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中国长篇科幻小说创作观察
本文的讨论范围是近两年在中国大陆以纸质书刊形式出版、总字数在8万字以上，以中文创作的长篇科幻小说。数量上看，中文长篇科幻小说的出版规模较前几年有所下降，共计出版新作188部。其中，有72部作品此前曾在网络文学平台发表，在这两年才以纸质书形式首次出版。这些作品在网络连载阶段已积攒了规模庞大的读者群，其内容也经受住了考验，其“先发表后转化”的出版模式已成为一种降低出版风险的有效手段。
这两年的科幻创作在内容上呈现一些鲜明的特征。首先，在灾难肆虐和国际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危机叙事已成为这两年长篇科幻创作的主流题材，作品重点关注突发灾害的影响及应对。其次，受国际环境影响，描绘国际政治博弈的长篇小说相比往年显著增加，且更加关注中国在解决世界性问题时扮演的角色。其三，关注前沿科技的近未来题材作品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科幻作者们尝试回应人们普遍所具有的科技引发的“后人类”身份焦虑。其四，关注中国本土文化，注重树立科幻场域的本土话语权的作品则在往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此外，随着女性主义观念的觉醒，这两年还出现了一众优秀的女性主义长篇科幻小说，为中文科幻创作增添了亮色。
危机叙事成为主流题材
这两年，灾难引发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延宕。在国际舞台上，周边地区的诸多地缘冲突标志着我国周边的区域稳定发生变化；在国内，灾难无疑引起社会层面的广泛焦虑，另一方面也为创作者提供了关注焦点。危机叙事也自然成为最近长篇科幻小说的主流题材。在这两年的长篇科幻小说中，有接近三成作品都描绘了各式各样的灾难或危机，代表作品如苏晋的《病毒猎人：巴山猎蝠》、天瑞说符的《我们生活在南京》、圆太极的《无限天罗》、陈继明的《0.25秒的静止》、邓思渊的《先知机器》、牛煜琛的《地球大龟裂》、宝树的《灭绝古陆》、苏学军的《洪荒战纪》、仐三的《暗月纪元》和鲁般的《忒弥斯》等。
其中，《病毒猎人：巴山猎蝠》是直接体现疫情的、有代表性的科幻小说之一。小说描绘了一场因跨国盗墓引发的全球性瘟疫，起因是盗墓破坏了洞穴中蝙蝠的栖息环境，将疫病带进了中国乡村，进而带向了全球各地。小说中描绘了中美国际医药争端和本土专家和基层官员共同探索真相，全景书写了瘟疫之下的众生相。
天瑞说符的《我们生活在南京》讲述了生活在2019年的无线电爱好者白杨在一次夜间通联时，意外接通了生活在2040年的女孩半夏，得知未来的人类已经被不明外星生物毁灭，并就此展开了一场超越时空的救援行动。小说围绕毁灭人类的灾难，刻画了两个平行时空，并在后期揭示：灾难实际上由种植并收割人类思维的外星文明发起。但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小说所采取的情节设计：2019年的白杨在和2040年的半夏取得联络后，逐渐意识到后者所处的末日正是自己所处时代的未来。借此，作者成功将英雄救美的范式转变成探究灾难的内在因果关系、联手自救、“挽回未来”的过程，展现了一种面对灾变的积极乐观的实干姿态。不过，小说的探究与救援过程均由少数知情人士暗中推进，杂糅阴谋论说辞，回避了全球性灾难对社会现实的影响。
与《我们生活在南京》所代表的理性乐观的立场不同，《0.25秒的静止》代表了危机叙事的另一极。小说沿用H.G.威尔斯的短篇名作《星》的框架，讲述了一颗黑矮星在逼近地球时，于人类社会中引发的种种荒诞情景。黑矮星的表现并无科学性可言，有关真相也被掩盖在舆论纷纭之下。故事的主角们生活在一座信息闭塞的小城，视野有限，大多数人仅关注市井琐事，即便对宇宙真相心存好奇，也时常诉诸宗教迷信。在这样的景况境况下，黑矮星的逼近未能引发威尔斯笔下声势浩大的社会恐慌。人们只是在持续的不安之中找寻安慰，这使小说呈现出一种死气沉沉的氛围。如果说《我们生活在南京》对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刻画已臻于理想主义之境界，《0.25秒的静止》就是彻底否定了有效回应灾异的可能。作者意在营造对时代现状的隐喻，但视野的局限削弱了小说的说服力，使之流于对愚昧众生的白描。
虽然作品风格迥异，但经过对照，可以发现一项共性：不论角色是否有效回应危机，故事的核心都是：①外来事物对既有秩序的冲击所引发的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②角色为了还原既有秩序而做出的种种努力。由这一观察出发，如果将危机转而视作一种对现状的挑战，则不论是《我们生活在南京》中的众志成城，还是《0.25秒的静止》中的群体焦虑，都明确展现出拒斥变化、怀念往昔的保守姿态。这种保守倾向贯穿近两年的本土长篇科幻写作，而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认知层面的惊奇感是科幻创作的一项重要追求，而变化、变革和变异均是实现这一追求的重要途径，因此，拒斥变化自然会使作品在逐渐“回归日常”的过程中走向扁平。
事实上，在值得关注的危机叙事中，较具特色作品的亮点主要在于作者对危机的建构。除以上两部作品外，另一部典型范本便是《无限天罗》。小说设计了一种采用无线技术传递能源的空天发电系统，不仅可以从高空收集太阳能输送回地面，还支持分布式管控，鼓励终端用户自主发电，并将过剩电能输送至电网，进行统一调配。而造成该全球电网的大规模故障的则是一颗由超导材料构成的彗星，它在扫过地球时，尘埃散落到大气层中，粘附在电力设施上，造成了大尺度上的短路和击穿现象。作者的电网设计思路与21世纪的本土能源系统设计存在诸多呼应之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灾难也同样扎实可信。另一部殊途同归的作品是《地球大龟裂》，该作将一线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成果融入到小说的地质灾害之中，其科学基础是大连理工大学唐春安教授提出的“地球大龟裂”假说。
与其说这些作品是科幻小说，不如说它们是围绕科技现实展开深入观察后，形成的前瞻性应急报告。在此，虚构同现实形成的强烈共鸣足以激起读者对有关风险的忧思，小说的实用色彩及科普效用亦能加深读者对现实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认为，在当下，优秀的危机叙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现实主义文学之功用，也顺应着我国当今在应急安全领域的迫切需求。
地缘危机与中国世界主义
纵览科幻史，当国际局势紧张时，描绘侵略和战争的推想性作品数量便会激增，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本土就曾出现大量“未来战争”（Future War）题材的小说，探究德国入侵不列颠的可能性。类似的倾向也出现在近年的本土长篇科幻作品中。何辉的《未知侵入》、赵延森的《宇宙的尽头：它们来了》和吴俊的《南天门计划》均设想了高等外星文明的入侵，但小说的重心不在探索外星种族的文化及人类和外星人的关系，而在于人类如何作为一个整体击败来犯的强敌。值得关注的是，与《三体》中由联合政府统一管理的人类社会不同，在这类作品中，人类在大多情况下仍然保留了既有的世界政治版图，形成由中国主导、多国协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如在《南天门计划》标题中的全球性综合防卫体系就是由中国主控的；《宇宙的尽头：它们来了》则明确提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刻画了中国未来工程部的科学家在混乱的国际秩序中挽救世界的过程。
这种由中国主导的世界主义视角同前文提到的危机叙事密不可分——以《无限天罗》为例，小说中设计的世界级电网为多国合作项目，其发生的灾难同样波及全球。在此，作者试图传达出的是：在全球化时代，任何重大灾难都不会仅具备地域性或民族性，而是会对全体人类造成深重影响。而小说中的应急专家团队也同样由中、美、俄、韩、日的多学科领域专家组成，拥有较强的全球性视野。
吴季的《月球峰会》则独树一帜，将政治博弈叙事安置在了中国主导的月球殖民地开发过程中，不仅详细扎实地描绘了月球旅店建设和运营工作，还借助多国领导人召开国际峰会这一线索，在台前描绘了难得一见的本土管理学实践，并提出了中国特色世界大团结的未来愿景。
这些作品中的“全球性视野”具备两个鲜明的本土特征：①中国在多国合作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②各国代表的性格基本沿袭本土视角下对相应国族的刻板印象。而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明确的是天瑞说符的《死在火星上》。如前文所述，小说的背景是地球忽然消失，火星上的宇航员不得不在失去援助的情况下艰难求生。尽管如此，但是各国遗留在火星地表或轨道上的设施、仪器或文化造物均为主角们带来了莫大的帮助，从而形成了一场秘而不宣的多国合作救援，主导权仍然留在两位中国宇航员的手中。而另一方面，主角团则会戏谑地传达出对这些“援手”背后所代表的文化的情感，其中使用的表述基本沿用当下互联网上的主流观点。
如果说第一项特征构成了科幻小说中的中国世界主义的基础，在处理得当的情况下，尚可出现如电影《流浪地球》般描绘人类命运共同体通力合作的史诗绘卷，那么，第二项特征则表明很多作者的创作潜意识仍然停留在“好莱坞”式的民族主义叙事阶段，同理想中的命运共同体依然存在差距。随着我国国力不断增强，全球影响力不断扩大，本土的科幻小说势必重新将视野投向全球写作，创造出有别于西方的未来世界图景。届时，上述挑战终将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近未来后人类焦虑与“科技现实主义”
在《科幻百科全书》（第三版）中，布赖恩·斯坦伯福尔德将近未来科幻描绘成一种关于“焦虑”的文类：它既描写人们的焦虑，也提供一种权宜性的缓冲剂。那么，近未来人类面临最大的焦虑毫无疑问来自于“人”的边界与定义正在迅速被科技所改变。而人在高度技术、智能和赛博化的情境下对自身主体性越来越感到不那么确定，越来越陷入认同性的“后人类”身份焦虑。
近两年较为优秀的近未来科幻长篇小说，其共性主题都是“人的边界”。居住在成都的七月的《岩边的禅院》描绘了通过预编码的信息序列攻击人脑、篡改记忆乃至人格的技术。这一写法实际上是结合控制论，将计算机的输入/输出模式视作人脑的隐喻，从而体现了现代人对信息世界破坏自身完整性和一致性的担忧。台湾作家伊格言的《零度分离》则将自己伪装成一部非虚构文集，富有创意地从多个角度呈现了这种“边界危机”的纷繁面貌。
面对虚拟现实、人工智能、脑机接口乃至意识上传等未来技术，人类自身的独立完整性是否依然重要？七月和伊格言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其第一次接触式的写作也强硬地否定了探究其他可能的余地，流于一种“卢德运动”式的宣言。相比之下，《忒弥斯》和《孤山骑士》则要显得更加激进。
银河奖新人奖得主鲁般的《忒弥斯》设定在意识上传技术成熟后的虚拟世界中，其主人公皆为数字化的人类意识经拼贴重组生成的原生数字人类。一场突如其来的环境危机造成了外来人类意识向赛博原住民世界的大举殖民，借此，作者讨论了新生人种与现实人类的种族和社会关系，提出了数字人同样拥有人权的挑战性观点。
杜梨的《孤山骑士》则站在去人类中心的立场上，提供了同一问题的另一种可能性。小说的主人公是仿生人菊地和费尔曼，型号有所不同，为了保护人类女孩陆咪貉而开始调查一场仿生人法律纠纷的真相。小说花费大量笔墨在仿生人的生理构造上，并书写了它们利用各种未来技术来提升自身能力的行为。与以往作品不同，作者已经默认了相关技术的普及状况，转而思考拥有自主行动能力的智慧生命可以如何利用这些技术，使之服务于自我提升的目的，拓展个体的边界。借此，作者打破了人工智能、仿生人、机器人、赛博格和原初人类间的边界，从而让读者得以反观早已成为“后人类”的自己，更加深入地理解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不过，近未来题材的长篇科幻小说总体上缺乏创见，依然在复述世界科幻史上遗留下来的陈词滥调，这些作品时常呈现出一种拼贴感，与其说是回应当下现实的写作，更像是面向科幻话语体系的写作。由于近年来科技发展迅猛，甚至在科幻社群内激起了“科幻如何超越科技发展”的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作品已经落后于时代：表象上，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读者已经熟谙近未来的美学体系，有关的科幻概念已经难以唤起惊奇；而内涵上，这些作品的思考仍然停留在上个世纪，甚至停留在十九世纪。
作为上述趋势的另一个结果，一种新的关于科技的写作正在逐渐成熟起来。我们姑且称之为“科技现实主义”。它并不进行过多的科技展望，而在已有的科技环境下书写人类的生存、生活处境，同时对特定的行业进行科普，从而填补了滞后的主流文学和执着于未来展望的科幻文学之间的空白。当前，在启示公众关注技术现实一事上，这类科技现实主义作品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且正在重新塑造科幻写作的追求——若是将它们排除在科幻领域外，我们势必要回应这样一个问题：在新时代，我们究竟要靠什么来辨识科幻作品？是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概念想象，还是其背后的观念想象？
本土话语的多元化
这两年涉及本土话语的长篇科幻小说数量有所增加，且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征，具体可细分为神秘主义传统、神话重述、历史虚构、本土未来主义和地域性写作等几个主要方向。
尽管神秘主义传统往往被本土科幻批评体系排除在外，但必须要承认的是，它依然在原创科幻写作中占据重要地位。广义上讲，这类小说主要包括指向史前文明的盗墓小说，与“考古”或“失落的世界”等题材关系密切；以及指向不可知论和伪科学的灵异小说。前者的代表作是易飞扬的《陨石猎人》；后者的代表作则是蛇从革的《长江之神：化生》，小说将滨江小城的贫民窟中的社会性罪恶同“化生子”的水怪传说结合在一起，赋予了主人公一行人逃离故土，寻求救赎，与当地黑恶势力作斗争的行为以魔幻现实主义色彩，颇有本土“新怪谭”之风貌。
相比于神秘主义传统，神话重述这一传统则更具西方特色，通常会将古典神话放置在现代科技的语境下进行重新诠释。相关作品包括苏学军的《洪荒战纪》，月斜影清的《古蜀国密码》和吟光的《天海小卷》。其中，《洪荒战纪》为架空科学神话，《古蜀国密码》为太空歌剧版的远古诸神之战，写法上较为传统。《天海小卷》则有所不同，小说以“音律”为主要元素入手，描绘了鲛族少女的异域巡游，不仅糅合了中国古典文化和拉丁美洲元素，还进行了超文本实验，将原创民族乐融入到故事当中，创造出了别样的文化体验。
历史虚构式科幻写作多聚焦于神秘史（Secret History）和或然史（Alternate History），前者发掘不为人知的隐秘往事，后者通过改写历史走向来探索历史发展规律。这一方向近两年的代表作品包括七月的《小镇奇谈》、燕垒生的《天启》和梁清散的《不动天坠山》。《小镇奇谈》围绕位于三线的404厂子弟学校中的孩子们，讲述了一群少年因当地的神秘实验获得了不同的超能力，为了拯救历史，与拥有超自然能力的高等智慧“剪辑师”战斗的故事。小说在《怪奇物语》式的故乡写作中融入了大量系统的风物书写，回顾了九十年代西南地区的童年生活，借少年拯救世界的白日梦式青春物语，重塑了小人物与大历史之间的关系。
《天启》在或然历史的框架下，描绘了依靠生物科技支持的现代化明朝风貌。主人公方子野意外卷入一场宫廷斗争，在探案过程中发现了来自平行世界的另一版明朝（即现实中的明朝）。小说具备鲜明的历史批判意识，虽然以另类技术包装既有现代科技产物（如用“信藤”取代“光纤”构造互联网）的手法在读者群体和评论界内引发争议，但仍不失为近两年历史科幻领域的重要长篇作品。
梁清散的《不动天坠山》则转向更古老的唐朝。作品中，武则天登基前，山城照州在遭遇空间异变后遁入平行空间，分裂出十个副本。小说描绘了受困其中的居民的众生百态，讲述了主人公顾然深入其中的惊险调查。作者将推理领域的建筑诡计置于宏大的科幻舞台下，结合数学、天文、物理理论，并以武侠故事贯通各种元素，是本土科幻创作的又一项勇敢尝试。
白伯欢的《战略级天使：不眠之梦》是“战略级天使”系列的第二部。小说与贵志佑介《来自新世界》气质相似，均构建了由超能力者统治的或然世界，但与《来自新世界》不同，《战略级天使：不眠之梦》沿用或然历史的框架，将历史改变的时间点提前至明朝末年，构造出相对安定繁荣的现代社会，且一改异能题材小说惯常的帮派斗争框架，转而关注异能者进入社会、参与社会建设与治理的成长历程，颇具现实感。在第二部中，随着主人公曹敬所具备的心灵感应能力不断增强，其在“金蔷薇王朝”公安系统内的活动也不断深入。作为该作核心出现的具象化梦境，也呼应着新浪潮时期的“内在空间”理论。
可以归于“本土未来主义”方向的长篇科幻小说并不多，一部分依然有堆砌之嫌，欠缺内在系统，例如郝景芳的《宇宙跃迁者》，其中始皇帝的外星飞船的古典美学和先进科技之间仍有难以弥和的鸿沟，用古典文化思想挽救现代战争危机的思考也颇为不合时宜。然而，另一些作品却为元素的堆砌提供了一种符合逻辑的语言学理由：文九柔的《无限循环》中的九州国的政体沿袭古代官制，但最高领袖是资本主义财团；卫云七的《穹顶守望者》也呈现出类似的古典资本主义社会。使之显得自然的根本原因在于两部小说中的社会都出现在大灾变之后，此时旧日的秩序已经瓦解，而小说与其说是在单纯地做词语堆砌，不如说洞察了在建立新秩序的过程中，命名系统发生的转变。这种微妙的转变无处不在，如尼尔·斯蒂芬森的“元宇宙”向钱学森的“灵境”的更名。它也是“本土未来主义”在语言学层面上的立足点。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本土话语还进一步分化成地域性的科幻写作，其具体体现是作者会将科幻作品同具体城市、具体地区的文化进行结合。在理想情况下，有关的创作还能因为对地方旅游业产生的推动作用获得当地政府或商业组织的支持和赞助，近年最为成功的案例是成都八光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青海冷湖火星小镇合办的“冷湖奖”征文。近两年代表作品包括：一只鱼的传说的《姑苏密码》（江苏苏州）、拟南芥的《杭州搁浅》（浙江杭州），金亮的《灵龟复活》（山东青岛），月斜影清的《古蜀国密码》（四川）和汪诘、张旭二人合著的《高原》（西藏）。从文化产业的角度上看，这些作品的经济意义可能要大过它们的文学价值。
女性主义写作兴起
近年来，原创长篇科幻小说领域依然由男性作家主导，长篇小说的创作中仍旧缺乏对性别相关的科幻议题的有效讨论。不过，女性主义的写作在过去两年正在成形。代表作品包括西西的《钦天监》、文九柔的《无限循环》、汤问棘的《蚁群》、扶华的《末世第十年》和阿缺的《红袖》。
西西的《钦天监》属于“或然历史”主题。小说记叙了康熙年间一位见习天文学家的成长历程，揭开了古代知识分子除了考取功名之外的另一种进路，其间对中西文化的异同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小说中，主人公周若闳的青梅竹马容儿虽然得不到正统的教育，但却私下里学了医术，治自己，也医他人。《钦天监》刻画了容儿这样一个与封建社会制度性的困境所抗争的女性角色，它没有流于描绘猎奇式迫害场景，而是更注重女性自身的人格塑型，关注有能力推动观念变革的有效力量。
这一观察也适用于其他几部小说，尤其是《无限循环》。小说中，人类面临世界末日，在时间旅行者的帮助下开发出了穿梭仓，穿过黑洞来到了力微星，建立了娱乐至死的新秩序。但是黑洞吞食了过客的记忆，从而令旧世界的女强人元莱不得不在一轮又一轮的瓦舍游戏（一种历史仿真游戏）中找回自己的身份。小说末尾虽然因为对情节闭环的过分追求而流于俗套，但力微星因环境限制而陷入发展无意义的消极观念的社会秩序，却同元莱的前夫的失意企业家形象形成了呼应，从而将女主角对具体的人的嫌恶转变成外在的对社会环境的抗拒。《蚁群》则更加激进地从生理上消灭了男性，创造了公民仅由女性构成的未来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读者仍然能够依据人物的性格，将其划分为男性化的角色和女性化的角色。作者的观点因此不言自明：性别除了生理因素外，也包含很大程度的社会建构因素。
以上两部作品所面对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承认性别所包含的社会建构因素，那么，何谓真正的女性体验？或者更进一步，如何突破这种社会建构？
针对这些问题，《末世第十年》提出了一种回答：在小说中，造成万物变异的生化危机已经过去了十年，十年间，女主人公“我”失去了父母，靠出卖身体换取随行男性队员的保护。后来队伍解体，“我”流落荒村，被村民收留，后来陆续为村民送终，最终孤身一人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山林间，却因一次意外生下了一只草食性的“蜥蜴人”孩子姜羊，从而开始在育儿、求生和耕种、狩猎的过程中逐渐找到了生而为人的感觉，与孩子共同度过了一个春夏秋冬，最终萌生了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小说以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颠覆了以往灾后世界小说中的“重返现代”或“残酷厮杀”模式。身为单亲母亲，主人公的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和临危时闪现的凌厉果断赋予了她雌雄同体的形象，读者因此得以跳出性别的二元讨论，去审视与反思个体需要靠什么来抵御重大危机。
结语
虽然近两年长篇科幻小说的总体数量大幅减少，但其构成也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长篇小说创作的生态正在从“核心科幻”占主导地位转向核心科幻同主流文学和网络文学并存；另一方面，这些曾经泾渭分明的领域之间的界限也正在被打破，从而形成更加宽广的幻想文学疆域。
表面上看，这种跨界似乎表明科幻写作的题材和视角将变得——或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并催生出更多本土话语鲜明的原创作品，但就近未来作品的整体趋势而言，这种表面上的多元化并未有效拓展长篇科幻写作的边界——事实上，大量符号化的科幻概念（诸如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脑机接口和赛博朋克等）及其叙事原型正在快速从想象空间走入现实生活，甚至成为相关现实写作的常见元素。相应地，普罗大众对常见科幻概念的适应自然会对科幻小说的写作提出更高的要求。现实的壁垒限制了个体感知世界的能力，使之在面对急剧变化的环境时显得愈发焦虑和不知所措——灾难科幻和政治博弈科幻的兴发正是这种群体性焦虑的集中体现，它们不仅提供了一种对局势的回答，也提供了一条疏散情绪的路径。
但是，这种高度贴近现实的科幻写作不论采取何种姿态，都势必会将某种对现实环境的认同视作前提假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探索人类之另一种可能性的能力，比如将科幻作品的想象力约束在危机叙事/后危机叙事的框架当中。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不妨将正在崛起的女性主义科幻小说视作一种别样的审视人类的突破性视角。而在接下来的一年或数年中，本土长篇小说领域又将出现何种别样的探索？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