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题材决定了作品的成败，而是叙述方式决定了作品的存在 ——叙事文学的内容与形式
美国作家马克·肖勒说：“现代批评向我们表明，只谈论内容本身绝不是谈论艺术，而是在谈论经验，只有当我们论及完成的内容，也就是形式，也就是艺术品的本身时，我们才是批评家。内容（或经验）与完成的内容（或艺术）之间的差距便是技巧。”（《技巧的探讨》）当作家只关注故事，其实仅仅是在关注现象，也就是经验。然而当叙述经验的时候，作家永远赶不上当事人，作家只是一个倾听与转述者。作家所了解的“真实”和“事实”是通过采访、阅读获得的。也就是，作家的写作，特别是散文、传记、报告文学等非虚构的写作，表面上看，似乎都是从实地采访获得的“现场”事实，但实际上很少有直接经验的参与，依赖的是间接经验与知识获得的。换句话说，文学作品所展现的现实并非是经验，而是作家以旁观者的角度记录、推理、描述与判断。从经验到艺术，作品所展现的事实是被作家所描述的真实与真相。
或者说，作家在作品中所描写的“经验”即内容，其实是他者的经验，并非是自己的。即使我们到了现场、事发地，我们也仅仅是听当事人在讲述。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被采访者说的就是事实呢？当事人所讲述的事实，其实是经过了自己过滤的事后回忆，而作家把他人经过再次加工的事实写到作品里，就是真相了吗？显然，这是令人生疑的。《切尔诺贝利的悲鸣》这样的作品，尽管是以“口述实录”的方式，由当事人讲述事件的过程，但是，却也是由作家选择性地请当事人在讲述。也就是说，作家是根据需要进行了倾听，而不可能是个完全开放的自然的事件的呈现。
因此，报告文学追求的真实、真相、真理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马克思也讲真理的相对性，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真理都是相对的。
既然没有绝对的真理，那么，看待真相的角度、探求真实的立场便尤为重要。一切都是相对的，我们所表达的仅仅是我们听到的、看到的、经过选择的内容。所谓真实、真相和真理是作家站在一定的时间视角、空间位置和一定立场所阐述的，是被筛选的“真实”。即所有的真实、真相都是相对的。
有些事情，即使是作家本人经历过的，如李兰妮的《野地灵光》描写的是自己的精神病史，是作家自己的“亲身”经验，但当她作为作家坐在书桌前来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她是清醒的、理性的，否则她无法去表达自己的经历。那么，《野地灵光》是绝对的“真实”吗？这与“口述实录”的作品有什么区别吗？事实上，当作家写作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旁观者”了，她其实是在叙述另一个他者，而不是自己——也就是作为旁观者在讲述一个精神病患者的住院经历。
一个事件有多种侧面，我们为什么偏偏要写这些，不写那些，因为作家是有选择的。选择的结果是与需求或者是与作家想表达的目标相关联的，是带有作家片面认知和主观诉求的客观。一个“正面事件”，从相反的角度看，可能就是反面教材。一个事件有可能有更多的叙述空间，为什么我们偏偏就看到了光明和幸福？为什么有的人在灾难面前只看到了那些活着的人的苦难与挣扎，而忽略了那些死者和死者家人的感受？
作家立场决定了作家看到的所谓真相。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得很好，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给谁写，就站在谁的立场上，为谁服务。接下来的问题是，作家所写的“真实”是什么？我以为，作家表现的“真实”是作家内心的真实，是由作家的身份和立场决定的。作家的背景、认知和作家本身的出发点，决定了作家所了解到的“现实”。
作家所叙述的世界多少都是对现场、现实和现象的有需要的剪切与组合。这就涉及到了文学的故事和话语的关系问题。大多数作家对于故事的热情远大于对话语（形式）的追求。多数情况下，我们会选择那些能够引起重大反应，会带来根本利益的题材。故事是作家所表现的内容，或者称为经验的东西，而话语就是形式，也就是如何说出来的，由谁说的？查特曼用一句话简单地区分了故事与话语：“故事是叙事表达之内容，而话语是该表达之形式。”（《故事与话语》）事实上，一篇作品的好与坏，最重要的是话语，也就是如何说。一个平常的题材，在注重技巧形式的作家手里可以写出美文，而一个平庸的作者会将一个好题材写得索然无味。同样的题材、同样的故事，在不同人的手里会写出不同的效果。这就是因为技巧与方法，也就是形式的支配。
以报告文学为例，有人质疑其“颂歌体”的问题，事实上，是歌颂还是揭露，是写光明还是写黑暗，这并不是本质性的问题。问题出在叙事的话语形式上。对于有些作家来说，即使歌颂也会写得非常艺术化、个性化。而有些作家，即使让他去揭露也未必能写出好作品来。“好作品”指的是文学化、艺术化的作品，而不是那些表扬稿之类的非文学作品。虽然许多作家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作品是表扬稿，但事实上，这个帽子在某些人开始写作的时候已经悄然准备好，从为作品定位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戴在头上了。这是个写作能力问题，而不是写什么的问题。
作家是孤独的个体，但并不是完全听命的士兵。他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独特的发现，独具话语权的书写。笔在你的手上，大脑也长在你的肩上，写作时一切命令却都得听从作家自己的内心与良知。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对于写作者而言是个巨大的挑战，今天的读者视野开阔、思维活跃，看得多、见识多，想满足这个时代的读者必须有点“绝活儿”，一般的吹捧和抬轿是无法让他们信服的。把颂歌写出特色来，把歌唱写得文学化、艺术化，就需要恰当的形式。以什么样的语言方式，什么样的结构方式，什么样的叙事角度，选取什么样的事件写进自己的作品，都是考验作家能力的重要方面。特别是大多数作家所面临的不只是写一位英雄和“先进”人物，而是写群体，要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集体先进的时候，难度就更大。集体如何写，群像如何描绘，这需要找到独特而有说服力的方式，也就是找到合适、恰当又有新意的形式，这决定了作品的高低。
优秀的作家在创作之初，就要考虑到作品叙事中的叙事者、叙事视角、叙事声音、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结构、叙事语言等话语形式。在我们设想的作品中，由谁来讲述，从什么角度来讲述，用什么的叙事声音，以什么样的叙事时间和叙事空间位置，用什么样的结构来讲，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来讲，都是需要首先思索的。当我们意识到，作家所描写的世界是由间接经验开始的话语形式时，我们就会意识到对于作品起决定作用的不只是“写什么？”更是“如何写？”不是题材决定了作品的成败，而是故事的叙述方式决定了作品的存在。
（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