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海图
一
高空轰鸣与气流震荡并没有让方延额头滴汗手心冒水，他已经六十八岁，超长航线又极为耗人，但归国的念头是一个超级发动机，给他提供不竭的动力。去国数十年，他以为自己再没有归来的机会了，他以为故土所有的景物都已是幻想中的虚无，可此刻，飞机正在向着念念不忘的故土而去。当飞机进入中国境内，早被忘却的熟悉感，在体内复活——身体的记忆精准、猛烈、力大无穷，远远超过精神的铭刻。归来的飞机降落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在一九八六年，这里有中国为数不多的国际航线。离开中国已经四十三年，从机舱内往外看，他涌起的倒并非浓烈乡愁，而是深深的疑惑：山水、流云与空气，也自带口音？这些年，在英国、在美国，在某座已经忘却名字的港口城市，他也曾看到山水连绵，可怎么看，都不是中国的山和水。他仔细辨别，又没发现到底不同在哪儿。一样的高坡隆起、一样的枝叶遮蔽、一样的花草弥漫，组合出来，却不是带着方块字的山；一样的河道蜿蜒、一样的落霞铺满、一样的水珠飞溅，也只能连缀成字母词汇的水。云也是，异国的云，从不会暗示着某场午后的雨或暮晚炊烟；空气也如此，闭上眼睛，只靠鼻腔、只靠鼻腔里的味道，便能清晰地分辨出身处何处——方延觉得，这并非他独有的绝技，而是所有去国离乡者皆备的身体本能。中国改革开放后，广州去往海口的班机增加，否则他还得通过汽车，慢慢摇晃，再转轮船才能回到海南岛。运气还不错，竟然今天就有直飞海口的航班，竟然还赶得及买票登机——他不得不把这理解为冥冥中注定的幸运。他其实早做好在广州逗留几天的准备，作为一个在外漂泊数十年的人，看到的有关中国的为数不多的新闻，其中很大部分都是关于广州的——这里，毕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
一九四九年以后，中美长期未建交，他的回乡梦越来越稀薄遥远。忽有一日，美国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尼克松访华的报道，残梦死灰复燃，可世事仍像中美之间击过来切回去的那个小小乒乓球，总没一个准信，谁也不知道那球最终的落点在哪儿——这些事还不能对任何人讲，把他的心悬着，摆来又荡去，他仍没有等到回来的机会。转眼又七年，邓小平访美了，其戴着宽边牛仔帽的照片占据了很多报纸的头版，他九日的行程在电视新闻中被一帧一帧分解、阐释。邓小平的笑意里，全是故土准备敞开胸襟的决心。方延觉得这一次不一样，他没有接受当地华人团体的邀请加入夹道欢迎的队伍，以求亲眼睹其风采，可他不断紧盯着报纸和电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知道，任何一个细微处，都可能隐藏着他能否归国还乡的信息。他不由掌心冒汗——这紧张让他犹如再次站在那只小小的救生筏上，仰望着四周无际的汪洋，前途未卜。邓小平访美的九日里，方延都是在高度紧张中度过的——如果时间再长一些，方延觉得自己的心脏会承受不住。家人把他的一言一行看在眼中，却并不知道他内心的波澜，还不时跟他说笑。妻子倒是知心的，夜里入睡前，侧躺在他身边，不断掐捏着他的虎口，试图让他放松下来。昏黄的灯光下，她缓缓地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这事哪能急？只能看看再说……”他说不出来话。她又说，“哪天回去，我跟你一起。”这是他最大的安慰了，在美国生活数十年，却拥有一个可以讲中国话的妻子，记忆中那弯折的村路、无边的杂草、不远处的海潮声，因妻子的容貌与口音才并未彻底消逝。邓小平访美给他的震荡是持久的，他不断在各类报道中看到故土渴望睁开眼睛看世界、探出手臂拥地球的努力，他一直在为返乡暗自准备。可时光之快让人咋舌，转眼又是七年，他仍旧没能动身，直到两个月前，又再次做了那个纠缠了他数十年的梦。
本来做这个梦的次数太多，他已经看得很淡——他站在那只孤独脆弱的救生筏上，四望全是汪洋大海，生还无望，他不知道能熬几天——但这一次又有点儿不一样，他醒来后，感觉到了某种空茫与失落。他奇怪这感觉哪来的，按理说他早习惯这个梦了，这不过是他当年的经历一遍又一遍在梦境里重放。他取出一支笔、几张纸，不断把这次的梦复原。罗列梦里所见，其实也是重返旧日：封闭的船舱、摇晃的船、忽然的爆炸声、船舰沉没、巨大的旋涡、不断滑游、救生筏……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往事，被一个又一个简单的词铺洒开，他用最笨的方法，把它们一一和自己的情绪相印证，看到底在哪个场景出现了分岔。比对到后面，他身体一个激灵，清楚了那失落感的来源：梦的最后，他站在救生筏上往海里一瞥，在那一刻看到的，不是早已须发凌乱、海盐盖脸的自己，而是父亲。父亲在平缓的海面下仰头看着他，海面的波纹加深了父亲脸上的皱纹——这是和以往的梦不同的地方。
不能再等了……他当年外出求生，父亲在最后的信里，给他留下一个巨大的谜团，数十年过去，他没有机会去查验解谜，而眼下，不能再等了。各种手续的烦琐超过想象，真正动身时已经过去两个月。本要跟他一同回来的妻子没能成行，一场急性肠胃炎让她住院了，治疗之后恢复不少，方延却坚持不再让她随行。妻子苦笑：“我知道，你本就不想我一同回去。”方延并不否认，他始终觉得，这次回国返乡只是他自己的事，计划内并没有妻子和儿女。妻子说：“你别忘了，我也跟海南岛有缘的，当年……我爸……我也想像我爸当年一样，到海南岛走一走的……”“海南岛”三个字让他一愣，像是为了缓和他的尴尬，妻子笑了笑，“也好，你先踩踩点，往后总还是有机会的。到时，我回去跟着你再走一遍。”
方延从飞机舷窗看到了蓝色的海，那就是琼州海峡？奇怪得很，从高空可以看到海底高低不一、起伏连绵，可他当年从海口坐船去香港，贴着水面，却只看到幽深、只看到永不可测之黑蓝。过了海峡，就是海南岛了，脑子顿时空荡荡起来，之后发生的事，在他的记忆里被整段劫走。再次回过神，已到老家文昌。怎么下的飞机，怎么被接上班车，怎么就两眼全是海南岛上的绿色……他后来竟想不太起来了。出机场后，接机的是家族里的一个堂侄。接到县里侨务部门的通知后，家族里的人讨论过，年轻一辈几乎没听说过这么一个人，年纪大一些的也记忆迷糊，以为方延早已死去。他们只知道他曾在香港的英国货船上营生，具体事宜并不清楚，后来那艘船的公司来过一封英文信，家里打听好久，才问到懂英语的人，信中大概说他已经出事死去，但又不是那么确定。那时，方延的父亲母亲都已过世，那封信也不被重视，没人真正在意那信里说了什么。时代兵荒马乱，又是抗日又是内战，好不容易一切尘埃落定，数十年下来，连消息都没一点儿的人，早已从家族之人的记忆里抹去，哪知忽然说要回来，族人疑惑之余亦是手足无措。文昌是侨乡，前往海外营生的人极多，华侨归来近些年已是见怪不怪。在侨务部门见到方延提交材料上的近照后，比方延大三岁的堂兄方振成搜索记忆里的残存，和证件照的眉目进行比对，他拍拍胸脯，也把自己眼角的泪拍飞：“是我们家的人。”之后，安排了一位脑筋活络的年轻人在侨务部门了解相关手续，亦负责在方延回岛之日把他接回文昌的祖屋。
方延不能不搅动记忆，来和眼前的情形对照……真回来了吗？村子当然是陌生的，所有的建筑都换了一遍，可又有着隐隐约约的熟悉，因为那些房子仍修筑在原来的地基上。自己家在东北角，他凭着记忆往那个方向寻去，只找到了倒塌的屋墙、屋内长出的比人还高的杂草。这房子让他心中翻江倒海，倒掉的墙壁犹如一个重播键，不断把少年往事翻出。此时，村人从各家各户出来，散落在路边，是围观，也是在“欢迎”一个“已死之人”的归乡。方延不敢看他们的脸，那些人里，有他从未见过的年轻人，也有和他有过交集的老人。锣鼓声稀稀拉拉，有唱戏的声音夹杂其中。
——自己去香港后，父亲母亲后来的日子怎么样？
——哥哥后来是否回来过？
——这房子倒塌于哪一年的台风暴雨？
……这些难解的问题，凝结成水，冲灌他的眼睑。族里的人也围了过来，却不知道怎么开口。只有一堵墙还未倒，梁木散落，腐败朽坏，霉味凝滞。在人气散尽后，杂草从一切可以生长的缝隙冒出，占领了屋内的空地。方延在乱草中寸步难行，他细细打量，眼前时光倒流，所有的杂草缩回地下，倒塌的墙体重新立起，空荡的房内溢满争吵与欢笑。倒是有一处没有被杂草完全侵占，方延伸脚前探，移步过去，脚底坚硬，原来是数块大石平铺在院子的地面上，一些细草从石块的缝隙钻出。光滑的石块，植物无法侵占、掀翻。少年时感受过的眩晕穿山越海侵袭而来了——很多个夜里、很多个黎明之前，父亲在这里手把手教他拳脚功夫。记忆的细节刻在骨血中，当父亲逼迫他保持某一个动作不变时，眩晕便会袭来——他脑袋空空，仰望着的天也开始变换颜色。他和父亲经常站桩的位置，磨出两片轻微的凹痕，那么多年的风雨冲刷也没能磨平。他轻轻踩上去，像钥匙插入锁洞，开启了记忆的院门。
“先去祖屋吧。”堂兄方振成站在荒草之外，把他拉回现下。
方延跟着，锣鼓和地方戏的声音在变强。祖屋里阵仗齐整，他这个归人需要去完成一个仪式——告知祖先，他并未死在他乡。漂泊近半个世纪、在这个村子认识他的人所剩无几之后，他回来了，得给祖先一个交代。堂兄方振成隐约记得，四十几年前那封英文信寄回来时，没人看得懂。几个月后才问到隔壁村一个读了洋学的青年，他翻译了一下那封信，讲得也含混迷离，隐隐约约说方延已经死在海上之类——估计那小子也没把洋学真读懂。既然死了，该表示的也得表示，家族里给他立过一个空墓，请来做法事的师傅以各种仪式召唤他的灵魂归来。仪式完成之后，师傅并没有以往完成一件法事的放松，而是心事重重，问及原因他也是支支吾吾。很久后，才在各种传言中知晓，说是师傅当时招魂，却并无感应，故而在念咒语、挥木剑、贴道符之时，也显得忐忑不安。那师傅没有明着说这事，却在某次醉酒后透露了口风，说是方延葬身万里之外，感应微弱，没能把他的魂召回祖屋。此时再提及此事，方振成苦笑不已，当年那师傅醉后说的“没感应”，现在看来倒也是“真话”，只是感应稀薄并非由于远隔重洋，而是方延仍然存活于人世，自然无“魂”可召。
祖屋的位置没变过，也没有大拆大建，只是在原基础上修修补补，仍散发着半个世纪前的旧气息。敲锣打鼓的、唱戏的队伍是族里请来的，他们在班主的指挥下，在庆典或葬礼上演奏着不同的曲子。香烛、纸钱的味道在祖屋里缭绕，村人从各个角落围拢过来，观看这个美国归侨。族里的男人全都聚齐了，有三十多位，这些人大多比方延小，他全不认识。少数几位比方延大的，他走上前去，盯着一张线条交错的脸，沉思半天：“二叔？”
老者点点头，泪涌出。方延扶住二叔。
方延又细看旁边一位，拿捏不准：“瑞爹？”
“瑞爹”摇摇头，方延这才脱口而出：“江爹！”江爹抬起枯枝般的黝黑手指抹眼角，这姿势太凌厉，看上去就像自挖眼珠，方延拍拍他的背。方延能认出来的，只有四位比他年纪大的父辈；和他差不多大小或比他小一些的族里堂兄弟，方延当年离家之前当然熟悉，奈何近半个世纪的时光消磨，面目和记忆全都迷蒙。倒是有一位小辈，方延看了一眼，便说：“你是财哥的崽？”这后辈喊起来：“延爹，你怎么知道的？”方延笑了：“你跟你爸年轻时一个模样，他当年跟我关系好。对了，你爸呢？”后辈眼圈一红：“不在了。快十年了。他长年出海捕鱼，后来骨头缝跟针扎一样，痛得受不了……就……”方延伸手，捏捏他的肩，不再细问财哥到底“就……怎么样”了。
“时辰到……开始！”班主的声音不大，却有着极强的掌控力，锣鼓暂停，时不时甩出几句地方戏暖场的“演员”也停下演唱，细听指挥。班主让族人按辈分、年纪大小顺序排好，准备举行仪式。此时，场面肃静庄严，香烛的味道更让人不得不认真对待此事。可方延越想集中精神，越是心神脱缰，所有的声音都绝尘而去。为了不失礼，方延只能盯紧班主，班主鞠躬他鞠躬，班主站直他站直……他无数次想象过重返故乡的画面，却绝非眼前的光景——透露出某种说不出的荒诞。是的，荒诞。他闭上眼睛，尽力平复自己，这很难，可也得去做。
香烛、纸钱燃烧的浓烟烈气让他鼻尖颤动，也令泪珠冲破眼睑。
再回过神来，班主已带着队伍走了，族人也退出祖屋，聚集到方振成家的大院子里。那里摆了十余桌，族人以及邀请的一些村人要聚集欢宴。是该欢宴，族人欢喜一位亲人的死而复生，方延欢喜魂兮归来——这少小离家老大回，这笑问客从何处来，这半个世纪的光阴似箭箭穿心。方延在祖屋里待了许久，中间有晚辈来喊他三回，堂兄方振成也叫了两次，方延都不太应声，他确实需要一些时间消化消化。外头天色已黑，屋内纸钱早已化灰，蜡烛烧尽，线香的点点光斑犹如夏夜的萤火虫，时明时灭，喝酒、欢笑的声音传进来。不远处就是大海，夜风夹带着腥咸味，族人们欢迎他归来的酒宴如同摆在海面之上，被月亮引发的潮汐所掌控，漂浮摆荡，似梦似真。
最后一根线香熄灭，方延走出祖屋。他准备问问堂兄，父亲母亲的墓地在何处？不管离家多远，不论荒草如何嚣张，蔓延、笼罩、遮蔽了那两座土堆，又或者土堆已被时光之刃削平，未在尘世留下显眼的痕迹，他都得马上去看看。村里没有电灯亮起，手电筒还是稀罕物，也不管了，点一盏马灯或一根火把，火光会引路，把他带到荒草蔓蔓之地，把他带到荆棘草叶划破衣裤在肌肤上留下血痕的之地，他要在父亲母亲的坟前，洒下三杯水酒、两行热泪、一串哭声和半个世纪的悲欣交集。
二
后来我才琢磨清楚，站桩那个动作本身并不让人难受，难受的是一动不动。无论哪个动作，凝固之后，都会让人疲惫不堪。父亲在一边死死盯着，我身体的任何一个小动作，都逃不过他目光的追捕——有时大腿根部近似抽筋，肌肉已然不归我所有，兀自颤动，他手里的棍子立刻破风而至，啪地打在颤动之处。我特别羡慕哥哥，他可以在外谋生，不用活在父亲凌厉的棍棒之下。我在定好的时辰爬起，来到院子里。黎明尚远，父亲的身子已如铁塔一般插在石块上。不远处的海风灌来，咸腥扑鼻，海浪声起伏有度，保持着跟父亲的呼吸一样的节奏。暗色中，不知道他已经站了多久，仿佛会永远站下去，那俨然是一尊石像而非活人。站桩的位置让给我之后，他开始挥舞拳脚。为了避免单纯的站桩太过枯燥，我调动耳朵，细听他拳脚带出的风声。
村子临海，父亲有时会随渔船出出海，更多的时候是一介农人。他的功夫是什么时候学来的，他从没说，只是执着地要把它教给我。我读书不多，听教书先生讲过一些侠义故事，可那毕竟是古代故事，更何况在石块上站桩、挥舞手脚，和那些传说中荡气回肠的故事又有什么关系？我也听过父亲一些事——他青年时即在海南岛上四处游荡，哪里有人习武，他便在哪里教授，有时一待就是一年半载，把自己活得像个古时人物。祖父过世后，田地荒芜，门庭寥落，他被族人多次数落，才回来结了婚。婚后，他每年仍出几回远门，半个月二十天，他背上衣物就消失了；事毕归来，也不说自哪儿而回。
大哥很早便跟随村里的一位叔叔去了马来西亚，下南洋去了。这在村里不是什么稀罕事，在周边村子也常见，树挪死人挪活，人们总把往外走看作有出息。大哥在马来西亚做什么，我不知道，据说是那位叔叔有个什么厂子，他在里头当工人；又说他在当地给人家割胶……没个准。时不时有钱、物从国外寄回来，一般是村人回来探亲访友，顺便带回一大批同乡的钱、物和报平安的家书。在我出去跑船前，大哥回来过两次，同样也担负着很多人的重托，就像一个送财童子或钦差大臣，被很多人围看，也被很多希望所包裹。人们打听家人在国外的境况，也好奇异域的风土。哥哥衣崭新、人笔挺，显然是回来前专门量身定制的，再加上发型考究、表情沉稳，讲话字斟句酌，一副见过世面的样子——见过世面不都这样吗？他在家那些天，家里来了不少人，或来取亲友捎带回的钱、物与平安书，或是让他帮忙带一封信出去；也有的两掌摩擦，半天不好意思开口，待了许久，终于开口，是想问大哥有没有门路把他也带出去。
向来石头一般的父亲，在家里人声喧闹的时候，也有了难得一见的笑意。是大哥的“出息”，让父亲有了某种“光荣”？后来想想，或许他本就是个爱热闹之人，很多年里，他行走江湖，曾有许多弟子围着他喊“师父”，那是他最神清气爽的岁月。家里的人来人往，让他想起了曾经的自己——那些岁月，在我们的认知之外。二姐在大哥下南洋两年后也嫁人了，我们家就更安静了，父亲的脸更是难见一丝笑意。仰仗哥哥自己或托别人捎回的钱、物，我在离家前读了几年书。
读书的地方在“望海堂”，是附近多个村子共同出资修建的一间屋子，请了一位先生，教适龄孩童读书。我出生前六年已是民国，到了我跟着读书的时候，也还是摇头晃脑地“之乎者也”。先生时常用棍棒敲击桌子，痛骂人心败坏、国将不国。大多数情况下先生是正常的，也有的时候，他赤红双眼，对着面前的空无狂喷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他的话太奇怪，平仄对仗、语调铿锵、音节有序，是某种经文或咒语？又或者是别国的话？在此时，躲着就对了，若撞到他面前，骂声劈头盖脸算好的，有时还会挥戒尺朝你的手心打来。更疼的是打手背，手背肉少皮薄，戒尺和骨头的撞击疼死人。每次惩罚完学生，先生也会陷入悲伤沮丧，走出望海堂的门口，朝北而望，念起诗来：
北往长思闻喜县，南来怕入买愁村。
崎岖万里天涯路，野草荒烟正断魂。
有时又变成：
草色芊棉，雨点阑斑。糁飞花、还是春残。天涯万里，海上三年。试倚危楼，将远恨，卷帘看。
举头见日，不见长安。谩凝眸、老泪凄然。山禽飞去，榕叶生寒。到黄昏也，独自个，尚凭栏。
他念这些诗词之时，神情凄怆怪异，且重复一遍又一遍，以至于我很多年后仍然记得。他的脖子不断拉长，拔高一些、更高一些、再高一些，快要把他的头挂到云上，以让目光穿山越海，抵达更北的北方。有时从望海堂归家，父亲问我：“先生又训人了？”我点点头，手掌缩回衣袖，怕父亲看到掌心或掌背又红又烫的印记。我问：“你咋知道？”父亲说：“好远就能听到他在望海堂里叫……唉，你们先生，心里也苦。”在某些觉得先生心里苦的夜里，父亲会摇晃一下酒坛子，听里头还剩多少……他握着那把酒气，在海风纵横中，去望海堂找先生对饮。父亲是为数不多能和先生说上话的人——村里头像父亲一样在江湖行走过、有点儿见识的人，不多。父亲去找先生，两个人会说什么呢？他们会滔滔不绝地交谈，还是只顾默默饮酒？他们用什么下酒呢？
先生在望海堂教学五年多。
一九三二年冬，海风骤寒，望海堂里紧闭门窗，也没法挡住那无孔不入的风针。先生的脾气也给冻没了，授课变得无比耐心，没有无端的怒火和自顾自的念诗，谈起自己的火暴脾气，他甚至有些自责。他的转变，让我们更加忐忑，怕是他另一种暴怒的前戏。但他的怒气没有再次引燃，反倒有把所有知识都教给我们的急迫。一日，他告知我们要出门几日，我们都心中窃喜。他次日就离开了，我们都为这临时假期欢喜，却没料想，这假期也太长了。快一个月后，伙伴们见面都尽量不谈论这事，但心里都清楚，先生可能不会回来了。伙伴们看到望海堂就绕着走，那里成了空荡荡的所在。
我却喜欢那间房空空的模样，常一个人在那院子里待着，不远处便是大海，潮汐起落，海风夹带着水汽和咸腥袭来，整个世界都空了。院门处，可见海潮一会儿涨粗，一会儿缩细成一根线，人在那时总会忍不住想，海的远处是什么？更远处是什么？跨过海的尽头呢？先生是跨过了海，返回让他不再感觉窝火、莫名暴怒的北方去了吗？我有几次问父亲，父亲没作答，可从他眼神的凝滞不变又风起云涌中，我觉得他清楚先生的去处。
先生离开一个多月后，有一回，父亲按住我的肩头：“过两天，你跟我出一趟门。”我窃喜：“出门？”父亲说：“你十五岁了，是该跟我出去走一走了。”我说：“去多久？”父亲说：“可能个把月，也可能两三个月，说不准。”我说：“要是先生回来了呢？我还要不要去学堂？”父亲沉吟许久：“先生不会回来了……”他停顿了好一阵，说，“跟你说也无妨！你先生，留过洋的，去过东洋。前些年参加革命，后来各种派系之争，他灰头土脸，躲到我们这里来，一是逃命，二是心灰意冷。在古时啊，我们海南岛，荒蛮之地，有些高官犯了事，皇上看不顺眼，就会把他们流贬到这里。当然了，你先生是主动来的。去年，日本人在东北闹事，九一八事变……这一次，他离开了，大约是要去做什么，说不好命都要丢了，不会再回来了……这乱世，亏还有他们这样的人。你先生躲到这儿来，一肚子火没处撒，难免会把气出你们身上，你们啊……不懂……”父亲这话，讲了跟没讲一样，先生的下落仍是一片混沌，但我知道不能多问，这世道，年少如我，听闻“革命”两个字，也明白那是不能探听的禁区。
除了衣物，父亲还带上了一根黑油油的木棍，那是他的心爱之物，平常摸都不给我摸，而他在院子里练功时则时常挥舞。那是一根好木头，韧性强，硬得铁一般，拿刀具敲击，响金铁之声。他还递给我一柄小小的匕首，裹在鞘里：“你贴身带着，关键时刻可防身。”我说：“还要带这个？”父亲笑笑：“世道乱，盗贼多，谁知道会遇到什么人。”母亲对我这次出门十分忐忑，牵来扯去泣泪多。父亲说：“我带他练练胆，倒是你，一个人在家，夜里门要堵死些。”父亲把木棍在练功的大石上敲击几下，当当声里，他说了声“走了”。母亲要送我们出村，父亲也不回头，右手掌在右肩膀上方摇几次，让母亲回去。经过望海堂的时候，我有些恍惚，好像听到里头传来了读书声，我说：“爸，是不是先生回来了？”父亲好一会儿才从鼻孔里挤出几个字：“你耳朵鼓风了？”
步行前往海口的路上，父亲说了我们此行的目的，我们是要去陪一位先生“逛逛海南岛”。父亲练武多年，干过多年押镖送物的活儿，足迹遍布整个海南岛。别人愿意找他带路，固然是因为他对各地的熟悉，更因为他有些拳脚功夫，在这乱世，遇到盗贼拦路，也能帮得上忙。这一次，父亲要给一位田先生带路，至于具体路线，还不清楚。父亲说：“你现在还小，以后会懂得，为什么这一次要带你出来。”我无心听父亲的话，一直沉浸在将要去海口的兴奋里——那个热闹、繁华的传说之地，那座海南岛上最大的城池，总要去见见的。早晨出门，一直到天色变黑，我们才进城。父亲也不流连，带着我穿过一条繁华的街巷，来到了一家侨安旅馆，报上名字后，即可入住。邀请父亲带路的人，已经提前安排好了一切。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住旅馆，从三楼的窗口能望到北边的一片沙滩，不远处有一座咖啡色的钟楼，再过去便是海了。
当天晚上，我们在侨安旅馆见到了田先生。先是响起了敲门声，父亲开门，进来一个身材矮小之人，胡子稀疏，戴黑框眼镜。那人说：“这是方师傅？”父亲说：“您是？”来人说：“在下田祝澜……”父亲疑惑道：“您……日本人？”田先生一愣道：“标准的中国人……哈哈哈，这一路，有不少人把我当成日本人，在丽水、在缙云、在建阳、在福州、在三水，都有人把我当成日本人，这是第六次了……”父亲说：“我还以为……若是日本人，这活儿就不接了……”田先生大奇：“方师傅对日本人有看法？”父亲说：“日本人对我们中国虎视眈眈，也不是一日两日了。去年，东北，九一八……”田先生竖起右手大拇指，可能感觉还不足以表达心情，他干脆伸出双手，拍拍父亲的肩膀。父亲回过神，把我一拉：“这是我家小子，我这回把他带上，想让他开开眼界。另外我年纪大了，精力不比以前，他也能帮帮手。先生放心，这一趟，他的吃住，不劳烦先生……”田先生点点头：“年轻人，是要走走看看。没关系，这一趟有考察的支出，他跟我们同吃同住就是。”父亲扯扯我的衣袖，我向前，作揖：“田先生……”田先生说：“后面我们都在一块儿呢，你们今天走了一天，先休息休息，已经交代旅馆一会儿送餐过来。”
田先生说完就转身离开了。
父亲的脸色越来越阴沉。
我说：“爸……您……”父亲沉吟许久，说：“刚刚见到田先生，像个日本人，我恰好想起，十年以前，有人辗转找到我，让我带路环游海南岛，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个懂中国话的日本人，叫后藤再三。当时也是不懂世事，那日本人只说他在旅行。他那一趟，拍了不少照片，也采集了一些动植物标本，带着考察报告回去。我一直很后悔，怕自己无意中做错了事。去年九月，日本人在东北闹事，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我最近不时想起那件旧事，生怕自己真的做错了。”我说：“爸，错在哪儿呢？”父亲说：“你还小，不懂，这种事，一步都不能走错——即使是无心的。现在日本人对中国馋得很……那件事之后，前几年，又有个法国人来，我还记得，叫什么‘萨维纳’的，也托人找到我，我不愿再接这种活儿，推掉了。这事，你藏在心里就是，不能和任何人说起。爸告诉你，也是相信你，总要慢慢面对这些事。”我只能点点头。夕阳收起了所有的光，房间昏暗起来，窗口望出去，却看到不远处的钟楼上亮着光，周边街巷点起了灯火，父亲的脸消隐在半明半暗中。他喃喃自语：“爸不是读书人，不懂大道理，但总觉得，我们的地方，日本人、法国人一字一图记下来，我们自己人却不管、不理、不了解，对不起祖宗啊……”怎么又跟祖宗扯到一块儿了？我不知父亲浩渺的心事所从何来，幸好，很快有人把餐食送到房间，那扑面而来的香气，让父亲的精神提振了起来。
我没想到父亲竟会骑脚踏车。这是奢侈之物，我此前都没见过，而父亲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呢？我看着父亲，像在看一位陌生人，他有着我不知晓的过去。田先生这番环游海南岛，是政府出资让其考察，沿途的部门都给他以方便，其中包括安排了两辆脚踏车，田先生自己骑一辆，另一辆给父亲骑。出发前，田先生先去了旅店附近的一家“海南书局”，把一本校订完毕的著作《调查撮要表》交付印刷，之后我们便往南行。田先生的车后座上捆绑着一些行李，我坐在父亲的车后座，看着父亲用力踩着脚蹬——风刮到脸上，沿途我全不熟悉。很多年之后，对于这一次出行，我所记无多，但父亲在前面卖力，而我在后座上成了父亲的负担这一幕，却印象深刻。饶是如此，父亲的车仍在田先生的前面，他要负责带路。
每到一地，田先生便提着公文，找到公务人员，让他们帮忙寻当地的能人。田先生手握纸笔，问询此处的人口、物产、风俗等，他边问边记录。一般来讲，当地的公务人员还会招待一顿吃喝。此时最为轻松，父亲要么上前给田先生和公务人员之间做个引荐什么的，要么坐下休息；而我，则推着父亲骑的那辆脚踏车，练习骑行……几日之后，我也学会了，有时会在途中和父亲换换手，让他坐到后车座去。田先生有一张地图，每到一地后，便在地图上画一个圈，并和上一站贯穿起来，这就是我们一路以来的轨迹了。我并不懂田先生的问询、记录到底有什么用，起初还觉得惊奇，渐渐却感到无聊起来，这是在做什么呢？田先生说要写下他的海南岛旅行记。
我没有田先生的大志，只觉得旅途寂寞。虽是沿着较为平坦的官路前行，脚踏车仍是一路颠簸。走村串寨、过山涉水，海南岛的山川一一在我面前亮出它们的面孔。我不知朝向、不懂地界，总觉得三个人是在这无边的路途上惊慌失措地乱逛。但一切都没乱，每晚田先生都会和父亲商议次日的计划，准备抵达哪里、歇脚哪里。父亲不需看田先生那张地图，说到某一地，他皆能如数家珍般一一道来，哪里的路不适合走、哪里有盗贼盘踞，他一清二楚，会提前让田先生绕道。陷入海南岛巨大的中心后，田先生便不得不仰赖父亲、不得不仰赖父亲心中的另一张地图。因有考察的需要，行程并不快，但一日下来，仍会疲惫不堪。我们有时在一些墟镇上的驿馆过夜，有时借宿农家，有时则只能露宿野外——父亲会捡来大堆木柴，点起熊熊篝火。即便是这样，父亲也没忘记在睡前练练拳、舞舞棍，并督促我也练习，他还强迫我与他一同站桩、打坐。他跟我说起这两者的妙用，却总词不达意，最后只能说：“多练练总没错。”
田先生每日的记录任务极为繁重，一到歇息处，就顾不得其他，只是奋笔疾书，把一路所见所闻先记下。父亲的脸，在篝火的映照下明灭未定，可以看出，他很享受这种在路上的生活。从父亲一路上对各村镇的熟悉程度，我知道，他曾在这些山山水水间行走过很多的光阴。夜太过安静，盘腿打坐的父亲一动不动，不像是这个世界的人。田先生在完成一天的任务后，有时也会跟我聊几句，他说得最多的是：少年人，不要只是待在这个岛上，你要去看看世界——见到世界了，才知道眼前的这个岛是什么样的。
这次出行，我更多的是感到疲累与寂寞，所记得的事情并不多，除了两件事。
其一，是途中的一次奇遇。出发的第五天，到了海南岛中部的一座高山，行走愈加艰难，海拔升高，呼吸变得急促，而山路两侧，树木直插入云——云雾在枝叶间聚而又散。田先生已经腿脚不太利索，他提出歇息一会儿，父亲却咬紧牙关：“这里不适合停留，下个歇脚处还远，得继续赶路。”大多数时候，父亲尽量配合田先生的安排，而这回，他把话说得斩钉截铁，我们只好跟着走。我推着一辆车，父亲推着田先生那辆，急促地走在前头。正当我们濒临崩溃之际，忽然听到林木间传来数声奇怪的叫声，竟然听不出那是什么声音，有点儿像是鸟叫，可声音并不零碎，而是极其连贯有规律。这声音先在左侧响起，一会儿后右侧也有了，此起彼伏。父亲停下，转身，脸色已变，他把车的脚架支下，面色冷峻地说：“你们在这里歇着，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乱动，等我回来。”他左手拇指、食指捏住下唇，一吸气，发出几声尖啸，和林中传来的声音竟然很像，像是传递了某种信息。不一会儿，林中的声音再次响起。父亲再次发出尖啸，之后回头说：“别乱走，就在这儿等着，我回来再说。”他挺身往右边的林中去了。我和田先生面面相觑，想开口说什么，却又感到说什么都不对。此刻的山林诡异无比，腐烂的枝叶冒涌出浓烈的气息，我们都觉得头有些昏沉。静坐下来后，各种声音出现了：风吹木叶、虫蝇振翅、山鸟鸣啼……田先生焦躁不安，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他从包袱里翻出一本书，读几行便又合上，一会儿又翻开。为了静心，我只能盘腿坐下，闭眼安神，但妄念如跑马，奔袭不歇。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睁开眼睛，夕阳已到，金黄色把山林染得无比辉煌，我心有所感，心想父亲很快就要回来了。没一会儿，就看到父亲拖着一条长长的影子走近。田先生几乎是弹射而起：“方师傅，发生了什么？”父亲满身疲倦，还散发着些酒气，他淡淡地说：“先赶路，到歇脚处再说。”他推起脚踏车，状若飞奔，我们只能跟着。很快，山路全黑了，幸好我们已临近山脚。在山下又走了近两个小时，才看到火光，在一个墟镇歇下。看到火光的那一刻，父亲步子没停，只是甩出一句话：“今天，遇到盗贼了。”这之后，父亲再没跟我说起盗贼之事。田先生则围着父亲问了许久，父亲让他答应，不能把这些事写到他的行记里。田先生答应了，父亲压低声音说了一会儿，而他说出的故事是什么样的，于我却是一个谜。之后好几天，田先生多次在我面前竖起拇指：“你父亲……这个！厉害，这次来，我找对人了，否则，说不定有来无回了……”可他也没有在我面前透露任何父亲如何平息盗贼的细节。
其二，到了海南岛中部稍稍往南一些后，田先生被一场急病击倒了。此前两三日，阴雨不绝。田先生戴着眼镜，雨一下，路就看不太清楚，我们走走停停，进度极为缓慢。父亲和我对海南岛的天气早已习惯，而对于田先生来说，这雨便成了刺入毛孔的寒针，他的喷嚏止不住，人也漏气般整个扁了下去，眼窝深陷，颧骨凸出。父亲着实比田先生紧张，提议返回海口就医。田先生有些不甘：“着急啊，这才走了不到一小半，就得……”父亲说：“先生初到岛上，不习这边水土，又一路奔波，难免撑不住。我们要不歇息两天，若好了，便继续剩下行程；若不行，便返回海口？”田先生犹豫许久，也只能这样。当地的政府部门看了田先生携带的公文，极为重视，除了安排住宿，也找来医生，给田先生打了一种叫“金鸡纳霜”的药。我们滞留当地，等待田先生恢复。闲极无聊，我便骑着脚踏车闲逛，引来阵阵注目。父亲则在某日一大早，去拜访一位当地朋友，夜里才回，递给田先生一张红纸符咒，说他那当地友人是有些神通的，他去给田先生讨了一张护身符回来，烧成灰泡水服下，可治病。田先生嘴唇发紫：“这东西要有用，那大夫不是多余了？”父亲说：“试试看呗。”田先生摇头苦笑。又一日，医生来看过田先生后，摇头不止，说其身子更热，病加重了，久留恐怕不利，应尽早返回海口去大医院看看。恰好这日，有汽车途经此地，目的地正是海口，经过一番思量，我们终是把脚踏车也塞到了汽车上。抵海口后，父亲对田先生说：“你休养好，什么时候需要，我再来。”
我与父亲返回村里，几天后，便是春节……那也是我在故乡过的最后一个春节。细细想来，这趟出去，并没有见到多少奇事，但我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变了，和伙伴们再没什么话可说。一九三三年的春节，天气萧瑟，寒凉入心。初四那天，父亲一早出去了，午间回来，脸上眼泪纵横，没等我和母亲发问，他已经忍不住：“你们望海堂的先生，没了……没了……”说着，他把一封信递给我，我伸手去接，他又猛然抽回，走到春节期间堂前一直点着的油灯上引燃了。火光明灭，他的脸又红又黑。
那封信便成了永远的谜。是什么人给父亲写的信？或者，那是先生临死前的诀别书？父亲除了是能和先生说得上几句话的人，会不会也是他某种意义上的“同道”甚至“同志”？之后几天，父亲一直没回过神来，深陷于友人“没了”的哀伤。年初八那日，他才提起精神，因为田先生已经从病中恢复，托人叫他，继续环海南岛，续那未完成的行旅。这一次，父亲没有带上我，木棍在他手上舞出几圈棍花，风声呼呼，他的身子从棍影里消失了。
没有我在，他和田先生每人一辆脚踏车，行程会快得多吧？
三
县里对方延这位美国华侨极为重视，安排一位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专门与他对接，也没理会他的想法，拉着他两天内跑了全县五六个点，时不时问他：“方先生，感觉怎么样？”“方先生，这里不满意，我们去看看下个点……”没法直接拒绝的结果，是方延看了流经县里的河，也看了县里的山，更被拉去海边，在茂密的椰林里看了绿叶摇摆起伏。那一日下午，他知道不把话挑明不行了。方延沉吟许久，说：“我这一次回来，并没有投资兴业的打算，只是四十多年没回来了，返乡认认亲、扫扫墓……”见那陪同者因尴尬而凝固的表情，方延笑了笑，“不过，我也有点儿心愿，想请县里帮个忙……”方延顿了顿，等情绪酝酿得差不多了，又说，“我不是生意人，这一次确实不是为生意而回来。我知道，一个地方要发展，首先得把教育办好。我手头也不宽裕，但也想给县中学捐点儿钱，具体用于盖间课室或是资助一些困难学生。”那陪同者握紧方延的手：“教育最重要，教育最重要，我一定跟领导汇报，把这笔捐款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县里到县中学了解之后，说有教室在前两年的一场台风中损毁严重，学生目前都在危房中上课，急需修缮。还反馈说，修缮后，考虑以“方延”之名给教学楼命名——方延心中苦笑，这是赶鸭子上架、挖坑等我跳啊，我哪有那么多钱？方延给县里回复，如果一定要冠个名，他希望叫“望海堂”。
方延再三推辞，县里还是要举行一个仪式，让方延跟学生们讲一讲，鼓励鼓励他们。当然，最好提前有个讲话稿，大家一起帮忙斟酌斟酌。坐在主席台上，方延有点儿惶恐，可他不能把这些情绪表现出来。举行了一个在方延强烈要求务必简短的捐赠仪式后，他对那些学生讲了讲自己的事。有那么一瞬间，他顿然出神，自己怎么就坐在这个地方，要对着学生说话了？他嗓子清了六七回，才把情绪压住，照着稿子念道：“离开海南，是被迫的。更想不到一走之后，那么多年没机会回来，直到这四十三年之后……”
……
他的演讲反馈怎么样，他已经无心去了解了，他唯一记得的，是这期间很多次掌声响起。掌声并没有让他悔意消退——事实上，开讲后，他就更后悔了。无论如何，这也是把潜藏着的旧事再次揭开，那种撕裂之痛仍在。别人把这些当成故事来听，而对他来说，却是刻在骨血中的梦魇。其中有掌声、有惊叫、有一张张屏住呼吸的紧张的脸，也有结束演讲后，不知道谁伸过来的带着安抚之意的手……他只觉得疲惫，别人再说什么，他都不再细听，匆匆离开学校，返回村里。
在美国多年，要说已完全适应了那里的生活，也谈不上，可毕竟那么多年的时光打磨，身体本能上已更习惯那里的一切。想到这一点，他有些惊慌，这惊慌来自他感觉到当下的自己，似乎更适合那个远隔重洋的家，而不是眼前的这片故土——这算不算另一种意义上的背叛？妻子的脸浮现，若是同意她一起回来，自己有个说话的伴儿，心情也不至于如此翻江倒海。
不知不觉间，方延又来到了父母的坟墓旁。坟墓上的杂草，在他回来后，已清理干净。他让堂兄找石匠刻了一块墓碑，也立了起来。一切都是新的，石碑上的字迹转折锐利，红漆把字涂染得鲜艳刺眼，坟墓边还有两日前石碑立起时焚烧的纸钱与香烛，好像坟墓里的人也才离去不久。在米酒一点一点的催发之下，堂兄方振成缓缓说起，眼前立着两座坟，可埋葬着的却只有方延的母亲。不知道是酒让记忆模糊，还是确实时间太久，堂兄也说不清具体时间，只记得大概在方延离家去香港谋生六七年后，日本人入侵到海南岛。日本人来找过方延的父亲，他躲避未见，后来为避免祸及族人，他去见了日本人，从此再没回来过。方延的母亲在他父亲离家后一年就过世了，她没交代别的事，只是跟族里人说，在她的坟墓旁，给方延的父亲也立一个墓。代替方延父亲的肉身下葬的一些遗物，已被方延母亲提前收拾在一个盒子里。方延的母亲过世后，房子彻底空了，在南洋的哥哥没回来过，也未寄回一封信，嫁出去的二姐偶尔回家，也只能看着屋内结满蜘蛛网而默默垂泪。那两座坟，族里人想起时，就简单地锄锄草、添添土，更多的时候，则湮没在荒草与杂树丛中。那天堂兄方振成带他来此，对着荒坡上起伏的土堆恍惚犹疑不敢确认，来回踱步了半个小时，最后还是把年纪更大的二叔喊来，才确定了墓的位置所在。
他还得悄悄打听她的下落——在他心中，不能把名字叫出来，他想起来时，只能喊“她”。数十年过去，关于她的记忆早已湮没。当年离家前，母亲给他定了一门亲事，姑娘是隔壁村的，两人并未在正式场合见面，但已经按照村俗送了八字。父亲是见过世面的人，又常常和望海堂的先生夜谈，有了不少新思想，强烈反对母亲的做法。母亲淡淡地说：“你反正要把小孩往外送，那还不如早些定下来，择日完婚，他就算外出谋生，也留个孙子给我们带带。”父亲则说：“正是因为我们要把小孩往外送，才不能耽误了别人家的女儿。”两人争执不下，问方延自己的想法——他哪有想法，他少年心性，根本没往那边想。最后母亲把礼往隔壁村一送，这事就定了。方延私下跑到隔壁村好几回，想偷偷看自己“对象”的模样。他蹲守暗处，远眺静待，却在那女子的身影出现时落荒而逃。方延的心被搅动了，很多个夜里，那并不清晰的脸，是盖在他梦里的印章。
没过多久，父亲通过田祝澜先生给方延在香港谋得一份差事，方延就离开海南岛了。母亲本来很想在他离去前，把他的婚事给操办了，方延拒绝了，说他没准备好。父亲也说，外出历练历练，过两年再结婚也不迟，两人都还年纪小。当时没人会想到，这一离开就是数十年。方延在船上服务，随船出海，望着舱外的海浪，并不知道航行到哪儿了。偶有假期，寥寥数天，也没法从香港赶回，一年一年的，就这样消磨着。这期间，父亲在来信中也提到了他与她的事。方延心绪惆怅，出来谋生，万事难定，他一咬牙，回信让父亲去退了婚约，以免耽误人家。后来收到家信，说她不肯退，宁愿等。方延惆怅更盛，也没法排遣。他如何能想到，世事跌宕起伏，自己后来历经九死一生，在海外苟活了下来，家国遥望，哪里还能回到当年？在美国结婚前，他跟未婚妻谈过老家的人事，她苦笑：“看来，不管怎么算，我只能是小老婆！”
这一次回来，他想到了她，问询打听，也并非难事。据说她后来还是嫁了人——这是方延唯一的安慰。若她真的在漫长的岁月中孤身一人，成为附近村子并不罕见的“守望妇”，终日牵肠挂肚，等待自己的归来，他该何等自责？她后来嫁的是一位渔家人，育有三男一女，丈夫长年出海，终丧生于一场风暴。而她也在后来的一场台风中消失无痕，周边的人都传说她已经随风寻找她的丈夫去了。又有不少神叨叨的传言，说她消失后的很多年里，一些患病者或阴气重的人，总会见到她来去不定的魂儿，那魂儿有着要问询什么又不知如何开口的羞怯和犹疑。她如此飘浮直到消失于一阵没来由的风。方延倒盼望能真的见上一见——如果有这机会，他一定不会像少年时那样闪闪躲躲，而是会迎上去，细细端详她化为虚幻的脸，端详时间在每一个角落毫无遗落的刻画。她的脸最终会被雕成老迈还是依然年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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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3年09期，责编刘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