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人里，水在水里”——读《宝水》
在50岁这一年，作家乔叶完成了她的长篇小说《宝水》。我当然知道，公开询问或者谈论一位女士的年龄，是极不礼貌的行为，但我还是执意在本文开篇便指明这一点，这是因为，在我看来，无论对于乔叶本人，还是对于已/将渐次迈入知天命之年的“70后”作家，《宝水》的问世，都具有标志性意义。
一
若做一个“伟光正”式的内容概括，《宝水》写的是新时代发生在某个叫作“宝水”的豫北山村的故事，宝水者，地处豫晋交界，有野山，有灵泉，有古槐，广大村民在乡镇干部带领下，依托当地资源和政策的东风，发展村庄旅游经济、建设美丽乡村。就题材而言，这部新作汇入近年主流文学界所倡导的、书写“新山乡巨变”的潮流，呼应了重大的时代主题。然而，题材的价值并不能直接决定文学的价值，宏大主题的写作，往往蕴含着一种危险，作者容易被主流话语的规定性叙述所裹挟——“你以为自己在说话，其实是话在说你”——尽管福柯此言所说的是人在历史文化结构中的普遍处境，但借用来形容主题性写作所普遍存在的问题则也是恰当的。而文学区别于一般宣传报道的重要价值恰恰在于要到主流话语的阴影下面去细心发现它所遮蔽的丰富性——我并不想把这一过程描述为对抗性的“寻找真相之途”，而更愿意称之为一种另辟蹊径的补充叙事——凭借文学想象和艺术创造，在现实与虚构之间，丰富历史的记忆，“补正史之亡”。
《宝水》所选取的大的时代背景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之后，曾经在现代文明转型中面临凋敝的古老乡村，迎来了新的生机。而小说开启叙事的节点则是宝水在省“美丽村庄”示范村评选中位列榜首，早年从宝水村出来在外闯荡的生意人老原回村把荒废老宅改成民宿，并邀请老朋友“我”去宝水休养身体兼帮其照应民宿。“我”由此进入了宝水的日常生活，随着“我”在宝水的三个自然村——中掌、东掌和西掌之间“悠荡”串门儿，各色人物也随之自然而然地出场，宝水的行政班子——村支书大英、妇女主任秀梅、会计张有富、团委书记小曹曹建华；村里的“文化高层”、两大“先儿”——村医徐先儿徐世厚和风水先生赵先儿；普通村民—— 张大包、老安夫妇、豆哥与豆嫂、七成与香梅两口子、小曹的堂兄大曹曹建业、大英的儿子鹏程和儿媳雪梅，还有德高望重的老人九奶；“外来者”——乡建专家孟胡子、在宝水附近山沟租地养鸡的马菲亚两口子、来宝水实习的大学生肖睿和周宁……可以说，由于小说选择“我”这个宝水的外来者作为叙事者，因而，读者对宝水村的自然环境、空间布局、风物礼俗和人伦关系的逐渐了解熟悉，是与“我”同步、与小说叙事同步的。
《宝水》就是以这样“平淡而近自然”的方式展开叙事：正月十九喝油茶敬苍神，惊蛰日吃懒龙；惊蛰过后不久，漆桃花、野杏花、山茱萸漫山遍野渐次开放，灯台草和荠菜也萌发出地面，挖荠菜一直挖到三月三，“三月三荠菜煮鸡蛋，胜过仙灵丹”；清明前后，香椿芽、构树花、栾树芽、山韭菜、菊花苗、茖葱等新鲜山野纷纷上桌成为佳肴；初夏，麦子灌浆，花树缤纷，月季花秾丽，指甲花窈窕，山楂花雪白，柿子花淡黄，核桃花青绿，泡桐花浅紫，苦楝花淡紫，“楝花开，吃碾馔”；端午节打艾草做青团，中元节烧路纸；从秋分到霜降，从八月黄到九月青，柿子渐渐成熟，“霜降摘柿子，立冬打软枣”，采野菊花，做酸黄菜；冬至过后，杀猪做数九肉，吃杀猪菜流水席；过小年，耍狮子…… 从正月到腊月，宝水的光阴静水潜流，四季自然交替，万物生生不息，它们隐而不显含而不露地成为小说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是宝水的生态环境，同时也是人文环境，是代表着此地风俗稳定传承的“常”。
宝水在“常”中有“变”，引发“变”的契机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宝水村作为建设美丽村庄的示范典型，被地方政府重视，有政策扶持，有资源倾斜；而从更深层看，这“变”仍然是被经济利益所驱动。宝水地处予城市区去往著名5A景区云里景区的沿途，旅游业所带来的红利也辐射到宝水；且随着前些年推动发展周末和小长假旅游，“驴友”兴起，小而近的宝水也便成为周边游客的选择之一。如果说，政策的推行是自上而下，那么，宝水村民经营各自的“农家乐”便具有自发性质，这是基于小农经济而发展出的第三产业——“床铺是自家的，鸡蛋是自家的，面是自家的，水是自家的，柴是自家的……反正在自家门口，不管多少，能落下几个是几个。”但“因是自由生长，便也渐渐有些乱”。小说仍然以“平淡而近自然”的方式写宝水村的乡村旅游业由乱到治的进展，诸如如何解决激增的客流导致的“堵车”和停车问题，如何处理生活垃圾，如何定价，如何悬挂各家民宿的招牌，如何与游客打交道，既做好服务又赚到钱，如何应对不良游客对自然资源的任意掠取，甚至是面对游客网络攻击时作出及时反击赢得舆论战，如何保证营业卫生，如何开发新的产品吸引游客，如何搜集老物件、建村史馆、讲好宝水故事，如何向更“美丽”的目标迈进，追求可持续发展…… 所有这些变化都不是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发生，而是夹杂在无数的“极小事”，夹杂在“扯云话”的家长里短中间，自然也夹杂在宝水日出日落、春去秋来、茶米油盐的日常生活中。
由此，就整体而言，《宝水》追求的是“风俗画”式的效果，作者选取了散点透视法来绘制这幅“画”。叙事人“我”在空间上不断移动的视点以及随着时间而变化的视角，构成了这幅“散点图”。小说并没有设置中心的矛盾与冲突，而是将小的矛盾与冲突散落其间，而这些小的矛盾与冲突往往也是以“自然”的方式解决的——当外来实习的大学生肖睿、周宁因对孩子们进行“生命教育”而与张有富的媳妇有了争吵，周宁问“我”关系咋缓解，用不用上门赔礼道歉，“我”说不用，自然缓解就行，“村里的事，就是这”。
二
正如书名所示，小说真正的主角是“宝水”，小说并没有一个中心人物，然而，在散点透视之下，几个主要人物被写得活灵活现，充满了方言土语的人物对话不仅使人物塑造更为鲜活，也使小说的“风俗”味道更加浓郁。
杨镇长和大英是基层干部，也是作者所想要正面表现的人物，这类人物往往最不好写，因为容易被写成政策或理念的化身而缺少血肉。作为乡村女干部，大英从语言到行动都透着一股子泼辣劲儿，大英出场时是在村委会“骂人”，“穿一件带毛领子的紫色羽绒服，衬得脸更黑”，她遵照孟胡子的意见，坚持让建筑工张大包砸掉村委会廊厦和台阶上的暗红色瓷砖，雷厉风行，风风火火；她与赵先儿在祖槐树下理论何为“封建迷信”，何为“传统文化”，从话语上压倒赵先儿，“我不指教住他，难道还叫他指教住我？”因深感“上面不好应对，下面也难打发”，故明白要与时俱进地学习；她心思缜密，能懂得平衡利益，比如坚决不把对公招待放在自家儿子的民宿，基本上能做到秉公办事，当因食物卫生抽检不达标而收到行政处罚的几户村民背地里嚼舌根，七成更当众指责大英有私心、欺负老百姓时，自感受了冤枉的大英不仅迎上去甩了七成一耳光，还在大喇叭里发狠话为自己申辩，变现出刚直、强霸的一面；然而在人前的体面要强背后，面对家里瘸腿的丈夫光辉，以及因在城里受了异性骚扰而罹患精神疾病、大门不出的女儿娇娇时，大英又表现出保守、软弱甚至天真的一面。在上级杨镇长看来，大英能力算中上等，但人品好；而在“我”眼中，“大英的脸，憨厚，淳朴、直率，这都适用，聪明、精细和狡黠也都能形容，这是一张多么复杂的脸啊”。而这也是多么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啊。
杨镇长出场时，小说白描他的样貌：“年龄大的低壮，黑红的脸膛上有两个大梨涡，盛满了笑，很是有点儿萌。”寥寥数笔将一个没有官架子容易令人亲近的形象托到读者眼前。他兢兢业业，能干事，肯吃苦，接受过高等教育，但因为出身农村，也一直在乡镇工作，所以比较了解乡村的实际情况和农民的真实心理，在管理指导基层工作、推动政策落地时，有他的基层智慧，官方规则和民间道德他都谙熟于心，在上传下达时比较懂得变通。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也能看到当前乡村干群关系的变化。小说第二章末尾写到，在大英外出考察期间，赵先儿的儿子赵顺回乡违规翻修加盖老宅，其他几个班子成员和“我”虽受大英叮嘱但因碍于情面没有阻拦也没有向大英通风报信，等大英回来时木已成舟，杨镇长在电话里对大英一顿劈头盖脸地批评，两人起了冲突，大英称病。很快杨镇长就拎着牛奶和蛋糕来安抚她，没有一点生气的样子。“我”问他，他回答其实很理解大英，“咱们中国人，老百姓么，做事一般都是差不多就得，不留余地地往死里弄的人少。”“不过，该理解理解，该批评批评。该理解不理解是不对，该批评不批评也让不对。”小说中的这一典型事件，将基层工作的方法、将乡村的人情世故、将两人的性格特征，都做了生动的描画，堪称传神之笔。小说多次写到他来宝水考察工作，他自言：“算起来一年往宝水跑得可不少，也在宝水吃喝了好几回，是咱村如今要牵挂的事多，也是咱村稳当，饭菜能叫人安实进肚。”可见对宝水有感情。而他负责的另两个村子北山村和南岭村，“一处比一处烂难”。在他的叙述中，能感受到中国农村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艰难和复杂性，他这样的基层干部承受了非同一般的压力，用他形象的比喻，要拿出女婿伺候老丈人的那份决心，然而，他还在“栽”在了南岭村，在陪同市领导和闵县长考察南岭工作时，出了纰漏、“翻了车”，令闵县长脸上无光，也直接导致他自己仕途受挫。过后不久，在为孟胡子送行的酒席散场时，杨镇长出门送闵县长的一段细节描写堪称力透纸背：
“杨镇长已站在车边候着闵县长上车，手扶着车门，显然是在硬撑着。闵县长跟他握了握手，他虽仍笑着，却面带惭色道，上回的事儿没办好，给您丢了人，实在是……声音里突然有了哽咽。闵县长唉了一声道，甭想恁多。又拍了拍他的肩，朗声道：好好过年！
杨镇长结巴道，中，中，好好过年。”
乡建专家孟胡子是《宝水》中重点书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崭新的人物形象。可以看到，乡建专家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孟胡子无疑是他们中的突出典型。他首先是专业技术人才，拥有较好的理论储备、专业素养和美学品位，同时，他更是实践派，能将设计蓝图转变为现实，这需要他同时具备与政府和当地村民打交道的能力，他通晓人性与民情，能融入当地生活，不把自己当外人，“长安不是客，就当自家过”，一瓶“怀川醉”是他出入各家的通行证。他工作有思路更有方法，小说多次写到他对村民进行“业务指导”，而村民之所以愿意听他的，除了他有官方赋予他的权力，更因他有“随高就低”的意识和能力，能使村民信服。一如他给肖睿、周宁“上课”：“你们不是说万物启蒙么？叫我说，就是万物有关。你们的长处是能有新技术新平台，可这些新要不能落地生根，那有啥意思？新就不是凭空新的，得结合实事才有生命力。”“要记住，思想的问题不能用思想解决，思想问题要用行动来解决。行动最有效，最有说服力。咋行动？一般来说，慎用正面强攻，多用侧面巧取。”他为宝水开发“柿子文化”，他向村民宣传“美”的价值，“美丽乡村可不是白得的名号，咱得知道咱们能叫人看见哪些美”，“景儿都是钱”。小说结尾，他与宝水的合约已经履行完毕，而他留下的总体建设思路，仍然会照亮这座山村的未来发展。这是一个顺应时代潮流、扎根乡村干实事、具有时代精神特质的新人形象。
存在了几十年的村庄大喇叭仍行使着向村民“广而告之”的职能，而宝水村民也通过互联网沟通着广阔的世界。抖音号“宝水有青梅”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宝水村的形象代言，即“我”——青萍和宝水的三位青年女性秀梅、雪梅、香梅组成的“女团”，她们自发拍摄宝水的日常风物短视频，在网络上“吸粉”，自娱自乐的同时也助力宝水的文旅发展。妇女主任秀梅为人热情，也有点嘴碎，包打听；大英的儿媳妇雪梅喜欢画画，有不俗的审美感觉，自家民宿被打她装饰较有品位；七成的媳妇香梅最漂亮，对异性最有吸引力，但也因此引起了七成的嫉妒心，常常被家暴，平时沉默隐忍的她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极端方式（私会情人、将七成从坡上踹下去痛揍）予以报复，而此前哀其不幸的“我”面对香梅的行为却表现出道德评判上的犹疑和复杂情绪。作者以女性的视角写出了新时代乡村女性的生命力、创造力，及其在新与旧之间的先锋性和保守性——一如她们拉“我”组团，是因为“我”是外人，可以为她们兜底。她们真实生活在乡村道德和民风的土壤上，在瞻前的同时也懂得顾后。小说中其他的人物，如老安夫妇、豆嫂、大曹等，作者用中国传统叙事手法，在行动中刻画人物，将这些既勤劳本分又精明狡黠的传统形象通过微妙的细节塑造得栩栩如生。
三
《宝水》截取一年的光景，为中国大地行进中乡村振兴留下了一时一地的文学记录，它是现在进行时的书写，而中国乡村社会仍在发展变化。在偏老龄化的宝水村，空心化的问题仍然存在，用徐先儿的话说，返乡的青壮年“要么就是挣够了钱，要么就是有了病”。小说开篇，大英交代，十来年前，村干部还是个有人眼红的差使，后来，村里青壮年都外出打工，村干部没有一点儿掐人的实惠，只剩下了讨人嫌，这才轮到了她。然而，小曹这个主动选择返乡的知识青年，能真心感受到乡村的好，假以时日可能成为宝水村的当家人，撑起宝水的一片天，他也许会是我们在未来能有所期待的美丽乡村的“新人”——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文学中。小说在小曹与青蓝的婚礼喜宴和曾接生过此地无数新生命、宝水“地母”一般的九奶的喜丧中结束，在村民们忙着辞旧迎新的过年气氛中，乡村的旧的“伦常”仍在，同时也孕育着新的生机。宝水变中有常。
在《宝水》日常风俗画式的叙事中，还贯穿着一条叙事线索，即“我”与乡村的爱恨情仇。如果说，在时间流淌中悄然发生的变化是小说隐在叙事动力，那么，关于“我”的这条线索则构成了小说显在的叙事动力。由此，“我”的功能便不仅仅作为一个旁观叙事人，同时，乡村的现在进行时也有了历史的纵深。在与宝水同属怀川县的另一座村庄福田庄，在奶奶等亲人身边度过美好童年时光的“我”，回到城市生活后，却极力从语言到行为方式上切割着与乡村的联系，尤其是当与乡村人情纠扯不清的父亲命丧于帮七娘的儿子送婚车的途中，“我”由此对老家、对善于“维人”的奶奶产生了刻骨的怨恨，而在奶奶、丈夫等亲人相继离世之后，“我”却因一份愧疚和郁集多年的心结导致严重失眠。曾经的福田庄被拆得七零八落，只剩下叔叔独撑门面，是“我”回不去的故乡，然而，“我在宝水做的这些分外之事，在本质上好像就是对福田庄的弥补性移情”。宝水依旧浓厚的乡土气息慰藉了我的乡情，就像宝水的水脉接通了福田庄的灵泉；九奶弥补了“我”对奶奶的思念和歉疚，当“我”偶尔得知九奶可能是奶奶出嫁前小姐妹时，顿时流泪满面，在九奶近旁，她的气息令“我”安详，仿佛如奶奶仍在世的那般温馨；而老原源自乡土血脉的充沛生命力也激活了“我”因从乡土连根拔起而衰微的生命力。在此，两性关系被作为乡土血缘的修辞，“我”当初选择嫁给豫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豫新的家庭关系简单清爽，没有扯不断理还乱的亲情包袱，“我”对豫新“关闭”了“我”的过往，豫新也的确无法感知“我”深刻的乡土情结，所以两人结婚多年的关系始终是有温情，无高潮；而“我”与老原这个宝水“地母”九奶血缘上的亲孙子，真正的宝水之子，在宝水的相处中水到渠成，从肉体到精神均高度契合，“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一年光阴过，“我”在宝水村不仅重获甜酣的睡眠，还与老原彼此相爱，携手从容地迎接未来。可以说，最终治愈“我”的还是乡村。在此，《宝水》接续了使乔叶声名鹊起的《最慢的是活着》，她重温了她的文学初心，重溯了她的乡村血脉之源。
从《最慢的是活着》到《盖楼记》《拆楼记》，乡土是乔叶的文学之根，是她的魂之所系，笔力所集。可贵的是，乔叶一直是以一种非常内在的方式书写乡村，她超越简单的城乡二元对立的视角，超越那种要么启蒙式批判，要么美化式乡愁的乡村书写，以最大的努力捕捉和抵达乡村的“真实”。小说毕竟是叙事的艺术，作者的价值立场需要通过叙事及叙事人去传达给读者。《盖楼记》的叙事人说：“很多事情，我曾经以为我知道。但是，现在，我必须得承认，我并不知道。而我曾经以为的那些知道，其实使得我反而远离了那种真正的知道。——此时，如果一定要确认一下我的知道，我只能说：我最知道的是，张庄事件之前的我，和之后的我，已不太一样。”作者切实地认识到中国乡村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在对自我的成见进行真诚的反省。《宝水》第一章15节“挖茵陈”写“我”与大英在惊蛰前一天去狮子岭上挖茵陈，去时看到“路边尽是枯枝败叶”，然而，“回去的路上再看周边，满眼里已经处处都是点滴的绿，许多干枝也渗出了隐隐绿意”，使《宝水》的叙事人暗暗感叹：“当视觉的焦点和重心发生变化时，看到的东西竟然能何之前如此不同”。重回乡村的“我”也获得了一种新的位置和眼光重新去打量她曾想彻底逃离的乡村，重新发现乡村的美，也重新去理解曾经令她困扰的乡土人情。乡土人情似乎有悖于现代社会的契约精神，然而，从长远看，它却也是中国乡土社会源远流长的活水——“人在人里，水在水里”。“城乡之间，就是有这么多难以厘清的东西，这一池浑水，有多少人或深或浅地蹚过？”
回到本文开篇，当小说中与作者一样届“知天命”之年的叙事人“我”，在重返乡村的过程中收获了更为成熟的世界观与生命意识，那么也意味着这一代作家在他们的乡土写作中将迎来更加成熟的面貌。“在更高的天空，有鸟在飞。在更深的山谷，有风吹过。而在更深的地下，有水正流。”对了，“我”的大名叫“地青萍”，大地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