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刘庆邦，中国煤矿作协主席、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红煤》《遍地月光》《黑白男女》等十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黄花绣》等七十余部。作品曾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第四届、第五届北京市政府奖，第二届孙犁散文奖等。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首届林斤澜杰出短篇小说作家奖等。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五十三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

后来如何

◆◇ 刘庆邦

本来是这样

1996年5月21日，在河南遍地的小麦成熟时节，平顶山十矿井下发生了一场瓦斯爆炸，84名矿工遇难。其中有一位名叫陈广明的掘进工，遇难时35岁。

在瓦斯爆炸的前几天，陈广明乘长途汽车几百里，从豫西回了一趟豫东老家。他得知母亲生病了，买了些药，给母亲送回去。返矿时，妻子杨翠兰不愿让他走，说蚕老一时，麦熟一晌，眼看麦子就要动镰收割了，让他在家帮着把麦子收完再走。陈广明说，那不行，他跟队长说好了，麦收期间要天天出勤下井，人说话得算数。他还对妻子说，在麦收期间，矿上对出勤人员实行工资奖励，这样算下来，他一个月的收入可能比妻子种一季小麦的收入都多。杨翠兰是个爽朗的人，平日里最爱跟丈夫说笑话，她问丈夫，是钱值钱？还是麦子值钱？丈夫还没回答，她先把答案说了出来，她认为麦子值钱，因为钱一个月可以挣那么多，而麦子呢，经风经雪，过冬过春，要长好几个月呢！丈夫不同意这个比法，他拿煤和麦子比，说煤在地底下埋几千万年才长成呢！妻子的理没讲过丈夫的理，只得哼了又哼，恋恋不舍地放丈夫回矿去了。

杨翠兰后来说，她要是知道广明回矿上会出事，她拼命也会拉住他。杨翠兰一遍又一遍悔恨不已地说，我真该死啊！……

杨翠兰是在收音机里听到了十矿发生瓦斯爆炸的消息，头皮炸了一下，马上想到丈夫陈广明。当时，她正在家里给丈夫拆毛衣，毛衣旧了，袖口处断了线，她要把毛衣拆开重织一下。听了广播，她再也干不成活儿，心里乱得比刚拆下的一堆灰毛线还乱。她数了数，丈夫回矿已经三天了，瓦斯爆炸时丈夫正在矿上。老天爷呀，这可怎么得了。她是个信神的人，第二天上午，她到镇上的一个庙里烧纸烧香去了。她双膝跪地，给神像磕头，向神灵祷告，念念说，老天爷，我许给您一头大肥猪，您保佑我们家陈广明平平安安回来吧，到过年时我给您杀猪，把带耳朵的大猪头摆在桌案上。这还不算，根据当地农民已经开始流行的做法，她另外给老天爷许了一场电影，说陈广明要是能平安回家，她在村里放一场电影。

杨翠兰去镇上庙里许愿还没回家，矿上接杨翠兰的面包车已开到她家门口，邻居骑自行车把她找了回来。矿工家属里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千不怕，万不怕，就怕家门口响喇叭。响喇叭是指矿上来汽车，一来汽车就大事不好，十有八九是矿上出了事故。面包车停在杨翠兰家的院子门口，村里的不少大人孩子都围过去看。杨翠兰回家时，那些人都无声地看着她，似乎在等待她的态度。

杨翠兰这时的态度是，我不能哭，我一哭不是等于我们家广明出事了嘛！她做得跟平常人一样，说咦，咋来了恁些人！她问矿上跟车来的人，陈广明回来没有？

矿上的人说，广明同志出了点儿事，您收拾一下上车吧，到矿上再详细说。

她问广明出了什么事？

矿上的人没明确说，只说矿上正全力组织抢救。

这时杨翠兰有些着急，她要来人说实话，陈广明这个人到底还在不在？

来人躲着眼，有些支支吾吾，还是说正在抢救。

杨翠兰进屋，看见她的三个神情惊恐的孩子，才有些憋不住了，对孩子们说，你们的爸爸不会死，他就算是能舍下我，也舍不下你们啊，你们还小。她一把抱住最小的儿子，哭出了声。她一哭，几个孩子就跟她哭成了一团。乡亲们劝他们别哭了，别哭了，结果连劝的乡亲们也在流眼泪。

杨翠兰带着她的小儿子被拉到平顶山后，住进市里刚落成的体育宾馆。当时我作为《中国煤炭报》的一名记者，从北京赶到平顶山，参与了事故的采访报道。我在宾馆的一个房间里看到杨翠兰时，一时没判断出她是工亡矿工的妻子，她站起来，很礼貌地给我让座，还从暖水瓶里给我倒水，表现得理智而坚强。当我得知她是陈广明的妻子，说她很坚强时，她微笑了一下，笑得非常苦。房间的床头柜上放着一碗面条，矿上做善后工作的女干部一次又一次劝她把面条吃了，她就是不吃。直到面条放凉了，放朽了，她连看一眼都不看。到宾馆两天了，她没吃过一口东西。到了吃饭时间，她被人劝着，拉着，也到餐厅里去。但到了餐厅，她就低头呆坐着，坚决不往餐桌上看。矿上给工亡矿工家属们安排的伙食标准很高，生活相当不错，每天中午都是满桌子菜肴。穿着整齐的女服务员端上一道又一道，那些菜有整只的鸡、整条的鱼、整个的肘子，还有牛肉、羊肉、海参、大虾等。这样的生活，那些农村来的家属们不但从未经历过，平时连想都不敢想。可是，饭菜越丰盛，好吃的东西越多，杨翠兰越不摸碗，不动筷子。她有一个固执的想法，几乎已固定下来，她的想法是：一看见饭菜，我就想起这是我们家广明的命，广明人那么好，我哪忍心吃他的命呢！

我也曾到餐桌前劝过杨翠兰，我说陈师傅走了，你们的日子还得往前过，为着几个孩子，你也得吃饭，要是你的身体饿垮了，孩子们依靠谁呢！这样劝着杨翠兰，我不由得想起父亲早逝之后的母亲，喉咙发紧，鼻子酸得难受，声音也有些发颤。杨翠兰抬起头来看了看我，说，我也想吃，可我吃不下去咋办哩……

为了防止杨翠兰的身体出现意外，矿上派去的医疗组人员只好给她打吊针，输葡萄糖水。

杨翠兰的小儿子，看样子才五六岁。他的小脸蛋圆圆的、胖胖的，与妈妈长得很相像。小儿子的目光一直很恐惧，半步都不敢离开妈妈。有一阵，窗外狂风大作，呼雷闪电，下起了暴雨。大风刮得体育场里一排旗杆呜呜作响。小儿子抱住妈妈的腿问，妈妈，我爸爸死了吗？这是鬼在叫唤吗？杨翠兰没有回答小儿子，只把小儿子紧紧地搂在怀里。她的小儿子还是畏缩着，说，妈，打雷我害怕，下雨我害怕，咱们回家吧。

矿上善后工作组的人，拿出一张白纸黑字的善后处理协议书，让杨翠兰在协议书上签字。杨翠兰见签字笔如见敌人一样，坚决拒绝在协议书上签自己的名字。因为当时，她的丈夫陈广明还没从井下扒出来。不知为何，她老是说陈广明没有死。她甚至不惜想象，说广明就是被砸断了一条腿，过一两天就出来了。等广明一出来，我就扶他回家，我要好好伺候他一辈子。她还说，我要是现在就签字，不是等于咒广明死吗！

几天后，我离开了平顶山。回到北京一段时间我打听到，因为瓦斯爆炸把井下的一些巷道炸塌了，直到一个多月后，陈广明师傅的尸体才从塌实的巷道里被扒出来。说是尸体，其实只是遗骨。因为瓦斯爆炸的瞬间温度上千度，瓦斯爆炸之后，井下的温度仍然很高，腐蚀性很强。我不能想象，杨翠兰在丈夫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情况下，一个多月受着怎样的煎熬！而最终等来的只是丈夫的骨灰盒，她又怎能承受得起！

以上这些文字，是我当记者时所记录的真实情况，时间、地点、人名、事情经过，包括一些细节，都是亲闻亲见，源于真凭实据，没有一点想象和虚构的成分。相对小说而言，这些记录无疑可以称为素材。所谓素材，无非是指一些原始的，朴素的，未经提炼、加工、虚构的材料。多少年来，我一直想把这段素材变成一篇小说，可因对自己的想象力缺乏足够的信心，迟迟没有动笔。对于一个长期从事写作的人来说，每一块素材都很宝贵，宝贵得像未经雕琢的璞玉一样，不可轻易舍弃或浪费。是的，璞玉不怕放，放多长时间都放不坏，美玉都在璞玉里面存在着。问题是，我们必须把璞玉的原石打开，再经过精心设计和反复打磨，璞玉才会变成玉器。倘若一直把璞玉放着不动，璞玉只能是璞玉，永远都变不成文化的、艺术性的、被赋予灵气的玉器。写小说与加工玉器又有所不同。加工玉器主要靠的是技艺，工匠越老，技艺可能就越娴熟，干起来越得心应手；而写小说主要靠的是想象力，作者在年轻的时候，精力充沛的时候，想象力也会强大一些，想象得天马行空、飞龙御水都可以。作家一旦变老，在体力下降的同时，想象力也会不可避免地衰退，想象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常常是力不从心、心不得力，只在原地打转转。

我这样说，其实是在说我自己。随着年逾古稀，年事渐高，自己不想承认都不行，我想象的力量的确有些大不如前。比如说，我想象的对象是一个石磙，以前我可以推得石磙满地转，甚至可以把石磙推上山坡。现在呢，我把石磙推动起来都很吃力。不过我不甘心，我的意志力还在发挥着作用。意志力和想象力当然不是一回事，如果说想象力以体力为基础，带有一定物质性的话，意志力纯粹是精神性的东西。意志力不但不会随着想象力的衰退而降低，说不定还会逆向上升。有一句歌词唱得好，“人有志气永不老”。歌词里唱的志气，就是人的意志力。人的意志力不老，会对人的想象力起到一定的加油作用和督促作用，不至于让我们因想象力的下降而偷懒，而自我放弃。好在我对自己的意志力一直充满自信，曾怀疑过自己的想象力，却从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意志力。紧迫感使然，请允许我再试试吧，在意志力的带动下，充分调动起现有的想象力，看看能不能把这段难忘的素材变成一篇小说。

既然要变成小说，就不能老盯着以前，要写以后如何；不能只写本来已经发生的事情，需面向未来，写尚未发生但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不能只写鸟卵，要让小鸟破壳而出，展开翅膀，在空中飞翔起来。

好了，闲言少叙，想象开始。

第一种可能

杨冬玉在体育宾馆度日如年地住到第四天，还没得到丈夫陈明良是死是活、是去是回的确切消息。

体育宾馆环绕着圆形的体育场而建，一个又一个房间，形成了宾馆的闭环，仿佛是奥林匹克五环中的一环。那些标准化的房间原本是准备安排运动员和裁判员住的，现在却临时性地住进了一些工亡矿工家属。有的工亡矿工家属来人比较多，有矿工的妻子、孩子、父母、兄弟姐妹，还有村里的干部。杨冬玉不知道宾馆里一共住了多少家属，从传出哭声的房间估计，至少有七八十个老老少少的家属住在这里。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杨冬玉觉出，住在宾馆里的家属越来越少，哭声也越来越稀。听善后工作组的人说，有的不幸遇难矿工的尸体找到了，运到殡仪馆火化后，家属就抱上骨灰盒回农村老家去了。火化前，尸体要清洗，化妆，穿上西装，打上领带，戴上鸭舌帽，打扮得很是体面。

杨冬玉不敢想象丈夫陈明良穿西装打领带的样子，陈明良以前从没有穿过西装，脖子里更没有打过什么领带。人家要是把陈明良打扮得洋里洋气，陈明良一定会感到浑身不自在。不管人家怎么样打扮陈明良，杨冬玉都不稀罕，她只希望看到原来的陈明良，看到陈明良原来那个土里土气的样子。杨冬玉也不敢多问，陈明良什么时候能回到井上来。矿上一天找不到陈明良，她的希望好像就多一天。矿上要是找到了陈明良呢，说不定她的希望就破灭了。她有些小心，也有些自欺，好像多问一句就等于催丈夫的命似的。她只是说，她家里的麦子熟了，她该回去收麦了。她家种的三亩多麦子长得不错，她不能让麦子白白烂在地里。

善后工作组的人经过层层请示，同意杨冬玉先回家收麦，对她说，一旦陈师傅有了确切的消息，再去车把她接来。

杨冬玉低下眉，像是想了一会儿才说，只要陈明良能从井下出来，我来不来这里都没什么。不管他是瞎了，还是瘸了，你们直接把他送回家就中了。反正这一辈子我再也不会让他出来挖煤了。

矿上派车把杨冬玉母子俩送回村里，村里人既没看到棺材，也没看到骨灰盒，都有些不解。有人问杨冬玉，陈明良呢？

杨冬玉说，明良这次没回来。

问话的人继续问，瓦斯爆炸是不是跟咱们这里过年放炮一样，炮声一响，陈明良在哪个墙角后面躲起来了？

杨冬玉从没有把瓦斯爆炸与过年放炮联系起来，听别人这么说，她也愿意这么想。她说，可能吧。

前些年，凡有挖煤人在井下遇难，矿上都是让木工房的人用坑木（煤矿术语，做支架的木头）做一口厚重的棺材，将遇难者的遗体盛殓进棺材里。另外，矿方为了给遇难矿工家庭一定的赔偿，都会用带斗子的卡车送上一车好煤。这样一来，白茬棺材高高放在乌黑的煤炭上，显得格外扎眼。近些年，再有矿工遇难，一卡车四吨煤炭照样送，只是矿工的遗体不再装棺材，火化后把骨灰装进了骨灰盒里。

杨冬玉等了一天又一天，等了一夜又一夜，这天中午时分，当一辆卡车停在杨冬玉家院子门口时，村里人看见，车上只装了一车煤，没有棺材。车停稳后，一位中年妇女从卡车前面的驾驶室里走了下来。她是矿上工会女干部的周主任，也是善后工作小组的成员之一。杨冬玉在体育宾馆住着时，周主任也一直在体育宾馆住，杨冬玉对周主任已经有些熟悉。周主任下车时，双手抱着一只黑色的骨灰盒。

骨灰盒其实也是棺材，只不过是棺材的缩小版。杨冬玉一见“棺材”，才彻底失望了。她接过“棺材”，叫着“明良，明良”，双膝跪倒在地，放声痛哭起来。杨冬玉似乎早就准备好了这场痛哭，她一直压抑着自己，没让自己哭出来。这会儿她终于哭了出来。季节到了夏天，天上并没有打雷，但杨冬玉的哭声如滚滚的雷声。地上没有下雨，但杨冬玉的眼泪如瓢泼大雨。周主任的双眼也湿了，对杨冬玉说，小杨，矿上没有把陈师傅活着给你送回来，我们对不起你！好了，别哭了，起来吧。矿上也不能给你们家赔偿什么，只能按规定送来了一车煤。你跟乡亲们说说，让他们帮着把煤卸下来吧。

杨冬玉又想到了丈夫的命，她想，这一车煤是丈夫的一条人命换来的啊，煤就是丈夫的命啊！她对三个也在大哭的孩子们说，你们的爸爸回家来了，你们要给你们的爸爸磕头，把他的魂留住。三个孩子当中，前面是两个女孩子，第三个是那个儿子。两个女孩子都正在上小学，脖子里都系着红领巾，那个儿子还没有上学。已经懂事的大女儿，把脖子里的红领巾取了下来，她帮着妹妹，把妹妹的红领巾也取了下来。她们把红领巾抓在手里，对着爸爸的骨灰盒磕头，也像是对着车上的煤磕头。她们一边磕头，一边喊着“爸爸！爸爸！！爸爸！！！”大哭不止。她们的弟弟跟她们跪在一处，也在给爸爸磕头，痛哭。最亮莫过是童声，痛心莫过少年哭。云在哭，风在哭，鸟在哭，树在哭，一时间，仿佛天地都为之痛哭。

陈明良有个哥哥叫陈明善，陈明善小时候患过小儿麻痹症，是个拄单拐的残疾人。陈明善见弟媳杨冬玉哭得拉不起来，他自己也没能力爬上汽车卸煤，就央求村里别的乡亲，帮着把煤卸下来。从车上往下攉煤的时候，那两个乡亲有些愤愤不平，说哼，一车煤才值多少钱呢，难道用一车煤就能摆平一条人命吗！他们给陈明善出主意，把车上的煤卸干净后，把汽车扣下来，别让司机把汽车开走。等矿上的人送钱来，送的钱抵得上一条人命的价钱了，再把他们的汽车放走。

陈明善听了别人撺掇他的话，真的把拐杖往车头前面的地上一横，他也横着身子半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前行的路。开车的司机是个年轻人，他发动了汽车，轰了两下油门，并按了喇叭，催挡在前面的人离开。陈明善吓得身上哆嗦了一下，把拐杖抓在手里。在众多乡亲的注视下，他相信司机不敢从他身上碾过去。司机给发动机熄了火，从驾驶楼里下来了，问陈明善要干什么？

陈明善说，陈明良是我的亲弟弟，我就这一个亲弟弟。你们矿上不能这样把人命不当人命，你们得赔我的亲弟弟。

司机说，他只管开车，别的事他管不着。他走进院子，把正在劝慰杨冬玉的周主任喊了出来。

周主任对杨家的情况已有所了解，知道拦在车前面的残疾人是陈明良的哥哥，她说，陈大哥，有话好好说，你这是干什么！

陈明善说，我们家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的生活全靠我弟弟支撑着。我弟弟说没就没了，今后我们家的日子可怎么过。陈明善这样说着，似乎也要哭了。

周主任说，你们家确实有困难，你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有什么要求，你只管提出来，我们回到矿上向领导反映。

陈明善说，反正不能只赔我们一车煤就算完了。一车煤才值几个钱，叫我看还不如一车土坷垃呢。土坷垃里可以种粮食，今年种了明年还可以种。煤一烧就变成了煤渣，就没用了。

你的意思，是不是希望矿上赔给你们家一些钱呢？

这个还用说吗！

你希望矿上赔多少钱呢？

人命关天，你们看着办。少了，我们不嫌少；多了，我们也不嫌多。

旁边围观的人在喊，一万，三万，五万，十万……

周主任说，矿上能不能赔钱？能赔多少钱？我们说了不算。我们回去跟领导汇报一下，一切由领导决定。

你们可以回去，汽车得留在这里。

你不让我们开车，我们怎么回去呢？

镇上有长途客车，你们可以坐客车回去嘛。

你这样做不合适，我们空着手回去，怎么跟领导交代呢？

你们只想着怎么跟领导交代，一点都不想跟老百姓怎么交代。我要是让你们把汽车开走，汽车冒一股烟，你们一回去，就把我们家的事忘掉了。

周围响起一片附和之声，有人还冲着周主任举起了拳头。

周主任只得回到院子里，向杨冬玉求助。不知她对杨冬玉说了些什么，杨冬玉带着三个刚刚止哭的孩子从院子里走了出来。她对陈明善说，哥，你这样做是输理的。明良在天上看着呢，输理的事儿咱们不能做。

陈明善仰脸往天上看了看，说，我想让矿上赔点钱，以后给几个孩子当学费。

杨冬玉说，亏得你还知道想着孩子，想着孩子就得为孩子着想，处处为孩子做出样子。这次在矿上遇难的又不止明良一个，要赔钱，都赔钱，要不赔钱，都不赔钱。人家没说赔钱的事，你非要跟人家要钱，这不是让人家为难吗！好了，起来吧，别让别人把你当笑话看。

陈明善摸了摸拐杖，要起来的样子，却没有马上起来。拐杖构不成“台阶”，他想找一个“台阶”下。一时找不到“台阶”，他梗了一下脖子说，谁想笑话谁笑话，我不怕。

怎么着，你还等着让陈浩给你磕头求你吗？陈浩给他爸爸磕过头了，非要他给你也磕头吗！杨冬玉把儿子陈浩往前推了一下，说去，给你大爷（这里把伯伯叫大爷）磕头。

陈明善没有老婆，没有孩子，只有陈浩这么一个侄子。平日里，他把侄子当宝贝，哪里舍得让侄子给他磕头呢！他说使不得，可是不敢。没等陈浩给他磕头，他就扶着拐杖站立起来，一瘸一拐从车头前面走开了。

一直扶着方向盘的司机，喊周主任快上车，逃离似的把汽车开跑了。

村街比较窄，从车上卸下来的煤堆在村街上，挡住了行人的路，骑自行车都通不过。车拦不得，路也堵不得，杨冬玉带着三个孩子，用铁锨端，用筐子提，用洗脸盆盛，一点一点把煤转移到他们家墙院外的墙根去了。他们没有把煤挪到院子里，更没有把煤弄到灶屋里。杨冬玉既然认为煤是她丈夫陈明良的命，她就不能拿陈明良的命烧锅，就把命在那里放着吧。他们家以前做饭是烧柴火，现在还是烧柴火。现在柴火很多，麦子长得好，光麦秸都烧不完。不少人家认为麦秸不是好柴火，烧出来的是“呼隆”火，在麦茬地里就把麦秸点燃了，烧得狼烟动地。杨冬玉从不在地里烧麦秸，把麦秸收拾得干干净净，用架子车拉回家。

一天早上，杨冬玉正烧着麦秸在灶屋里做早饭，陈明善在院子大门口连声喊她，喊的是“浩他妈，浩他妈”。陈明善喊得声音很大，像是发生了什么事。杨冬玉把柴火送进灶膛里，答应着从院子里走了出来。陈明善指着墙根的煤堆说，你看看你们家的煤是不是被人偷了？

杨冬玉一看，煤堆一头是被人挖了一个坑，挖走的煤恐怕三四筐都不止。她没有感到惊奇，也没生气，只是叹了一口气说，煤谁烧都是烧，挖走就挖走吧，就算是明良送给他们的。

陈明善说，你应该到大街上去骂，骂得偷煤的人耳朵根子发烧，以后就不敢再偷了。

杨冬玉说，我哪里骂得出来。

陈明善的父亲去世了，他和母亲住在村里另外一处房子里。他搅拌了半桶石灰水，和母亲一起，用麻刷子蘸着石灰水往煤堆上甩。煤堆是黑的，石灰水是白的，石灰水一干，煤堆上如同落了一层小雪。陈明善的意思，是在煤堆上做上标记，标明这些煤姓陈，是矿上赔偿给陈家的，别人也许就不好意思再偷了。不料，他们虽然给煤打上了记号，仍没有挡住偷煤的人半夜里对院子外边的煤动手脚。立秋之后，随着秋风渐凉，偷煤的人似乎越来越多，煤堆眼见得一天比一天小。煤是明良的命，总不能让没良心的人把命都偷走吧。这天下午，杨冬玉才带着三个孩子，把仅剩的一些煤搬到院子里去了，堆到院子里一棵石榴树下。他们没有往煤堆上面洒石灰水，而是从田地里拉回一架子车黄土，把黄土均匀地撒在煤堆上，使煤堆变成了黄土色。他们还用铁锨在包了一层黄土的煤堆上面拍，把煤堆拍得圆圆的、光光的。他们都看出煤堆像一座什么，但谁都没有说出来。都说小孩子口无遮拦，因为早早失去了爸爸，他们口上早早就有了遮拦。

除了家里不烧煤，杨冬玉也不再吃肉。去矿上时，她一看见肉就与丈夫的命联系起来，拒绝吃任何肉。回家以后，她把这个念头固定下来，还是什么肉都不吃，一点肉都不尝。过年时，她给孩子们做了猪肉、羊肉、鸡肉，还有鱼肉，只给孩子们吃，她自己不吃。她只吃豆腐、豆芽、粉条，顶多吃一点鸡蛋。大女儿说，妈，你也吃点肉嘛！

她说，妈不喜欢吃肉，你们吃吧。

二女儿问，妈，你为啥不喜欢吃肉呢？

她说，你只管吃你的，不要问那么多。

陈浩悄悄对两个姐姐说，他知道妈妈为什么不吃肉。两个姐姐把他拉到一个背人的地方，让他说一说。陈浩把妈妈在体育馆的餐厅里拒绝吃肉的原因跟两个姐姐说了一遍。两个姐姐听罢，一时没有说话，眼里都涌满了泪水。

……

全文请阅读《长城》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