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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诚的琵琶
来源:解放日报 | 陆春祥   2023年10月26日08:32

高则诚(名高明),南戏之祖。

高则诚的《琵琶记》,诞生六百多年来,一直在中国戏剧舞台上散发着璀璨的光芒。

某天,宋光宗赵惇的堂兄弟赵闳夫,下达了一道禁令:国朝广大地区之勾栏瓦肆间,近来有一些思想内容不健康的剧目比较火爆,比如《赵贞女蔡二郎》之类,当立即禁演!

《赵贞女蔡二郎》这戏火到什么程度?同时代的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其四)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其时,陆游正闲居在山阴老家,门前镜湖边,坐上小船出发,随意东西,不会走远,就去赵家庄吧,盲翁正将鼓敲得咚咚响,他在说赵贞女和蔡二郎呢。这个戏在乡下小村都如此热闹,更不要说在城市里了。

宋室南渡,高宗赵构一路往南,陆路与海路,一直疲于奔命。至温州,看着眼前的一片汪洋,他曾一度想将温州当作行在。自然,跟着皇帝一路跑的人不会少。一个悖论是,待稍微安定下来,人似乎就忘记了胆怯,精神需求接踵而至。北边的文艺人才,加上温州一带本来就盛行的杂剧,众多的村坊小戏里,随着时光一点点融入百姓的多种智慧铸合成南戏,一种全新的戏曲形式就诞生了。

我这么推断,赵闳夫下禁令时,一定是南戏比较红火的时期。但无论怎么禁,南戏在温州民间,依然发展得如火如荼。

公元1279年二月初六傍晚,崖山海域,暗红的天幕将浑浊的海浪渐渐笼罩时,陆秀夫背着8岁的小皇帝,决绝地向大海猛烈一跃。崖山之战异常惨烈,崖山成了南宋遗民的深深之痛。

2018年初秋,我去温州瑞安,阁巷柏树村(古称崇儒里)的集善院内,粗大的水杉相互掩映,工作人员带着我在正堂停住脚步,他指了指眼前说,这里,以前有一大块醒目的“崖山之战”刻石。这四个字,让听者心中顿时升起一股悲凉。

紧挨着集善院的,是高则诚纪念馆,馆内那些静静的图文无声叙述着高则诚的精彩人生。高则诚的墓也在院子一侧。我心想,设计者是用心的。这崖山与高则诚有联系,他的父辈就是南宋遗民,崖山之战20多年后,他就出生在飞云江畔的这个渔村。

高则诚的外公陈则翁,曾任南宋广东副使,著有诗集《沧浪兴集》。高则诚的大舅陈昌时,曾中宏词科,任廉州路教授。小舅陈与时是他的启蒙老师。高则诚的爷爷、父亲都是当地著名儒生。而这眼前的集善院,就是陈则翁定居瑞安后创建的公益性书院,本乡本族的子弟在此由名师精心教导。如著名文学家周密一样,南宋遗民中的士大夫大多怀有一种对旧朝的深深眷恋。这种情绪,自然也会影响身边的人。

高则诚在集善院学习的时光约有十来年。在这里,他不仅得到了良好的教育,也收获了爱情,小他一岁的表妹、陈昌时的女儿陈素,成了他的妻子。虽然高父英年早逝,但陈家温暖的怀抱一直向高则诚敞开着,很快,高则诚就成长为一个博闻多识的青年,无论诗与词,皆高人一头。

高则诚出生前后,正值南戏盛行时光。温州的南戏博物馆,向我展现了这一立体、多维度的戏曲表达形式,永嘉杂剧、温州鼓词等,内容驳杂,说的虽大多是前朝事、别家事,却让人有一种现今事、身边事的针对性。唱词雅俗共赏,唱腔时而幽怨,时而高亢,演出场地灵活机动,大舞台小场景皆宜。

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乡村少年,他的生活日常一定离不开戏文。村头村尾,商贸集镇,乃至瑞安城中,但凡有戏的地方,但凡有时间,高则诚一定会去仔细欣赏戏文。

耳濡目染,高则诚心中的戏曲种子也在慢慢生长。

机会来了。不过,这个机会是长久蓄积而成的。

在40岁考取进士以前,高则诚基本上在家设帐授徒。读书教书,写诗作文,这样的生活平静而无波。看看高则诚的号“菜根道人”,似乎就能看到他淡泊的功名意识。

元至正五年(1345年),高则诚中了进士,随即被授处州录事,一个八品小官。高则诚在底层为官十几年,历经多个岗位,而他的为官经历可用“干练娴熟、清介廉明”来概括。将这段经历看作高则诚创作《琵琶记》前的生活积累,也未尝不可。

我去宁波星光村中街沈氏楼,寻访高则诚的踪迹。沈氏楼也叫瑞光楼,高则诚数年闭门写《琵琶记》的地方。不过,楼已毁,只存故址碑一块。关于高则诚撰写《琵琶记》的地点有多种说法,而我眼前的这个沈氏楼,是被许多专家公认的重要地点。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高则诚赴任福建,途经宁波,被当时坐镇宁波的浙东农民起义军领袖方国珍羁留,方国珍想招高明投其麾下。高则诚力辞不从,却也走不脱,只好在沈氏友人的家里暂住再作打算。

高则诚在底层为官十来年,身心俱疲,是该坐下来好好歇歇了。他一坐下来,心中那戏曲种子忽地“喷薄而出”了。这么多年了,依然是对赵贞女与蔡二郎的故事印象最深,但他不满意,特别是对书生蔡二郎的命运安排。他要重新写一个,写出科举制度的弊端,写出仕宦道路的扭曲。

高则诚根据民间长期流传的《赵贞女蔡二郎》重写的这个南戏名为《琵琶记》,叙写的是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琵琶记》起首云:“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为了这“动人难”三个字,高则诚倾注了心血。看三则明人对《琵琶记》的评价。雪蓑渔者的《宝剑记序》里这样评价:“《琵琶记》冠绝诸戏文,自胜国已遍传宇内矣。”高明“阖关谢客,极力苦心,歌咏则口吐涎沫,按节拍则脚点楼板皆穿,积之岁月,然后出以示人”。徐渭的《南词叙录》如此说《琵琶记》的用词:“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则高度赞美此剧被奉为“曲祖”“每奏一剧,穷夕彻旦,虽有众乐,无暇杂陈”。

这些评价可归结为三个层面:高则诚创作《琵琶记》,从唱词到唱腔,无不一一体验,反复推敲,唱得嘴上唾沫横飞,脚打节拍楼板也被踹破;《琵琶记》的表达脱离了低级趣味,登上了大雅之堂;《琵琶记》风靡剧坛,没有哪个剧本可以匹敌。

确实,《琵琶记》一反传统,将一个“无情郎”脱胎改造成了一个“无奈郎”。这一字之差,让男主人公的戏剧形象180度大反转,也奠定了高则诚在中国戏剧史上南戏祖师的地位。而女主人公赵五娘还是原剧中的那个赵贞女,上京寻夫还是身上背着琵琶一路行乞。原剧中的赵贞女赡养公婆,竭尽孝道。高则诚保留了这个传奇女主角的基本框架。要变的是蔡伯喈的形象,他入赘牛府是被迫,他想辞婚牛丞相不从,他想辞官归故里皇上也不从,他被强权所压无可奈何,又时时想着家中父母的衣食冷暖,惦记着家中的糟糠之妻。

站在彼时高则诚的立场,从戏剧创新角度来看,这种改变是符合普通大众人心的,也更具思想与表达的深度。即便在现今,从作品的思想内容、双线结构、戏剧人物的重塑、剧本的文采来看,《琵琶记》仍是不可多得的传世经典。

高则诚的诗文大多已散佚,他的戏剧作品,除了《琵琶记》,还见有一个剧本的名字为《闵子骞单衣记》。这个剧本已不存世,很可能是他在青年时期拜大儒黄缙为师期间创作。事出《二十四孝》,闵损,字子骞,孔子弟子。

我写在《论语的种子》里的这段文字,可用来作这个故事的大概:闵损生母早死,父亲娶后妻,又生下两个儿子。继母(又是继母)经常虐待他,寒冷季节,弟弟们穿着用棉花做的冬衣,闵损却穿着用芦花做的棉衣。某天,父亲出门,闵损在前面牵车,因寒冷发抖,牵车绳掉到了地上,父亲见状就鞭打儿子,一鞭子下去,闵损的衣服被打破,芦花从衣缝里纷纷飞了出来。此时,父亲方知大儿受到了后母的虐待,立刻返家,要休了后妻,闵损却跪在父亲面前,请求父亲饶恕母亲:留下母亲,我一个人受冻,休了母亲,三个孩子都要挨冻。继母听说后,惭愧后悔,从此待闵损如亲儿。

有人如挑赵五娘愚昧顺从那样挑剔闵子骞的故事,说春秋时代,还没有种植棉花呢!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只说孝心。有人说,将子女养大是责任,而孝顺父母却是个人品德的体现。这或许就是高则诚想要表达的闵子骞故事的意义所在。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心中悲与苦。赵五娘的琵琶声,还越洋跨海。

1924年,闻一多、梁实秋、冰心等留学美国,为推介中华文化,他们选择《琵琶记》进行改编。翻译,编剧,排练,1925年3月,波士顿大剧院里,英语话剧《琵琶记》正式公演,梁实秋演蔡伯喈,谢文秋、冰心饰演赵五娘和牛小姐,闻一多负责布景道具。尽管演出有诸多的稚嫩与笨拙,但台下依然轰动。

如果说,中国留学生的自导自演影响力有限,那么,美国专业人士的编与演,就纯粹是一种市场行为,它也标志着一部作品真正走向国际。

1946年2月,美国纽约帕来茅斯剧院里,百老汇演艺明星玛丽·马丁扮演的赵五娘迤逦出场,细腻婉转的嗓音与独特的东方歌舞,一下子就牵引住了观众的目光。这是美国剧作家威尔·艾尔文与西德尼·霍华德联手,将《琵琶记》改编成英语音乐剧《琵琶歌》的首演,用全场震惊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此后,该剧在百老汇连演142场。

赵五娘没有羽翅,但她背着琵琶的凄美身影,却在六百多年的时空中上下肆意飞翔。无论中西,观众看完《琵琶记》都会发出一种如释重负的笑声。

见此情景,飞云江畔、云端之上的高则诚,会不会拈须思索、一脸的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