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中寻宝
剧作家陈欣欣
从事编剧工作40余年，我一直在“生活”这个矿藏里跋涉、寻宝，创作的每一部剧本都是生活的馈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但是，无限丰富的人民生活，给予了我们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得艺术家拥有深刻的思想，得以把生活变成艺术，用艺术表现生活。
福建东山县有一个叫铜体村的小渔村，当年国民党撤离大陆之前，曾在此补充兵源，村里几乎所有男子都被“抓壮丁”押往台湾，使得这个小渔村沦为了“寡妇村”。在这个村子我听到一个故事：一对新婚男女分别之际，新郎望着头上插着发簪的新娘说：“你插上发簪水当当的（闽南语美丽极了的意思），无论我走到天涯海角，每年都要为你买一把发簪。”此后，两岸隔绝的30多年间，“寡妇村”里的91位妇人无一人改嫁，她们成了望海的女人，年复一年地盼夫归来。但这位新娘并未盼来她的丈夫。1987年，中国台湾当局终于开放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一位台湾老兵为这位妻子带回了丈夫的骨灰和30多把闪闪发亮的发簪……当她流着泪将那30多把发簪插在头上的一刻，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焕发出了夺目的光彩！如此凄美的爱情令人心碎。
听到这个故事时，我不禁潸然泪下。这30多把发簪见证了两岸分离给百姓带来的痛苦，也见证了这对夫妻的生死之爱。我被这个故事深深地震撼，这个真实的细节在我的心中珍藏了二三十年，直到前两年，我为福建省泉州市高甲戏剧团创作了高甲戏《围头新娘》。围头是闽南晋江的一个小渔村，它离金门县只有5.2海里。以前围头人和金门人亲如一家，但两岸隔绝后，围头和金门依然鸡犬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了。可是围头却出了位奇女子，她在海上遇到一个金门的年轻人并爱上了他，在两岸坚冰尚未融化之时，这位围头女子冲破重重障碍，敢为人先，勇敢地嫁到金门，从而打通了两岸的通婚路，使围头村成了两岸通婚第一村。在处理这个题材时，那一直深藏在我心中的30多把发簪，突然浮现在了脑海，由这个故事我设计了奶奶乌英这个人物。1949年两岸突然隔绝之时，乌英的丈夫正在金门做生意，从此就回不了家了。一道海峡让两岸无数百姓生离死别，乌英一辈子望穿双眼，盼望丈夫归来。可她终究没能等回丈夫，只等到别人带回的那35把发簪……乌英的悲剧令所有人心碎！为了不让爷爷奶奶们的悲剧重演，围头新娘坚定地冲破一切阻挡，跨越海峡，嫁给金门的心上人。
在多年的创作中，我非常珍惜像这样真实的生活细节。这样的细节生长在泥土里，生长在人民的生命中，是编剧坐在书桌前无论如何也编不出来的。只有真实的艺术细节才能产生出如此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行船走水七分险”，海上翻船是常有的事儿。在围头村就有这样一个风俗：凡是海上的浮尸都是“好兄弟”，都要带上岸埋葬。这是多么人性化的风俗。中国民间有许多如此美好的风俗，让人们重情重义，心中充满悲悯。在以“口述历史”的方式编著的围头《八二三炮战纪事》里，我看到围头人口述的一件事：“八二三”炮战中，围头人曾在海里捞到一具浮尸，可这具浮尸却穿着国民党的军装，他到底是敌人还是“好兄弟”？围头人最后还是按乡俗认他为“好兄弟”，不但让他体面地入葬，还让他的墓碑朝着金门，让他天天都能看见家乡。即使在战争中，围头人仍然坚守人性，心怀悲悯。我就是用这一真实的事件结构了《围头新娘》。
剧中，围头新娘洪飞燕的奶奶和父亲当年冒着巨大的风险，偷偷埋葬了一个国民党军官，而他正是后来和洪飞燕相爱的金门青年唐越的父亲。唐越是遗腹子，父亲去世时他还未出生，没见过父亲成了他一生的遗憾。唐越母亲说：“哪怕天塌地陷，我也要娶这个媳妇！你们对阿越他爸如此重情重义，这样的亲家满世界都找不到！”于是，在围头人和金门人的共同努力下，断绝了几十年的两岸通婚路终于被打通。这样的故事让我们相信，两岸同胞的情感是从生命里长出来的，无论两岸风云如何变幻，但隔阂一定只是暂时的，而同胞间血浓于水的亲情却是永远割不断的。
剧作家创作的每一部戏都需要接受观众的检阅。《围头新娘》创作以来，在闽南已演出八九十场，而每场的上座率都在八九成以上。听剧团团长说，很多围头人看戏时都流下了眼泪。能得到观众的认可，对编剧来说是莫大的欣慰。如果不是生活留下了这么多动人的故事，我作为编剧又怎么能写出这样的剧本？
在我们福州，有一个评话伬艺传习所，是第一批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单位。福州的评话、伬唱极具特色，但却是濒危的艺术品种。这几年，我帮助这个传习所创作了两出大型曲艺《风雨苍霞人》和《滴水人家》，反响强烈。《风雨苍霞人》是歌颂政府在10个月的时间里让“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闽江疍民（连家船民）上岸定居的故事。面对这样的题材，如果不能超越单纯的歌颂性，就很难让作品具有艺术感染力。我们整个创作团队决心对这样的题材进行攻关，按照艺术创作的规律，回到生活中，去寻找最真实的材料，采访了许多当时的原住民和亲历者。
采访中我了解到在苍霞棚屋区里有一间132平方米的房子里住了27户连家船民，却只有4张饭桌，27户人家要轮流吃饭。这个房子在一角拉上布帘，里面就是洗手间，坐在外面的人能听得到里面的动静；如果哪户人家孩子要结婚，也只有在房间找个角落，拉上布帘，支一张小床。有一个小学生在题为《我的梦》的作文里写道：“希望家里能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我可以不蜷缩在床上写作业……”听到这些，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人怎么能活得这么苦，这么难。我的耳边立即响起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句。在同情他们的同时，我们也感恩帮助百姓解决困难的人。谁为百姓做事、造福百姓，我们就理直气壮地歌颂他。
《滴水人家》讲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福州南台藤山弄因自来水供水管径小且地势又高，水压上不去，致使居民们长期缺水，每日只能等到半夜，其他地势低的地方的居民都休息了不开水龙头了，藤山弄的自来水管才开始滴水，所以这里的居民常常要通宵接水。居民们四处反映这个问题，却久久不能解决，可在福州新上任的市委书记“马上就办”的工作精神指导下，不到一个月就解决了。这么简单的材料怎么能写出剧本？还是老办法，我们立即采访藤山弄的居民，听他们讲述当年怎么通宵接水，怎样珍惜每一滴水甚至无奈去偷水等等。这些故事令我万般感慨，我们的心被生活的艰难所触动，悲悯之情油然而生。因为悲悯，我们的心终于和创作题材发生了共振，因为悲悯，我们对创作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我们盼望弱势群体能得到更多的关注，希望有更多的人像张桂梅这样，在飞速前行的社会中，依然守护真情，给予社会以温暖和慰藉。
艺术以悲悯亲吻世界。创作者有了悲悯之心，才能抚摸时代的伤痛，凝望时代的进程；才能以不惮的勇气体察人生的孤独苦难与世间的忧患艰辛，令作品蕴含深情。弘扬主旋律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并无特别，若不想让作品陷入概念化、表面化的表达，心怀悲悯、抒写真情，就是创作者唯一的密钥。而要写出真情，我们就必须走进生活，走近人民。
艺术创作者总是经年寻觅、收集着生活中的每一个偶然事件和人类心灵的每一次细微跳动、每一次深邃的思考，期望将这些生活的微粒锻成自己的作品，让这些生活中最真实的故事产生出移山倒海般的洪流之力。因此我想感谢生活，感谢生活的给予、感恩人民的滋养，并愿永远当好生活中的寻宝者，永远做人民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