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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的故事已很难写出新意，这篇小说却有着令人可喜的尝试和表达。人类在大限来临之前，会有一种缘自本能的挣扎和反思。普通人看似平淡的一生，暗藏着可将人吞噬的灾难和风暴。他们去讨别人欠自己的债，也去赎自己犯下的罪孽和遗憾。在人类的无奈和渺小面前，自然往往变得愈加神秘而博大。小说将普通人的命运和大自然的更迭交替，以及人生突然而至的灾祸与自然界的灾难两种不同的主题进行揉和，浑然天成，毫无雕琢的痕迹。

小说语言朴实，情感动人，而更加可贵的是，作者对于小人物的命运，有着悲悯而又通透的思辨。

——黄斌

在他们走之前

·许 玲·

一

清晨时候，熟睡的父亲从床上摔了下来。他“哎哟”一声，跌坐在地上。那茫然无辜的样子像足了一个突然被惊醒的孩子。我先是一惊，随后大笑，母亲也跟着大笑。父亲问道：“这是哪里？”

我们住在医院旁快捷酒店的双人标间里，我和母亲睡一张床，父亲睡另外一张。大概因为已有多年没有和他们睡一个房间，母亲的话比平日多。入睡前，她刚好讲起了一件从床上摔下来的陈年老事：有一天早晨，她醒来顺势一摸枕头旁，空空的，吓得魂都没有了，以为我被强盗偷走了。因为不久前，小偷从窗户外钩走了她挂在床边的一条长裤。她哭着起身，在床脚下发现了我，将我抱起来，见我额头上鼓起了鸡蛋大小一个包，正睡得酣甜。她说：“那时多累啊，一个孩子滚在地上都不知道。你的瞌睡劲也大，怎么就没有听到你哼一声呢。”这个故事我其实听过很多遍了，问道：“那时还有偷孩子的吗？”母亲说：“怎么没有！那年，隔壁村就偷走了一个孩子，那强盗抱着孩子，从棉花地里穿过去，走了几里路发现是个女娃，就把孩子丢在了地里。”我颇为惊讶，问道：“是不是真的呀？”母亲说：“她们都这样说。”我在黑暗中笑了笑。

父亲的鼾声响了起来，声音震耳欲聋，如同攀山越岭的火车，几声之后突然急刹车般地停住，周围一片寂静，我心中不免惊惧，担心那口呼出去的气借势逃跑，再也回不到他嘴里。我连叫了两声“爸”，父亲翻了个身，嘴里不耐烦地“哼”了一声，鼾声复又响起，却改变了旋律，仿佛蒸汽列车吐着白烟隆隆而过，不断呼着一口口的粗气。母亲宽慰我：“没事，他打鼾就是这样吓人。”很快，她的鼾声也响了起来，声音高亢而又尖细，像吹着一支竹哨。我夹在两个至亲的人中间，在异乡的床上失眠了。我竟不知道父亲的鼾声这般令人心惊胆战，而我母亲年轻的时候睡觉原是无声无息的。这本来可以回到少年的亲密距离，却让我悲哀地意识到，他们真是年逾七十的老人了。

我们千里迢迢到这个北方城市是来替父亲看病的。此刻，父亲自己也反应了过来，没有得到我们的回答，自己讪讪地笑了一下，重新回到了床上。我打量着他那两条肥硕的腿，它们配合着主人起身，上床，被放置在棉被之上，除了笨拙，实在看不出其他异样。我和母亲起床洗漱之后，见父亲还躺在床上，盯着墙壁。那里本来应该有扇窗才对。可是，却是一堵严实的墙，一扇小小的窗户从另一侧墙壁的高处打开。外面就是走廊，已有了热闹的声响。我昨晚进了房间，才知道网上订的特价房原是没有大窗的。那时，父母已经一身倦意地坐在床沿边。我没有勇气返回前台去更换一间有大窗的房。我们到达前台的时候，当父亲得知我订了两间房，便开始生气。他们坚决要与我住在一起，争论几句之后，父亲动了怒，转头就往外走。见他这样，母亲便丢下了我，跟在他的身后。眼见着他们真的出了门，我只得跟了出去，然后妥协了。他们的脚被自己带来的大包小包簇拥着，黑色的拉杆箱缭乱地倒在地上，占据了整间如同鸽笼般的房。出趟门，他们像搬家一样，随身携带着家中令他们不放心的东西：定期存折，被塑料袋重重包裹的一叠现金，父亲的一枚黄金戒指，母亲的黄金手镯，还有一只有按摩功能的枕头……我向他们反复说，只需要几天而已，我们只是确诊一下父亲的腿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没有人听我的。他们的固执，进入七十岁之后仿佛被水泥重新浇灌了一圈，变得愈加庞大而又结实。

我坐在另一张床上，注视着父亲的两只脚交叉叠放在床上，不自觉地抖动。五年前，他感觉自己双腿无力，如同踩在一团棉花上面。我们将他带到医院，到了医院门诊大厅，他又死活不肯进去了，医院独有的味道让他喘不过气来。母亲扶着他的胳膊，摸着他的背，替他解释：“你爸一辈子没有进过医院的。”年轻的时候，父亲在地里打农药，不知是中暑，还是中毒了，倒在了地里，被人抬了回来，看起来奄奄一息。村里的人将他围成了一圈，有人凑到他耳边安慰道，不要慌，已经能在路上看到赤脚医生背着药箱的影子了。他听了这话，冲出人群就跑了。我和妹妹俞丹并不是第一次从母亲嘴中知道这件事情，却也没想到他如此讳疾忌医。我们只得陪着父亲坐在离医院门诊远远的一排条凳上，像哄着一个几岁的孩子。他抽了平生第一管血，母亲将他的头搂在怀里，捂着他的眼睛，嘴里一个劲地说：“别看，别看。”做头部核磁共振检查的时候，我们都站在了门外，看着母亲将他扶在了检查台上，将他脱下来的鞋摆正，他正准备躺在狭长的检查甬道里，医生将母亲请出，然后把门关上。我对母亲说：“要二十分钟，我们先坐坐。”母亲执意等在门口，她说：“这个检查我做过，吵得要死，我担心你爸受不了。”俞丹早已对父亲失去耐心，不满地说：“他还是一个孩子吗？你把他惯得已经没有名堂了。”正说着，门开了，父亲一脸惶恐地站在门口，对着我们直摆手，“不做了，不做了，躺里面人还没死，先吓死了。”医生告诉我们，机器还没开始响，他身子就在剧烈抖动，像一条搁浅在岸上拼命挣扎的鱼。医生看着面前站成一排的三个女人，犹豫了一下，将检查单还到了我的手里。

父亲的求医之路正式以这种方式开启。我们哄着他，带着他辗转于不同的医院的不同科室——内分泌、神经内科、心脏内科、脑外科，他在不同的医生面前拍打着他的腿。医生们让他躺在床上，用锤子敲打着他的膝盖，或者闭着眼睛，伸直胳膊站立，或者两只手交替着点自己的鼻尖，他一一照做着完成，脸上充满了得意——他对这些动作的完成已有经验，做得相当出色。他确实被检查出了一些小毛病，但那都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就像一台机器运行良久，会有不可避免的损耗和故障。没有哪个医生能用疾病来说明他腿的问题。我们总是会提着一袋子药回家，除了高血压的药坚持服用，其他药都被他丢了，因为那些药物所有的副作用都在他身上体现了出来。我们后来不得不偷偷将说明书从药品盒里拿出来，劝他继续服药，但是，他很快在抽屉里发现了那张薄薄的说明书，不偏不巧，正是治疗焦虑症和精神病的那类药。父亲异常生气，责骂我们和医生将他当成了神经病。他从此不再去医院，只是日日抱怨。他的腿淤在了沙滩里，走路往一边倒。每当我和俞丹回家，他都会在客厅里向我们演示，他一边走，一边说，我会摔倒，我好像在腾云驾雾。我们看着他一步一步朝前走，没有往一边倾斜的迹象，只是因为懒于运动，身体明显沉重了起来。五年了，他其实没有摔倒过一次。我们似乎也司空见惯，只是静静地看着他。最近，母亲在电话里面哭，父亲不敢走路，怕摔跤，整日在家里坐着，像一颗长在沙发上的土豆。她的哭声让我警觉，父亲不管有没有病，这样下去，就会真得病。

我给在北京当医生的同学打电话，他提醒我，耳蜗问题也会让人有失去平衡的感觉。我用这个崭新的，父亲还从未涉猎的新领域说服了他，让他同意和我再去一次医院。在火车上的时候，他就开始后悔，认为我欺骗了他，这个世界上，没有医生能治好他的病。母亲只在一旁好言劝他，给他剥香蕉，不时将他们随身携带的养生壶拧开，让他喝上一口泡着菊花红枣的茶。几乎每到一个列车停靠站，他都要重申一次，他要回去。我只得站了起来，说道：“那就走吧，你一个人回去。”母亲要说什么，我挡着她：“让他回去，我带你去北京旅游。”他嘟囔了一下，终于不再提起这事。现在，我见他赖在了床上，心中已经隐约有了预感，这一趟大概是白来了。当然，千辛万苦来了一趟，我是怎么也会将他送进医院的。

我和母亲背着包拖着箱子到了医院，像极了逃难的人。医院门诊人流涌动，我们的队伍很快被冲散。我寻找着父亲，哪里还能找到？他一口气就逃出了医院，身子紧紧贴着医院外墙，喘着粗气：“我活不了多久了，我知道。”

我听他说话，又急又气：“你的嘴里，为什么就不能说一句好听的话呢？”

他露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乞求神情：“真的不治了，没有用的。”

二

每年菜籽收割的季节，父亲照例要从城里回乡下收菜籽，将菜籽晒干卖掉，再榨一些油提回城里。妹妹俞丹婚后，户口一直未从家中的户口簿上撤下来，所以，家里在村上尚有五亩良田，上半年收菜籽，收完之后接着种黄豆。我本来一直劝说他们将田地租给别人，免去奔波劳作之苦。从北京看病回来之后，我改变了想法。现在只有那块田，才能让他迈开步子了。那两条被他日日痛恨和诅咒的腿，再也没有迈下楼去过。他只是每日在家中转圈，在阳台上甩甩胳膊，仅此而已。

车子经过洞庭湖大堤的时候，父亲突然打开车窗对着河岸上大声叫着：“老吴！是老吴吧？”我将车停了下来，母亲说：“你看花了吧，这么远。”父亲的眼睛是他全身使用情况最好的器官，他阅读药物说明书上密密麻麻的小字时，还无须用到老花镜。我看着从河边延伸过来的小道上那个黑色的影子越来越近，他戴着一个草帽，提着一个红色的桶，手上拎着一根长长的竹竿，想是从湖里钓鱼收工回家。我的视线很快锁定在他的腿上，他的腿在草丛中一走一弹，身子歪向一边之后再收回，像一个被推到一边的不倒翁。母亲也看清了，她惊叹道：“哎呀！真是老吴啊，他怎么成这个样子了？”父亲已经从车子上下来了，迎向老吴，母亲和我坐在车内。他们因为这次意外的相逢而兴奋不已，父亲问起了老吴的腿。老吴说：“喝多了酒，中过一次风就这样了。”

父亲也谈起了自己的腿，俩人惺惺相惜了一番。老吴邀请父亲去家吃饭，喝上一杯。父亲连连摆手：“早就不喝了。”老吴透过打开的车窗看了一眼母亲，对父亲说道：“这么多年了，还在忌口呢。黄土都淹到脖子的人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该吃就吃，该喝就喝，我们现在就是活一天算一天了。”

父亲与老吴告别后，在车上一直沉默不语。我逗着他说话，问他老吴是什么人。父亲没有理我，母亲小声替他回答：“是你爸当年来洞庭湖时，住在一个窝棚里的人，处得像兄弟一样的，你爷爷也很喜欢他。”母亲话说到这里之后，戛然而止。

我们一般不在父亲面前提起祖父。我突然明白此刻父亲闷闷不乐的原因，和老吴的这次邂逅，或许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一个拖着尾巴的身影从大堤的草丛边迅速蹿出，从车前掠过，让我猛然一个急刹，后面两个人都惊叫了一下，一起问道：“怎么啦？”我说：“一只黄鼠聋子。”父亲有些兴奋地说：“真的？现在黄鼠聋子又多起来了？它们白天都跑出来了。”

我笑着说：“你是不是又想夹它们了？”

父亲激动了起来：“不要命了！它们现在是保护动物了，打了要坐牢的。”母亲说：“在北方，它们还是黄大仙呢，都是供着的。”说罢，坐在驾驶座位后的她一拍手掌，大声说：“呀！老俞，你这腿是不是打了它们的报应啊？”我听罢，笑道：“还真是啊，那时你不就是夹的它们的腿呀！”

黄鼠聋子是我们这儿的叫法，学名黄鼠狼。这个被称为聋子，尖头长身，披着一身黄皮的家伙听觉其实特别好。对于它，我是自小就熟悉的。那时，在冬日的清晨，我还躺在床上，处在朦胧的睡意里，听到父亲的脚步声在台阶上停住，而母亲问道：“昨天晚上怎么样？”紧接着，便响起她欢喜的声音：“真不错，三只啊！”有时，则是父亲懊恼的声音：“打到脚了，让它跑了，夹子被拖了好远。”空手而归的时候极少，在我们广袤的洞庭湖平原，黄聋子很多。它们常会在夜里单枪匹马地行动，偷袭鸡舍，偷起鸡和鸡蛋来毫不留情。父亲并不恼它们，我们家的鸡笼作为家中重要的资产，不像别人家设在偏房或厨房，而是郑重地置在堂屋的一角。我们在饭桌上吃饭的时候，它们就蹲在一旁的鸡窝里热火朝天地生蛋。父亲看中的是黄聋子的价值，他心软，打来的黄聋子全部交给母亲来处理，一张皮可以卖上一个好价钱。父亲只管打，剥皮去肉的事情都是母亲动手。新鲜的肉虽然有股骚味，母亲总有办法让它们烹饪得味道鲜美，这就大大弥补了家里一个月也称不上一次肉的遗憾。

在月亮如水的夜晚，父亲会叫上我，与他一同前往。母亲却不大乐意，一个女孩子家跟着去学这些东西。那时，我的头发被母亲剪成了板寸，一根一根像针般地刺向天空，夏天里被晒得黝黑的皮肤到冬天都没有被淘洗白净。我常爱和一帮男孩打架，从堤岸打到河里，有一次，用红砖将隔壁邻村男孩板出一头血，那家的父母牵着哭哭啼啼的孩子找上门来。父亲嘴上骂着，让我跪在地上，脸上却掩不住得色。母亲知道父亲欢喜我这样，只是眼见我的模样和性情越来越像一个野小子，却还是有了忧虑之色。父亲却不在意，他将一些夹子挂在我的肩头上，我们就踏着月光出发了。

月亮像一面镜子照亮着田野上的一切，棉花铺天盖地的，叶子早已经枯萎了，只剩下一根根的枝杈顶着已经被采尽的棉花壳，密密匝匝地挨在一起，如同举着无数盏小碗。父亲在田地的沟埂上寻好地方，用铲子挖上一个洞，塞些鸡毛之类的东西进去。再将夹子放在洞口，弯弓做的竹夹子有点像现在的捕鼠夹，留有一个如黄聋子头大小的洞，用细棍支撑着。黄聋子以为洞里面藏着一只鸡，脑袋一伸进去，“咔嚓”一声，碰了机关，就着了套。上了夹子，我们继续前行，我紧紧跟在父亲身后，几次想伸出手拽住他的衣角，半途却缩了回来。我和父亲从未有过肢体上的亲密，他生病之后，我才敢伸出手搀扶他，这么点距离，竟是过了半生才跨越的。

我们走着走着就远了，走到了洞庭湖边上。有时会有额外的收获，在一处芦草丛生的沟渠边，碰到一只刺猬，父亲一脚将它一踢，趁着它缩成一团的时候，提起它身上的刺，就捉到了。捉起来给我们玩弄几日，父亲就将它放了，因为它叫起来的时候，声音像极了婴儿的啼哭声。母亲也说，做了父母的人，听了都会受不了。有一次，父亲带我穿过一片棉田，走了很远，到了我们村棉田的尽头，右边是洞庭湖分出来的一条毛细支流，听得到流水从水草和石头缝中穿行的声音。从一座简陋的石桥上过去，就是另一个乡的地盘了。他掏出一根烟点上。在我们面前是一排水杉立在地势稍高的坡上，那晚有微风，树叶被吹得摇摆不定。我以为他累了，坐在他旁边。父亲吐了一口烟说道：“三儿，一个人在这里住了好久了。”他用手指了那片树林制造的黑影深处，我一怔，三儿是我弟弟，不到三个月就夭折了。对于这个弟弟，我那时已经有了些印象。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肚子上系着的红色肚兜，他挥舞着瘦弱的小胳膊哭，母亲要我站在木摇窝的旁边去摇晃他。他留给了我这些如同梦境般的影子，他离奇的死亡，让他的名字成为了我们家的禁区，所以就这么点有关他的影子，都变得遥远了。我不知道，父亲竟将他葬在了此处。这地方冷清，感觉到害怕，坐在地上，我紧紧搂着自己的双腿。一支烟抽完，父亲起了身，我们就返回了家中，只等到第二天早起，父亲赶早起来收他一路上放下的夹子。那些镜头如同被月光照拂，格外清晰，我甚至还能听得到，我和父亲一前一后踩在铺满银霜的落叶上，脚下响起的“咯吱咯吱”的声音。我提了一晚上的心，从小道上看到我家那盏煤油灯发出的晕黄灯光时，才放了下来。

一路从回忆中驶过，已经下了洞庭湖大堤，进入了镇上的公路。父亲从后座拍了拍我的肩膀，要我停下来等他们，他和母亲一同下了车，进入到路边一个小店。这是一家小型超市，灰扑扑的玻璃大门上写着几个红字——兼卖红白喜事用品。再上车的时候，母亲提着一袋子香烛、黄纸上了车。我好奇地问：“又不是七月半，你们买这些东西干吗？”

父亲说：“你爷爷忌日就是今天。”我默然，他连我们生日有时都会记错，倒是记得清这个日子。父亲又说：“你晚上帮我写一封信。”我不解：“写给谁呀？”父亲说：“写给你爷爷，给他烧过去。”

几十年前在祖父身上发生的那件不幸的事情，我们都会刻意绕开它，让它模糊在记忆的深处，成为一件神秘莫测的事情。今天，父亲提起祖父，毫无回避之意，让我意外。我说：“写什么内容呢？为什么要我写？”父亲说：“在我走之前，我要给他写封信。写什么，我告诉你，你代笔就行了。”我扭过头看了他一眼，他一本正经的表情，不像是开玩笑。

快到村庄的时候，母亲就会将车窗打开，这是她的习惯性动作。自从十年前，我与大熊分开后，在城里买下一套房子给他们养老，他们就离开了这里。虽然，一年中因为田地的原因，总还回来小住一些日子，却到底和以前不一样了，对于乡村，他们有了些客人的样子了。眼前的村道经过几次大修，早已平平整整。道路两边不再是齐膝深的杂草，而是种上了高低交错的绿植，花朵在这个季节仍开得靡荼。两三层高的楼房与红砖瓦房交错，带着院落的欧式别墅像从城市迁徙过来的仿制品。母亲每次都会感叹，谁家的孩子在城里赚了钱，又建了新房子。这样快速的场景变化，让母亲总是轻易地便回到了过去，回到了我出生前的几年。她说：“还是人厉害呀！”她的手指了指外面，“五十年前，这里全是芦苇，是烂滩。你们看看现在成了什么样。”

五十年前，母亲离开老家，和众多背井离乡的人，在一片芦苇荒洲中建立起新的家园，她也正是在那里碰到了我的父亲。

三

我们三个都坐在灯光下，面前是一张吃饭的桌子，擦干净之后又成了书桌。某个瞬间，这一幕将我带回到了少年，正是在这张桌子前，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励志格言。现在它们痕迹犹存，陷在粗糙残破的桌面纹理里，仿佛一个垂暮老人黧黑面孔上的老年斑。我问父亲：“到底怎么写？”等待他回答的时候，我抬起头注视着头顶上的白色灯管，它已经发黑，里面挤满了蚊虫凋零的身体。

父亲的回忆很是遥远，回到了刚来到洞庭湖的时候。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空旷的地方，天和地在这儿豁然分界。上面是明瓦一样的天空，下面是黄色的芦苇。天和地之间，是潮湿卷着湖腥味的风，是一窝一窝的人。没有老家如同背景一样的山脉，只有一片平坦的黑地和未来得及收割的芦苇，如同剃了一半的头发，在冬风中萧瑟。举目望远，视线没有尽头，一路绵延。脚下是退水后的淤地。一脚踩上去，解放鞋的底就陷没了，有些地方，连膝盖都可以埋住。涨水时，是一望无涯的湖面，芦苇的下部被水淹着，只剩芦苇的尖部，一绺绺如同头发般随着水波荡漾。水退之后，它就成了烂泥滩。晴上几个时日，人可以穿着鞋在上面走，深一脚浅一脚的，成形的不成形的脚印，和一些动物制造的奇怪痕迹，就往芦苇丛中延伸了去。芦苇丛究竟有多深，也没有人敢去深究。怕有野兽出来将人害了。负责芦苇收割的芦苇场上的那些工人说，每年都能看到腐烂的肉身横陈在苇丛深处，有些还被撕扯得七零八碎，只看到骨架。来自全县所有乡镇的劳力和青壮年女人们都来了，要在这洞庭湖洼地建一个崭新的家出来。

先是建堤搭棚，一个村一个工棚。做工棚的时候，专挑那骨骼强壮的芦苇做两边的壁，中间专挑小的发育不良的小丛芦，细细软软的茎秆，遮风避雨却是极好的，一般大小的雨滴，落在工棚上润物细无声似的，滴水不进。工棚被弄成了圆弧形，一米七左右个子的男人需低着头进那圆形的门，在里面勉强能站直。一条大通铺上，可以横着摆上十几个人。这些低矮的工棚散落在地势高些的缓坡上，密密麻麻的。它们像一个个巨大的蒸笼。洞庭湖边上常有龙卷风，如果碰到一次大风，就会有一只手，提起这些个蒸笼到半空中，满是工棚在天上飞来飞去。没有任何现代设备，就是这一双双的手，一担担的土，让堤一寸寸往上涨。力气就像湖风，白天耗尽之后，次日便又涨了起来。那样的劲头，如果是修长城，那时也能垒出一个长城来。

黄纸写了满满的一页，还没有写完，又换了一页。我不得不打断他：“不是给爷爷写信吗？这是不是跑题了？”父亲气恼地说：“我又没有让你把这些写上去，我只是让你知道一些事情， 不要等我们走了，你什么都不知道，忘了本。”

我知道自己的家乡是洞庭湖边割芦填湖建起来的，却是第一次从父亲嘴里知道得这般清晰。母亲在一旁说：“那时日子真的好难。你爷爷在老家听说我们辛苦，才会过来给我们帮忙，在我们的茅棚里一住就是几个月。”

父亲用手指敲了一下桌面，对我说：“你写上，尊敬的父亲大人。”

我依言写上这几个字，看着他，等着下文。等了半天，我催问道：“下一句是什么？”父亲皱着眉，我觉得他那样子好笑。就在这时，父亲突然站了起来，大声说：“算了，不写了！”

他气呼呼地进屋上了床，我和母亲相互看了看，对于他的喜怒无常已经习惯，跟着他进了屋。我们依然住在同一间房子里。在过去的近五十年里，这是我们最亲密的一段时间。房子是我下午收拾出来的，被子和褥子上次使用后，按照往常的习惯，母亲会整理后放进柜子里。这次，母亲竟然忘记关上柜门，所有的柜门都张着大嘴。母亲又被吓了一次，以为家里进去了小偷。我觉得好笑，家中并没有什么值得小偷光顾的。母亲一个劲地强调，她不可能不记得关柜门。我们检查了一圈，什么也没有丢，前门、后门都是关着的，窗户也是完好无损的。母亲嘴硬：“小偷是从窗户里跳进来的。”我将自己的拳头从窗户的栏杆里伸出去，说道：“只有拳头大的脑袋，我还没有见过。”她才不得不承认，真是自己忘记了。我和俞丹的房间早就废了，床和家具都还在，各种爬行动物早已在房内偷偷安家，在上面制造出一片混乱的景象，我们已是不打算重新启用了。

以前母亲并不这样，她每次回家，总是会将我们房间的被子拿出来晾晒，将家具擦洗一遍，好像我们随时会回来一般。母亲对家务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是从前年开始的。她有时会说头晕，和我们一起走着走着，就会慢了下来，坐到路边。她不像父亲那样惧怕医院。但是，她无法像父亲一样，准确描述自己的症状。医生问她：“晕起来的时候，周围的东西会不会转？”她说：“不会。”医生又问：“是不是感觉自己会摔倒的晕？”她说：“不是，就是模模糊糊的，好像东西都泡在了水里。”核磁和CT，各类体检都做过，结果显示小脑萎缩，腔隙性脑梗，动脉硬化，一系列的疾病名称像葡萄一样长长地挂在诊断书后面。医生并没有说什么，母亲只问：“不会死吧？”医生抖了抖病历本笑道：“年纪大了，病历就不可能和年轻人那样干净的。”药物吃完后，并不见好转。她仍然说晕得很，但是我从外面也看不出异样，她依旧和往日一样做着家中的所有事情，包容着父亲的坏脾气。我对父亲的腿、母亲的晕逐渐产生了耐受。但是，母亲身上一些细微的变化却还是被我捕捉到了，肉块越切越大，该切丝的菜也是粗细不均，洗过的碗上还沾着大蒜叶。我慢慢意识到，衰老自然地降临到了他们的身上，它们或许和疾病没有太多关系。

我睡在床上，他们的鼾声久久未有响起。我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这个房子还是二十年前，我出嫁时装修的。是父亲参照了城里房子的标准，铺了地板砖，刷了墙漆，隔出了一个天花板，在那周围嵌了一圈彩色的小灯，照得房间里五光十色，姹紫嫣红。那时，每天都有村人，甚至邻村的人过来参观，嘴中啧啧称赞，颇为羡慕。母亲喜气洋洋地接待着一波一波的来客，一遍一遍地告诉他们，是我家俞星寄来的钱。人家也会顺着她的话夸奖，你家的女儿养得比男儿都有出息。母亲后来总是提起这件事，毛孔里都透着喜悦，那大概是她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很快，村里的年轻人陆续外出打工，赚了钱回来就修房子，房子越修越时尚。我们的房子自然再也无人问津了。当然，十年前，我给他们在城里买了房子，户口本上写着父亲的名字，让他们又风光了一回。回忆让我游走在睡梦的边缘，父亲的声音将我惊醒：“这狗日的老鼠！吵得人睡不着。”

“吱吱”的声音在我们头顶上响起，感觉几只老鼠扭打成了一团，痛苦而又兴奋。头顶上的世界变得热闹起来，脚步急促地跑来跑去。我说：“哟，老鼠在接力赛跑。”

母亲接上话：“老鼠还好，蛇才让人怕。”或许是在床上让她更容易陷入回忆，她讲起了一件事情：我们在团湖乡搭的第一个房子，是用芭茅草和泥巴糊起来的，一到夏天，只听到墙壁里窸窸窣窣爬行的声音，母亲知道是蛇在墙夹板中游行，那时，所有人家的墙壁里都藏着各种活物。母亲硬着头皮选择视而不见，似乎这样，它们就不存在。有一天晚上，父亲陪着村长去湖北送车棉花没有回家。母亲给还是婴儿的我洗澡，洗着洗着，一个什么东西“啪”地掉到了她的头上，然后又滑到脚盆里，母亲看清是条蛇，惊得一下子将我提了起来，然后逃到床上，再也不敢下床，她将我紧紧抱着，提心吊胆睡了一晚，也顾不上那条蛇到底去了哪里。待她清早起来，在我们的脚头，发现了一条像蚊香般盘成一饼的蛇，睡得正香，发出微微的鼾声。

这个故事，我也听过很多遍了，却从未觉得厌烦。每一次，都会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孩童，人类以外的生命在墙壁之间弄出蓬勃的声响，我正泡在大大的木盆里。再没有什么能比一个母亲的回忆，更能让自己忘记年龄的了。我有些动容，将身子挨母亲的腿近了些。母亲问道：“你们有没有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我其实早已听到隐隐的唱经声和锣鼓声。父亲说：“河那边又是哪个走了，这是做斋事的声音。”

每次他们回家，母亲总会告诉我，谁谁走了。那些曾经熟悉的老人一个一个都走了。那场大水之后，他们从团湖乡又搬迁到这里时，我已经外出读书了，这些名字对于我来说是陌生的。只有一次，母亲说起一个名字时，反复提醒我，那个会炸斋菜的谢婆婆，每次你从学校回来，都会炸碗斋菜送过来，你最爱吃她炸的红薯条了。我恍然，哦！原来是她呀！

我们沉默着。天花板上的动静和隐约的音乐声，让夜显得更加寂静和深不可测。父亲说：“俞星，抽个时间把天花板换一下。”我不解：“你们只是偶尔住住，没必要了吧。”

父亲说：“我们以后走了，是不会去殡仪馆的，还是得在这个家里出去。”

我知道父亲的那点小心思，他平日亲密地将死挂在嘴里，只是以为，越是这样，它们越会网开一面。如同做了一个不好的噩梦，到处说给别人听，说破就不灵了。这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正式讲起他的身后事。他将它置于面前，已做好一脚迈过去的准备。他的话将夜里所有的声音淹没：“有些事情该早点做准备了。我不会再去医院了，活到哪天，就算哪天了。”

四

母亲一早便带来了确切的消息，七队的李婆婆走了，寿龄八十四。母亲并没有如往日那般唏嘘，反而有些兴奋地告诉我，李婆婆只有四个女儿，葬礼却办得好热闹，只要晚上通宵守灵的，每人都发了一条黄芙蓉王的烟。她“啧啧”地说：“真是比有几个儿子的都办得气派。”我见她羡慕的样子，便说道：“其实，咱们村生了女儿的，现在过得都不错。你看你，是不是也很幸福？”母亲对此话不以为然：“我和她们不一样，我是有过儿子的。”

母亲年轻的时候从来不会说这样的话。她甚至从来不提我那叫作三儿的弟弟。近年，她开始提起她的小儿子。我有几次去看她，她正和小区里那些老太太们聊天。她们聊起自己的儿女或者孙子。母亲常会见缝插针地说：“我本来是有儿子的，如果没走，我也早做奶奶了，哪里有这样轻松的日子过。”她们又问她：“多大走的？”母亲颇为伤感：“两个多月。”她们松了一口气：“这么小还好，孩子也没有什么知觉，养到十七八岁成了人，又成了家立了业的，才是真的会要了当娘的命。”这个时候，母亲也不争辩，只是面无表情地沉默。却因为这份无言，在一群聊兴正浓的老人中显得异常落寂。

三儿出生的那年，我六岁。每一年春末夏初的时候，村里的壮劳动力都去堤上防汛。那个中午，祖父和父亲在大堤上日夜巡防，待了差不多一个月，终于下堤回到了家中。在家里留守的妇女，也已听到水位退下的消息，从高高吊在两树之间的“空中楼阁”之上，将搬上去的物件取了下来，重新摆回家中。父亲和祖父用扁担担着一大壶酒，是从镇上一家谷酒老店打来的。和他们一起跟来的，还有一个男人。我对回忆孩童时的事情已无十分把握，但是好不容易将父亲盼回家，却没有得到一粒糖的失望是记忆犹新的。母亲称了肉，炒了一碟花生米。三个男人坐在桌前边聊天边喝酒，为又度过了有惊无险的一年而庆幸，我和俞丹看着无趣，从家里出去。俞丹跟在我后面，手中拿着一个玻璃瓶，里面塞满了油菜花和四处碰壁的蜜蜂。我们从母亲刷锅的竹刷子中扯下一根签子，去捅藏在土坯砖里的蜜蜂，将它们堵得无路可逃。母亲提着一桶衣服去了河边，又从河边回来，然后又拿着锄头出了门。

是母亲惊天动地的哭声将我们召唤了回来。她披着头发，拼命拍打着台阶，将三儿紧紧抱在怀里，弟弟已经没有了呼吸，一群人围着母亲，试图从她的怀里抱走孩子。没有人成功，母亲已经疯了。父亲和祖父一脸酒气未褪，父亲的眼睛红得要滴出血来。祖父摇摇欲坠，被人架着肩膀。那样晴朗明媚的下午，太阳晒干了母亲脸上滚滚而下的泪，也让死亡变得有种不真切的滑稽感。我牵着俞丹的手哭，俞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跟着哭得撕心裂肺。

祖父在某一个瞬间从麻木的状态中复苏了过来，站在堂屋里拍打着自己的脸，捶打着自己的胸，他跑到厨房，冲到灶台边。在坚硬的水泥和红砖前，那群人死死拖住了他，就像把弟弟从母亲怀里分离出来时，死死搂住母亲一样。那些人说：“你也不是故意的，这就是命，孩子就该这样走。”我缩在人群内，对于死亡有了最初的认知。家里所有积攒下来放在门弯里，用来换钱的空酒瓶都被母亲砸得稀碎。那个装着粮食谷酒，又泡上了参须的，如同女人大肚子的酒瓶被母亲砸了，满满一坛子像山洪暴发般倾泻而下，仿佛被稀释过的血液。这是母亲特意买的，用以犒劳田间繁重劳作的父亲。父亲从此再也没有沾过酒，我再也不用站在木摇窝前，去摇晃那个瘦弱而又爱哭的婴儿。祖父很快不辞而别，他回了老家。我的大伯在山区坚守，并没有选择和那股涌动的人潮，来到土地肥沃的湖区。祖父想帮着我们家再好好干几年，没想到竟这样草草收场。从此，我在家里就再也没有见过祖父了。而父亲也鲜与大伯家往来，只有祖父母去世时，他回过老家。而大伯家，连两个堂姐结婚这样的大事，都未通知父亲。

我从未对认识的人讲过我的弟弟，包括曾与自己特别亲密的大熊。以前在团湖，有人在夏夜的竹席上，在自家男人喝得烂醉如泥，睡在田埂间草丛里的时候，一边跳起脚骂男人，一边讲起我只活了两个多月的弟弟。事情也就在这些哭诉中慢慢复了原：平日应该睡在摇窝里的弟弟，因为尿湿了，被母亲抱在床上。东边厢房里有两张床，一个摇窝。那个风平浪静的下午，一壶谷酒将祖父和父亲灌醉，各自上了一张床，母亲发现的时候，那个才来到人间两个多月的孩子被他的祖父压得没有了呼吸。又过了一些年，一场洪水让父亲带着我们离开了团湖。我们那个才新换了瓦顶红墙的家，三儿睡的那片沙树林，还有那个油菜花飘香却让人绝望的下午都留给了浩渺的洞庭湖。

现在三儿这个名字，在母亲嘴里重启。我才知道，一些事情在母亲心中，从来没有被时光腐化，而只是被她冷藏起来了，捞起来时还冒着丝丝冷气。我顺着她的话说：“如果弟弟活着，爸会健步如飞，你会头脑清明。”母亲不解地看着我：“为什么？”我笑：“俞丹说得没错，你们就是差一个恶媳妇，把你们追得到处跑。”母亲被气笑了：“她一天到晚尽讲些怪话，就是怪我们在城里享福，也不去帮她带孩子。”

俞丹在省城一家企业工作，有一双儿女。不仅工作繁忙，每天还被青春叛逆期的孩子整得死去活来，自顾不暇。我听得母亲又说：“她是有公公婆婆的，我们跑去那里当她的家，这算怎么回事呢？”

虽然我的母亲从未享受过来自婆婆的照顾，但是这个想法却深深种在她的内心，无法动摇。一种熟悉的挫败感从我心里泛上来，我声音中夹着一丝愤怒：“女儿家和儿子家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我能有孩子，我就愿意生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儿。”母亲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她知道无论怎么样的话也无法给我安慰。我这辈子不会再拥有自己的孩子，不会有机会像俞丹那样去享受孩子给予我的爱和兵荒马乱。

父亲裹着清晨的潮气进了屋，颇为高兴地告诉我们：“今年菜籽价格还不错。菜籽还在地里，就已经被一个贩子预订了。”那个人是游街走巷的几个菜籽贩子中的一个，这几年已经成为了父亲的熟人。他在路上遇到父亲，几句话一交谈便定好了，只等中午将车子开到田间，将菜籽直接就从收割机上收到货车车斗里。平原地势平坦，一望无际，种田可以借助机械，确实不再如同以往那般辛苦。一些年前，所有的道路都铺满了菜籽秆，人们立在路旁高高举起连枷，拍得大地声声回响的场景已一去不返。母亲问道：“全卖了吗？自己吃油的菜籽还是留了吧？”父亲说：“肯定啊，留了几分地，自己收，自己晒。今年还多留了一点，我要去给大哥送点。”

父亲嘴中的大哥就是大伯。母亲脸上有些不悦，我也有些惊讶。我们和大伯一家早已形同陌路。倒是母亲这边的亲戚，因为后辈慢慢都搬到城里，也就逐渐走得密切。母亲小声嘟囔道：“这么多年，也没有见你大哥还记得你，他有一次来看你没有？”父亲说：“我去看地，总要带点东西，未必空着手去？”

我不解：“你去大伯家看什么地？”

父亲说：“什么地？百年之后躺的地！”他看了一眼母亲，对我说道：“我肯定比你妈先走，我先占好位置，把地方睡暖和，你妈后面再来。”母亲拍了一下他肥厚的背说道：“我不去你们老俞家！我就睡在自家菜园里。”

父亲“嘿嘿”笑了几声，说道：“行！各睡各的。”话虽这样说，却是一副胜券在握的表情，他知道，我的母亲最后还是会顺着他。他们年轻时也吵架，母亲那时是泼辣的，说话又快，像放鞭炮，气势常占了上风。母亲做事麻利，九岁就能下地锄草，十四岁在工地上做饭挣工分，不仅如此，家里杀鸡宰鸭这样的活，也是母亲去做。父亲能夹黄聋子，却不敢去杀活物。他曾经杀过一次鸡，一刀下去，鸡没死，从他手上挣脱跑了，那只鸡最后长成了一个歪脖子，又活了一个多月，母亲见它实在可怜，才一刀将它送上了路。这样的女人在家庭中是有地位的，在我印象中，母亲也不是这般低眉顺目。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开始交换地位的，应该是父亲的腿开始有毛病，又或者是他们从土地上撤离时开始的。他们慢慢失去了年轻时的个性，重新长出了另一副全新的面孔，让人感叹时间的力量如此惊人。

我说：“我等会就回去了，等你们榨好油，我再来接你们。”父亲问：“你回去有事？”我苦笑了一下。母亲则在一边说：“她不回去，给你当司机和服务员，你给那一屋人开工资？”

我在城里有个财务管理公司，有员工近二十人。父亲在一旁拍了拍自己的腿，脸有不悦，却不再说话。我每次要过来陪他们，他总是认为没有必要，在电话中发脾气，说他们还没有到需要人照顾的时候，而且每次来，我总是觉得他们需要去医院，打扰了他们的自由和清净，可是，一旦我离开他们时，他又显出不快。

我坐在了驾驶座上，母亲把头伸进车窗看着我。她的头离我很近，几根干枯发灰的头发在一丛一丛的白发之间显得特别萧瑟，让我想起了暮冬季节的草丛。衰老离我如此之近，我心中一酸。没想到，母亲用手翻了一下我的头发，我扭转头看着她，她说：“我还以为看花了，原来你也有这么多白头发了。”我笑了笑说：“早就有了，没事。”

车子重新启动，母亲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往我座位上一扔。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一直站在台阶上的父亲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吻说：“拿着！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了！”我没有再坚持，拿着红包得意地晃了晃。红包鼓鼓囊囊的，是份厚礼。

我从后视镜中看着母亲，她在揉眼睛。这一刻，我理解了来自母亲的同情，一个快半百之年的女人没有爱人，没有孩子。他们想到的是我注定孤独的后半程。

他们不知道，我的生活还是有些小温暖的。比如离开大熊后，那个十年如一日，在生日那天给我送上鲜花的人。那人在花丛中插上一颗巨大的棒棒糖，有时会是一盒巧克力。这种属于年轻人的青涩，让我想到他可能弄错了人。我并不想去纠正这种错误。正是这种未知，就变成了生活中难得的一种期待。

五

去大伯家的路，已不是留在我记忆中那条蜿蜒曲折，在群山中如同一条小蛇般游出的路。很多年前，父亲带着我，在大雨后的泥泞中行走的镜头已经成了一团影子。我和父亲在这条路上，走得异常艰难和漫长，从一个泥坑中踏进另一个泥坑，全身都是湿的，鞋子也是湿的。他去学校叫上我，是为了参加祖父的葬礼。他的猛然出现，吓了我一跳，因为他两天前才离开家，去给祖父过七十岁的生日。我从教室里走了出去，父亲低声告诉我：“祖父去世了。你去送送他。”我很惊愕：“什么时候的事？”父亲说：“昨天。”我给老师请了假，他带着我坐上汽车，我才发现只有我们两个人。

那次以后，我再也没有抵达过这里。我开着车盘旋几圈进入山中，路加宽了，对面碰到过几辆车，放慢车速，擦身而过。父亲将头伸到车窗外，他一个劲地说：“不认得了，不认得了。”一直到我根据他的记忆，将车停在大伯屋前的时候，他看着崭新的两层楼，更加犹豫，问母亲：“是不是呢？”母亲说：“我几十年没来过了，我怎么知道。”

从楼房一侧低矮的偏房里出来一个老头，一边走路一边提着裤带。看到我们，他停了下来，正是大伯，与当年的祖父几乎成了一个模样。父亲先下了车，大伯平淡地看了他一眼，似乎横在兄弟俩之间几十年的隔阂从来没有存在过，他轻描淡写地说：“回来了。”这时，从偏房里又出来一个穿着蓝色工装服的瘦小女人。她是大伯母，颇为惊讶地说：“稀客呀！怎么不先打一个电话呢？”我知道，她只是顺嘴一说，他们未必就会有对方的电话。

大伯母在旁边的山头圈养了一群鸡，很快，她就提了一只鸡出来，大伯则坐在台阶上陪我们聊天。他看起来很是憔悴，告诉我们，他一天要上七八次厕所，和祖父当年一样，怕是凶多吉少。我问道：“怎么不去医院看看呢？”大伯说：“看过一次，医生说是结肠息肉，怕是癌症，要我做手术。”父亲则说：“该动刀还是得动刀，有病拖着也不是办法。”父亲一直在劝大伯重视自己的病情，要去医院，就像我们一直以来对他说的话一样。大伯摆了摆手，态度坚定地说：“生死有命，活到八十了，够本了，不想受这折腾。”

中饭是在偏房里吃的，房间低矮，地面潮湿。大伯家立了新楼，房内也如同城里一般，进行了装修。可是，几间房子却是留给大女儿和女婿回来住的，他们老两口依旧住在以前牛棚改造的小房间里。大伯也是两个女儿，大女婿是入赘进来的。父亲说：“这么大个屋，他们一年也难得回来一次，你不晓得住楼房里呀。”大伯端起酒杯，抿了一口，摆了摆手：“他们打工赚的钱，我不占这便宜，我替他们把屋看好就行了。”大伯又问父亲：“你真的不喝一口？”父亲也摆手：“早不喝了。”

吃罢饭，大伯和父亲带我去祖父母坟前，母亲执意不去。祖父母背靠青山而居，去那里，需经过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路旁尽是上了岁数的山茶树，枝条虬扎，周围的灌木长得郁郁葱葱。大伯指着那老得一身满布黑疙瘩的山茶树说：“这是你太祖父手下的，老了，已经不怎么结果了。”我说：“树也会老吗？”父亲在一旁笑：“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老的。”过了山道，前面已无路可走，荒草淹没了小腿，大伯拿着棍子打着草丛。这个季节，蛇已出洞了。又往前走了一段，路突然就豁然开阔，不远处几个土包散落在山坡上。我走近，发现坟头上很干净，长着如同绒毛样的新草。大伯说：“上次小珍和国安清明节回来了，我带着他们把草都除了遍。”大伯说起广州打工的女儿和女婿，口气颇为自豪。父亲站在两个连体坟头的后面说：“我就选这里了。”他取了一截小树枝插在地上，对我说：“就是这里了。我左边，你妈右边。”他站在那里，我感觉他身体颤巍巍，腿在微微发抖，一脸孩子气，好像和那个未来必会到来的事情赌气似的。

父亲前面那两座连体的就是祖父母。很多年前，将祖父送到此处的镜头，如同浸泡在那天的大雨里。我看到了一个人被世间淹没的全部过程。我那时紧紧贴着父亲，他那时还轮廓分明的下巴绷得像块石头，他没有哭，眼睛却是通红的。

祖父死于他七十岁生日那天，一个特意谋划过的日子。他在生日前几日，骑了七十多公里自行车来到我家。自从弟弟走后，他就再也没有登过我家的门。我们那时已经住进红砖大瓦的新房。他扶着车，站在我们家的禾场上，没有进屋，只是喊着父亲的名字，接着又喊我的名字。那天正是周末，我在屋里写作业，跟在父亲后面出来。几年不见，我差点认不出，自行车旁边那个又瘦又憔悴的老头，是那个精神矍铄的祖父。父亲显得手忙脚乱，他走过去，替祖父站住自行车，将他带进屋。祖父取下帽子，满头白发软趴趴地贴在脑袋上，他低着头，问道：“细美呢？”细美是我母亲，她提着洗衣桶从屋内出来，看到了他也是一愣，只淡淡说了句：“来了。”祖父到我们新家到处转了一圈，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一个劲地说：“你们这步棋，还是走对了，越搞越好了！”

祖父到家的时候，已经过了中饭时间。父亲招呼母亲给祖父做饭，祖父却说，自己在路上已经吃过了。他站了一会，就要打道回府。父亲拉着他的自行车挽留，祖父却态度坚定，要快点赶回去，要不然天黑，山中的路不好走。临走，他交代父亲，生日那天早点赶到。

父亲提前一天回了老家。那天的菜做了整整十二道，摆了满满一大桌。成家之后的儿女都被祖父一家一家请了回来，祖父从我家回来之后，和父亲一样，再也没端过杯。生日这天，他找出以前的旧酒盅，给自己倒上一杯。一杯喝完，又自己满上一杯。仿佛往肚子里灌的不是酒，而是水。祖母逐渐不满，一个劲地拦他，到最后也顾不上在生日这天给他面子，骂道，这么喝，不要命了吗？父亲曾经对我讲起过祖母，是一个嘴巴厉害，手重得像棒槌的女人。因为嫌父亲做事慢，几兄妹中最不喜欢他这个儿子，一张嘴挂在他身上，不停地念叨。有一次，对他做的事情太不满意，忍无可忍，用一个喂猪食的瓢给他脑袋就是一瓢，瓢破了，脑袋也破了，流了一脸的血。父亲告诉我们，祖母姓王，生了两儿三女，她就是家里的王母娘娘，祖父就是她的一碗下饭菜。那天，祖父却不怕她，拍着桌子说：“老子被你管了一世，今天我就做主了，我要不要命的，也是我说的算！”

祖父坐在椅子上，失去很久的红光重新返回到了他的脸上，他整个人都像在发光。喝够了酒，他开始吃饭。他说：“这一世，没饭吃的日子过了，有饭吃的日子也过了。人的一世，就是一碗饭啊！”他吃着说着，哭了起来。大家认为这些不着边际的话不过是一个喝醉老人的胡言乱语。一碗饭吃完，他说：“你们都过来。”他特意请过来的几个孩子都围在他身边。大伯笑：“老头子喝多了，准备给我们唱花鼓戏。”祖父说：“花鼓戏就不要请了，趁你们都没有走，再留你们一个晚上。”大家看着他的醉态，都觉得好笑。祖父把桌上的碗一摔，目光从他的后辈的脸上一一看过去，笑着说：“我今天饭里拌了老鼠药，我活不了了。”一群人不知真假，被他吓坏了。他看着父亲说：“我对不起俞家老祖宗，我欠你们家一条命，下辈子给你当儿子、当孙子还你们。”父亲那时已经察觉，祖父不是在说胡话，他哭着说：“爹啊！都过去这么多年了，都已经过去了！”祖母拍着祖父的脸，将手伸到他的嗓子里，说道：“你吐出来，吐出来呀。”祖父有些得意地说：“没有用了，量下得足，米是泡了两天的。”祖母已哀嚎连连：“你这个死鬼！你叫我一个人怎么过！你这样的死法，别人会怎么讲你的孩子。”祖父长叹一口气说：“心里累，走了轻松，管不了你们了。”

父亲及他的兄弟姐妹们将祖父围在中间，看着他脸上的红色慢慢褪尽，灰败逐渐覆盖住他的脸。父亲回来后告诉母亲这一幕，他是这样形容祖父——爹爹的一张嘴最后变成茄子的颜色。母亲被祖父的死法吓住，不断地抹着眼泪。父亲只告诉她，祖父过生日前几天和大伯母吵了一架，而且，几个月前已经有了肠上的毛病，每天都要拉上好几次。大概是觉得活得没有意思，也活得累了。母亲听完这些，嘴中说的是和祖母同样的话：“他这叫自私，这样的走法，叫后人心中怎么过得去。”有几次中元节，我看到父亲久久蹲在一堆燃烧的火焰旁，我知道，他不可避免地要想起他的儿子，还会想起他的父亲。无论怎么样，那些痛心疾首的往事已经一过多年，父亲也已活得超过祖父当年的年纪。

我们在坟头磕了几个头，又站了一会，就折身回去。大伯照例在前面开路，我在中间，父亲走在最后。我本来是要去扶他，他有些不耐烦：“我还没有老成这样！”我刚从一个陡坡上下来，还未来得及扭头，就听到身后“扑通”一声，哪怕父亲走得极为小心，还是没有站稳，从坡上摔了下来。我慌忙将他扶起来，他的胳膊肥胖，有一种油腻冰冷的触感。我说：“你动动，没把哪里摔坏了吧。”他拍了拍手上和膝盖上的黄泥，有些狼狈：“老了，没有用了。”他挣脱开我扶着的手，说道：“没事，就是滑了一下。”我只能跟在他身后慢慢走着，大伯在上下起伏的小道上走得飞快，早就不见了人影。

我们回到了大伯家的台阶上，俞丹给我电话。我给她讲了父亲摔倒的事情。她有些埋怨我：“也许，你当初给他们买房子来城里就是一个错误。在乡下住着，他起码能保持运动量。”我听她这样说，就来了火：“你这不是马后炮吗？难道生个病，还分乡下城里的？”

那时给他们在城里买房，心中确实有争气的成分，想着的是儿子能做到的，我就能做得更好。俞丹见我动怒，聪明地绕开了话题，她在父母问题上，因为参与少，并未获得多少发言权。我们又聊到了伯母和大伯，俞丹对于他们并未有多少兴趣，他们于她，和陌生人并无多少差别。俞丹没有问起母亲，我们似乎从未担心过母亲。母亲在我们小时候曾经说过，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现在的情况是，会哼的大人，才能得到重视。

我们又坐了一会，准备回家了。我听到父亲对大伯说：“你还是收拾下东西，跟我们去城里看看吧，就住我们家，有房间的。”大伯弓着背在他身后，声音很小：“太远了，不敢去，车上总要上厕所。”父亲又说：“那你总得去医院，你这病还不比我的，好治。”

大伯和伯母将园中所采的应季蔬菜，年底腌制的盐菜腐乳装满了整整两蛇皮袋。因为我坐在那里的时候，多吃了几把红薯干，伯母又转回屋中，装了半袋子生红薯片塞了进去，将整个车的后备厢塞得满满的。我将车窗摇开，对着两张干枯的脸回报以笑容。他们看起来谦卑慈祥，对着我们挥着手。我的眼眶有些发涩，我所有关于大伯的印象，是从母亲嘴中提炼出来的，那个精明小气，尽得祖母照顾，将祖父母所有资产收入囊中的山里汉子。他不是我面前和蔼谦卑，恨不得将一个家都装入后备厢的老人。

六

我一直有一种认知，所有突然而至的不好事情，都会发生在黑夜里。所以，我从来不敢在晚上将手机设成静音。父亲的电话是上午十点多打来的，我正在组织员工开会，主题是公司应该怎样在经济的逆境中存活下去，我看着会议桌前的人，有些动情地表示，我们公司发展了几年，所有的人都在这里了，我希望一年、两年后，我们都还在，一个也不会少。这次比平时都开得久，等到一切结束，我才将反扣在桌面上，早被静音的手机拿起来，屏幕上二十几个未接电话，是母亲的手机打来的。我的脑袋“轰”的一下，一直悬在头顶上的石头掉了下来，在心中砸了一个大坑——父亲终于是出事了。

回过去的时候，电话却是父亲接的。他带着哭腔，语无伦次：“俞星，俞星，你妈倒了，叫都叫不醒了。”

我在慌乱中极力保持着冷静：“120打了没？现在在哪里？”

父亲没有作声，一个劲地拿着电话喘气，我咆哮着说：“没打吗？怎么蠢成了这样？”电话里面传来其他人的声音，母亲应是被人围着。接着，我听到了救护车尖锐的鸣叫声，一声一声呼啸着清晰了。我交代父亲：“问下是哪个医院的120。”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已经诊断出母亲是颅内一根血管破裂引起的脑出血，须马上做开颅手术。医生手中拿着病历本，找我们紧急谈话。他强调，病人已经七十五岁了，这本身也是巨大风险，家属要考虑清楚。我问道：“是不是做了还有希望活，不做就没有希望。”医生说：“基本是这个意思。”我又问道：“手术成功率有多少？”医生说：“要看颅内的出血情况。”

我拿过笔，看了看父亲，他像个木头一般地立在我旁边。我对父亲说：“那就只能做手术了。”父亲显然是被吓坏了，他呆呆地看着我。我在手术通知单上签了字之后，母亲很快推进了手术室，一想到在她的头上将要开一个洞，我就感觉到钻心的疼。我一扭头，才看到一旁椅子上的父亲，全身都在发抖。我上前一摸他的背，一身冷汗将外套都染透了。我叫了几声爸，他都没有回过神来。我一着急，伏在他耳边又大叫一声。他整个人看起来还在神游：“不可能，你妈不可能死在我前面。”我看到他这样，不由悲从中来，想到母亲对我说过的话——我真是希望你父亲走在我前头，有我挡着。要不然，他这脾气一定会害你没日子过。父亲被母亲惯得成了一个自私的孩子，我埋怨道：“你以为妈是桐油泡着的，现在知道怕了，你平时又不对她好点。”

在等待母亲手术的过程中，父亲慢慢接受了事实，开始讲述上午发生的事情：母亲吃罢早饭，就开始催促父亲下楼走走。父亲和往常一样霸占着沙发，将电视打开，母亲催得急了，他大声发脾气，不去！今天走不得！母亲又哄道，我扶着你慢慢走。他依旧不干，母亲只好先独自下楼，准备自己在一楼架空层先走上几圈，再上楼去喊父亲。这一趟再上去，他虽然嘴中说着不干，却往往成功。母亲曾在电话里告诉我，父亲现在像个刚出嫁的新姑娘，需要左请右请，才出门走几步。但是，今天上午，他没有等到母亲的上楼。父亲对我说：“我见她总不上来，我又等了会，就自己下楼了。我走到架空层，看到几个人围着。我那时都没有想到，是你妈。”我到这时才缓缓流下了眼泪说：“我也没有想到。”父亲看着我，脸上的皱纹深刻而密集，比平日又添了几分可怜，他问道：“你是不是以为是我？”还未等我回答，他又说：“为什么不是我，是你妈呢？”

母亲的手术做了五个小时，手术完成后直接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手术不知道是否成功，起码人到那刻还活着。我让父亲回家休息，因为那一扇白色的大门将母亲独自关在了里面。父亲不肯回，我只得哄着：“我们待在这里一点用没有，还把自己整病了。”父亲不为所动。我只得威胁道：“你以为我是三头六臂的神仙？这叫给我添乱。”

父亲终于缓慢起身，朝电梯间走去。走了一段，他又站住，回过头来看着我。

我问道：“没带钱？”父亲摇头，我说：“那是什么？”父亲说：“人晃得很，怕倒在路上。”我又急又气，对他说：“倒！倒！天天你说会倒，你倒一次试试。”

父亲显然是生气了，重新转身，扶着墙，慢慢朝前走去。我看着他已经蹒跚的身影，心中后悔言辞伤人，却又不得不硬起心肠。我突然想到了童年月光下，那个健步如飞的父亲。岁月啊，如此可怕！让我至亲的两个人，一个生死未卜，一个被改造成了另外一个人。

晚上，我一个人坐在ICU过道旁的椅子上。我的对面坐着的是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男人，里面住着的是他的老婆，已经三天了。他不断地用手搓着自己的脸，我在他打量的目光中，来来回回地走。凌晨过去，又到了新的一天。世界万籁俱静，那扇门毫无动静，纹丝不动。我知道如同自己这样的凡人坐在ICU的门口，并不会使死神望而却步。我也不敢离开，害怕里面突然走出来一个医生，叫着陈细美的家属在哪里。

我想起父亲，到底不放心，回家了一趟。房门虚掩着，一推就开。父亲也没有在床上，而是和衣躺在沙发上，我说：“门怎么忘记关了？”父亲不理我，沉默得像一团巨大的黑影。我知道他没有睡着，便逗他：“你看还不是一个人回来了，还是很厉害的呀。”我坐在他的旁边休息，差点睡着了。但是，对于母亲，手术后第一天是至关重要的，我决定还是回到医院。离开的时候，我特意将门关牢。走到楼下架空层的时候，目光掠过挨着墙角摆放得整整齐齐的盆栽，想到母亲上午是不是就是在她种的月季花旁边倒下的？路灯下的花儿在我的眼中，就腾起了一层雾。我想起，万一母亲醒来，是否会需要一些毛巾，我又重新返回了家里。我到家门口的时候，发现门又是虚掩着的。我问父亲：“为什么把门开着，这就不怕强盗了？”父亲揉了揉胸口说：“关着门，怕自己突然死了，没有人发现。”我看着他颓败的样子，心里软了下来。我说：“我们还是在医院旁的酒店开个房。你没事，就待在那里休息。”父亲如听到大赦般，赶紧从沙发上起来，动作前所未有地迅速。

母亲度过了大难，半个月后从ICU转到了特护病房。晚上，我可以睡在陪护病床了。酒店的房，我准备留着，父亲却执意要我退了。他白天呆在医院，晚上坐公交车回家，如同上下班一般准时，我吩咐他做些给母亲倒水，放尿袋，去食堂打饭之类的事情。他一丝不苟地在本子上记着母亲每次的尿量，引流液的量，精细到毫升。事情忙完之后，他就坐在母亲的床头椅上打着瞌睡。父亲的动作思维都慢了下来，像一个锈迹斑驳，用旧了的机器。人也变得安静下来，没有再像往日一般说起自己的腿。

母亲则进入了漫长的恢复期，最先开始苏醒的是她的嘴。她认出了我，没有丝毫犹豫，也没有张冠李戴，这让我放下心来。我一边用电脑工作，一边陪着她。到晚上，隔壁病房那个身强力壮的护工会过来帮忙，和我一起给母亲擦洗身体及翻身。

母亲的身体慢慢好转，她总是突然冒出一些话。这日上午，我正在电脑上做一个财务表格，她问我：“照片拿了没？”我一愣：“什么照片？”

她又接着说：“接人的船来了没？”

这一听，我觉得她糊涂了。医生早有交代，母亲会有一段时间的记忆颠倒或者错乱。我顺着她的话接道：“都来了。”母亲声音带着哭腔：“那么多的猪，鸭和鸡都在水上漂走了，我们的房子一栋栋地倒了。老天爷啊，真的狠！”

我此时明白过来，第一个从她脑海中复活的竟然是团湖乡倒垸那一幕。在我还是孩童时，每年春末夏初，就是我们躲水之时。那一年，水瓢泼而下，洞庭湖水位就像不断伸直身体的蚂蟥。那年夏天和往年没有什么两样，那个中午，父辈们一担一担泥土垒起来的大堤，高水位浸泡了一个多月之后，终于出现管涌，接着撕开了一个巨大的裂口，吞噬了这片新生的，寄予了父辈全部希望的家园。他们以为，他们会在那里终老。就像他们的祖辈一样，开创一个时代和历史，子孙后辈在此一代一代繁衍下去。洪水到来的那一刻，惊慌失措的人挑着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乘船逃亡。我的母亲在家里转了几圈后，带了一个西瓜出来。而我的邻居则拿了一个高压锅盖站在村里的防洪安全楼上，她们一起看着滔滔的洪水如同气势凶猛的强盗，将田地和房屋洗劫一空，她们一边跺脚，一边号啕大哭。母亲最后悔的事情是，没有保持冷静，将家里的相册带出来。那时虽然家里穷，但每次有照相的师傅来村里，母亲总会给我们穿着最好看的衣服，站在画着黄鹤楼或者岳阳楼的背景布下照上一张。母亲常会自责，在团湖乡的一切，连张照片都没有留下。

“我们屋前有株月季花，一到五月，开得火红火红的一树，还记得吗？我带着你们姐妹在那株花前照过相，我抱着三儿。”母亲的回忆，我脑中时常会有些印象。但是我已不能确认真实性，我怀疑是自己根据她给出的故事，自我设想的场景。有一次，她讲的是我一岁时候，她在田间锄草，而我睡在田埂上的箩筐里，后来被邻居偷偷抱回家放在抽屉里。我准确地说出了是哪个邻居，我被放在一个怎样的柜子里。母亲特别惊讶，她认为一岁的孩子有记忆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则认为，母亲记错了我的年纪，那也许是我三四岁时候的事了，但母亲从来不承认她在记忆上存在差错。母亲善于讲故事，而且绘声绘色。只是无论母亲怎么向我描述，我小时候生过癞子的光头，我那稀薄的几根红头发，我却怎么也勾勒不出一张属于自己孩提时的脸了。

我看着躺在床上的母亲，她戴着帽子，脸变得又瘦又小，如果不是因为那满脸的皱纹，她似乎成了襁褓中的婴儿。“我给你熬的汤。”身后传来父亲的声音，我看到他抱着一个保温桶站在病房门口，像一个考了一百分，想给父母惊喜的孩子。

七

母亲的精神好了很多，她的话题慢慢也多了，如同一把缺了齿的老梳，往事讲得密而跳脱。其实，说来说去，就是那些事情。我这一日，先起了个头，问起她：“你怎么喜欢我爸的？你这么能干，我爸那么笨。”我其实是调侃她，避免她的思路又沿着重复的轨道回到那个，被说了几十遍的过去。母亲说：“你别看不起你爸，你爸歌唱得好啊！”我笑：“我怎么从来没有听他唱过歌。”母亲倒是一脸陶醉：“他那时总唱《卖花姑娘》。”

我继续逗她：“一首卖花姑娘把你魂唱走了，还挺浪漫的啊。”

母亲嘴上否认，却高兴地带着我回到了洞庭湖的大堤上，她和父亲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那年冬天结束之前，堤岸必须建成，待到春天，便开始建房种田。大家唱着号子，把河滩里齐膝盖深的淤泥，一担担地挑到河堤上，手扶拖拉机在挑着担子、喊着号子的人群之间来回碾压，把刚建起来的堤岸压低夯实了下去。到处都是人，这样的热火朝天的场景，硬是让冰冷的冬天升腾起阵阵热气。干到一半，后生们都脱了棉袄，母亲注意到父亲却总是不脱。后来，母亲观察到，是因为父亲穿的毛衣的两只袖子和衣身颜色迥异，他不好意思。母亲就对他说，你把毛衣脱了，穿衬衣啊！父亲依旧不干，细心的母亲猜出来了，父亲从棉袄里露出来的不过是一个假衬衣领。后面几天，后生们将里面的秋衣脱掉了，光着膀子，露出硬扎扎的肌肉疙瘩。母亲又对父亲说，你也脱了呀！父亲终究没有脱。母亲叹道：“他那时就像个女人一样扭捏。”

父亲那时很瘦，挑着一堆堆的土刚开始还能和他们一样朝前冲，慢慢便步履维艰，又不想落后，勉强支撑着。一趟又一趟，只要停下来，腿便像筛糠一样。最后，被安排了一个收粪的差事，拾粪工也是一个岗位，计八分，和满分的妇女一个工种，而我的母亲，就是一个总得满分的铁娘子。工种一轻闲下来，父亲显得从容多了，每次经过母亲身边的时候，总能听到他的歌声，唱的就是《卖花姑娘》。母亲说：“你爸的声音比电视里蒋大为唱得还好听。”

我听到此处，便逗她：“看这样子，是你先追的爸呀。”

母亲一张还未脱去浮肿的脸在枕头上笑着。她接着说：“你爷爷和奶奶还不同意我们呢，他们给你爸找了隔壁村的一个女的。她们嫌我满脸的斑，个子又不高，没有别人家好看。你爸不干，自己做主，和我在团湖结了婚。”

“原来你们还是私奔的啊。”我由衷地惊道。

“我们那时兴自由结婚了。什么也没有，就两个人。搭的茅棚，窗户没有，门也没有。结婚那天，我才知道你爸的棉袄也是假的。”

“棉袄还有假呢？”

“可不是，一件棉袄除了前面胸口有点棉花，后面都是空的。”

母亲如往常一样，一个话题结束后就会陷入沉默。话讲多了，也会累。我继续在电脑上工作。突然，我听到母亲喊道：“大熊！”

我看着她，以为她又陷入了迷茫的记忆皱褶里。父母都喜欢前夫大熊，比起俞丹找的男人，他们觉得大熊老实多了。话不多，干些实在活。第一次去我家，就把我家水缸摇满水。给我家修水龙头，换老化的电线，每回一次老家，就不声不响地进行一次大修整。母亲曾经夸他，儿子也不一定有他好使。当我告诉母亲，我们已经和平离婚时，母亲气愤地说，肯定是你提出来的，大熊不会这样的。我承认是我提的，因为是我的问题。她觉得惋惜——我为什么要活得这么硬气。没有孩子的夫妻那么多，不是每一对都走到了离婚的地步。

母亲又叫了声大熊，她还将手伸出被窝外招了招。门口果真站着一个男人。我站了起来，说道：“你怎么来了。”这几年，他两鬓的白发多了很多，脸也更瘦削了些。他走了进来，接着父亲也跟了进来。母亲看着他，神态很是自然，不像是久别重逢的样子。我看着这一幕，突然明白过来，这不是大熊第一次过来了。

我见大熊坐着，便站了起来，在抽屉找那张催款单。我说：“我去把费缴了。”母亲说：“大熊昨天交了。”我突然就有些生气：“你们什么意思？”

没有人接我这句话。大熊坐了一会，识趣地先离开了。很快，母亲说出了自己的意思：“是我们给大熊打的电话。他能来，说明他还想和你过。”

我冷笑了一声：“我不想。”

“我们这个年纪，说走就走了，谁来管你呢？”

我被气笑了：“未必这么多年，都是你们在管我啊！”母亲说：“那你总得有个伴，要不然，我们不放心。想来想去，没有谁比大熊合适。你看大熊对你爸，这么多年，还是那么真心。”我看着父亲，恍然大悟，他不是突然胆子大了，而是大熊陪着的。不但陪着来，又陪着回去，还陪睡。我说：“难怪现在要你回去，也不害怕了，原来找到三陪保镖了。”父亲嘿嘿笑了下，算是默认。父亲说：“离婚是你提出来的，又不是他提的。”

我说：“他也签了字的，说明他心里也是想离的。”

母亲说：“你们离婚了，他也没有再结婚。”我抢白着说：“他怎么没有结婚，他找过人了。”

和大熊离婚后的第三年，我从一个朋友嘴中得知，他找了个高中的老师，两人回了趟老家，手牵着手在公路上散步。这事对于我来说，和结婚了就是一个性质。想到这儿，我说：“钱，我会还给人家。你们厚着脸皮要欠别人的情，我可还不了。”父亲从椅子上站起来，看着我冷哼了一声。我听到他气呼呼地说：“你这孩子，真把老子气死了。”

这日查房，医生告诉我，再住几日，母亲就可以自己回家休养，慢慢下地活动，逐步增加活动量了。我对母亲说：“大难不死，过了这个坎，你最少活一百岁了。”母亲笑：“活那么老，哪个养？”她又说道：“如果三儿在，就是他养我们了，你一个女孩，就不用这么累了。”

母亲又提到了三儿。我不想接话，将头埋在电脑之上。过了一会，母亲叫道：“俞星。”我“嗯”了一声。母亲说：“那天陪他们一起喝酒的人还有老吴。他也喝多了，从我们家出去后没多久，一头就倒在公路上睡着了。”我恍然：“是他呀！难怪后来你们也不往来了。”

母亲又说：“三儿是睡在你爸床上的。”我说：“嗯，知道。”母亲说：“三儿是你爸压死的，不是你爷爷。”

我的手一抖，定定地看着她。我将电脑放到座位上，站起来摸了下她的额头，湿而冰冷。母亲说：“三儿死了，我把他抱到你爷爷那张床上去，才开始哭着喊人的。”一股寒意迅速蔓延了我的全身，我打了一个寒噤，问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爸一只鸡都不敢杀。如果被他知道了，他把自己的孩子压没了，他这一世都过不好了，而我们这个家……”我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很想反问她，那么我那可怜的祖父呢？

三儿是俞家唯一的儿子，可以想象祖父是活在一种怎么样的折磨中。我看着母亲，一瞬间觉得面前是一个陌生的老人。这时，我突然决定讲起一件很久以前，就想讲给她听的事情。那天，我在医院去做宫腔镜——一种能够伸到女人体内的仪器。那个医生告诉我，在这面镜子下面，我不能生育的问题终于找到了——我有两个子宫。医生打着比方，子宫就像一个足够宽敞的一室一厅的房子，而你房子是两室两厅，关键是那两个房子都特别小，中间还有一个厚重的承重墙，所以哪怕自然受孕，孩子在里面也是长不大的。我拿着报告单，捂着隐隐作痛的小腹，心中已然绝望。三年来，我辗转于各大医院，那一刻，终于尘埃落定。当我走出产科病房那条长长的走廊时，我看到一个年轻的戴着月子帽的妈妈，抱着一床印花色的襁褓在伤心绝望地哭泣。一个年纪大的女人，或许是她妈妈在劝慰她，接着又来了两个女人，也加入了安慰的行列。我才知道，襁褓是空的，那个生下来哭声特别响亮的孩子，剖腹产第三天后突然夭折了。我在她们的身边坐下，听到年纪大的说，尸检结果会不会是医院造的假。慢慢我就听清楚了眉目，失去了孩子的产妇和家属认定这是一场医疗事故，最后在医院的主张下做了尸检，在孩子的气管里发现了液体，也就是孩子喂了奶后，放在摇篮里，或许是吐奶呛在了气管，而照看孩子的大人们并未发现。现在，我将此事告诉了母亲，说道：“三儿不一定是被压死的，也有可能是被呛死的。”

我见母亲脸色沉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母亲如果认可我的说法，便会将一件早已盖棺的错误，重新揽到自己身上。我又说道：“一个好好的孩子，一般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母亲轻轻地说：“嗯，一般不会。”

我说：“不管三儿是怎么走的，这个事情也过去大半辈子了。不要让爸知道了。”

母亲重重叹了一口气：“这事本来跟着我带到土里去了。我不讲给一个人听，我心里又过不去啊！我一想到这些事，我就觉得对不起你爷爷，就会让着你爸。这都是我的报应。”

我将她的手重新放置到被子里，说道：“我们都是凡人，这一生，哪个不会犯错呢。”

八

那天晚上，我从公司下班之后，拐到家中去看望父母。一进他们那幢楼的架空层，我就看到他们一人拄着一根黑色棍子散步的身影。他们看到我了，举起手中的棍朝我挥舞：“这个轻，我们一人一根，蛮好。”这是我买的登山杖，那天选错了地址，寄到了他们的地址。没想到，被他们当作拐杖瓜分了。我说：“这是登山的，我再给你们买根专用的。”父亲不悦地说：“不用了，就这蛮好。我们还没有老到用老年拐杖的时候。”

母亲生病之后，他们变得更加形影不离，连拐杖都用的情侣款。母亲告诉我，今天和父亲一起去讨债了。我知道他们说的是哪笔债。这笔旧债还是团湖乡倒垸前一年遗留下来的。父亲那一年没有将棉花交到乡里，而是因为每斤多出的几分差价，交到了贩子手上。那年棉花丰收，父亲指望着换钱，将我和俞丹读书欠下的钱还掉一些。没想到，那人家中出了变故，一车棉花翻了，司机当场没有了，他自己也成了重伤。钱的事，也就一年一年拖到了现在。快二十年过去了，父亲在家中困难的时候，去讨过几次，不但无功而返，临走还把手中仅有的一点钱留给了那人。父亲回来常会感叹，那人处境不好，过得太可怜。原指望他们已经放弃这笔钱了，没想到，今天又和母亲一起去了。我说：“怎么样，讨到了没？”母亲说：“没有钱，只有一栋在洞庭湖堤边的老房子，说抵债给你爸。”我说：“那要了有什么用？”父亲说：“我当然不得要。我要了，他住在哪里？”我知道会是这个结局，便逗他：“那你那笔巨款怎么办？”父亲说：“怕什么，又不是我欠别人的，是别人欠我的。”我不解：“这是什么逻辑？”父亲说：“你以为债能跑掉？欠了别人，这辈子还不完，下辈子也是要还的。我和你妈把这些债慢慢清完，能还的，能讨的，都要搞清白的。”

我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问道：“你们怎么去的？”

父亲说：“要你管，反正不是你送过去的。”

我明白过来，他们又找的大熊。回了家，我偷偷拿起母亲的手机，发现他们和大熊经常有联系，似乎毫无芥蒂，颇为亲热。大熊对他们还保持着离婚前的称呼。我用母亲的手机给他发了一句话：这段时间，打扰你了。谢谢你！

我正欲把他拉黑，他却察觉出，是我在用手机，很快回过来一句话：每年在你生日那天，送礼物的那个人是我，我其实一直在等你。我心中感动之中有些淡淡的失落，虽然也猜过会是他，但我到底期待能有一丝陌生的惊喜。这也让我明白，十年光阴，并没有将大熊在我心中变成一个陌生人。我问道：为什么不和那个老师生个孩子？

他回过来：我们领养一个孩子吧，养个女孩。我才五十，你还没有五十。我们把身体养好，肯定能把她养大成人。说不定，我们还能给她带孩子呢。

我的手停在手机上。心里那道紧锁的门，突然被撬开了一条缝。有阳光照射了进去，看得清那些尘世里漫天飞舞的灰尘。我看到重新长出满头银发的母亲到处在找她的手机，她大声在问父亲：“你看到我的手机了没？”父亲气呼呼地回答：“没有，你一天要找一百遍手机。”我将手机偷偷放在茶几上，母亲转过身的时候看到了，她拿了起来，又问父亲：“你刚放的吗？”父亲说：“不是！你自己放的。”

我是在一个中午，接到了父亲的电话。他那带着哭腔的声音，让我握着电话的手都开始抖动。他说：“俞星，你的大伯走了。”我长长舒了一口气之后，心中重新泛起一种真切的难过。我没有想到，他走得如此之快。老家是一定得再回一次，我开着车，从公司里出来，到家的时候，他们已经收拾好了带出门的东西。父亲的眼睛有些红肿，这让我有些意外。我问道：“这是哭过了？”父亲一扭头，有些生气地说：“没有，有什么好哭的，他都八十了。”上车的时候，母亲小心翼翼问我：“要不告诉一下大熊？”我不解：“跟他有什么关系？”母亲说：“我们家总得派一个男人去帮忙吧。”我指了指父亲说：“他不是吗？再说，男人能做的，我都能做。”

母亲说：“有些事情不合规矩。”我的口气开始加重：“破了规矩会怎么样？那把大伯从棺材里气得跑出来，不是更好？”父亲对着我的座椅使劲一拍，对着母亲凶道：“你管她的事干什么！”

我们在老家待了三天，一直将大伯送上了山。父亲在坟地周围转了一圈，没有找到他插在地上做记号的木棍，他又拾起一根更大的树枝插在那里，对母亲说：“你看，这地方不错吧。”母亲没有说话，她一直站在祖父坟前，眼睛肿得像桃子一样。我一直留意着她，竟然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哭泣过。

回家的时候，我对这条路开始熟悉起来，哪里会上坡，下坡，哪里有转弯。我想因为父母，我未来一定会经常来到这里，这也是我的老家。我将他们送回家中，准备回公司上班。父亲说：“你不要走。我和你妈还要去趟团湖。”

我说：“哪里还有团湖啊？去那里干什么？”

他们俩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就站在堤上看看。”

晚上吃罢饭后，父亲一人躲在房里，趴在桌上写字。母亲替他关上门，神秘地告诉我，父亲在给祖父写信，想要得到他的谅解。我看到墙壁上庞大笨拙，却无比认真的影子觉得好笑。母亲说：“他说，这个还得自己写，去团湖烧，哪里烧的都不灵。”

一场洪水让团湖回归了洞庭湖，成为了鸟类的家园。我和朋友们来过这里，我们一群人在观鸟节的时候，架着望远镜去观察迁徙的候鸟，捕捉它们在月光下留下的各种姿态的影子。而我的父母从那个溃垸的中午坐着小船离开，再也没有回来过。

一大早，我们就出发了。两个小时后，我们进入了洞庭湖保护区，天地在这里豁然开阔。父亲像孩子一样将头贴到了窗户玻璃上，水天一色中，水草、芦苇丛繁茂的绿岛从湖中一座一座生长出来，时有鸟群从空中飞起，又落下。更远处，一群小黑点，像一片自由的符号远去。我选了一个堤段下车，世界真是安静！除了风惊起湖面的声音，还有几声清亮的鸟鸣，万籁俱寂中，如同它们不小心经过世界时碰响的琴弦之声。母亲指着那片在阳光下静静泛着微澜的湖水，问道：“这是不是我们当年搭棚子的地方？”

父亲摇了摇头：“不知道，一点都看不出来了。其实，我们也应该想明白，团湖本来就是洞庭湖的，只是又还给了洞庭湖。”

父亲选择了一块空地，点起了一根香烛，从怀中掏出两页纸点燃。因为自己隆起的肚子，父亲跪下来显得异常艰难，但是他还是坚持跪了下来，将头拼命垂了下去，磕了三个头。燃烧过后的灰烬，在一片红光中飞舞，如同一只只飞蛾落在了他雪白的头发顶上。父亲如同完成了一件大事情，看起来轻松了不少，他眉目舒展的笑容让我一愣，许久未见，竟是有些陌生了。其实一早上，我因为好奇，曾偷偷打开他花了大半晚写下的悔过书，当我看到开头那句话的时候，我就合上了它。一个七十六岁的老人在纸上一笔一画的字迹，上面端正写着三个大字：悔过信，下面写着：尊敬的父亲大人，您离开我们整整三十年了……

母亲看着面前一望无涯的水和碧蓝的天色，说道：“我来洞庭湖快五十年了啊，这个世界上，只有老天爷最厉害。”

我说：“老天爷无所不能，但是它也有犯错的时候啊。”

母亲接过我的话：“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就不能原谅大熊呢？”

风将我们的衣服吹得鼓了起来，父亲的白发飘摇得像一丛乱草，他将登山杖放至一边，面对这苍茫的、一望无际的洞庭湖一言不发。母亲病后，越加瘦小，她拄着另一根登山杖，挨在父亲身旁。我站在他们身后，看着母亲将手伸到了父亲的臂弯里。一只巨大的白枕鹤突然从绿岛中的芦苇丛中飞了起来，他们抬起头来，声音充满惊喜——“哦！”

它掠过他们面前，离我们如此之近，仿佛是一对天使的翅膀。

许玲，中国作协会员。文字散见《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湖南文学》《芙蓉》《小说月报·原创版》《湘江文艺》《芳草》《清明》等，曾获《湘江文艺》双年优秀短篇小说奖，出版长篇都市小说《向前三十圈》《南回北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