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四方：对传统文化的勘探式打捞
唐四方作为新一代的网络写作者，显然已经超越了对传统网络类型小说的反思。在他的写作中，我们看到了网络小说写法上的进化痕迹。这种进化既不是对传统现实题材的照搬套用，也不是对传统网络类型小说的简单拒绝，而是在吸收严肃文学和传统通俗文学技法基础上的再升级。
一如既往地回归世俗的现实社会。无论是《相声大师》《戏法罗》还是《中医高源》，都将触角伸到了时代深处，这种选择极具挑战性。表面上避免了题材的重复和撞车，实则需要一种超越世俗功利约束的勇气，也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再挖掘和再建构。唐四方的选择在某种意义上带有“盗火者”的意味。诚然，世俗的现实世界有具体的社会变迁和复杂人性等鲜活素材，但是这类素材内容庞杂，需要高超的创作能力才能提炼出有艺术价值的文学元素，通俗文学写作者当然也会从这些素材中获取写作资源，但往往因为艺术手段和方法的局限，最终只能写出博取眼球的皮相现实或者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伪现实。由于客观存在的难度，当下很多网络写作者干脆放弃这类素材。
在《相声大师》中，人设和地域均设定在天津城郊农村，因为北方京津地区城乡有说相声的传统，时间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一直写到当下，堪称一部民俗史和乡村曲艺变迁史。《戏法罗》和《中医高源》基本上也是同样的设定，从一个孩童的视角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观照。这样就把历史与当下、传统与创新等进行了巧妙的对比与升级，既符合社会发展逻辑，也符合特殊人物的心智成长。尤其是唐四方在书中对世俗社会中的传统文化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解剖，逐一扫描传统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创作者与接受者的日常生活状态。这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考古和人文知识梳理，提高了人们对网络阅读习惯的认知。
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度勘探。严肃文学在高举人文性和批评性的同时，也不免弱化了对本源进行的现象学勘测。批判的武器并不等于武器的批判，因此需要重新回到生活现场。在《相声大师》中，唐四方对相声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尤其对相声的语言、技法以及流派作了系统性的阐释。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和故事铺垫大量采用相声的语言，小说副文本就像一本“相声集”。同样在《戏法罗》中，唐四方对民间各种神秘的诡术进行了系统考证，尤其将“五花八门”穿插在叙事中，并对人物的活动、做派如摄影镜头般近景扫描，民间各种诈术和诡术具有的神秘性和鬼魅性一一得以解构。晚清以来，中国通俗小说往往将此作为架构小说的手段，这在唐四方的笔下得到了逆转和解构，可以说填补了通俗小说创作手法的空白。《中医高源》采用网络小说“重生”的架构写了一个叫高源的村医破解各种疑难杂症的故事，支撑起中医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重生”的架构手法作为一种代替虚构的手段，将整部作品的核心从高源的特异功能拉回到中医文化和中华文化本身。如此看来，这是一种写作技法的突围。
整体上说，唐四方的作品都以“二线并置”模式见长，一条线是人物成长的时间线，另一条是文化勘探线。前者是人物线，后者是文本线。这样的组合虽然有些机械，但相比纯虚构的人物或说明文式的知识讲解，增添了人物的丰富性和文本的精彩度。
正面书写中国农村政策及民俗变迁。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题材仍是纯文学写作的重镇，莫言、毕飞宇等一批严肃作家都有这类经典之作，但在网络小说中正面书写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题材并不多见。尤其带有“非虚构”特质的网络现实题材作品，走出了惯性的拟态写作模式，而带上传统的“史传”特质和民族志的叙事手法，不可谓不是一种大胆的探索与创新。
在《相声大师》中，有大量因文化政策的变迁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给曲艺和相声造成的影响，这种对应式写法显示了有据可查，也为叙事提供动力。《中医高源》从高级社模式一直写到当下的合作医疗，其跨度之长、复杂程度已经不言而喻。当然，这种写法的缺陷也非常明显，容易对号入座，导致故事简单、相似。情节上的虚构虽不对等于历史的路数，但是过分陷入情节的羁绊也会对现实造成伤害。这也是现实题材难以把控的原因之一。
中国网络小说向现实题材不断靠近，唐四方的创作态度和探索精神值得肯定，同时他的写作手法和艺术特色也极具个人特色。尤其是在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以及提高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影响力的当下，唐四方的这些努力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任何对中国文化的泛泛而谈都是不切题的，浮光掠影式地扫描中国文化也需要摒弃，只有像这样勘探式地在文化细微处打探、挖掘乃至发现，才是一种正确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