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公园的斯宾诺莎（节选）
接到警方电话，我刚在波特兰的一个小城里朗诵完自己的小说。一个典型的美国中西部男警察的声音：冯教授自杀了。挂掉电话我就找主办方，接下来的活动只能抱歉了，我得回去。他们立马给我查机票，两个小时后还有最后一趟航班。回酒店收拾行李，一路狂奔到机场。司机小哥说，十年了他没开这么快过。我是那趟航班最后一名安检的乘客。
小飞机，一共不到三十个座，我的那一侧只设单座，让我有坐小舢板漂洋过海的感觉。天气也不佳，一路都是强对流，飞机从升上天空一直摇摆到降落。要在平常，我肯定晕得能吐出苦胆，但那天我像块石头坐定，悲痛和后悔让我越来越沉。我知道这几天老冯情绪不好，昨天我刚到波特兰，他还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在电话里跟往常一样，说：“兄弟，聊聊？”听见接机人员要帮我拎行李，便又说：“你先忙，回头再说。没啥事。”我说好，到酒店打给你。到酒店简单洗漱，主办方邀请参加文学节的作家和诗人到镇上的酒吧里喝一杯，电话没打成。然后，古巴诗人强力推荐他们的朗姆酒，结果上了头，舌头有点硬，就耽误了。来之前我也曾犹豫，老冯状态不好，但我想，五十岁的人了，又是搞哲学的，什么问题想得不比我通透？文学节活动我答应了，该做的人家都做好了，临时撂挑子不合适，就来了。
就这么寸。
老冯死在公园里。这座中西部小城以一个大公园和一所大学闻名。公园也叫中央公园，没纽约的那个有名，但比纽约的那个大。它从小城中心开始往西北方向扩展，像喇叭一样越吹越大。靠近河流的那部分成了湿地，表面看草木葳蕤，一脚踩下去就成了烂柿子，能要人命；若到夏天，大水会像特工一样悄悄地漫上来。老冯把车开到小路边缘，再进不去了，他下车，随身携带一瓶水、一瓶药、一部苹果手机、一本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他先把每天散步的那条路走一遍，然后拐弯往湿地方向走。那地方他带我去过，安全又安静，适宜听风吹草木和各种鸟鸣。荒草过人，躺下来谁都看不见。他踩倒仅供容身的几丛荒草，躺下，把《纯粹理性批判》枕到脑袋下面。
书中夹着一封遗书，遗书上声明，自杀与他人无涉，完全个人决定。若有未尽事宜，可麻烦徐先生。老冯把我的电话留在了括号里。
到接到警方电话，我认识老冯满打满算四个月零十九天。我来K大是受邀驻校写作。K大有个全球著名的国际写作中心，每年从世界范围内邀请几名作家和诗人来此驻校交流。这一年是爱尔兰的一位剧作家、肯尼亚的一位女诗人和我。没什么事，除了定期与作家、教授和学生交流，在大学和市公共图书馆做个讲座，其余时间都是自己的，写作、看书、旅行，随你便。我没打算把书房搬到美国，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背着包到处乱跑。坐上一辆灰狗，觉得沿途哪里不错，就停下来待两天。留在小城的那些日子，除去写作中心的规定动作，大部分时间都耗在和老冯的聊天和吃喝中。
初次见老冯是在写作中心的欢迎晚宴上。他教哲学，跟文学关系不大，但却是K大唯一的华人教授，写作中心善解人意，邀他来纾解我的乡愁。我恭敬地叫他冯教授，同时惊讶于一个浙江人竟生得如此孔武，一米八八的身板，小平头，头发硬如钢针，更像个教体育的。“叫我老冯，冯哥也行，”他拍我肩膀，我听见自己的骨骼尖厉地叫了一声，“我大你十六岁。我姐就嫁在你们江苏。”衣着也跟说话一个风格，一件泛黄的圆领白T恤，外面套一件起码五年没熨过的休闲西装，洗旧蓝的休闲裤在膝盖处鼓起两个大包。翻毛的休闲皮鞋磨得黑亮，年头肯定也短不了。他说，明晚如果有空，请我喝酒，“就当邀请了啊。”
从写作中心给我们租的公寓到老冯家，步行二十分钟。下午六点，我还在昏昏然的时差里，但这不影响我迅速找到了他的房子。不是带草坪和车库的house，而是单元房。老冯一个人住，没存下几个钱。我跟着香入骨髓的红烧肉和酱牛舌香味来到他家门口。
必须多说几句冯氏红烧肉和酱牛舌，这是我在国外吃到的最好吃的红烧肉和酱牛舌，没有之一。这次驻校写作是我在美国待得最长的一次，半年，也是最开心的一次，没有什么能比红烧肉和酱牛舌更治愈乡愁了。我们迅速结下了牢固的“酒肉”友谊。我无法向你描述它们有多好吃，但我可以告诉你冯氏红烧肉的一个诀窍，就是焖红烧肉时加一点可乐，可以加速将肉煮烂，同时入糖和调色。酱牛舌，还是不描述了，反正切一盘子，我和老冯能聊五个小时，喝掉二十听百威。所以只要不出门，最多三天我就会去一趟老冯家。他想跟我聊国内的事，所有事他都关心，垃圾处理他也有兴趣。闲下来他就给我打电话。
“到国外你才能知道你有多爱国。妈的，像个悖论。”老冯语重心长地说，“兄弟，来吧，红烧肉和酱牛舌已经下锅。”
我也不打算矜持，闻着味儿一路小跑就过去了。
喝酒吃肉时我们聊的绝不庸俗，非关时事即涉学问。在那满满三居室的书堆里，聊鸡毛蒜皮你会觉得是个罪过。当然谈文学时更多，哲学我只懂点皮毛，康德、黑格尔都没读完。老冯是康德的专家，当初K大把他挖过来，看重的就是他在康德研究领域有两把刷子。刷子大到什么程度？欢迎晚宴那晚，写作中心主任跟我说，K大的师生给了老冯一个外号：中央公园的斯宾诺莎。主任挺满意这个外号，虽然说的是冯教授的哲学成就，用的却是咱们文学的典故。读过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萨克·辛格的朋友都知道，他有一部著名的短篇小说，《市场街的斯宾诺莎》。主任补充说：“咱们K大的斯宾诺莎，可是货真价实的斯宾诺莎哈。”主任说得眉飞色舞，我一时也听不出是嘲讽还是褒扬。
从来K大，老冯就住在中央公园边上，环境好，确切地说是散步方便。天大地大，中央公园被他走出了无数条路。“思考的重要方式就是散步。”老冯说。十二年来，他的所有研究成果都是在公园里各种曲里拐弯的小路上想出来的。像他的偶像康德那样。我跟他说，若干年后，K大将会在中央公园辟出一条“冯石开小道”，以遥遥呼应格尼斯堡那条著名的“康德小道”。
公园里的聊天就家常多了。好景太多，树木、花草、鸟虫和小动物，尤其到人迹罕至处，越过一片水洼、拨开一根树枝，甚至松鼠在经年的落叶间转个身弄出的响动，问题的逻辑就断了。家长里短就不一样，有一搭没一搭，隔多久都连得上。也就是在陪老冯一次次深入中央公园的探险中，我得知了老冯的个人生活。拖了十年终于离掉了婚。前妻和儿子在国内。
出国念博士前老冯已经结了婚，孩子刚出生不久。两口子都在大学里教书。他到芝加哥的第二年，想让老婆和孩子过来，老婆不干。读书时老婆比他更学霸，完全不理解博士为什么非得到美国去念。让他念完了赶紧回来。老冯当时也是这么想的，快毕业时，同学们找工作他也跟着凑热闹，竟然找到了，一个挺不错的大学。系主任也是搞康德的，懂行，希望自己退休后，该系依然能够保持住康德研究的高地，便力邀他加盟。“条件真是不错，”老冯说，“更主要的是，满足了我的虚荣心。那时候年轻，搞不清虚荣心的厉害，就从了。”他跟老婆说，积累两年就回去，就当作博士后了。两年过去，老婆准时催，老冯说，办手续呢。一办又是两年。老婆说，再不回就离，想清楚了再回话。失眠了三个晚上，请教了所有能给出中肯意见的师友，他回老婆：
“离。”
这是师友们的缓兵之计。他们坚信这婚离不了，老冯在这边已经打下了一片江山，本领域内也算是号人物，娘儿俩来了吃现成的，跟着享福的事不干，不合逻辑。让他们失望了，老婆回：
“好，那回来离吧。”
老冯又失眠了。师友再献策，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学术故，婚姻算个鸟。谁怕谁，那就离。回国离婚，老冯在飞机上扒拉一下意志坚定的几位师友，突然发现，他们要么已经离异，要么坚决独身，都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主儿。老冯出了一脑门子的汗。在这一点上，他们比自己更适合做康德的门徒。康德祖师爷一辈子独身。说到底，这帮师友根本没弄明白婚姻是怎么一回事。事实也证明，他的判断完全正确。回到家，老婆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
“我不想离了。”
老冯以为出现转机，窃喜，装模作样问：“想通了？”
“想通什么了？”
“跟我走？”
“不走。”
“不走不离？”
“不走不离。”
老冯说，当时他就一个感觉，脑袋一嗡，康德也不管用了。哲学的确不能包治百病。老婆突然就不离了，谁劝都不好使。老冯稍作推理，大致明白了，换作他，离的意义何在？休完假，他就无功返回了美国。
生活就这么过下去。老冯有机会回国，比如探亲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照常回家。给儿子买各种时髦的玩具、学习用品和手机等物。儿子小时，有了礼物很开心，有个假洋鬼子教授爸爸也算一件体面的事，可以跟同学显摆。大一点，明白事了，别说礼物，老冯倾囊相授也换不来儿子的一个笑脸。他相信妈妈的话。能与他相依为命的只有一天到晚陪着他的妈妈。他开始瞧不上这个爸爸，恨，就算这人在美国当总统他也不稀罕。
这期间老冯提过两次离婚，一次直接被拒，休想；第二次老婆看他一眼，转身出了门。老冯从此不再提，想到老婆那入木三分的一眼，后脑勺嗖嗖就起了小风。
儿子高三上学期，一个晚上老冯正在中央公园的书房里看康德，老婆打来电话。这些年除了老人和孩子生病，她从没给他打过电话。老冯一惊，赶紧去看墙上贴的一张纸。为防止错过国内亲人的大事，他把相关信息写下来，以便随时提醒自己。今天儿子十八岁生日，美国时间还有两个多小时才到。他接了电话，口气不由得都讨好起来：
“我记得，今天儿子生日。”
老婆冷冷地说：“儿子成人了。一分钟前，他同意我们离婚。”
“什么？”
“离婚。”老婆挂了电话。
“我就这样离了婚。”老冯那天带我在公园里散步，一路讲他的婚史，走到哪儿了我完全没概念。周围一片荒凉，草木保持了创世之初的样子。我有点紧张，眼看着黄昏从草木间升起。
“我就这样离了婚。”老冯重复了一遍，一屁股坐到荒草丛里，然后张开四肢躺下。如果不在身边，五步之外你都不会发现这里还躺着一个人。“我就这样离了婚。”
听声音不对，我在老冯身边蹲下来。他两眼大睁，滂沱的泪水已经流到了两只耳朵里。
自杀处离躺倒的地方不远。再往前走就是沼泽地。他在草木由盛转衰的时候死了。遗书上信息有限，警方本着负责任的态度，走访之外，重点调查了近期老冯手机上显示的联系人。除了我，联络频率最高的有两个，其一是中国号码，他已经念了大学的儿子小冯；另一个是苏珊，老冯教过的女学生，正念大三。通话记录上显示，苏珊接过一次电话，通话时间十二秒，剩下的六次要么没接，要么直接摁掉。
当着警方和校方的面，我拨通了小冯的电话，简单说明，我把电话给了警方。程序得由他们来走。我在室外抽了两根烟，他们通话结束。商讨的结果是，小冯和老冯前妻会马上申请签证，以最快时间赶到K大。经冯家、警方和校方一致同意，在冯家到来之前，若需要，老冯的遗物暂由我代为整理。我说，老冯的猫我先养着，办公室里的书籍文件我来收拾，然后放到老冯中央公园的家中封存，一切等冯家人到了再说。
老冯办公室在一楼，窗外是一片修剪整齐的草坪。草坪上有三棵松树，几只松鼠在松树和草坪间跳跃。有一只还跳到老冯的窗台上，人立起来，用小小的爪子谨慎地敲打玻璃。我看它，也看见了窗台靠墙一边放了一只碟子，这松鼠应该是常客。我在老冯的抽屉里找，果然有一袋开了封的杏仁。我用汉语跟松鼠打个招呼，我相信它能听懂，老冯跟它说的应该也是中文。老冯跟我说过。他说你知道一个人独居异国他乡，最大的乡愁是什么吗？我说，老干妈、红烧肉、西红柿炒鸡蛋和大葱蘸酱。他说，短期是这些，待久了是语言。如果你不过来，我每个月都要去城里唯一一家中餐馆吃一顿饭。我的手艺能甩厨师两条街，但我得去，就为了听听老板和厨师说话，听他们那温州口音浓重的普通话。听之让人落泪。我知道，老冯跟他的猫都是说中文的，这些松鼠想必也不例外。我打开窗户，抓了几粒杏仁放进碟子里。松鼠对我作了个揖，抱起一粒杏仁啃起来。边啃边叫，它在召唤同伴。
又来了两只。我再捏了几粒放进去。又来了三只。还有几只正从松树上下来，排着队奔向窗台，大尾巴像旗帜摇摇晃晃。我把杏仁沿一条线全倒到窗台上，窗台上挤满了小松鼠。
“这是老冯给大家最后的礼物了。”我对松鼠们说。它们抬起小脑袋对我齐齐地看一眼，我鼻子一酸。
松树后面闪过一个人影。想躲，无奈松树还小，她又微胖，两边的身子（身体两侧）都露在树外。我直直地盯着那棵树，果然，她在漫长的忍耐之后以为安全了，脑袋往外一伸，撞上了我的目光。惶恐和悻悻瞬间布满她的眼神和表情，她扭身走出了草坪。
头一回见，我也知道这个棕色皮肤的女孩就是苏珊。
最近一个月，在K大，乃至整个小城，老冯性骚扰一个叫苏珊的大三女生的事无人不晓。
有天早上我在公寓的公共餐厅吃早点，爱尔兰剧作家坐到我对面，挤挤眼，“你那同胞，”他放下咖啡杯，做上下其手状，“对一个小姑娘。”
“谁？”
“你们的斯宾诺莎啊。”他兴奋得大胡子像松鼠尾巴一样奓开来。
我放下早餐回了自己房间。K大校园论坛上关于此事的讨论铺天盖地。越过那些显然以目击者自居的夸张且吸睛的描述，我大概弄明白出了什么事。老冯在办公室骚扰一个女生时，被她的男朋友抓了个现行。有照为证：老冯正抱着一个女学生，两人都是侧脸。如果照片没有作假，那人的确是老冯。老冯挺投入，而那女孩一副抗拒的姿态。女生棕色皮肤。我突然想到南非作家库切的长篇小说《耻》，读过中译本，前几天去图书馆，顺手借了原版，想感受一下库切精练的英文。《耻》中的白人教授卢里和一个黑人女学生有染，被其男朋友举报至校方，卢里教授拒绝道歉和接受校方问责，愤而辞职。何其相似乃尔。
这个时候老冯应该在学校，上午有课。但我还是打了他的手机。在家。我说一早起来就心神不宁，若方便，我带两包大红袍，喝个透？
“来吧，兄弟，”老冯的经典句式，“我们聊聊。”
我把茶叶和《耻》装进双肩包，背着就过去了。
老冯居家跟上讲台的衣服只差一件皱巴巴的西装，所以我也搞不清他的状态。没事，他说，一天都在家。他把水都烧好了。我先拿出大红袍，然后是《耻》。书刚放下，他咳了一下，说：
“都知道了？”
我没吭声。他这么一直接，我倒不知道怎么接了。
他用右手粗壮的食指和中指敲了两下书的封面，两根手指一拧劲儿，《耻》在桌面上转了一百八十度。“电影我看过，”老冯说，“跟卢里教授不是一回事。”
这正是我想知道的。老冯没茶具，我们只能因陋就简，把茶叶倒进杯子里，灌一大杯开水一直泡。我开始泡茶。
“我跟苏珊，那个女生，什么事都没有。”
我端起茶杯吹漂在热水上的几片茶叶。
“真的。你不信？”
我信。不是因为他跟我聊过，美国大学对师生这种关系要求极为严格，完全是一票否决，而是他告诉过我，这些年，不管是离婚前还是离婚后，他并非守身如玉到完全不近女色，十几年来，断断续续还是有过几个女朋友的。离婚后甚至还有过一任要谈婚论嫁的。还是那句话，哲学不能包治百病。老康德也不行。离婚前的几任女朋友不长久，可以理解，你一个有妇之夫，人家凭什么拿青春跟你耗。两情相悦的保质期一过，一别两宽，大家都开心。离婚以后，他倒是想过再经营一段婚姻，两个人把蓝图描绘得也十分之美好，及至纳入议事日程，他发现自己不行了，想躲。听到准未婚妻的声音，第一反应是想装作没听见；看到她的来电显示，最想做的是直接掐掉。搞哲学的，逻辑是吃饭家伙，一回头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怕了。不管那段婚姻罪魁祸首是谁，他确实是被伤着了。痛定思痛，他如实相告。对方也是教授，搞自然科学的，思路也清晰，一大早从他乱糟糟的床上爬起来，对镜梳妆的时候说：
“吃过早饭我就走，以后不会再来了。”
“那女生，苏珊，总让我想起我儿子。”老冯把滚烫的茶杯抱在两手之间转来转去，“那天她扑到我怀里，我开始真是当孩子一样安慰的。后来我想推开，她还是死死地抱着。”他把茶杯放下，比画着，“都是男人，你一定明白。她的那种身体感觉，温热的、暧昧的气息，我好歹收住了心神。就在那时候，她男朋友冲进办公室，一顿猛拍。兄弟，我真没有任何不当之举，苍天可鉴。”
“康德可以作证。”
“老康德可以作证。”
苏珊敲响办公室门时，老冯正习惯性地翻着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她进了门，顺手把门关上。老冯让她把门打开。和异性学生在办公室交谈，最安全的方式就是把门窗打开。苏珊说，只跟教授说几句话，说完就走，人已经到了他的办公桌前。
这不是苏珊第一次来办公室。课堂上她若有疑问，课后有时会到讲台前请教，讲台前人多，或者依然想不明白，她就会追到老冯办公室。勤奋的学生老师都喜欢。谈哲学时偶尔也会透露出生活信息，老冯慢慢知道苏珊有个不幸的家庭，母亲来自东南亚，父亲是美国白人。但这个高大威武的父亲，在她小学即将毕业时出车祸死了，生活的艰辛让她妈养成了酗酒的毛病，再嫁后也没改掉。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不幸的家庭却是同样的不幸。很显然，自甘沉沦的母亲很难给她找一个靠谱的继父。冷眼、虐待、骚扰，能想象出来的一个继父对逐渐亭亭长成的继女的一切不堪举动，苏珊都经历过。她说她正是因此长胖的，排解恐惧的最好方式就是暴饮暴食。她非常怀念小时候一家三口的天伦之乐。老冯让她想起过世的父亲，这是她选冯教授课的直接原因，其次才是哲学。
必须承认，这身世很感人，我是老冯也会对她另眼相看。但是，我跟老冯一样想不通，她怎么就配合男朋友一起把他给告了呢？那天她跟老冯说，母亲最近不对劲儿，她怀疑患了绝症，如果真走了，她落在继父手里，更不会有好日子过了。现在心里乱得很，哲学也没法把她理顺。老冯给她递擦眼泪的纸巾，苏珊顺势扑入他怀中。
老冯多少年没抱过孩子了，自儿子明白父母的关系，就拒绝与他身体接触，老冯那一刻想起了儿子。但男女毕竟有别，他要推开，她抱得更紧。好吧，借个怀抱让你再哭一会儿。很快他感觉不对了，那姑娘在怀里的某些举动充满了挑逗。他的身体报了警。一番高速复杂的内心活动之后，很快稳住了心神，这一次他必须推开她了。正推，办公室门咣地被踹开，一个白人男生举着相机咔嚓咔嚓切菜一样痛快地拍。苏珊做惊慌状，向男朋友哭诉：
“是他强行非礼我！”
男朋友也跟着喊叫：“你这人渣！有你好看的！”
老冯要辩解，苏珊已经整理好衣衫和云鬓，跟男朋友出了门。第二天，校方通知老冯，他被举报了。老冯开始真没当回事，身正不怕影子斜，他如实向校方回忆了当时的现场，请校方再做核实。校方又找来苏珊和她的男朋友，两人的描述跟老冯的依然不是一回事。苏珊说，教授胡说。即使我爸我妈离婚了，我也不会因此咒我爸被车撞死的。我妈身体没任何毛病，癌症见着她都得绕道走，我更不可能恶毒到这么咒自己的亲妈吧？再说，我也没无聊到跟一个能当爹的授课老师拉这些家常。说得句句在理。校方派出专人调查，她的亲生父亲确实活得好好的；母亲身体壮实，一顿能吃下半只火鸡，接待他们的是继父，穿一身挺括的西装，怎么看都像个正人君子。这时候老冯才觉得问题严重了，此中大有玄机。
“你没和她直接对质？”我问。
“跟学校提了，学校也努力协调，但她拒绝见面，说有心理阴影。学校也不能强迫。这受法律保护。”
“电话呢？”
“接过一次，斩钉截铁，说我罪有应得。此后就联系不上了。”
“家长那边的工作可以做一下啊。”
“我找过她的母亲。她相信她的女儿。我能理解，要是我儿子出了这种事，我也宁愿相信自家人。”
那还有法律啊。老冯想过，也跟校方提出，不行就让法律介入。校方似乎不希望把它变成社会事件，闹大了，黄泥掉裤裆里，不是屎也是了。老冯私下里也咨询过律师。律师认为，就现有的证据，只要苏珊和她的男朋友坚持证词，扭转局面的可能性极小。要么鱼死网破，冒险试一试；当然，找不到新证据，也于事无补。
“怎么个鱼死网破法？”我问。
“我犹豫了很久，还是给否了。下不去手。我这条老鱼，死就死了，她是个女孩，还年轻。只比我儿子大两岁啊，路长着呢。真下不了手。我是真想不明白，他们想干什么呢？再等等吧。”
老冯最后等到了死。等到死也没弄明白。但有图有证人，就等于有了真相，这在高校是天大的事。老冯自证无效，那只能是跳进密西西比河也洗不清。在K大，相信他的人，也只能抱以同情，政治正确的事，谁都爱莫能助。老冯的课被迫暂停，听候校董会处理意见。
结果出来前几天，也就是我去波特兰之前，我几乎一天到晚陪着老冯。喝酒，吃红烧肉和酱牛舌，然后喝浓茶。喝茶解腻，解了腻继续吃。此后整整一年，我看见红烧肉就反胃。我们不聊哲学，也不聊文学，除非有新进展，也不聊那件事，事实上的确毫无进展。如果不出意外，结果大家都清楚。丢掉本校教职只是其一，背负这一污点，全美可能没有任何一所大学会再聘用他。后者的严重程度，用膝盖想都明白。我们兜着圈子聊，天南海北，上天入地，每个话题聊到山穷水尽了，老冯都会及时地端起酒杯，说：
“兄弟，再走一个。”
……
（《十月》2023年第5期，责编季亚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