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山 地

少年时代，我在山地上度过了一段游荡生活。那时经常躲过喧声四起的大村镇，去偏远的地方，最难忘帮看山老人驱赶绵羊的日子。

孤单仁慈的看山老人，乐于把我留在身边解闷儿。我们一天天过下来，难分难离，扳指一算，竟然一块儿厮守了半年。我离去时见老人很难过，就答应他返回的时候还来他的窝棚。后来我果然在多半年后又登上了这座山：老人搓搓那双花眼看清了我，一把将人拉住，仿佛怕我重新跑掉一样。

老人把我当成了走失归来的孩子，一连多天做最好的东西给我吃。他这儿有风干的野鸡和兔肉，还有一些咸蛋，有野果子酒。他摆好石桌，让我和他对饮。我不会喝酒，可也只得陪他。我把热辣中泛着甜味的果子酒喝下，全身的汗都出来了。老人说：“好生生的大孩儿，说说离开的这些日子吧。”我说了半年的游历，说了经过的村庄，说了一路上听到的各种异闻：妖怪的故事。老人说：“那算什么。咱这儿什么都有。”

山里夜长，老人开始讲述一些长长短短的故事，特别强调这都是亲身所历，是真的。“要当看山人，先要立威。有一天上山，我睡着了，醒来一看，自己躺在一棵歪脖子树下，大石板凉凉的。我知道是野物把我抬到了这里。”

我惊得坐起。

“我心知肚明，第二天搂着火铳装睡。到了半夜我假装打鼾，它们又来了，用个背裌子往地上一放，说‘一二三’，就把我滚了上去。它们哼哼着把我抬到山沟里，放下就走。刚走了没有几步，我悄悄摸出火铳，照着半空轰一枪。我也不想伤它们。哈呀，这些精灵吓得没有形儿，化成一道火线蹿没了影儿。打那儿起，再没有什么野物敢来欺负我。”老人哈哈大笑。

他说这片山里什么野物都有，要在这个凶悍的地方站住脚，也难：“有一天我正扛着火铳巡山，走到一条路上，有几个小脸青魆魆的多毛山童拦住了我。我问为什么？小童说，有大人从这里过路。我本想呵斥小童，又想看看热闹，就忍住了等在路边。只一会儿工夫，好家伙，来了一大帮子队伍，旗锣伞扇，好不威风，当中的轿子里坐了一个胖乎乎的野物。我知道野物也会模仿山下的官家，这是闹排场呢。我看了一会儿就不再忍，鼓起腮帮大喝一声：‘啊打！’这一喊，一帮抬轿子的吓得扔了轿杆就跑，跌坏了胖野物，它一瘸一拐也跑了。”

白天，我和老人一起巡山。老人指着苍茫山野说：“地界不好分，咱看见的，都归咱管。”我不信：这也太大了。老人说：“你这么想想，一辈子就好过些。”我没吱声，记住了他的话。

一夜接上一夜，都是故事。我从老人嘴里得知，原来他从年轻时就进山了，就因为与本家兄弟争一个姑娘，心伤了，就躲进了山里。“如今那兄弟也没了，孩子也大了，他们让我回镇上。可我早就是山里的野物了。”

他说这些时，使劲咬着嘴唇。

诗

我一直把诗看成文学中最高的、最核心的东西。1972年，我们没有上高中的一拨同学，雄心勃勃要写作的人，组织了一个诗歌小组。那时大家心想，虽然不能上高中，但我们仍然要证明自己是最优秀的。我们狂热地写起来，不知写了多少，当然很幼稚。我们开始后，到现在并未停止。几年前一个作家朋友突然问：“记得在一家刊物地下室处理旧稿的时候，发现了你的一大叠诗稿，那真的是你吗？”我说：“是。”

前年冬天在海边，正走着，遇到了一个人。他戴着一顶长长的针织帽，当地人叫它“撸头帽”：撸下来整个头部遮得严严实实，只露出眼睛和嘴巴。因为这种帽子最能抵挡北风，海边实在太冷了。他见到我一怔，然后把帽子往上一卷，这才让我认出自己的少年文学挚友。他是当年诗歌小组里的一个。我惊喜非常。他有些苍老：满脸皱纹，缺牙少齿。我心里难过，我们差不多的年纪。这是一面生命的镜子，这里面有文学，有诗和时间的回忆。他在海边，我在城里，高楼挡住了烈风和阳光，掩去了内心的苍老。他盯住我，一阵沉吟，最后握着我的手说：“写诗这事，还不能算完！”我明白，我知道他认为我写得不够多也不够好。的确，写诗实在是太难了。我心里想的全是几十年前诗歌小组的事，我们那时在一起，有过多少激动人心的场景。那些往事实在太多。我只是紧紧握住他的手：“不能算完！”

围绕着诗有许多问题，灵魂和肉体、对真理的追求，还有形式本身，都是很大的命题。在一段特殊的时间里，一切静下来，待在一个独立的空间中。不光是更多地思考和回顾，比如六十年的生活，更重要的还有目击和注视。那么多言论、那么多表达、那么多呼喊。我们看到了多少生命的态度、生命的品质。反省和追问，一次次从头总结。

我的眼前始终晃动着那个掉了牙齿的、四十多年前的少年诗歌小组的成员，想着他的叮嘱。

诗之难写，还在于我们不得不处理现代自由诗跟古诗的关系。翻译过来的诗，稍微重要一点的不可以不读。我们的现代诗大都来自翻译，从句式到其他。中国古诗有固定的字数，四言、五言、六言到七言，词也是固定的字数；有平仄且押韵，读起来很顺适。它在形式上怎样与现代诗衔接，是一个大问题。还有气韵、气质等。中国的现代自由诗如果不能从自己的土壤上发育成长、汲取，也许会遇到比以前更多的麻烦。诗人们谈到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将有更多讨论。中国传统诗词工整的句子，平仄和韵律给予的速度、强烈的音乐感；还有“广义的诗”，中国古诗五分之四是“广义的诗”，即社会诗、道德诗、纪事诗。李商隐的《锦瑟》，还有李白杜甫的某些诗，算是“纯诗”。但总体数量上比例不大。这两种诗之间有一个关系。现在的诗人不太写“广义的诗”，志在“纯诗”。但这里面问题很多，矛盾很多，坎坷障碍大得像一座山，摆在我们面前。这些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可能中国诗坛一代代人会接力往前，动手解决中国传统诗与翻译诗之间复杂纠扯的关系。这些纠缠，带来很多苦恼。现在，最重要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

我将继续努力。我的心头一直回响着那位少年诗友的话：“写诗这事，还不能算完！”

又一本书离我而去

不知不觉中已经写了很久：时间一晃就接近了五十年。但最初开始创作的情景还在眼前，大概是1972年，我和五个初中同学在胶东成立了一个诗歌小组，要立志写诗，成为诗人。这是当时少年的狂想和热情。我们疯狂地阅读和写作。五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个诗歌小组的五个人中有三个不在了，剩下的两个还在写。这里哪有什么功利，这就是爱。这样的一种爱，该是生命中多么顽强、多么持久，又是多么迷人的一种力量。有这样一种力量，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惑，遇到挫折，遇到各种各样的幸与不幸，都会有办法解决。这是文学的力量，精神的力量。类似的力量也在支持我们往前，这对我们是有意义的。我相信文学对于很多人，对于他们的生存、他们的生活，大概也是这样。

这些年来写了一两本散文，主要是在学校教课。以前也常在大学授课，但花去的时间远没有这些年多。正好借此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同时也更多地倾听一下老师和同学的想法。年轻一代的活力会激发自己，这让我们五十年代生人突出地感受时间流逝之快，知道新一代与我们到底有怎样的不同。我相信那些长期工作在大学校园的作家，与我们这些所谓的专业作家是不同的。在大学找一份职业，这在西方是常见的，而在国内是这些年才兴起来的。我教的课程，一些讲稿也陆续出版了。这些书与伏在案头写下的文字大有不同，它们是面对年轻人讲出来的，是互动的产物。

我有多年没有写长篇小说了，《独药师》是我在情感和时间方面投入非常大的一部书。我在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扎扎实实生活过九年，搜集资料，几乎没怎么离开。九年的时间都在搜集关于这本书的材料，与“主角”的后人、有关的人与事多有接触，还拍下了许多照片。后来我才找到一个地方，像闭关一样，把它写出来。我个人在写《独药师》期间，状态是比较好的。有人谈到文学创作，就说作者怎样耐得住寂寞、怎样孤独，仿佛一个苦行僧似的。只有写作者自己知道这种劳动也有幸福的一面，记住生命中很难忘怀的一些片段、一些日子。他和书中的人物共同生活一年、两年，最短也要生活半年。这种密切交流，一块儿欢乐一块儿痛苦，有时竟会痛不欲生。似乎是作者在主宰和把握，他让书里的人痛苦就痛苦，让他生就生，让他死就死，但实际上不是。事物有自己的逻辑自己的规律。

写《独药师》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简直充实极了，整个人处于极度激活状态，非常幸福。我沉浸在那个世界里，好极了。现在这本书离我而去了。一个作者最享受的，不是这个书出版之后获得的赞许和其他，而是整个写作过程。每一部书的写作都要全力以赴，沉浸在这次劳动里。这个劳动对自己来说太重要了，没有这个劳动，会觉得很困难。文学有魅力，是因为写作和创造有魅力。

刚才谈到《独药师》，我很欣慰。因为这部书出版是2016年，到现在不知不觉过去了五年，现在的读者，特别是专业读者，跟我交流它的越来越多。还有一本书也是一个例外，就是《丑行或浪漫》。读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安静下来了，进入它们的世界了。这是令创作者欣慰的事情。

《古船》和《九月寓言》《你在高原》三部书，可能是我的作品中印量最大的，它们出版时间也很长了，《古船》快四十年了。写《古船》的时候是1984年，写完了是1985年。应出版社要求，又在北京沉淀了一年。这么多年过去，好多当年的读者都衰老了，但是他们见到我还是谈《古船》，因为忘不掉里面的人与场景。《古船》我后来很少读，因为一个作品写完，作者就往前走去了，但我现在忘不了的是写作时的那种生命状态。写作者的技法可以不断丰富提高，写作的工具也多了，但是有一种东西不能说是一直在增长，那就是青春的勇气、冲决一切的勇气。那个勇气后来可能被经验所弥补，被沉着的劳动态度所弥补。当然，增加很多人生历练，会有很多东西出现在新的作品里。回忆的性格越来越强，也可能更沉静、更安静、更包容、更能理解一些复杂的事情。

到后来我越写越少，越写越回到自己的少年。很留恋自己的青年时期，那些抒发，那些勇气、愤怒，包括不可自拔的深爱。《古船》和《九月寓言》，那些写作的场景真是难以忘怀。这种回忆本身能够滋养我，所以还是要感谢那些热情的、始终伴我前行的阅读者。作者不能迎合读者，但不能低估读者，不要把读者设定为一些肤浅的、追求热闹的人，而要始终相信他们当中有深刻的感悟者。有些读者从文字中感受的东西，作者有时候都想不到。他们的敏感，不是依靠学历和知识能够解决的，这是生命的本能之物，是天生的，如强大的审美力，知识不能弥补。有一些很年轻的人、很老的人，跟我交流的时候，让我深深地感动。我们要为这些能够感动、能够恨、能够爱的人而写作。写给他们就是写给未来，他们才是最可信赖的。这不仅是一个写作者乐观的未来，而是整个创造着的、生长着的世界的一种希望。所以可以把文学看得非常高，把劳动看得非常高。

年轻的作者常常面临一个问题：从手机上网络上读的东西很多。现在的书也很多，可以读到很多东西，所以不自觉地就会以二手的经验、二手的生活，作为写作和判断事物的依据。其实最可依赖的还是个人经历。动物、植物，我们从小跟它们生活在一起，这些经历很重要。现在的孩子接触动物，更多的是自己家养的宠物，养一只猫一条狗，这个也很好。首先从身边的动物爱起、理解起，这是进入动物世界的一个路径。猫和狗的眼睛，盯着它看，会发现那是多么神秘的一个世界。透过这扇心灵的窗户去感受一下异类的心灵、猜测异类的世界有可能是怎样的。这种猜测不得了，写作的人要有这种神往的能力。由身边的它们带领，走进整个动物世界；再从动物园到大自然，从小鸟蝈蝈到大象长颈鹿。要爱动物、爱植物。这也是阅读。这几天有人问到阅读，我说一般意义上谈论阅读、倡导阅读，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不是嫌读物少了，而是多了。不要轻率地阅读，要把有限的时间用在寻找、选择最值得阅读的东西上面。怎样回到深沉的、深刻的、个人的阅读，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动不动就说全民阅读、多读书读好书，既是对的，又是笼统的。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讲，尤其要面对这个问题。我说过这样几句话：一本书卖得好，可能是因为这本书写得好，也可能因为它写得很低俗；一本书卖得不好，很可能因为这本书写得拙劣，也有可能是因为它的品质很高。这里就包含了不同的方向。一个写作者和一个阅读者都该经常问一下，自己属于哪个方向。能这样做，标准就有了，原则就有了。

张炜：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014年出版《张炜文集》48卷。作品译为英、日、法、韩、德、塞、西、瑞典、俄、阿、土、罗、意、越、波等多种文字。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你在高原》《独药师》《艾约堡秘史》等21部；诗学专著《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楚辞笔记》《读诗经》等多部。作品获优秀长篇小说奖、“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茅盾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别奖、南方传媒杰出作家奖、京东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