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鸥行：我尽量远离“文学文化”，坚守平凡生活
越南裔美国诗人、作家王鸥行（Ocean Vuong）2019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大地上转瞬即逝的绚烂》（On Earth We’re Briefly Gorgeous）的简体中文版于2023年夏天上市。在此之前，他已经凭借诗集《夜空穿透伤》（Night Sky with Exit Wounds）获得了T.S.艾略特诗歌奖——这是英语世界最重要的诗歌奖之一。《大地上转瞬即逝的绚烂》这本小说延续了他的创作主题：身份、创伤、记忆和爱，2020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大地上转瞬即逝的绚烂》书封
这部小说是一封写给他母亲的信，根据他在康涅狄格州的成长经历改编，讲述了一个名叫小狗（Little Dog）的越南裔美国男孩的成长故事，以及他与母亲、外婆和男友的关系。这部小说深刻地描绘了战争创伤对移民的影响，以及爱、记忆和美的力量。这部小说被评价为“一部关于美国的小说，也是一部关于人类的小说”。
这本书在2019年成为畅销书，这一年他还获得了美国麦克阿瑟奖（又称“天才奖”）。同年，他的母亲因乳腺癌去世。
给永远不会读到它的母亲写信意味着什么？这是《大地上转瞬即逝的绚烂》的核心问题之一。这本书是一部小说作品，也是一封写给王鸥行的母亲“玫瑰”（Rose）的自传。玫瑰是越南移民，从未学会阅读，在美甲沙龙工作了25年。王鸥行有一本与母亲去世有关的新诗集于2022年出版，名为“时间是母亲”（Time Is A Mother）。
据多家媒体报道，1988年，王鸥行出生在越南胡志明市（旧称西贡）郊外的一个水稻农场，他的外婆是一个几乎不识字的越南女人。他的外公是一名参加越战的美国白人士兵，和他外婆一共生了三个孩子，后来就再也没回越南。他两岁时和六位亲戚移民到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一起住在一套一居室的公寓里。
王鸥行常说自己是由女人带大的——他的父亲在全家抵达哈特福德后不久因殴打妻子而入狱，夫妻俩很快离婚。他小时候，母亲和外婆教他田间歌谣和谚语。他的家人都是文盲，他是家中第一个学会阅读的人。他11岁才开始阅读，15岁时曾在一家烟草农场打黑工。他后来在小说中描述了他在农场的经历。
目前，他往返于马萨诸塞州北安普顿和纽约市之间，在纽约大学艺术硕士课程中担任现代诗和诗学终身教授。也是《纽约客》、《大西洋月刊》和《纽约时报》等杂志的常驻撰稿人。他的小说已被翻译成37种语言。
王鸥行是在他的青少年时期开始写作的。他曾说，他最初是为了和他的美国外公沟通而学习英语，因为他的外公只会说英语，而他的母亲和外婆只会说越南语。他还说，他的写作受到了他外公的影响。他的外公是一个爱好阅读的人，给他介绍了很多经典的书籍，比如《了不起的盖茨比》、《老人与海》和《麦田里的守望者》。
他在高中时就开始写诗，他说他当时感到很孤独，写诗是他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2008年，他去佩斯大学学习市场营销，希望能养家糊口，但三周后就放弃了。他后来在布鲁克林学院受到了诗人和小说家本·勒纳（Ben Lerner）的指导，他说勒纳教会了他如何把诗歌和小说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是他让王鸥行认识到，写作生活是可能的。在此之前，王鸥行以为“所有的诗人都是天定的，是政府决定的，是奥巴马或布什之类的人说，‘你，你，你’。” 王鸥行的外婆死于骨癌，当时他正在布鲁克林学习。他后来在纽约大学获得了诗歌创作的硕士学位，他说他在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诗歌的技巧和理论，也结识了很多优秀的诗人和作家。
前《纽约客》编辑Daniel Wenger评价读王鸥行的诗就像看一条鱼在游动：他以肌肉发达的直觉驾驭着英语的各种水流。精确、诗意、有力可能是对王鸥行作品语言最贴切的评价。他的作品充满了变化、渴望和浓烈的情感，反映了他作为一个越南裔移民、一个作家、一个酷儿、一个战争的后代等身份的多重性和复杂性。他的作品常常展示他在文化、语言、性别之间的张力，以及他对自己身份的追求和困惑。
凭借诗集和小说在文学界崭露头角后，王鸥行在大众媒体的采访中逐渐透露他对一些作品主题的看法，媒体曝光度让他获得更广泛的关注。
英语中被忽视的有毒的男性气概
2019年王鸥行在“塞斯·梅耶斯深夜秀”（Late Night With Seth Meyers）节目中谈论他的这部小说，其中讨论了语言与有毒的男子气概之间的关系。在谈完他的书以及他的名字来源之后，主持人梅耶斯问王鸥行：“你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即在英语中，‘毁灭’（destroy）一词是如何被用来定义成功的，尤其是从男性的角度来看。你能谈谈这个问题吗？”
“在这种文化中，我们通过暴力词汇来赞美男孩，”王鸥行答道，“‘干得漂亮’（You're killing it）、‘你赚大了’（you're making a killing）、‘太猛了’（smash them）、‘干翻了’（blow them up）、‘你全力投入了这件事’（you went into that game guns blazing），我认为值得提出这样的问题：当我们的男人和男孩能够评价自己的唯一方式是通过死亡和毁灭的词汇时，他们会发生什么？”
他接着说：“我认为，当他们认为只有当他们有能力摧毁事物时他们才有价值，我们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种有毒的男性气概。”
2021年3月，美国亚特兰大几家水疗中心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以及其他反亚裔仇恨犯罪增加之后，这段2019年的采访视频在美国社交媒体上疯传。美国反亚裔种族主义并不是这起枪击案背后的唯一问题，官方称嫌犯有性瘾，将水疗中心作为目标是为了“发泄”。所有这些借口叠加在一起，正印证了王鸥行所说的内容：一个年轻人越来越愤怒，将仇恨指向妇女和有色人种，并用暴力——他所知道的唯一语言——来表达这种愤怒。
为少数族裔移民发声
王鸥行无疑是美国亚裔移民艰辛生活的见证者，他在2022年接受NPR采访时以外婆和母亲的生活工作为例，为移民正名：“难民和移民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力。生存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比如，你在夹克的内里缝制口袋放钱等等所有这些事情……我甚至可以说，我的长辈和世界上许多在地缘政治暴力中幸存下来的长辈，都是生存艺术家（survival artist）。”
王鸥行也常常被媒体赞扬他为亚裔美国人发声，不过，他对身份的划分和“多样性”保持警惕：“我认为，‘多样性’的缺点之一是，它将我们符号化，或者说，它可以将我们符号化为单个传统中的一个个小分支……比如亚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土著美国人、黑人作家。但事实上，所有这些传统都交织在黑人思想的阴影下……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到菲利斯·惠特利（Phillis Wheatley），再到鲍德温（Baldwin），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关于自决和自我尊严的反对派作品，不胜枚举。亚裔美国作家就在这项事业的中间。因此，在每一个阶段，我都必须说，我在这里是因为这些其他的人。”王鸥行认为必须将自己的写作传统归功于美国的黑人艺术家和思想家前辈，“我总是在他们的荫蔽之下工作”。
书写酷儿身份与美国的失败
王鸥行的走红无法避开身份写作这一事实。2019年他在接受GQ采访时集中表达过有色酷儿身份在美国社会的境况：“很多‘骄傲’游行都被晚期资本主义劫持，将酷儿的身体商品化……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安全、医疗保健权利、保护彼此的法律。对我来说，‘骄傲’必须迅速转化为‘关怀’。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轨迹，没有从一个到另一个的桥梁，我就没兴趣了……在很多西方作品中，我们要求凝聚力，尤其是酷儿身体的凝聚力。而我想问的是，当我们的生活无法获得凝聚力的特权时，我们如何才能写出有凝聚力的故事？有色人种的酷儿作家要想写出一个有凝聚力的故事，最终就是要写一个谎言。”
《大地上我们转瞬即逝的绚烂》在移民故事中加入了一个具有悲剧性的酷儿叙事脉络，不过，王鸥行不认为这是一个悲剧故事。他解释道：“作为一名作家，我知道我不想写悲剧。我想写的是美国的失败。因为当我们想到悲剧时，我们会想到它与酷儿身体的关系：酷儿身体失败了，所以是悲剧。但我想重塑的或许是，美国的男性气概本身就是一种失败，没有人在其中茁壮成长，包括书中的人物。人们迷失在阿片类药物中，这是美国的失败。这并不一定是将酷儿视为悲剧，而是我们所知的美国正处于悲剧的轨迹中。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没有以死亡结尾，而是以一位亚裔美国女性的笑声结尾，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越南裔美国诗人、作家王鸥行（Ocean Vuong）
对话
王鸥行和他的作品对身份、创伤、记忆和爱进行了令人惊叹、充满诗意的探索，小说也引起了许多中文读者的共鸣。不过，读者的激动与他关系不大。他是一名佛教徒，现在住在乡下，非常佛系。在休完了悠长的假期后，王鸥行施施然地回答了一部分采访问题，虽然简短但也颇有启发。以下是他的回答。
澎湃新闻：在阅读了《大地上我们转瞬即逝的绚烂》并聆听了由你朗读的有声书之后，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无处不在的创伤影响，另一个是你作为一个非母语者对英语的理解。我们先看创伤这个主题。书中很多的篇幅写到越南战争给外婆“兰”（Lan）带来了精神和身体上的伤害。这本小说在2019年出版的六个月后，世界遭受了一场大流行病的袭击，导致了广泛的社会创伤。考虑到这一背景的持续影响，你觉得读者可能会从“兰”克服创伤的韧性中获得哪些启示？
王鸥行：我不敢说创伤是可以“克服”的，更不敢说文学可以成为克服创伤的媒介。我更感兴趣的是用故事构建一个架构，让读者在其中体验快乐和创伤。毕竟，阅读是一种行为艺术。只有在阅读之后，文字才会变成故事——而这个梦会在读者的心灵舞台上上演。作为一名作家，我没有刻意追求意义的目标，也没有想让人们感受到什么的计划，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抽象是优越的，而是因为我认为那是徒劳无益的，而且会忽视读者创造意义的自主性。我不愿意将我的作品贴上“创伤”或“战争写作”的标签，因为我认为它们远不止于此，这取决于读者。
澎湃新闻：很显然，你对语言的感觉很敏锐。你也在很多采访中表达了你对语言的批判，比如你在2022年出版的诗集《Time is A mother》中有一首《Old Glory》表达了“英语语言如何被用来强化有毒的男子气概”的观点。这些观点受到读者的高度认可。这让我想起中国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语言包容性小组”。这个小组提问道：我们有没有发现，很多中文词汇的诞生，来自一个个痛苦的人？呼吁人们重新思考日常用语中的权力关系。比如，为什么我们习惯叫客户们“爸爸”、腱鞘炎也会被称为“妈妈手”、因为你做错了事，对方可能会教训你“你妈没教你吗”。当然，也有人反对，认为使用语言应避免过度政治正确。作为一个对语言使用十分精确的作家，你怎么看待语言在现在这个时代的发展？
王鸥行：我没有听说过 "语言包容小组 "的这一倡议，谢谢你提供的信息，这是一个迷人而美好的重新发现，也是我以后会思考的事情。
至于语言的演变，我相信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一个词的意义在于它的使用”。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掌握着语言的最终权力，而我们很快就会死去，下一代人将会根据他们的需要来塑造这项技术。我认为，专注于保留语言的旧的、过时的和原始的含义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如果把我们在地球上的短暂时光都花在这上面，我们就会生活在过去，无法真正体验现在或未来。
澎湃新闻：小说开头引用了中国诗人北岛的《同谋》：“自由，不过是猎人与猎物之间的距离。” 小说继而写道：“牛犊最自由的一刻是笼门打开，它们被赶到卡车上，送去屠宰的时候。所有的自由都是相对的，有时候你以为的自由根本不是自由，不过是笼子越变越大，离你越来越远。”看起来你赞同北岛对自由的诠释，你是否认为这种诠释是由亚洲文化中关于自由的历史叙事形成的？
王鸥行：我认为不可能将亚洲文化归结为“一种” 历史叙事，尤其是考虑到这些历史是如此庞大、错综复杂，有时甚至相互矛盾。例如，日本的“自由”与其帝国主义时期的征服是什么关系？北岛的这句话非常有价值，主要是因为它打破了特定的、静态的自由观念，坚持自由的相对性（猎物逃离猎人）及其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流动性。这幅图景吸引我的地方并不在于它对“地方”（land）的关注——而这正是大多数关于自由的论述的落脚点（例如：美国的“自由之地”），而是一个人在这块土地上的所作所为——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彼此的所作所为。
澎湃新闻：近年来有关美国亚裔移民的文艺作品多了起来，如《好想做一次》（Never Have I Ever）、《瞬息全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和《怒呛人生》（Beef）等都引起热烈讨论，这些对话也已不再关于亚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作为一名越南裔美国人，你如何理解自己的亚裔身份？关于种族问题，你也在小说里提到一个姓名不详的黄皮肤尸体没有被当成“人”而未能获得公正的判罚，因为当时法律界定人的概念时，只描述了白人、非洲裔和墨西哥裔人。你评论道：“有时候，连说出自己是谁的选择都没有，就已经被抹去了。”你对移民的名字如何影响他们在新家园的身份和归属感有何看法？
王鸥行：我很高兴西方出现了以亚洲人为中心的文化叙事，但我在兴奋之余也对这种情况能否持续深表怀疑。我担心美国人的想象力很快就会“厌倦”这股新浪潮，并要求回到过去。因此，我正拭目以待，静观其变。
我自己与我各种身份（包括性别身份）的关系是，它们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不能被 "解释"。我反对必须对生活或艺术中的任何事物进行诠释的观点，因为问题在于：为谁诠释？还有更迫切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要求白人作家诠释他们自己。我们不要求披头士乐队诠释他们的重要性。他们的价值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如果这种与生俱来是存在的，那么我想坚持认为，包括亚洲艺术家在内的所有艺术家都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当我把自己的身份视为需要向别人解释的东西时，就是我把自己贬低到别人之下的时候——我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在这一点上，艺术不再是在创造新的东西，而是在肯定一种对已有事物的错误信念。
澎湃新闻：小说中的“我”——小狗（Little Dog）和他的朋友崔福（Trevor）是两个在性别、毒瘾和归属感中挣扎的年轻人，你是如何描写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在书写酷儿群体的爱与欲望时，你面临哪些挑战？
王鸥行：在写小狗和崔福的故事时，我最希望表现的是，他们的性取向实际上是他们生活中的一种财富，它促使他们相互了解，而如果他们是异性恋，这种了解是不会发生的。他们的性取向将他们推向了“第三空间”，这个空间不是由社会为他们提供的，而是他们自己发现的。换句话说，他们的关系开拓了新的领域。通过这种方式，我希望把他们的性取向表现为一种扩张的力量，而不是一种限制的力量，因为在关于酷儿群体的故事中，性取向经常被描绘成这样。
澎湃新闻：读者想了解更多你的近况，现在你在马萨诸塞州教书和生活，你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王鸥行：我在乡下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周围大多是树林、玉米地和瓜田，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我的朋友大多不是作家，而是农民、面包师、医生、雕塑家和哲学家。我尽量远离“文学文化”，坚守平凡的世界，因为无论如何，所有的文学都来自平凡的世界。我一直非常怀疑那些因职业环境和距离而产生的友谊，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牺牲和互惠纽带，后者存在于职业关系之外。目前，我正在努力做好我弟弟的哥哥，他比我小十岁，四年前母亲去世后不久就搬来和我一起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