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说起米亚·科托，总绕不过去他的独特身份与经历。他是欧洲移民的后裔，莫桑比克却是他的祖国。

米亚·科托1955年出生在莫桑比克的贝拉，葡萄牙人后裔，上大学时加入了领导反殖民战争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

1970年代，莫桑比克要脱离里斯本统治的时候，他离开校园加入保护祖国的行列，而后开启了一段记者生涯。1990年代以来，他致力于生态保护和写作，保存家乡和记忆。

如今，科托无疑是非洲葡语作家的中坚力量，他的十余部小说已有超过30种语言的译本，2013年获葡语文学最高奖卡蒙斯文学奖，与萨拉马戈享同等殊荣；2014年击败村上春树，获得有“美国诺贝尔奖”之称的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2015年凭《耶稣撒冷》入围布克国际文学奖短名单；2017年，《母狮的忏悔》入选都柏林文学奖短名单。

以上两本和《梦游之地》的中译本都已由中信出版社在2018年出版，它们均设定在1977年开始的莫桑比克内战和其后的时间里。

在近日出版的“帝王之沙三部曲——《灰烬女人》《剑与矛》《饮下地平线的人》”中，科托将目光转向历史更深处的二十世纪前夜，彼时葡萄牙在莫桑比克的殖民活动已有近四百年时间，在这片由殖民活动划定的土地上住着不同部族的居民，有的村落接受葡萄牙的管辖，有的地方仍在本土部族的军事力量控制下。葡萄牙人除了持续征服本土部族，也以此和同在非洲殖民的欧洲国家角力。而在葡萄牙本土，君主与共和的冲突涌动，影响着非洲的命运。现代莫桑比克正是在这样的乱局中诞生，科托据此写的小说可以说是一部莫桑比克的民族史诗，也是莫桑比克诸多现实问题的历史根源。

米亚·科托©️ Alfredo Cun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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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文化

故事从非洲女孩伊玛尼的讲述开始，《灰烬女人》是她流亡的起始。伊玛尼在乔皮族父母和葡萄牙神父的抚养下长大，她的村庄受到加扎帝国的侵略，暂时投靠葡萄牙人的保护。加扎士兵入侵时，大家发现，驻守村庄的葡萄牙中士只是在葡萄牙的共和革命失败后被流放至此，无力兑现承诺。伊玛尼和中士一行人踏上流亡之旅。伊玛尼把她经历的战争称为“侵略者之间的战争”，而她的两个兄弟分别加入了这两个侵略者。

在《剑与矛》中，两位兄弟先后死在混战中，为了伺机刺杀复仇，伊玛尼被送去给加扎国王做妾，却在不久后同王室成员一起被葡萄牙人俘虏，登上前往里斯本的船只。

《饮下地平线的人》是流亡的最后部分，大船沿着非洲海岸航行，一路展示葡萄牙在非洲的胜利，直到在里斯本向更多的欧洲帝国展示后，伊玛尼随王室被流放至大西洋上的亚速尔群岛。晚年，伊玛尼回到莫桑比克，她同葡萄牙中士剩下的后代就是今天莫桑比克的一员，她的故事，放佛是莫桑比克的民族史诗。在历史和强权的夹缝中，或许只有时间能为普通人兑现承诺。

三本书中，伊玛尼的讲述和各方信件按章节穿插，由多重视角和虚实织起的史诗叙事有许多历史依据。如加扎国和它的国王恩坤坤哈内，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他的军事力量曾和葡萄牙人对抗，战败后被流放至大西洋的岛上。二十世纪末，他的遗骸被送回莫桑比克，有人说骨灰盒里装回来的不是帝王的遗骸，而是沙粒。“帝王之沙三部曲”的名字也由此得来。初次读到关于非洲帝王的故事，机敏的读者会对“帝王”和非洲的联系生疑，但在这一封封信件和伊玛尼连绵的讲述中，读者也会逐渐想到，若说非洲帝王不过是土著军阀，那么欧洲的帝王引以为傲的根基也不过同这“帝王之沙”一般容易飘散。

在大约一百年前的照片里，可以看到书中的许多影子。除上面提到的恩坤坤哈内和他的妻妾，还有《饮下地平线的人》里从莫桑比克驶向里斯本的船。许多关于这一时期的小说都会提及航海这一元素，从这个角度看，科托写的故事让人想起康拉德的《黑暗之心》，后者关于从伦敦驶向非洲腹地的航行，由一名欧洲青年在返回伦敦的河口讲述，让人觉得那黑暗之处不仅是未知的非洲大陆，更是伦敦这帝国的中心。伊玛尼的故事仿佛与此对应，故事主要由这位非洲女孩讲述，流亡的方向与《黑暗之心》相反，是从非洲村庄到里斯本这帝国首都的航行。这样的视角正是米亚·科托的独特之处，他自己身处两种文化，用一种带有本地色彩的葡语书写关于非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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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身份

作家之外，科托还是位诗人和生物学家。2018年科托因其关注二十世纪下半叶历史的“非洲三部曲”——《母狮的忏悔》《耶稣撒冷》《梦游之地》——简体中文版首次出版之际，在上海国际文学周期间受邀来华，曾接受国内多家媒体的采访并与中国读者见面。在此期间，他讲到作为生物学家身份的米亚·科托，在家中会给受伤的猫头鹰手术，过程中感受人与动物之间的不同“语言”交流的奇妙。而当他造访莫桑比克国内的草原，在草原地区他遇到了的不会阅读的人，但是，他发现“他们会阅读他们的世界。在这个其他智慧构成的宇宙中，我是不折不扣的文盲。我不会阅读大地、树木与动物的指示。我不会阅读云彩，也不能读出雨的预告。我不会与死者交谈，我失去了与祖先的联系，正是他们给了我们永恒之感。” 拥有多重身份的科托，在创作中融合了葡萄牙语和莫桑比克的地域性词汇和结构，重新创造了语言，建立了一种新的非洲叙事方式。

民族记忆、时间和语言是米亚·科托一贯的写作主题。科托说，“我是白人也是非洲人，我想弥合两个对立的世界。”他在《梦游之地》出版时特别为中文版作序，提及“如果你去过莫桑比克，就会理解这一点：所有人都想忘记内战，仿佛它根本没有存在过……容易遗忘之事才是真正该记忆起的。为此，我们需要重返过去。”无论是围绕内战的创伤重返过去。”无论是围绕内战的创伤、人与环境的冲突还是百年前的国家历史，科托一直关注普通人的处境和命运，致力于创造理解。《纽约时报》这样评价他：科托的人生交织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中，他为莫桑比克默默无闻的人们立传：女性、农民，甚至逝者”。

在写作中，米亚·科托始终探寻新独立的殖民大地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重建民族身份和记忆，同时，其主题又具有广博的普遍性，涉及女性、移民、记忆、逃离、爱与死亡，与当下世界联系紧密，语言充满诗意。葡语文学学者闵雪飞认为“他不但与文学先师卡蒙斯、佩索阿等共同构成了经典葡语文学链条，更证明了非洲大陆文学景观的独特性；每一步作品他都试图以独立于西方文明的姿态，重新解释莫桑比克的历史，寻找非洲大陆的文化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