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叙事伦理中的“道德绑架”问题
一
“身份政治”：“道德绑架”的文化装置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尽管有一批作家在各种文类中，表达对道德的认信，但不能否认的是，越来越多的作家寻求审美表现的更大的自由度，拒绝道德、伦理等字眼对文学的接近。对于后者，如果简单地将之视为厌弃道德而唯物质是举者，恐怕是过于简单化的理解。须知，“‘无涉道德’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主张”。{1}对于这样一种影响广泛、具有代表性的写作伦理思潮，只是以消费主义批判的思想资源，对之进行反思，并不能接触到当代作家面向的问题实质，而且也忽视了这一思潮在公众群体中有广泛接受倾向。
在新媒体时代酝酿的文化园地中，人们热衷于用道德等规约去评判公众人物、知识分子、妇女儿童、原生家庭，又热衷于反抗施加到自我所属群体的网络暴力、权力统治、法律规约等等。将这种文化现象与当代作家所呈现的“无涉道德”的“道德观”联系起来，追问后者的行为心理和言说动机，厌弃外在规约、拒绝“道德绑架”的核心诉求也就渐渐凸显。“道德绑架”已经是新媒体时代令人不再陌生的文化现象，由此衍生而来的网络暴力令人畏惧道德批评如虎。尽管网络暴力所指涉的内涵与道德绑架并不完全一致，更无法与道德批评等而视之，但当代文化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于，人们开始对道德、伦理等严肃的话题产生怕和疼的生理感受。这种现象自然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显出某种“小时代”的伦理危机。然而，熟悉当代文学史者，皆能明白此一反抗道德的主张，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和权利探讨动因，那就是，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中，潜藏着对“伦理政治化”和“道德绑架”的无边恐惧。
吊诡的是，当代人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却又赋予了人们任意划归“身份”的便利。一方面，当代人渴求获得尊严感和被承认，这根源于人性的隐秘心理，故此，“现代的身份感迅速演变为身份政治，个体借此要求他们的价值得到公开承认”。{2}另一方面，当这种尊严感与认同感与互联网信息流链接，对他者身份合法性的质疑攻讦开始蔓延，自以为掌握了身份划归的能力，就是掌握了道德真理，便能通过自我的道德判断约束他人，甚至绑架他人的自我，以期达成预想的事件发展轨迹。可以说，“身份政治”作为一种文化隐疾造就了世道人心的异化，以“身份”为情感要挟，以“利益”为价值追求，以“快感”为心理渴望，共同形塑了热衷“道德绑架”之人格的病态画像。加之文化传统中的格言警句常被人奉若圭臬，而这些规训并未经过反省重审的转化过程。诸如“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的文化断语助推了“道德绑架”的蔓延态势。人们在使用这些警句格言之时，常常忽略了一个必要的反问——凭什么？好人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善事，已是仁至义尽、竭尽全力，而苛求他们“送佛送到西”则是苛求者自我中心主义的过分张扬。
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当代作家身处这一“身份政治”泛滥的文化语境中，加上源自“伦理政治化”的历史记忆及其沉重体验，在文学叙事中自然会着重发掘“道德绑架”的幽影，探究其成型的文化因素和心理动因，追问其造成的社会危害和文化危机。故此，“道德绑架”现象作为一个可以打通现实社会病症、作家现实关怀意识与国族历史文化基因的理论线索节点，对于重审当代文学叙事伦理的发现与遮蔽，对于走向当代文学所代表之文化心灵的深层结构，形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窥视窗口。而以此为研究主旨，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是，写作者何以通过叙事伦理的魔法之笔，发现“道德绑架”的文化印记，呈现出“道德绑架”现象所含纳的人格病态。
二
“责任话语”的异化：“道德绑架”的权责偏谬
当代文学关于“道德绑架”文化现象的叙事伦理的流露，是从对“责任”这一生活体验的反思开始的。从柳青《创业史》、周立波《山乡巨变》到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叙事者挖掘了政治规约或解严环境下“农村新人”招致的流言蜚语，探讨了不同社会语境中“农村新人”理应遵循的责任伦理。从张炜《古船》、陈忠实《白鹿原》，到赵本夫《荒漠里有一条鱼》、胡学文《有生》，写作者探索了古老中国灵魂凝结在乡土人物上的德性根基与责任担当，与之相对的则是庸碌乃至流氓之辈对他们的攻讦诬陷和绑架利用。人生存于社会群体之中，首先面对的就是复杂的人际关系，包括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师徒关系、朋友关系、宗族关系、上下级关系、官民关系等等，不同的社会文化规定了这些关系的具体生态，即所谓“十里不同俗”，其中关键在于各种关系内蕴了各样的权力—责任模式。究其根本，“责任就是权力的一个功能，无权者无责任”。{3}文明的责任模式，往往具有相同之处，例如权责对等、人道关怀、友善互助、知恩图报、尊老爱幼等等；而野蛮的责任模式，却各有各的野蛮，例如一夫多妻、遗弃老人、忘恩负义、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等等。当代文学叙事伦理正是在书写“责任话语”的过程中，发现了“道德绑架”本身的权责偏谬和野蛮本相，后者直接导致了当代社会中“责任话语”的异化。人们一旦被他人以责任相要挟，往往意味着个体权利的削弱和个体诉求的压抑。由于这些“责任话语”异化的文化因素不同，并且产生的权责偏谬也具有不同性状特点，在当代文学流露出的叙事伦理中，这些异化现象主要再现为如下几种类型：行善之人不能拒绝道义苛责、知识分子不能向社会求待遇、亲朋好友不能把自己放首位、父母亲人不能对子女提要求等等。当代文学叙事伦理之于“道德绑架”的权责偏谬的揭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其一，当代文学叙事伦理显示出，“道德绑架”潜藏在对恶的忽视和对善的苛求中，世人以偏谬的道德观念，要求好人承担更多的责任与后果。严歌苓《芳华》中的刘峰救了一个偷入靶场的老太太，然而只因后者进靶场是为了捡取公社漏下的红苕，文工团的战士们就说“雷又锋（刘峰绰号）这回当错了雷锋，救错了人”。惯于“道德绑架”的人，便是用如此严厉的评判标准，去要求永恒的善行符合一时的政治标准，而罔顾了对生命的敬重，更是异化了好人应有的责任，使后者变得愈加复杂而沉重。刘峰生活于这般压抑、苛刻的文化环境中，极富同理心的他但行好事、不问前程，其悲剧性可想而知。而林丁丁之所以震惊于刘峰的求爱，就是认为刘峰这样的“圣人”不能像所有男人一样表达爱意，{4}这无疑是说，行善之人绝不能拥有流俗之人同样具有的爱恨情仇。徐则臣《我的朋友堂吉诃德》里的老周敏锐地发现了当代社会的日益冷漠、分裂，决心从自己做起，微笑对人以期打破人际隔膜，因为“人人自危的环境里，贼只会越来越多”{5}。可以想见，他遭受了种种鄙夷和嫌弃，只有老人和孩子愿意接受他的礼物。他给大爷递烟，却被其女儿指斥为害人，他给孩子的大白兔奶糖，被孩子母亲贬为烂东西。在盛行“道德绑架”的文化环境里，行善只是事情的开始，好心常被质疑暗藏害人的心机，好人要自证清白并承担难以想象的、维护他人的责任。程先生（王安忆《长恨歌》）、宋没用（任晓雯《好人宋没用》）、忆秦娥（陈彦《主角》）、老扁（赵本夫《荒漠里有一条鱼》）这些好人，往往被要求付出更多的牺牲，甚至他们的付出已被当作理所当然，接收者心安理得地接受这种善行，即便偶有报恩之心还要等着好人的“开口”。{6}但前者忘了这样一个事实，一旦好人开口，岂不成了乘人之危的小人？所谓善行也便成了“交易”。
其二，当代文学有关伦理叙事关注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悲剧，揭示了热衷于“道德绑架”之人的谬误在于，用想象的、古代的“圣人君子”之德行操守，要求现实的、当代的“知识分子”之言行举止。应物兄（李洱《应物兄》）为了满足领导们的要求，为了符合他们对于现代儒学传人的道德期待，应物兄不得不练就了委曲求全、“表里不一”的“修养”功夫；林宜生（格非《月落荒寺》）身为哲学教授衣食无忧，之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外部世界对内在自我的撕裂和挤压，是因为他被人们——包括前妻——以道德为名要求容忍与承受那些生命苦痛；杨科（阎连科《风雅颂》）被妻子抢走了自己珍视的学术著作，却仍被后者希望能够宽容大度而不去告发。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责任，固然有其公共性的一面，就中国儒家传统而言是“修齐治平”，以西方公共知识分子传统为参照，知识分子有向整个社会发声的义务。{7}但是，这一切的“责任话语”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即知识分子应当服从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律令，不能落入别有用心者为了牟利而设置的伦理圈套，否则知识分子不再是分享了智慧与勇敢，而是印证了愚昧和懦弱。正因如此，王小波在他的“时代三部曲”中，刻写了知识分子对“智慧”的求索，李靖（《红拂夜奔》）机智百变、擅于发明，李先生（《似水流年》）在动乱年代苦苦钻研无人问津的西夏文，而王二（《黄金时代》）用逻辑破解众人对陈清扬生活作风的无端苛责，王仙客（《寻找无双》）则是敏锐地发现众人进行道德审判背后的晦暗人心和愚昧本相。
其三，通过挖掘亲朋好友等人际关系的隐秘，当代文学揭示了“道德绑架”对友好型人际关系的破坏之始，在于将一切现代型社会关系纳入血缘伦理框架中，用后者代表的道德观念来圈定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付秀莹《野望》写出乡村企业家刘增志的心理，刘增志曾在招工上帮助村人，可惜厂子经营遭遇危机，众人纷纷向他讨债。刘增志酒后吐出心声：“我刘增志，开厂子，怎么对工人的，唵？都是乡里乡亲，沾亲带故，我是凭着自家的良心，我凭着良心。可如今呢，我遇上事儿了，大伙儿怎么就不念一点儿情分，唵？恨不能把我一口吃了哇！狗日的们。就忘了当初求我的时候了？”{8}刘增志酒后失言，将工人的催债视为忘恩负义的行为，自认为善良的刘增志非常迫切地希望“沾亲带故”的工人能够拉他一把。然而，这种酒后的直言快语却显出某种“道德绑架”的意味，其话语深层是对工人劳动者身份的忽视，认为工人是自己的亲人好友，恰恰是异化了工人与老板之间的责任关系。按照朴素的道德观念，亲友的确有相互扶持的义务，否则就显出凉薄的品性，但作为劳动者的工人却并没有这一责任去帮助老板走出困难，劳动者付出辛勤的劳动，已经是付出他所拥有的全部。在这一层面上，忽视了“责任话语”的异化，刘增志的酒后吐真言只能是对自己心理的二次伤害。温如风（陈彦《星空与半棵树》）因为自家的半棵树被村霸偷砍，决心上访，而地方官僚为了阻止温如风，就派温如风在镇政府任职的老同学安北斗上门，寄希望打感情牌，试图令温如风为了老同学的工作而放弃上访，这是一种常见却暗合国人心理的“道德绑架”。显然，在这种责任话语中，温如风若是不顾同学的“金饭碗”，就有不义的嫌疑。同样，曹德宝、春燕夫妇（梁晓声《人世间》）之所以跟周秉昆分道扬镳，正是因为他们想凭借周秉义的权力谋取私利，并且在没能如愿后怀恨在心，参与了对周秉义的诬告。曹德宝看秉昆当初帮了困难的孙赶超，就义正言辞地对周秉昆说：“朋友间什么时候分出亲疏远近了？我们求你走走你哥的后门，想价格便宜点儿买一套房子，这点儿面子你都不给吗？”{9}然而，此时房价已经大涨，德宝的道德绑架自然令秉昆大为光火。曹德宝没有考虑到秉昆对兄长秉义的爱护，没有认识到这种要求已超出了秉昆作为朋友的责任，也混淆了与秉义之间较为明了的百姓与官员的界限。当代文学正是在这人心的勘探之旅中发现，原本现代社会的上—下级、官—民、资本家—工人之间较为清晰的权责体系，被纳入传统乡土的圈层伦理中，朋友之间的责任伦理业已变质为强权绑架个体意志的手段，深受其害而能够与之抗争者则是少之又少。
其四，核心家庭日益走向崩解，亲子关系中的爱与包容被圈定为单方面的责任。须知，中国现代文学以青春审美为创作的内驱动力，高老太爷（巴金《家》）、周朴园（曹禺《雷雨》）这类“封建大家长”是陈腐人物的代表，往往用“封建道德”绑架儿女、规训青年，阻碍青年的自由选择和人生路径。与现代文学表现父辈道德绑架儿女所不同的是，当代文学逐渐警惕青春审美的合法性，描写了精致利己的“巨婴”，他们以责任话语绑架勤劳善良、包容忍让的父辈，以求个人利益的扩张和瞬时快乐的留存。刁菊花（陈彦《装台》）从不怜惜父亲刁顺子的辛苦工作，反而嫉妒父亲对于妹妹韩梅的夸奖，憎恨自己的后妈蔡素芬，屡次为难她，而且当刁顺子要惩罚她时，“突然大喊一声‘妈——’，哭得一头扑在了床上，抽搐得整个榻榻米都在晃动”。因为菊花的亲娘跟别人跑了，顺子为此常怪自己无能，所以“最听不得的就是菊花这声哭，一哭，任他再硬的心肠，也都被这摊泪水泡化了”。然而，应当指出的是，顺子的心理早已被菊花知悉，“她干脆住进了刁大军住过的那家五星级酒店，既然是过年，那就好好过一回，反正钱这东西，自己不花，刁顺子还是要让其他女人花完的。”{10}她正是要以顺子心底最大的疼痛刺激他，将一切不幸的责任——包括母亲的出走、自己的丑陋——都归罪于他，进而为自己张狂无端寻找逻辑根据，为避免受罚而寻找逃脱借口，为挥霍父亲血汗钱而寻找道德绑架的理由。
如上所述，当代文学从人际关系形塑的人心文化出发，发现“道德绑架”的具体表征，探究权责偏谬造成的“责任话语”异化。在这之中，被道德绑架之人，从来难以向他人诉说自己的权利，却总是被伪装成敬佩、尊重、亲爱的各种责任要求而包围。好人不正被要求着“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知识分子不正被要求着“安贫乐道”？亲朋好友不正被要求着“重义轻利”？父母双亲不正被要求着“不求回报”？凡此种种，无不引人深思一种健康的权责关系所应有的具体内涵到底是什么。刘小枫曾在《记恋冬妮娅》一文中，反思革命斗争对“个体爱欲”的“道德绑架”。保尔对冬妮娅宣告自己的准则——第一位是党，其他人是次要的，“面对保尔的粗鲁”，有一次冬妮娅反问：“你凭什么权利跟我这样子说话？”冬妮娅的反问是至关重要的，“革命有千万种正当理由（包括讴歌同志式革命情侣的理由），但没有理由剥夺私人的爱欲权利及其自体自根的生命含义。”{11}更进一步而言，不论是“革命”，抑或是其他的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都不应忽视权责关系的平衡，以避免造成实质性的“道德绑架”。而对于当代文学叙事伦理而言，发现“道德绑架”的权责偏谬并非一切的终点，更深入的思考在于，当代文学叙事伦理对“道德绑架”背后文化、历史等多种因素的整体批判，这也是下文着重探讨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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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刘小枫：《波士顿的长电邮——美利坚的政治成长与普遍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97页。
{2}[美]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刘芳译，中译出版社，2021年，第15页。
{3}[德]汉斯·约纳斯：《技术、医学与伦理学——责任原理的实践》，张荣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224页。
{4}严歌苓：《芳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10页、第52-53页。
{5}徐则臣：《在水陆之间，在现代边缘》，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第100页。
{6}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223页。
{7}“重要的是知识分子作为代表性的人物：在公开场合代表某种立场，不畏各种艰难险阻向他的公众作清楚有力的表述。”[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32页。
{8}付秀莹：《野望》，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131页。
{9}梁晓声：《人世间》下，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第386页。
{10}陈彦：《装台》，作家出版社，2020年，第36页、第286页。
{11}刘小枫：《记恋冬妮娅》，《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华夏出版社，2020年，第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