一个专门打电话推销美容产品的公司。这个工作，他只负责打电话邀约美容院的老板来公司，每邀约一个就可以获得五百元的提成，至于美容院老板来了公司成交不成交、愿不愿采购公司产品，与他无关。电话早上九点开始打。十个电话，有两个电话对方是听到“你好”就挂掉，有四个电话是听到“你好我是某某”就挂掉，有两个电话是听了一半会挂掉，有一个电话是听完再挂掉，有一个电话是和他聊两句再挂掉。但即使如此，他依旧是新手中业绩最好的，三天后就约到了一个老板，一个月约了七八个老板。老板让他当着所有业务员的面分享经验。他说，我拨电话的速度快，一般人一天打一百五十个电话，我能打两百个。大家不信，喊了一个业务员和他一起比拨电话的速度。果然，手机号码十一个数字，他滴滴滴按完了，那边才按到第八、第九个数字。但这经验一总结出来，他又后悔了，既然自己手指这么快，为何不回家去插秧、种田？于是他又换工作。然而，工作换来换去都是靠手吃饭，靠出卖体力吃饭，再怎么都逃不掉底层打工仔的命运，同时也逃不掉“回家种田”这个念头对他的折磨、拉扯。后来有次他和城管发生了冲突，一脚踹了人家协管员的屁股，他担心自己上通缉令，于是有了逃回村庄的理由。台词都想好了，回到家，他要向所有人宣布：我犯法了，大城市待不下去了，没办法，只能回家种田了。谁料到，他脚一踏进村子，迎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老人说的：田都包给外地老板搞养猪场了，你这么早回来，搞什么卵子哦？

这个同名电影改编自一个名叫“润生”的作家写的短篇小说，名叫《回家种田》。微信公众号推送里无意中看到，我觉得特别亲切，它似乎在讲述我心里的一个隐隐约约的梦。我出生在瑶族大山里，十八岁高中毕业考上北京的大学，因为路途太遥远，每年只寒假回家一次。后来毕业了，定居在深圳，也是每年过年回一次。三十岁后成了家，变成两年回一次。三十五岁有了孩子，到今年四十五岁，十年一共也就回了三四次，其中包括父亲去世。父亲去世后我把母亲接到深圳，回去得就更少了。不是不想回，是很想回，回去到田野上走走，跟白胡子老人扯几句白，听他们唱唱山歌，讲讲巫术。但是回不去啊！故乡太陌生了，路新修了，河改道了，村子搬空了，人也不认识了。虽然现在交通越来越方便，高速通到县城，高铁通到市里，再辗转，也就是五六个小时的事。

朋友圈就是一张报纸、一个电视台。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发。电影获奖，我必须得发这个朋友圈。这是责任。一个电影完成，无论大小，演员、摄影、灯光、录音、美术、服装、化妆、道具、场工，还有四处拉赞助、找场地的制片人，甚至帮着订盒饭的剧务，都付出了智慧和汗水。何况这些人都是我刷脸刷来的，活儿多，钱少，不抱怨。电影是大家的荣誉。不仅要发朋友圈宣传，也必须接受一些采访，话说大说小、水分多少，自己把握。我的朋友圈没有分组，也没把九牛叔屏蔽。老家不少人都加了我微信，加了也就加了，谁是谁也分不清了。我没法一个个识别。自然，九牛叔就知道了我的电影在美国获奖、我去领奖的事。老家里，一定也有其他人知道了此事。老家市里的报纸、微信公众号也转发了一些报道。九牛叔兴奋地把市里的报纸电子版打印出来，直接找到了镇政府。九牛叔说，镇政府信访办接了复印件，高兴地跑上楼，给了宣传部，宣传部立马叫九牛叔上楼，核实事情是真是假、我到底是不是拦马河镇的人。核实无误后，宣传部的人领着九牛叔进了镇长的办公室。镇长看了报道，看着九牛叔，声音响亮地说了一声：“好啊。”

接下来是镇长加了我的微信。镇长邀请我尽快回家乡一趟，商量要事。镇长为了显示其真诚，还让县文体旅游局的一个管文化的干事加了我微信。干事用家乡土话发语音说：“大导演有空回屋里耍下嘛。”不是盛情难却，是乡情难却。我从美国返回深圳后，大约一周就开车回了老家。镇长嘱咐我一定要带上奖杯回来。我只好遵命。

直接到了镇政府大院。父亲在这个院子里工作过，不过是临时工。我熟悉这个院子，初三的时候每天都是在父亲办公室里吃的午饭。这个院子至少三十年了，没有搬过，门口还是那个门口，土黄土黄的，唯一变化的是门口的手写书法木牌子变成了电脑字铝合金牌子，七八幅，镇委、镇政府、人大……一个个吸着肚子憋着气，挤挤挨挨排在一起。镇长和干事在大院门口候着，我只好先下车。镇长很年轻，估计也就四十出头的样子，脸上白白净净，戴的是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倒像个书生，和和气气的。握完手，再开着车子左拐右拐开进停车场，停在一棵桂花树下。这桂花树也是至少三十年了，但这么多年，它似乎再没长高过，枝丫永远是刚刚能伸出水泥围墙一点点。正是中午，干部职工拿着铁饭盒走向食堂。一个个都沉默着。几乎都是一样的着装，白衬衫、黑长裤。记忆中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院里的人似乎也是这样的穿着、步伐、神态。阳光白白，桂花香浓，看着地上的影子，我感觉时光宛如倒退回去了。镇长找了过来，招呼着我。

在镇长办公室，镇长要看我的奖杯。我拿了出来，一个“鞋带”造型的银质雕塑。我必须要辅以解释，不然这个奖杯造型确实“怪异”。我说，这“鞋带”的英语单词叫shoestring，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小成本。我获的奖是小成本电影奖。镇长听到“小成本”，表情有点儿复杂。他自言自语了一声：“小成本。”“小成本”似乎有点儿出乎他意料，又似乎有点儿失望的意思。干事在一边则说，听了蛮有味，大导演请继续讲，继续讲。

我拿捏不出二位的意思，干脆和盘托出、实话实说：当时决定拍摄的时候，国产电影大环境已经降温，票房同比下降了二三十个百分点，以往那些招也不灵了，大明星不灵了，大导演不灵了，大制作也不灵了。我拿着之前拍过的商业电影和各种数据去找钱，也不灵了。但我特别想拍这部电影，那个手指特别灵活却一心想回家种田的卵崽在我心里茶饭不思、烦躁不安，我也为他茶饭不思、烦躁不安。

讲到这里，我以为他们会笑或者点头赞赏。他们没有，眼睛直直地盯着我，等下文。

我又讲：专业投资公司的钱谈不拢，企业老板的钱也搞不到，我下了个决心——自己出钱。我在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看了三十多场毕业生的汇报演出，最后在北电找到了一个大四的学生，扮演男一号，几乎是零片酬。没看走眼，他果然为电影加了大大的分。他是北方人，河北的，还是城市里长大的，可演起来像极了我们瑶山人。戏呢，是在广东连州拍的，那里的山，整天雾气蒙蒙，稻田也是大片大片的。一个当地的酒店老板答应为剧组提供住宿，以及开机宴、杀青宴。条件是，他在电影里演男一号的老板。

没等我说完，镇长插了一句：连州翻过一座山，就是我们这里哩，你应该回家乡来拍的嘛，不就是管吃管住嘛，好小的事情咧。

我欠欠身子，有点儿不好意思。

干事问，导演你这个片子花了好多钱？

将近两百万。

两百万？镇长向前欠了欠身子，问。

将近两百万。摄影师、灯光师等很多人都是合作多年的朋友，都晓得是我自己拿钱拍，也没好意思多收钱。如果按照市场价给，成本三百万跑不脱，另外，我自己作为编剧、导演的钱还没算呢。

哦哟。镇长轻轻叹了一声，像是绕了半天终于知道了答案，心中石头落了地，同时这个答案又超出了他的预料。

我听出来了：好花钱啊。

赚钱还是亏本？干事又问。

目前还是亏本的。这个电影没有一个明星，题材既不搞笑也不悬疑，这样的电影没有人投资它上院线，就是进不去电影院、卖不了票。

电影都拍出来了，为什么还进不了电影院、卖不了票？镇长接着问。

进电影院，要有人宣发，就是宣传、发行。要在街上，比如公交车站的灯箱广告牌做广告，要在电影院里放预告片，要在媒体上发文章搞报道，要喊人在朋友圈里转发新闻，等等。你搞了这些事、做了这些动作，电影院觉得你这个片子是有一定知名度的，才愿意拿出放映厅给你放。这个宣发费，起价两百万，两百万可以让全国十个主要城市放你的电影。如果第一天放了，觉得票房不错，第二天继续放。如果不行，就不再放了，这种情况行话叫“一日游”。

镇长看看干事，说，吃饭去吧。

饭中，干事说了原委：镇长想拍一部反映拦马河镇基础教育的电影。

可以啊，这太好了。我迅速停下筷子，心里想着项目来了。

干事和镇长对视了一眼，我抓紧机会口若悬河起来：通过电影，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把咱们镇的工作成绩歌颂出去，这是现在最好、最有效的宣传手段。拍完我们到省里、市里、县里搞首映礼，把头头脑脑请过来，报纸、电视还要采访镇长、采访我们学校师生。除了各大影院，片子还要放到各大视频网站上，还要剪成各种短视频，放到抖音、快手上，二次传播。主旋律拍好了，一样有人爱看，一样有人点赞，《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有先例摆着呢。说不定片子一炮而红，咱拦马河就成了全国、全省的正面典型。另外呢，钱多有钱多的拍法，钱少有钱少的搞法，但拍好、拍专业是肯定的。

那个，我们……镇长打断了我，不是歌颂，是反映问题。

镇长想反映现在农村教育的问题，干事把身子转向我，小声地说。午休时间了，食堂里空空荡荡，就剩我们仨人。

哦，反映问题。我身子塌了下来，像一个鼓胀的气球突然被人松了口子。

大导演，你觉得现在农村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镇长身子往后一靠。

失……失学儿童？我不假思索。说完觉得不太确定，又补了一个答案：还是基础投入？

早就不是了。镇长身子前倾过来，现在农村的学校，国家都给盖得雪白雪白、亮亮堂堂的，多媒体教学设备、实验室、图书室都有。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啊。

我放下筷子，认真听着。

一句话，没有老师愿意待在农村哪。编制都有，也配足了老师，可这些老师都是占着编制不上课，个个都往县城里钻，各种理由都有，抽调、选调、借用、请假，只要离开了，请回来是不可能的。他们嫌弃的是农村学校收入低、升迁机会少。有个学校，六个班，三百多学生，在编老师才六个，其他老师都被选调走了。剩下的六个老师没有一个英语老师，全校的英语课就生生停了将近一个学期，后来找了两个代课老师才暂时解决了问题。连锁反应来了。很多家长是有钱的，是重视教育的，看到学校这个情况，就把孩子往县城里送，或者找关系，或者干脆买个房子就近入学。现在县城的学校个个爆满，农村的呢，稀稀拉拉，而且基本都是差生，家里穷、父母在外打工、没人管的差生哪！镇长讲到最后，激动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末了还单手摘下眼镜，手一敲桌子：这个问题不值得反映吗，不值得重视吗，不值得全国关注吗？难道这些孩子个个都是回家种田的命吗？

我和干事没说话。镇长把眼镜又戴上，上下抹着胸口，看着干事说：拍部电影，还是小成本，都要那么多钱，镇里肯定是搞不起了。

我拿起筷子，悬在空中，出了一些大而不当、很难实现的主意，比如让镇里的企业筹钱，让县里、市里支持。这些想法都被镇长、干事用一声叹息挡回去了。像个肥皂泡，悄无声息地掉在地上，碎了。

后面的聊天变得散漫，话题从我们村，到镇、到县、到市、到省、到中央、到中美关系、到外星人会不会攻占地球。

....

（阅读全文，请见《民族文学》汉文版202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