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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边的错误》获第七届平遥国际电影展最佳影片，此前该电影也入围第76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官方单元。

在侦探破案剧情之下，电影实则走了一条反侦探电影套路的心理分析之路，由此提高了观众对此片的接受度。本文评论结合原著小说打开了理解电影的入口，“余华的小说反对熟巧叙事，未将熟练的技巧、看法凌驾于事情之上。余华的每一部作品，都在延续、响应、蕴含之前的写作经验。要理解电影《河边的错误》，先得理解余华的小说观念。”

电影《河边的错误》改编自余华的同名小说。影片讲述1995年江东省沛水市万宁县池塘边养鹅老妪被收养的疯子用柴刀砍死，几位案件的目击者相继遭遇了离奇的死亡。刑警队长马哲不相信凶手只有疯子一人，他试图找到几起案件的内在关联。马哲陷入真相的痕迹中，最后精神陷入荒诞，分不清真实与幻觉。

托洛夫曾对侦探小说的叙事规则和审美模式进行了分类，他在《侦探小说的类型学》将侦探小说分为解谜小说、黑色小说和悬疑小说三类。侦探小说讲故事有两条铁规：一条是“犯罪的故事”，即实际发生的案件。另一条是“侦破的过程”，即读者如何解释、还原、获悉真相。侦探小说通过犯罪的“缺席”和侦破“在场”来互补的。侦探故事的吸引力在于对于真相的演绎。魏书钧导演《河边的错误》打破了类型片的边界，影片将侦探、悬疑、惊悚、黑色风格熔铸在一起，别具风格。电影无意探讨一个完整证据链上的故事，而是探讨真相的迹与虚——虽然警官焦头烂额，但真相却是蛛丝马迹，毫无头绪。杀人犯“疯子”的疯狂行为，也引发了警察的疯狂。电影《河边的错误》所讲的犯罪故事按部就班，就是疯子杀人。导演魏书钧同样按部就班地部署了案件中的人证（偷情的王宏和女工刘钱玲、流氓罪犯许亮）和物证（砍柴刀、磁带、大波浪）。电影迷人的地方则是对侦破过程的讲述，当所有的证据都串在一起时，警察队长马哲依旧觉得“这不是真相”，这给他的精神世界带来很大冲击。

影片《河边的错误》对原著小说做了很大改动。原著中“疯子”三次行凶杀人，杀人动机如何，小说文本未曾说明。小说隐约交代疯子杀幺四婆出于虐恋，诡异的是，疯子殴打她的时候，她脸上“竟洋溢着幸福的神色”。电影对这一段虐恋情节则完全舍弃。此外，小说中讨论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正义。警官马哲意识到“法律对疯子无可奈何”。当局长告诉马哲“法律对你是有力的”时，马哲便挺身而出执行“正义”——马哲亲自开枪打死了疯子，就像马丁·斯科塞斯《出租车司机》中看不惯堕落纽约客的司机那样。原著小说的结局极为黯然，在警察局长的安排下，马哲成了说话颠三倒四的“精神病人”，逃过了法律的惩罚。电影改掉了这一结尾，让马哲这一形象保持了理性的清醒——马哲并没有杀死疯子，而是将疯子送进了疯人院。警察表彰大会上，马哲被授予三等功荣誉。他“杀死”疯子，只是幻觉。

余华原著小说反对熟巧叙事，未将熟练的技巧、看法凌驾于事情之上。余华的每一部作品，都在延续、响应、蕴含之前的写作经验。要理解电影《河边的错误》，先得理解余华的小说观念。1986年11月，余华在《上海文学》发表了小说《死亡叙述》。小说开篇就将“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作为基调。自此之后，宿命和死亡作为余华小说的主题，反复出现在后继小说中，《世事如烟》《一个地主的死》《活着》《第七天》等作品皆有这一主题。值得注意的是，死亡作为宿命，在余华1988年的小说《世事如烟》中得以体现：年近九十的算命先生，其长寿高建立在自己晚辈们的短寿基础之上。这种构思方式，也直接影响到了1992年的小说《活着》。电影《河边的错误》开篇就加上了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的名言：“人理解不了命运，因此，我装扮成了命运。我换上了诸神那副糊涂又高深莫测的面孔。”为了突出“命运”，电影设计了马哲和妻子的命运：妻子腹中胎儿有基因病，吵架时妻子将其归为“这就是命”。

余华曾引用两句话来阐明他小说中的命运与事实。第一句是作家艾萨克·辛格的“事实不会变得陈旧，但议论会变得过时。”第二句是古希腊谚语：“命运的看法比我们更准确。”这两句话，可视为小说《河边的错误》中的美学观。事实上，余华的《河边的错误》也能找到艾萨克·辛格小说的影子：《克洛普施托克的引言》中的不伦之恋与做爱后的离奇死亡，对应到小说《河边的错误》里，便是疯子和幺四婆的虐恋杀害；《傻瓜吉姆佩尔》中并不认为自己是傻瓜，对应到小说里，便是疯子不认为自己是疯子；《姊妹记》中主角与幽灵搏斗，对应到小说里，便是警察马哲在真相和理性的迷思间搏斗；《康尼岛的一天》运气不断反转，对应到小说里，便是马哲不断逼近真相又被真相甩回原地。

作家爱伦·坡确定了推理小说的原初形态，确立了侦探类型的叙事公式：侦探与助手联合破案（如福尔摩斯和华生医生）、“安乐椅”侦探（无需出门运筹帷幄的智算侦探）、密室空间、意外的凶手、心理盲点、暗号与暗语给出破案线索。其中，“意外的凶手”和“心理盲点”成了侦探电影扣人心魂的高潮部分。小说中，疯子连续杀人动机到底为何？常识、逻辑、秩序意义上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余华没写，而是用蒙田的话为自己的小说理念辩护：“按自己的能力来判断事物的正误是愚蠢的。”余华将其作品和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都列为“传奇小说”。宋代话本小说中也有“传奇”，这类传奇皆有笔记小说的痕迹。笔记体小说叙事上是“大杂烩”，有散文化的倾向，传奇、杂录、琐闻，叙述委曲，不重视小说情节与逻辑构造，而是让真相行在暗处，主张小说的社会意义。小说《河边的错误》中，余华也将死亡事件密集串联起来，三起死亡案件没有密切的逻辑关系，死亡的原因有的也未曾交代。但死亡的主人公都有共同的特征：孤僻。四十八年来，幺四婆婆都是独自一人生活过来的；22岁的王宏有些孤僻，不太与人交往；35岁的许亮没有结过婚，他唯一的嗜好是钓鱼。邻居说他很孤僻，单位的同事却说他很开朗。孤僻性格如何变成事件显现在电影中，这成了本片改编的难点。

侦探小说的结局，常常是理性胜利的时刻。理性光辉的时刻照亮了悲剧。这种溯源式的破解，总有一种刻意、传奇的美学成分在里面。黑色电影《漩涡之外》（Out of the Past，1947）中，雷蒙德·钱德勒创造了硬汉侦探小说的英雄性格：“有赢的办法吗？”“有办法可以输的慢一点。”无论如何，罪犯最终缉拿归案，侦探和警察又一次获得胜利，哪怕是惨胜。余华曾说：“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一个人很正常，但是作为小说，找不到一个人就不正常了，尤其是一部完整的传奇小说，肯定是有头有尾，该交代的事情都要交代。”战玉冰在《现代与正义：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研究》中认为，正义是侦探小说的美学主题和故事诉求，现实证明这一诉求不过是“正义的虚张”。黑色电影里，警察常常是“合法的”捍卫者，侦探常常超越法律的边界来执行正义。可是这次，警察皆侦探马哲没有胜利，等待他的是谎言、现实谜团和理性的僭越。余华认为，事实和命运都要比“看法”宽广得多：“命运会刁难一个人，但压垮一个人的是自己。”影片中，压垮警官马哲的，正是对真相的追寻。影片后半部分，马哲过分执着于“理性中的真相”，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似乎成了幻觉：马哲有没有杀人？马哲对局长说自己在庙里用四颗子弹杀死了疯子。可他到警局自首时，拆开的“64式”手枪却有七颗子弹。疯子穿了马哲的皮衣，马哲用石头砸了他的脸。集体表彰大会上，马哲获得了奖状，将疯子安妥在精神病院。影片结尾用“超现实”逻辑，盖过了观者的好奇。

马哲这一形象是“理性”的化身，他的困惑来自于理性话语的失效。电影《河边的错误》中，最难理解的是疯子一角。“疯子”是一个非理性形象。意外凶手是疯子，疯子为何相继杀死不同的人？动机何为？电影不曾交代。正因如此，“心理盲点”成为理解“疯子”犯罪最大的困惑。福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认为，疯狂的主题取代了死亡的主题，造成了故事的断裂，这正是同一种焦虑的内部扭曲。疯狂开出的是一个全属于道德的世界。疯狂遭到驱逐，乃是与理性的来临密切相关。《疯癫与文明》中，福柯将疯癫视为梦幻与谬误的接触点。疯癫把视觉与盲目、心象与判断、幻觉和语言、睡眠和清新、白昼和黑夜结合起来，最后成为虚无。只有一个词能概括疯癫体验：“非理性”。对于理性而言，非理性是最贴近、又是最疏远的，既是空洞又是最完全的，它的一切都已熟悉的结构呈现给理性。导演魏书钧认为，本片的重点不在于凶手是不是疯子，而是生活中俯拾皆是的“偶然性”。当人物遭遇到如此多的偶然性，他会怎么想，怎么理解无常？影片后半部分，电影偏移了真相，而是走向了暴力、谵妄、幻觉，警官马哲的心理状态，也从理性变成了恐惧和惊悚。

除了角色之外，电影《河边的错误》的空间构造也别有用意。“河边的错误”这个组词除了讲明故事的发生地点，本身充满隐喻色彩。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马哲杀人，是“错误”，执迷于理性迷思，也是“错误”。几位目击者来到河边，他们没有杀人，但是却因一宗凶杀案意外卷了进来，因各种原因自杀或者被杀，也是错误。最后一重错误，乃是真相的罗生门，试图用理性来解释一切，也是“错误”。

虽然雨水连绵、侦破无果是很多黑色电影的标配，但是电影《河边的错误》并不在一个正宗的黑色电影或侦探故事的框架下。1494年，德国作家布兰特创作了《愚人船》，水流和航行分别扮演了角色，水扮演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而船则是秩序的象征。电影《河边的错误》中，水也是环境的隐喻。余华的原著小说中，河水一直在流，秋天已经走进了最后的日子。凶案发生地是小河转弯处的一条死河，它是那条繁忙的河流的支流。疯子总是在河边泡衣裳，马哲反复来到河边寻找破案线索。河水的流动性，世事的无常，使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河流，就成了人性不确定性的象征。

“没有答案，不如发疯。”这是电影《河边的错误》的宣传语，也是对迷乱的故事逻辑作出的解释。《河边的错误》将马哲的办公地点设定在废弃电影院，电影院作为梦魇、超现实幻觉的发生地，为电影罩上一层独特的滤镜。疯子，是形象。疯狂，是状态。疯子和马哲找真相的疯狂，是一体两面。电影《河边的错误》情节侧重点，是找不真相的疯狂与抓狂，奉俊昊的电影《杀人回忆》（2003）也曾精准捕捉了这种状态。废墟空间也是《河边的错误》的特色。影片最后，马哲追着疯子来到了一片废弃的大楼和废旧的庙宇里。废墟是人类文明的对立面，废墟无人居住，引发虚空的感叹。废墟隐藏着过去，它是证据，昭示着人存在过的痕迹。推理只能猜逻辑，但是推不倒铁一般的现实。“答案在风中飘”，也许，这是电影《河边的错误》最想言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