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叙事 ——从乡土文学到“新乡土文学”
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叙事，是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宏大叙事，文学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其中。如果从1935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命名“乡土文学”算起，乡土中国与乡土文学一直是文学创作和研究关注的重要领域，二者的关联性是乡土文学研究始终关注的“深层结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出现了“新乡土中国”和“新乡土文学”的命名。冠“乡土中国”与“乡土文学”以“新”，凸显变化了的“乡土中国”和“乡土文学”，是因应了二者的变化。在最初的命名和后来的研究中，乡土文学和“新乡土文学”侧重讨论的均是乡土小说。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中，讨论从乡土文学到“新乡土文学”的演变，尤其是在“新乡土中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中阐释“新乡土文学”，是研究当代中国现代化叙事的重要方面。
一
乡土文学是对乡土的现代发现。如同新文学在中西对话中产生和演变一样，现代乡土文学的出现也与西方现代文明对乡土中国的冲击有关。正是由于乡土中国表现出对西方现代文明的疏离而又被卷入现代化进程中，知识者和写作者才对乡土中国的状况给予了极大关注。传统乡村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现代化必经的历史过程。在文学领域，乡土小说正是乡土中国发生裂变的审美反映。贯穿其中的基本问题是现代化对乡土和乡土文学的影响，以及作家在价值和审美两个层面对乡村社会现代转型的回应。
如何认识和叙述乡土中国的“乡土性”，是乡土文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乡土性”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区分了“乡土基层”以及和“乡土基层”不同的“社会”。他提出，“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一论述显然隐含了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中国与西方这样的二元性视角。我们讨论乡土文学时关注的乡土，大致是费孝通所说的“乡土基层”和“乡下人”。关于“乡土性”，费孝通的解释是乡下人离不开泥土、“黏着在土地上”的不流动性和熟人社会，差序格局和礼俗社会的根源都在于“乡土性”。无论是从社会学还是从文学角度观察，“乡土性”都是在人与土地的关系中呈现的。费孝通形象地叙述了这种关系：“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这便是人与土地的命运。进入现代以来，家、国、天下及三者的伦常关系都在变化，维持乡村秩序的“礼”作为社会规范失去了原来的有效性和坚固性。“现代性”因而烛照出了“乡土性”的幽暗，现代以来文学中的国民性与“乡土性”密切相关。乡土中国是礼俗社会，又长时间处于稳定状态，因而乡土中国被视为“传统”和“传统文化”的象征。这些特点基本决定了乡土中国和乡土文学的面貌。
尽管“乡土性”和“现代性”不是对应的概念，但“乡土性”是在“现代性”的参照下被阐释的。知识界、文学界对“现代性”的反思通常会带来对“乡土性”的重新认识。乡土文学和“新乡土文学”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关。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自现代以来一直在探寻自身的现代化道路。一方面，它不能自外于世界的现代化历程和经验；另一方面，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具有独特的脉络和特色，需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化叙事是一种关于社会进步的想象或幻想，深受西方现代化理论支配。作为一种解释性图式，西方现代化理论有其历史背景、政治功能、意识形态诉求和文化意义，第三世界的现代化实践是被排斥在现代化叙事之外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现代化叙事在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成为显学。学术界将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世界关联起来，从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人的现代化、制度创新、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等方面入手，初步形成了讨论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理论框架。而乡村现代化一直是理论研讨和实践探索的焦点，这是乡土文学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从中国国情和文化出发，是接受“现代性”、反思“现代性”、探寻中国“现代性”，以及讨论“新乡土中国”和“新乡土文学”的前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新定义了现代化理论，其实践也改写了西方的现代化叙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便是宏大的现代化叙事，而从乡土中国到“新乡土中国”，则是现代化叙事的一条重要线索。所谓“新乡土中国”，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乡土中国，其最终目标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完成乡土中国的转型，完成乡村振兴的历史使命。
只有在乡土中国发生根本性变化时，植根于乡土中国的乡土文学才会有新发现和新书写。我们可以把因现代化冲击产生的乡土文学纳入现代化叙事中，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生变化的“新乡土文学”则是一种全新的现代化叙事。“新乡土文学”承接了现代乡土文学的传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乡土文学的基础上，以巨大的热情关注和书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新乡土中国”，由此改写了乡土文学的历史。在历史维度上，“新乡土文学”在反思之中重述了乡土历史，建立起现实和历史的关联性；在现实维度上，“新乡土文学”关注现代化进程中人与土地的命运，进入新时代后以乡村振兴为主题，书写新的山乡巨变；在价值维度上，“新乡土文学”试图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冲突中，展现文化层面的乡土中国；在审美维度上，“新乡土文学”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同时，广泛吸收和融合其他创作方法，在人物塑造、叙事方法和文本结构等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
在这一持续的历史过程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40年代的解放区文艺、五六十年代的农村题材创作和80年代以来的“新乡土文学”，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条重要脉络。不同阶段的乡土文学既有断裂也有联系，而非简单的新旧因素的更替。只有在长时段中考察，才能在乡土文学的参照下命名“新乡土文学”。新因素不断累积进而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价值判断、审美方式等方面出现持续的变化后，才有讨论“新乡土文学”的可能。作为现代化叙事的一部分，和现代乡土文学相比，改革开放以来的乡土文学经过40余年的发展、变化和累积，具备了成为“新乡土文学”的条件，其间蕴含了文学对乡土的再认识和对“新乡土”的新发现和新书写。可以说，文学为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叙事打开了辽阔的空间。以往的研究对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之间关系的讨论显然有待深化，从这一角度出发，或可对乡土文学作出新的阐释和解读。
二
从鲁迅的乡土小说开始，乡土就不是一个单向度的、纯粹的范畴；它也不是单单指涉一个确有所指的地点（故乡），而更多代表一种价值。无论是鲁迅笔下的S城，还是萧红笔下的呼兰河，抑或是沈从文念兹在兹的湘西，都是作家在离开故乡之后对乡土的重构。因为有了现代与乡土的时空落差，他们笔下的乡土在超时空的范畴中总是预先就已经凋败的。
正是因为置身现代时空又被现代文明所塑造，书写乡土的作家才有了观照乡土的参照物。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使用了“侨寓文学”概念，所谓“侨寓”即寄身他乡。这个概念一方面指出了现代文学初期作家文化身份的基本属性，另一方面也在叙事学层面确立了整个现代文学时期乡土文学的基本叙事模式，即“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即便鲁迅之后的乡土小说作家很少直接在小说中套用这种叙事模式，但以空间移动为表征的阶层流动和艰难的主体化过程，还是作为隐形的情结深刻地铭写在新文学作家的文化心理之中。在这样的叙事模式和文化心理中，乡村与城市成为一种结构关系，城市无论是显现的还是隐形的，始终作为现代文明的参照物存在着。我们在路遥、贾平凹等作家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小说中都能看到这种结构关系；即便是21世纪之后，在表现乡下人进城主题的小说中，乡村与城市的结构关系依然在变化中存在着。“乡土基层”被裹挟成为农业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冲突区，这不仅成为现代乡土文学产生的动因和表现的主题，也成为新文学诞生以来审视和评估乡土文学的重要参照。因此，鲁迅开启的乡土小说和塑造的闰土、祥林嫂、阿Q等人物形象在文学的现代化叙事中具有经典意义。
在现代作家那里，乡土主要指向两个意义层面：一是附属于整个系统性的启蒙工程，对乡土加以再现的目的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是在价值判断上对“乡土性”的一种否定；二是以诗化形式实现作家浪漫主义、个人主义的自我确证诉求，乡愁便是对逐渐消失了的“乡土性”及其风物的一种回望和怀恋。其中，第一个层面将乡土视为亟待离去的空间，封闭静止的乡村是愚昧和贫弱的，而在乡土空间之外高悬着一个全新的、充满异质性的价值空间，因而离乡和进城成为乡村与城市结构关系的另一种呈现。从根本上看，这个价值空间是一个迥异于传统价值秩序的现代空间，其在事实层面和价值层面的存在对深陷于传统的、闭塞的乡土空间的作家构成了极大吸引力。这正是作为现代化叙事价值立场的启蒙主义在乡土文学中一直赓续的原因。乡土的第二个意义层面由第一个层面延伸而来，投身于全新价值空间的作家虽然在理念的意义上接受了现代文化，但却很难在实际生活层面将抽象的价值经验化，于是他们转借浪漫主义的抒情形式（浪漫主义诗歌、诗化小说或抒情散文）来完成主体的自我认同，抵抗现代化的弊端，呈现出一种道德理想主义色彩。此外，左翼作家在这一时期的创作具有特别的意义。在柔石《为奴隶的母亲》中，被侮辱被损害的春宝娘，其悲惨命运凸显出乡村阶级压迫的残酷。叶紫的《丰收》等小说，呈现了20世纪30年代农民命运的悲惨和抗争的悲壮，他塑造的立秋、云普叔、福生、梅春姐等是乡土文学中颇具典型性的人物形象。左翼作家的乡土文学作品对阶级压迫和阶级反抗主题的呈现，成为解放区文学“革命叙事”的先声。
乡土在上述两个意义层面之间不停切换，作家的主体化过程所依托的空间，就是这个无论从哪个层面来看面目均已不再纯粹的乡土。这里的困境是，无论作家的主观意图如何，都无法将乡土从现代化或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剥离出来。在乡土被纳入现代化的过程中，战争与革命改变了乡土中国的命运，乡土的面目远比作家意识到的要丰富和复杂。随着中国历史进程的发展，乡土文学的定义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又将发生变化。
三
真正引起乡土文学转变的是解放区的文艺实践。前述乡土的两个意义层面虽然在表现形态上判然两分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但归根结底都是对个人主义的演绎和对乡土文化的认知，其价值判断是启蒙主义的。随着解放区文艺实践的展开，乡土才在一定程度上沥干了主观性的个人抒情成分，转变为“翻身道情”。写作主体的革命化、阶级化，也重构了文学与乡土的关系。这就引发了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的关系问题，而这一问题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文学创作和研究中。
关于解放区文艺，周扬1949年在《新的人民的文艺》一文中，对《中国人民文艺丛书》177篇作品的主题作了粗略统计。其中，写农村土地斗争及其他各种反封建斗争（包括减租、土地改革，以及反对封建迷信、文盲、不卫生、婚姻不自由等）的有41篇，其他主题的作品如写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工农业生产以及陕北土地革命等，其实也涉及乡土文学的基本问题。这篇文章提及的作品，如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马健翎的《血泪仇》《穷人恨》，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孔厥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贺敬之等的《白毛女》，柳青的《种谷记》，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及秧歌剧《兄妹开荒》，等等，都呈现了周扬所说的主题意义。以往对解放区文艺表现的减租、土地改革，以及反对封建迷信、文盲、不卫生、婚姻不自由等主题的分析，通常侧重于关注革命叙事。其实，周扬所说的“反对封建迷信、文盲、不卫生、婚姻不自由”等，也与现代文明相关。减租、土地改革等一系列革命举措是为了使乡下人翻身解放，乡土中国由此开始发生结构性变化，乡土时空蕴含了革命与现代化的复杂关系，表现上述主题的解放区文艺作品也包含着一种现代化叙事。
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区文艺经验迅速推广到全国，在很长时间里决定了当代作家对乡土的书写。当代文艺实践真正实现了乡土小说叙述视角的转变，乡土也从怀恋的对象、批判的摹本转变为洋溢着巨大历史动能的实践性、革命性的全新空间。在这里，乡土不是故乡，而是社会。以往乡土文学中的个人抒情，更多地转变为翻身解放的诉求。作家不再是离开乡土的“侨寓者”，而是有鲜明阶级立场的乡土革命者，个人主义失去了存在的土壤，现代化实践的主体和现代化叙事的主体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创业史》（第一部），是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乡土文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在这条线索中，赵树理的《三里湾》，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小传》，沙汀的《卢家秀》，王汶石的《风雪之夜》，浩然的《艳阳天》，等等，突出表现了新中国农村生活中的社会主义力量。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新人特征。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民，《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形象是柳青着力塑造的。梁生宝身上体现的集体主义精神，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时代精神。《创业史》影响巨大，路遥继承了柳青的创作精神，《人生》对新时期农村青年出路的再思考，延续了《创业史》中徐改霞的人生道路问题，小说的题记便是柳青的名言，其中说道：“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创业史》对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平凡的世界》可视为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业史》。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到解放区文艺，再到五六十年代的农村题材创作，乡土文学观察乡土中国的视角、评判乡土中国的价值观和书写乡土中国的方法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这样的变化中，五六十年代关于乡土中国的小说，是乡土文学还是农村题材创作，其实不必在概念上过于纠结。我们无法以最初的乡土文学来定义五六十年代的农村题材创作，但对于乡土文学的认识和界定不妨宽泛一些，如此也可以将这一时期的农村题材创作纳入广义的乡土文学范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改变了乡土中国，也改写了乡土文学。
评判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乡土文学的意义，需要将其置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时代背景之中。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中，五六十年代的乡土文学同样是现代化叙事的一部分。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任务；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修改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但如何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已经不能完全适用。这一时期的经验与教训，影响着乡土文学的创作和在文学史中的沉浮。如果我们在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的双重视角中讨论五六十年代的乡土文学，或许更能贴近历史语境和乡土中国的真实面貌。
四
在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80年代文学是以重建乡村历史叙述开始的。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小说思潮的演进通常被叙述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与“新写实小说”。在这个序列中，也有一条乡土小说的脉络。我们今天仍然提及的许多作品，都是描写乡土之作：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华的《芙蓉镇》，贾平凹的《商州初录》《浮躁》，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何士光的《乡场上》，蒋子龙的《燕赵悲歌》，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先锋”“新写实”的特点或多或少也都体现在乡土文学中。乡土文学的价值判断和创作方法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正是乡土文学演变成为“新乡土文学”的一个表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改写了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叙事。在历史转折时期，乡土中国再次被置于中国社会前沿，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和成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之所以重要，与乡土中国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独特位置有很大关系。乡土中国被纳入现代化建设蓝图后，如果参照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乡土小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此类作品可以称为“新乡土小说”。此后，乡土小说之“新”几乎都与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作家对现代化模式的认知有关。在这样的现代化叙事中，反思性得到凸显。可以说，“反思文学”是重建乡土叙事的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乡土文学”贯穿着一条重述乡村历史的线索。
“反思”并不等于“断裂”。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乡土文学一脉相承，80年代以后的乡土仍然是潜藏着巨大历史动能的实践性、革命性空间，尽管关于革命叙事的模式发生了变化。在文学内部，80年代以后的“新乡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和五六十年代的乡土文学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当把高晓声和赵树理放在一起讨论时，我们或许可以说《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系列小说”也是“问题小说”；而在阅读路遥时，我们自然会想到柳青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注重“文学性”的文学史叙述往往径自绕过五六十年代文学，将80年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直接关联起来，80年代初期乡土文学呈现出的面貌恰恰是对这种叙述的质疑。汪曾祺以《受戒》《大淖记事》重回读者视野，汪氏的乡土小说被很多研究者视作现代文学经验（特别是现代文学的抒情传统）在80年代的复苏。但也有学者注意到了汪曾祺与五六十年代文学的关系，提出五六十年代的文化实践特别是赵树理的创作对汪曾祺在80年代的小说创作的影响。因此，在“联系”之中讨论“断裂”，才能既将乡土文学和“新乡土文学”视为整体，又能突出二者的差异。
20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叙事是在复杂的结构中展开的。乡村社会的现代转型、反抗帝国主义入侵的民族战争、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的革命，都是现代中国历史的重要脉络，这些脉络在乡土中国中纵横交织。历史交替之际，文学创作通常以重新表现和书写历史的方式来衔接历史。重述乡土中国的历史，构成了“新乡土文学”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新乡土文学”的价值判断和创作方法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当中既有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认识，也有西方现代化叙事的冲击，以及现实主义的新变和其他创作方法的影响。如果以《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李顺大造屋》《剪辑错了的故事》等为例，这些作品无论是对当代历史事件的反思，还是对土地与人的命运的思考，都带有鲜明的或潜在的启蒙主义立场。其中重要的问题是，基于现代化的价值判断，革命作为现代性的功能和代价是什么。这构成了80年代以来文学重述乡土的主题之一。
20世纪80年代文学重述乡村历史，在书写的时空上相对短小和狭窄，90年代以后，乡土小说敞开了更宏阔的时空，乡土与乡土之上的人的命运也更为复杂和曲折。90年代以后出现的几部长篇小说，如《白鹿原》《笨花》等，是表现乡土中国的重要作品。李佩甫的《羊的门》和陈忠实的《白鹿原》均截取了较长一段时间，以此呈现一个自然村落的历史变化和伦理格局的动态变迁。尤其是陈忠实的《白鹿原》，被称为史诗之作。陈忠实超越了以往文学作品中现代史叙事的局限，从民族文化心理切入，在繁复的人物关系中描绘中国现代历史风云，白嘉轩、朱先生、鹿子霖、鹿兆鹏、白灵、白孝文、黑娃、田小娥等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的重要形象。可以说，在“新乡土中国”的语境中，《白鹿原》关于乡土中国的叙事抵达了历史深处。在《白鹿原》《羊的门》中，乡土不再缄默，时代的变迁给乡土注入了更具复杂性的历史内容。在动态的历史变迁中，乡土的变化与城市的发展都是现代化叙事的重要内容。除此之外，还需强调的是，乡土自20世纪以来就不断被当作中国的象征，因此，书写乡村历史的作品也往往被解读为书写中国的寓言。这种解读模式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不断重复并得到加强，《白鹿原》式的书写“民族秘史”的模式，突破了现代性的线性叙事模式，给有志于书写中国现代历史的作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叙事框架。
我们注意到，21世纪“新乡土文学”在重述历史的同时，也深度介入乡土现实，乡村的现代化历程在历史与当下的关联中得到更充分的呈现。阿来的《机村史诗》以6部既独立又有关联的作品构建了一幅藏族乡村的长卷，他在50年的时空中写出了乡村的命运。阿来在审美上再次回到“人的文学”层面，坚持“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并重新定义了“史诗”的概念：从写英雄、神灵转变为写人、写普通人，记录与表现社会变迁的轨迹和方向。
毫无疑问，在重述乡村历史时，现实主义仍是“新乡土文学”的创作方法，但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已经不同。经历了现代主义冲击之后，“新乡土文学”采用的创作方法更为丰富多样。由于创作方法的敞开，“新乡土文学”有了重述乡村的更多可能，这在陈忠实的《白鹿原》、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和铁凝的《笨花》等长篇小说中，都有所体现。文学观念、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的多样性，在相当程度上既是现代性影响的结果，也是反思现代性的收获，在这一层面上，“新乡土文学”超越了乡土文学。
五
“新乡土文学”在重述历史的同时，以巨大的热情关注乡土现实，现代化进程中乡土中国的新变成为作家书写的重点。作为一种现代化叙事，“新乡土文学”只有植根于现代化进程中，才能贴近并参与“新乡土中国”的文化建构。如何进入乡土，城市、城镇再次成为参照。现代文学时期乡土文学中隐含的城、乡结构，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因为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更为凸显，农村人进城（镇）的故事，成为“新乡土文学”的一种主要书写模式。这种结构和模式，连带着贫困与富裕、愚昧与文明的差异和冲突。与之前不同的是，城市不只是乡土的参照，而是已经渗透到乡土之中，而从80年代便开始的乡下人进城也影响了城市现代化的面貌。更为重要的是，乡土自身也或多或少进入了工业化状态。
20世纪80年代，最初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和路遥的《人生》等。在这类作品中，城乡之间现实存在的差异瓦解了对乡土作纯然抒情和理想化处理的可能。这或许又可以理解为被纳入现代化进程的乡土空间敞开了，土地和人的命运选择出现了新的可能。当乡土社会的现代转型真正开始时，乡土与城市作为一对差异性的范畴再次进入文本表征的空间。在当代文学史上，陈焕生和高加林都具有典型意义。在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小说”中，《陈奂生转业》和《陈奂生出国》都没有受到特别关注，但两篇小说叙述的农民转业和出国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前景和困境以及乡土与世界关系的新变和尴尬。高加林集中了现代青年坚毅自信和农村子弟踏实奋进的品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鸿沟成了他矛盾性格的底色，其背后涉及的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的冲突很可能是包括路遥在内的那一代人无法彻底回答的问题。在《人生》的结尾，被城市拒绝了的高加林回到农村，匍匐在土地上接受了德顺老汉的训导：“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一代养活了我们，没有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会有！”路遥在作品中对高加林所向往的现代生活方式和个人选择作出了自己的思考。
乡土与城市分别指向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所谓“上城”和“人生”十字路口的抉择暴露出这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无法兼容。陈奂生在“上城”之后展现出的种种令人心酸的滑稽之态，正是这两种生活方式直接沟通之后引发的不协调。“人生”这个题目的背后其实潜藏着一个隐形的“意象”，也即“道路”隐喻。立足于人生十字路口的作品主角往往有故事。处在十字路口的主人公身上的故事性来源于对两条不同人生轨迹的抉择，高加林正是如此。他徘徊在巧珍所隐喻的凝结着作家本人浓厚乡土情结的“乡土与传统”，和黄亚萍所昭示的那个更虚幻却也更具吸引力的“城镇与现代”之间。对乡土的抒情性体验和来源于城镇的种种现实阻碍，使高加林无法做出斩截的抉择。由此来看，高加林的矛盾也是20世纪80年代社会文化本身矛盾性的一个缩影。
在《人生》之后，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描绘了更广阔的城乡世界，与面对抉择疑难的高加林相比，孙少平坚定了许多。《平凡的世界》自问世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经久不衰的欢迎。孙少平的人生经历，带给千千万万年轻人巨大的精神力量，他在困境中永不低头的坚强姿态和持之以恒的奋斗始终能给年轻一代以震撼与慰藉，受其激励和感发，很多人甚至因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路遥以独有的真诚赋予作品强烈的感染力，《平凡的世界》在人物刻画、城乡选择等问题上触及的牺牲精神、人道情怀、史诗性等问题以及作品的表现方式，使其在“新乡土文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化进程改变了乡村。如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所叙述的那样，乡村在“浮躁”之中敞开了，这才有了小说主人公金狗迂回曲折的人生道路。但《浮躁》呈现和蕴含的矛盾，延续到了90年代的乡土之中。到了90年代，路遥在《人生》中呈现的高加林式的困境，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个命题原本的伦理维度而上升到存在论范畴。如果说80年代的乡土中国是在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之间选择了现代和开放，那么到了90年代以后，我们便无法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来叙述乡土中国的文化或精神特征，此时的乡土叠加了更多复杂的因素。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的冲突虽仍然存在，但已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新乡土中国”具有了多面性，这是90年代以后乡土文学具有多种面向的现实基础。在讨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乡土文学”时，我们首先要看到乡土中国巨大的历史进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20世纪90年代的关键词。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迅速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如果说80年代的作家尚能寻觅到，或者错认某种仿佛亘古不变的原初的“乡土性”，那么到了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作家面对的更多是与城市相对应的乡土。正如我们在上文分析新文学作家文化身份的基本构成时提到的那样，20世纪中国作家的乡土经验决定了他们对“现代性”的空间想象模式。8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作家也概莫能外，他们或是少时生长在乡村，对“吾乡吾土”有着血肉相关的切身体验；或是曾经下放到农村，抑或是作为知青去农村，对乡村生活具有一定的真实感受，并与土地和农民建立了亲密深厚的情感。这种想象和叙述模式在90年代以后受到挑战，现代乡土小说叙述乡村的模式虽然延续到“新乡土小说”中，但“新乡土小说”面对的是急遽变化了的“新乡土中国”，所以，它本身也随之具有了新的特质。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直面的正是“乡土性”与“现代性”夹杂的“新乡土中国”。“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乡土小说创作，直接表现为小说家对乡村困境的关注。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何申的《乡镇干部》等，成为90年代重点讨论的作品。80年代虽然有些“浮躁”，但改革进程中的乡村在文学中被赋予了历史进步意义。即便在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系列小说”，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浮躁》，蒋子龙的《燕赵悲歌》等作品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小说家对历史进步的乐观。“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刘醒龙，在90年代初期创作了《村支书》和《凤凰琴》。从“浮躁”到“艰难”，90年代以后乡土小说呈现的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化。“艰难”可以分享，但“艰难”如何摆脱，“艰难”中的乡村如何走出危机，这些正是乡村现代化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它考验着小说家的知识、情怀、道德和能力。包括“现实主义冲击波”在内的“新乡土小说”带给我们思考的问题是：乡村在发展中出现的危机是“乡土性”还是“现代性”的症候？“新乡土小说”如何解决现代化叙事中的矛盾与困境？
有意思的是，21世纪以来，乡土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几乎都是长篇小说，这既与乡土问题本身的容量有关，也与作家观察把握乡土的视野和结构能力有关。贾平凹的《秦腔》等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50后”“60后”作家耳闻目睹了乡土在20世纪下半叶经历的种种沧桑变化，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选择以历时性的、近乎历史编年体的方式呈现乡土的流变，长篇小说的总体性视角和庞大体量为他们全方位、多维度描写乡土提供了合适的艺术形式。除此之外，红色经典作为“50后”“60后”作家最早接触的文学作品，也一再诱发了他们的史诗性冲动；他们渴望通过自己的“作品世界”重建另一种历史叙事（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私人叙事）的可能性。在这里，城与乡、离乡与返乡的涵义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甚至80年代的乡土文学已有很大不同。此时，乡土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成为重要的问题。
六
“新乡土文学”在以巨大的热情表现乡村发展进步的同时，也以深刻的忧患意识面对乡村工业化、城镇化中的困境。在对现代化弊端的思考中，乡土及其“乡土性”的文化意义被重新发现。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乡土作为一种价值，曾源源不断地为中国作家提供了建立主体性的内在资源。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乡土不断退出现代性体验的核心位置。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经验，乡村、乡土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需要再造和重新阐释。
乡土中国因发展缓慢而在文化结构上相对稳定，甚至有时处于停滞状态，因而成为传统文化的一种表征，现代乡土文学中潜在的传统与现代的结构关系呈现了乡土作为传统文化栖息地的符号意义。但乡土文学的经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遭到了挑战，“新乡土文学”面临的是“新乡土中国”。一方面，对国民性的批判仍然是“新乡土文学”的一个主题，而且被纳入人的现代化谱系中；另一方面，在时代急剧变革中，具象的乡土又被赋予了抽象的文化意义，以重释传统回应西方现代性，以激活传统抵抗现代化弊端，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20世纪80年代一度兴起的“文化热”表明，知识界和文化界开始从文化角度思考现代化叙事问题。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西学再次东渐，现代化理论成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参照。随之而来的是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还是资源，再次成为问题的焦点。如果从整体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障碍”和“资源”是一体之两面。如果我们无法否定“新乡土文学”承接乡土文学批判国民性的历史与逻辑基础，就不能不承认“乡土性”中的劣根性，这是需要在现代文明进程中加以改造的部分；但与“乡土性”相关的文化属性能否完全被“现代性”替代，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乡土文化对于现代化的意义在哪里？
在文化本源的意义上重新发现乡土的价值，是进步中的回退，“寻根文学”由此向我们提供了认识乡土和解读“新乡土文学”的另一个视角。时至今日，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一文对于我们重新思考“寻根文学”的谱系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篇文章中，韩少功以一种充满民俗学和人类学色彩的笔调对乡土展开了一番细致的钩沉。在韩少功的论述里，文学的“根”也就是“文化之根”，而文化之根又潜存在现实、现代性的视域之外。当然，时隔多年之后我们重读这篇宣言不难看出，韩少功笔下的乡土不是社会性存在的、现实的乡土，他笔下的乡土、根同样是某种价值的体现。除此之外，韩少功在这篇文章中频频提到了“民族”“世界”等概念，在这种全球视域的观照、阐发下，乡土获得了它的地域性内涵。对特殊性和地域性的强调自然而然地与个体的审美经验密切相关，但充满地域性的乡土在全球化进程中又具有怎样的意义，这一点在现代化叙事中被不断追问。
显然，在乡村与城市都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之后，这两个概念的所指已经远非其本来的内容。在张炜的《融入野地》那里，城乡变成了形而上“存在”的两种状态。张炜特意选择了“野地”这个词来喻指“乡土”的形而上含义，野地的苍茫无际在隐喻的层面指向无区隔、原初、无限等抽象概念。《融入野地》原本是张炜长篇小说《九月寓言》的“代后记”，它在文本之外诠释了《九月寓言》的意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乡土文学”中，《九月寓言》独具意义，它超越了城与乡、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结构，在精神本源层面重新理解乡村作为文化的意义。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浪漫主义的又一次复苏，在张炜创作于这一时期的一些小说中，自然、乡土、精神性等浪漫主义元素汇聚在一起。浪漫主义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每一次浮现，几乎都需要某种特定的现实背景，我们不妨将这种背景称作“浪漫主义氛围”。简单来说，就是浪漫主体总是需要在与其充满限制性的“对立面”的博弈中实现自己无限的主体性。张炜像其文学前辈沈从文那样，以原初的自然风景喻指乡土，并以理念中整一存在的乡土—自然对抗城市文明和现代文明。这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作家对西方式现代化弊端的认识和抵抗。
对乡土文化意义的再发现，并不能简单消除乡土因工业化而面对的困境。张炜一再将野地所象征的理念与知识分子的精神性作对比，乡土及其自然存在被张炜用作市场经济语境下与流俗抗争的利器。在李锐的《太平风物》中，作为农耕文明的象征，“农具”既是器物，也是一种生存方式，人与土地因此血肉相连。这样一种亲和关系，在工业化之后逐渐消失，农具已经锈迹斑斑。“农具”的历史诗意和现实困境，正是乡土中国的矛盾所在。“新乡土文学”在以“乡土性”抵抗现代化弊端的同时，也要防止过于道德化和理想化的倾向。对乡土文化意义的再发现，不能置身于现代化进程之外，汲取、转换都是对乡土的重塑，这从一个方面表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对“新乡土文学”的要求。因此，“新乡土文学”的现代化叙事需要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特点，积极探索破解乡村社会现代转型难题的路径和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的中国小说史中，乡土题材作品具有绝对优势，不同代际的作家都对乡土有着难以释怀的情结。进入21世纪后，乡土经验似乎成了一种代际性的“区隔经验”。“50后”“60后”作家仍在不间断地书写乡土的历史与新变，贾平凹等作家在21世纪均创作出了其个人写作历程中的高水平之作，这些作品大多是书写乡土的。而“70后”“80后”乃至“90后”作家的主要叙事空间则转向了城市，乡土已经不再是新一代作家“感情结构”的基本元素，也不再作为作家对世界进行摹想的主要原型。无疑，城市文学也是现代化叙事的一部分，它的兴起并不是对乡土文学的压缩，而是现代化进程的一种结果，城与乡的结构关系和内涵的变化也将重构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叙事。无论是乡土的历史经验，还是乡土的现实状况，都需要不同代际作家从各自的视角进行观察、思考和把握。
在乡土中国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下，“新乡土文学”需要重新认识和反映乡土。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价值冲突在乡土中国表现得非常激烈，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加以整合。正如有学者提出的那样，“新乡土文学”既要关注工业文明冲击后的乡土，又要关注后工业文明对乡土的辐射。创作了《机村史诗》并关注乡村生态问题的阿来由此提出了另铸乡土和乡土文学的问题，这是深化现代化叙事的题中应有之意。另铸乡土文学的可能和前景在近几年的小说中开始出现，赵德发的《经山海》、范稳的《太阳转身》、阿来的《机村史诗》、关仁山的《白洋淀上》和乔叶的《宝水》等，都是值得关注的书写乡村振兴之作。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呈现了“新乡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壮丽景观，或讴歌新山乡巨变，或叙述脱贫攻坚，或关注农村儿童，或表现生态文明建设。面对快速发展的“新乡土中国”，一种新的语境和新的乡土生活正在生长，激活历史经验、反映时代精神的“新乡土文学”之新质也在发展和累积之中，这是以文学的方式呈现乡土中国和重构“乡土性”的一个新阶段。
从乡土中国到“新乡土中国”，既是社会的也是美学的嬗变史。置身其中的写作者，其裤管自然粘上了泥土、浸透了露珠，乡土文学则是在大地上生长出的庄稼。当作家用心去观察、思考、描绘乡土中国时，展现的不仅是土地与人的命运，也显露了自身想象乡土中国的方式，这反映出文学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紧密关系。如是，乡土中国现代化叙事中的“新乡土文学”，既是思想史建构中的文学参与，也是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再反思与再探索。在中国的现代化叙事中，如何叙述乡土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问题，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新乡土中国”的大地上，我们有理由期待变化中的“新乡土文学”成为其中最美丽的风景之一。
（本文注释内容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