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获读顾农先生新著《归去来：不一样的陶渊明》（中华书局2023年7月出版），很是欣喜。顾先生与我，皆已步入衰朽之年，签赠我的扉页，他特意题了一句：“此书既出，我也就归隐了。”数年前他完成的这本洋洋洒洒三四十万言宏著，多磨之后遂了出版好事；今我拜读下来，又禁不住能感慨几句，面世，感慨，均为先前未曾料到的。陶渊明研究，我于门外远之又远，岂敢指陈书里得失，然而书名中“不一样”三字令人眼睛一亮。平素我俩屡次聊及“不一样”这个话题，现今他诉诸笔端，想来会引起学界瞩目。

自古国人有“独尊”的学术遗习，研学好“随大流”。要发表一己感悟，往往思虑再三。稍不留意，就被视作“另类”“异端”——很不讨喜的标签，若升级为“邪说”，则祸害近身。现今虽已改观，但不敢言已尽数消除。每年生产的论文、论著，多得愁人，愁后世学者哪能读得过来；不读却放心不下，有悖穷尽资料的笃实学风。问题更在，这许许多多论文、论著，其说“一样”者比比皆是。无休止重复谁也不能反驳的“太阳每日从东方升起”的真理，至于升起时间的迟与早，天气的阴与晴，种种，少见论析。当然，作者、著者也有苦衷，屈从于并无效益却很有威力的学术评价机制或惯常行径，只写东方升起，最为太平无虞。申请立项，答辩学位，不得不顾忌到评委大人的固有学术观点。坦陈“不一样”的见解，在年轻学子，岂能不掂量掂量其风险。这本《归去来》面世便不太顺畅，多少与此有点儿关联。自然科学的规律，近亲繁殖易衰，杂交才得强盛。社会科学亦然，当鼓励创新。罢黜百家必万马齐喑，逢学术“乱世”而出英雄。远眺“战国”的争鸣局面，近观“五四”的更新气象，照照学术史镜子，或有助我们看清楚一些时弊。

与“独尊”相关连，学术主流往往受时代背景掣肘，背景变化主导意见随之“翻烧饼”。不少民国作家，若干年来受贬不见天日；若干年后又完美得白璧无瑕。例子并不鲜见，时阴时阳的学术环境，我们全经历过的。就说未得经历的历代陶渊明研究，也是一时一个风尚。一度定格他为“田园诗人”，渲染他的闲情。因而鲁迅指出，陶诗并非全然不问世事，也有它“金刚怒目”的一面。鲁迅本人，被奉作文化“圣人”多年，也曾经一度被说得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鲁迅既不是圣人，更不是凡人庸人。有这一面，也有那一面，立体地看，不要被投枪、匕首遮掩了他的“回眸时看小於菟”。他与许广平斗气，躺晒台地上一整夜。此刻的文化斗士，于可敬之外显露了可爱。闻这些年的陶研时尚，多强调他政治意识强烈，颂扬他忠于前朝东晋政权。人是复杂的，作家的复杂尤加一等。我们不少文学史著作，特别是集体编著的文学史，往往写成作家光荣榜。学府的文学教育，社会的知识普及，熟知辛弃疾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大多不知他还写过似绝然相反的作品。看《行香子》这一首：

归去来兮，行乐休迟。命由天富贵何时。百年光景，七十者稀。奈一番愁，一番病，一番衰。名利奔驰，宠辱惊疑。旧家时都有些儿。而今老矣，识破关机：算不如闲，不如醉，不如痴。

再看《西江月·示儿曹以家事付之》：

万事云烟忽过，一身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早趁催科了纳，更量出入收支。乃翁依旧管些儿，管竹管山管水。

情绪的颓唐，行世的消极，这般放任，毫不掩饰。单就数量言，这类词作远多过“气吞万里如虎”，此一时彼一时。我们的文学史教科书更不能像体育运动会，只认最高成绩。学术研究，不妨“以偏”，也不可“槪全”。

顾先生说，学界已捧陶渊明上了神坛。他在《归去来》引言里申明：“只有把陶渊明请下神坛，而自己站起来平视这位大诗人，才能看清他的优异之处，”这可谓顾农先生撰写此著的主旨，我十分拥护请下神坛。说到平视传主，未免过于谨慎。即使说俯视，又何尝不可。我无意鼓吹历史虚无主义，纵容学术态度傲慢。著者大抵不及传主高明，绝无资格傲视。但借助时代优势，大可俯视逝去的古人。不论如何杰出的古代作家，自有种种个人的局限以至缺憾，历史局限尤其难免。如果研究不能居后临前，居高临下，历史岂不没有前进了吗？

上面的再度感慨，絮絮叨叨，无甚高论。其实学人们背底下谈论多多，我只是敲键盘摆上桌面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