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经典”在当代已经成为一个泛用的日常名词，和“高级”“传统”“品位”等意义群密切相关。“经典”的本来含义，是指那些为一个民族所普遍承认的、具有权威地位的、内涵丰富的书籍。

围绕“经典”在当代语境中的“泛化”，一系列理论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人类文明史上出现过的哪些作品足以成为文学经典？文学经典的形成过程是怎样的？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一种历史的视野，对东西方文明视野中的经典传统及其建构历程进行理论化的审视。

文学经典的定义与“古今之争”

要说清楚“文学经典”，我们先得对人类文明历程中曾经出现过的经典现象进行一番简单的列举与归纳，借此来获得一些关于文学经典的当代理论所要批判和针对的“正题”。

在中国传统中，“经典”的首要义项之一，是“常”，亦即普遍性。“经典”的首要义项还包括“尊”，亦即权威性。

普遍性与权威性，或者说中国古代士人所信奉的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万世不易之法”，由“六艺之学”亦即经学所呈现。对六经亦即《诗经》《尚书》《仪礼》《乐经》《易经》和《春秋》的学习，意味着对普遍高尚的君子品格的学习。

义理与文辞的渊薮，都隐藏在六经及其解释系统的复杂意义网络中，等待着有志之士去研习。经学不断发展，延伸为“十三经”，成为读书人追求功名、参与科举的必读书目。关于“十三经”的各种注疏汗牛充栋，其中也包含着意见歧生的各家各派，如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和宋明理学等。直到晚清，经学依然为重大的历史政治事件提供着理论依据，这方面的代表作当属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无论古今，中国的“经典”的定义相对而言比较稳定，其中包含着“普遍性”“权威性”的义项。但“经典”的具体内容和相应的解读方式，则呈现出“因时而动”“因地制宜”的特征。

在西方，用于探究各民族之共同经典根柢的学问叫作“古典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罗马学问的探究开始盛行，古典学开始登场，并逐渐在近代早期直至启蒙时代的数百年里，成为人文学问的主要范式，并最终在19世纪成为正式学科。古典学的基本功是古典语文学，就其定义而言，古典学毫无疑问旨在为西方文明树立经典的“普遍性”和“权威性”。

“古今之争”有其具体的政治与社会背景，其核心的争论焦点，乃是如何看待古代经典和现代经典的品质高低。

现代性视野中的文学经典化问题

如今被视为经典的许多作品在其尚处于大众文化的阶段时，并未尝显著体现出对“高层次”的密切期盼。但在广泛的传播和被阅读、解释的过程中，这些作品逐渐会被“经典化”。

鉴于“经典化”关涉作品自身的意义系统，也关涉作品在历史接受语境中的解释学潜能，那么，在当代的文学理论视域里，“经典化”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必然和两个重要的维度密切相关：一个是涉及文学经典之思想和审美定位的形式论维度，一个是涉及文学经典之历史性生成的语境论维度。

先说经典化的美学维度。在“古今之争”的过程中，“崇今派”的基本立场之一，就是以其自身所处的巴洛克时代的审美趣味作为最高且最具典范性的趣味，以此来臧否过往经典文艺作品的审美层次。在“古今之争”的结尾阶段，伴随着“崇今派”的胜利，西方现代人文经典获得了学术上的正当身份，过往以传统经典为范本、认为文艺作品有高低层次的古典主义导向，逐步让位于一种对“真实”和“日常”顶礼膜拜的现代文学风格。

在此之后，作为哲学分支的“美学”（亦即“感性学”）诞生了，其目的是让“混乱的认识”和“微小的感觉”可以在归纳中获得确定性，从而协助现代启蒙思想，普及现代哲学和人性理念。在这方面，康德可谓居功至伟。

现代美学理论带来的“经典化”，实则是通过对过往经典文学文本进行细致入微的形式和意义分析，使之构成现代文学精神的经验素材和观念来源的。所以，文学经典化的美学维度中，实则暗含了文学经典化的史学维度。

进入近现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经典作品的地位，是由文学史和理论史的书写所赋予的。

在西方同样如此。启蒙时代以来，把经典化的历史过程还原出来的最具代表性的理论立场，当属赫尔德以降的近代历史主义解释学。在此之后，诸多浪漫主义批评家纷纷提出从历史的角度把握过去一些神圣经典的世俗意义的重要性。伴随着黑格尔《美学》和丹纳《艺术哲学》对19世纪的巨大影响，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美学和文论领域的普遍盛行，越来越多的文论家自觉从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和人类学等领域“取经”，缔造各式各样的经典化解释。

正如经典化的美学维度中包蕴着经典化的史学维度，经典化的史学维度中也不乏经典化的美学维度的渗透，后者要求史学探究中揭示文学经典之永恒不变的道德和审美价值。

后现代语境中的“去经典化”及其反思

该如何看待由“经典化”问题引申出来的“去经典化”现象呢？如果认为“经典乃是从美学到政治的多重因素合力作用的协商性结果”，那么，基于激进的“文化社会学”，“经典”被“编码”和“解码”的过程，就可以得到历史化的清理，其背后复杂的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导权问题也就能得到进一步的分析。具体来说，需要得到注意的“编码”实践，首先是民族国家和文化的自身塑造，然后是学校、文艺界等公共领域的立法与解释。而对这些“编码”的“解码”，则更多依据后现代理论展开，“把经典看作社会群体意识形态的建构，看作是一种文化政治的表征”，与此相伴的，则是对“审美”的激进解构：“审美的趣味和眼光不过是教育再生产出来的历史之产物。”而这样的解构，其实符合大多数当代人的常识。

布迪厄提出要关注作为一种社会场域的“文学场”或“艺术场”，把作品视为“被他者纠缠和调控的有意图的符号”，然后辨认社会场域是如何让作品的表达冲动变得“难以辨认”的；由此，文学经典的研究，应当更多关注社会空间如何通过“历史法则的社会炼金术”来抽取“普遍性的升华了的本质”。布迪厄试图反对“纯”美学的立场。

与布迪厄式的立场看似相反，在《西方正典》中，哈罗德·布鲁姆尖锐批评了当代流行的以政治、道德、宗教、种族和其他意识形态为基础展开文学研究的“憎恨学派”，坚信应当捍卫文学的“内在性”亦即“审美的力量”。但同时，布鲁姆在晚年“致力于对既有的理论进行某种修正和改造”，借此将“后现代主义的怀疑精神”和文化研究中的“去经典化”结合起来，发展为一种强调“误读”的“对抗式”批评。

“去经典化”的目的，是通过揭示经典生成的审美效应和历史过程，对其背后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操作进行批判性审视，从而挖掘在这些批判性工作的审查后，文学经典还剩余何种确定无疑、具有普遍价值和权威意涵的内容。这样的批判性工作，恰恰是经典化的美学和史学维度综合之后产生的题中之义。尽管对传统和经典的质疑，会引发诸多过激的乃至于过于简单化的政治指责。

我们会意识到，“去经典化”的趋势中，如果极端化、简单化为一种单纯武断的口号，就会带来严重的价值虚无主义。如果仅仅拆解一切通过美学和史学机制“建构”起来的经典形象，而不进行正面的价值引导和阐发，就会让一些近似于相对主义和政治刻板印象的判断甚嚣尘上。说一切都不是“经典”，恰恰也意味着可以说一切都是“经典”，这也就意味着这个概念在丧失价值判断的功能。如今，“经典”的标语空前泛滥，但对美和崇高的实在体验却越来越弱，相应的生存意义也逐步进入“亏空”状态。为了捍卫美和崇高等价值旨趣，也就要直面“经典”概念所遭遇的日益显著的危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再度回到文艺自身的审美和历史机制当中，追问一种关于“经典”的本体论，重启其应当具有的普遍性和权威性。返回经典传统，重启美学和史学的途径，悉心解读经典，将串联起一个文明对自身传统引以为豪的自觉与自信，有效回应我们时代的意义亏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