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刚健”的自然之力与精神之美
【传统文论的当代回响】
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前提。中国传统文论内涵丰富，是民族审美经验和文艺实践的历史结晶，是伟大民族精神的美学表达，长久以来已通过文艺实践和审美活动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深刻地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整体形态。其恒久的美学价值，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显示出深沉而持久的力量。
“刚健”美学的人文底色
张岱年先生在论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时，将“刚健有为”放在首位，认为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思想和基本人文精神之一。“刚健有为”的精神充分体现在儒家思想中。孔子提倡并践行“发愤忘食”的进取精神，将“刚健”“弘毅”视作“有为”的前提，提出“士不可以不弘毅”，并践行终身。孟子高度推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刚毅品格。儒家经典《易传》对“刚健有为”精神有着集中表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强调大自然生生不息、刚强劲健，君子应效法天体运行，奋发进取。这是对中华民族刚健有为精神的集中概括和表达。
“刚健有为”精神体现在中华民族每一次整体性的重大历史选择中，也体现在历史上无数志士仁人个体面对困境的坚忍进取中。当民族遭遇低谷、面临危难之际，这种精神更成为激励人们的强大力量，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百折不挠、不断奋进的坚忍意志和顽强生命力。司马迁《报任安书》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作为深层文化心理，“刚健有为”既表现为民族文化创造的精神状态，也通过作品中的书写不断传承发扬。杜甫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荡气回肠的诗句无不体现刚健、沉郁、昂扬的精神气质。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凝练出中华美学精神的基本类型，对先秦审美意识的产生和中华古典美学思想建构产生深远影响。“刚健”的自然之力与精神之美，是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特征，并在传统文艺创作和美学思想体系中，呈现出丰富的表述形态，构成中华美学精神乃至中华人文精神的鲜明底色。以“刚健”为中心生成“风骨”“雄浑”等内涵丰富的传统文论思想，深刻影响着传统文艺各个门类的美学选择和审美风格。
“刚健”美学思想的丰富拓展
“风骨”是刚健美学思想在传统文论中重要表达之一。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中写道：“刚健既实，辉光乃新。……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我们知道，“风”原本指的是人的气质、风度，为“风骨”生成之本；“骨”则决定着人的体格并通过外在肌肤呈现体貌。《文心雕龙》以“风骨”设喻诗文，则“风”为诗文之命意，“骨”以文辞呈现作品的形象实体。刘勰认为真正的好诗文应是“风清骨俊”，标举和倡导明朗、洗练、爽直而又劲健有力的美学风格。
与刘勰同时期的文论家也多以“风骨”谈诗论艺。钟嵘《诗品》提倡诗的“风骨之力”。谢赫《古画品录》论画“六法”中推重“骨法”，并称画家曹不兴画龙“观其风骨，名岂虚哉”！尽管对“风骨”美学内涵的理解和使用各有侧重，但明朗刚健、质朴有力始终是“风骨”论的重心指向。将“风骨”作为审美价值评判标准在当时具有一定社会意义，就是要以“风骨”来批判、纠偏六朝以来文艺中的绮靡之风。这也启示我们从时代影响力角度提出并弘扬一种美学风格的重要意义，它不仅仅影响文艺家的创作实践，还肩负着通过审美引领、凝聚和影响时代精神的重要功用。
唐代司空图继承“刚健”美学的基本品格，强调诗人要效法“天行健”精神，积蓄刚健之气，并结合诗歌创作对“刚健”美学进行更为细致和全面的分类表达，提出“雄浑”“劲健”“豪放”“悲慨”等具体的诗歌美学风格类型。《二十四诗品》所阐释的“刚健”美学的风格特征，是对“刚健”美学丰富形态的系统概括与归纳，深深影响中华传统美学的发展进程。汉魏风骨、盛唐气象，尽管宋元以降空灵淡远成为文人的审美风尚，司空图所标举的雄浑、悲慨、豪放、劲健等品格，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诗学的美学追求，宋代诗学“兴趣”与“妙悟”说的倡导者严羽，赞赏盛唐之诗“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
刚健美学思想在明清时期受到文论家的重视，并进行更为丰富的阐发和描述。如清人姚鼐指出：“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这里，“阳刚”之美作为刚健美学的新表达，进入文论话语之中。此后的“壮美”等，都是对这种美学品格的进一步拓展，以期对时代文风、诗风产生引领和影响。
“崇高”观念与“刚健”之美
西方美学的“崇高”范畴引入后，有人认为中国美学思想中的刚健、雄浑、阳刚之美等都可包括在“崇高”范畴之中。实际上，由于人文基因和文化传统不同，中华美学的“刚健”精神与西方美学的“崇高”范畴并不相同，有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内涵，并在中西美学观念的对比中体现出鲜明的美学价值。
西方美学的“崇高”观念，产生于抵抗浩大外力之时人的内在感受，蕴含着感性与理性的不和谐。西方近代美学家们认为，“崇高”指向关于伟大、壮丽、惊人甚至恐惧的心理状态，是与美相对立的、外在的观念。在对“崇高”范畴的理论阐发中，西方美学家往往注重冲突各方的矛盾对立与分裂，认为“崇高”是一种由痛感转化出来的消极快感，起源于人们面临危险时所产生“自我保护的心理”，恐怖和惊惧是崇高感的心理内容，只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时才活跃起来。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当代艺术以危机和荒谬感，表现现代人的巨大困惑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面危机，美与恶丑并存的倾向登峰造极，透露出古典崇高即将解体的消息。
与西方美学范畴不同，中华美学的“刚健”之美，源自民族文化精神上的刚健有为、不屈不挠，是正面的、积极奋发的力量表现。宇宙雄浑劲健、运行不息，中华民族的先人从宇宙伟力中感悟永恒而又深邃的启示，充分肯定和高扬人的尊严、自信和理性力量，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获得人的最大自由。在这和谐的壮美之中，没有偏颇、极端、分裂与毁灭，更无恐怖和惨厉。同时，中华美学的“刚健”之美，既包含着阳刚、壮美的精神追求，也包含着刚柔相济的宇宙哲学。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从不对立。《尚书》中就推重“刚而无虐，简而无傲”；《易传》认为“刚柔相摩，八卦相荡”；姚鼐说“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刘熙载也说“书，阴阳刚柔不可偏陂”。“刚健”之中蕴含着韧性的追求，这是中华民族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式决定的。在中华美学思想中，阳刚之美不仅雄伟、劲健，同时要有内在蕴藉，不能锋芒毕露；阴柔之美不仅要秀丽、柔婉，而且同时要表现出内在的骨力。现代画家傅抱石、关山月合作的山水巨制《江山如此多娇》，正是两种美的完美结合。当然，在两种美之中，阳刚美始终是主导方面，这是中华文化“刚健”之美的鲜明特征。
“刚健”美学精神的时代价值
中华民族具有连续性的文化进程告诉我们，文艺必以气象取胜。刚健雄浑的美学精神中，蕴含着自强不息、勇于进取的精神力量，中华历史上下五千年，虽然饱经忧患，却能渡过一道又一道难关，其内在动力和凝聚力正在于此。我们只有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刚健自强、奋发有为的精神，才能铸就民族复兴的伟业，不断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
这令人联想到鲁迅先生对“刚健”文艺美学的重视和呼吁。在民族陷入生存危机的积贫积弱的年代，他大力倡导“力足以振人”的文艺，批评那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悲欢并视之为全世界”的狭隘文艺趣味，并身体力行，致力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鲁迅晚年倾力于译介外国版画作品，其意正在于通过编辑出版这些版画作品，倡导新兴木刻运动，扶植刚健、质朴的文艺，以期达到振作国民精神的目的。刚健、质朴、有力的审美追求，集中体现了昂扬向上、不断奋进的文化品格和时代精神。这种美学精神在历史进程中形成广泛共鸣，发挥重要作用，产生深远影响。正是在这一时期，延安革命文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结出丰硕的果实，诞生《黄河大合唱》《白毛女》等体现伟大民族精神的文艺作品，不仅激励着革命军民奋起抗战、救亡图存，推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取得最后胜利，也振奋千千万万普通民众走向美好明天的澎湃激情。
今天，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必然要求有强大凝聚力、刚健清新、生气昂扬的文化精神与美学力量。倡导弘扬传统文论和审美范畴中“刚健”美学精神，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文化价值。
当代文学应着眼于时代需求，在文学创作和文化建构中灌注刚健雄浑的美学追求，以黄钟大吕的新时代史诗性表达，弘扬刚健之美，涤荡低俗、庸俗、媚俗的低级趣味，扫除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错误思想，纠偏社会审美异化、摒弃畸形审美，以强健的风骨、独特的意蕴、积极的追求，提高时代审美的精神高度。
与此同时，深刻领悟刚健美学的时代价值应具有更为开阔的文化视野。从人类伟大的人文传统中汲取解决今日世界性文化困境的努力，自然应该包括对于中华美学传统的辩证取舍和古为今用。当前，应致力于深度诠释“刚健”美学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在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塑造中、从中西美学“崇高”观念与“刚健”精神之间的差异和互补性“对话”中，实现传统文论精华与现代社会的有机衔接。以清新、中正的“刚健”之美充盈着人们的精神生活，为持续改善人类精神生态发挥积极作用。
总之，优秀传统文论和中华美学精神的当代建构，肩负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我们应更多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深入提炼契合时代需要的思想观念、美学精神和价值追求，使其融合到时代文化精神的伟大创造中，以自觉的使命意识，展现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强大魅力。
（作者：叶青，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江西省文联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