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黎幺，创作小说，兼事翻译。著有长篇小说《山魈考残编》《从始至终》，出版短篇小说集《纸上行舟》，另有译作《东西谣曲：吉卜林诗选》。

1

父亲咀嚼食物时像一匹马。这是我们的共识。我们——我、哥哥、母亲——都没见过咀嚼食物的马，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都不太认识这个男人。他的话本来就少，而且从来只谈眼前的事。我们像是凑巧被安排在同一节火车车厢里，刨除这段朝夕相处的行程，我们对父亲的其余生涯一无所知，而且，我们并不好奇——关于这一点，倒真是值得好奇的。

父亲像马一样咀嚼食物，下颌以夸张的幅度左右摆动，发出碾磨臼齿的怪声，仿佛有人在他嘴里锯木头。有时，我们会拿这个取笑他。他呢，就会故意苦着脸，像哄鸟儿一样，跺一下脚，努着嘴，“咴”地叫一声，假装吓唬我们。我们当然并不怕他。他也并不真的介意，转过头来，就若无其事地继续往嘴里扒拉那些非但并不可口，往往还难以下咽的东西。他吃得很多，很少有事情能败坏他的胃口。

关于父亲在餐桌上的表现，母亲比我们更有发言权，对我来说，她的话多少有些神秘：“你爸挨过饿。”

小时候，我和哥哥都有些营养不良，一来因为穷，二来则是因为我们的父母在烹饪方面缺乏训练，很可能也缺乏兴致。他们买来大量的廉价食物，储存在橱柜和地窖里，却不能也不肯将它们弄得有滋有味。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战术：充足但劣质的食物，每日三次对我们的胃口发动攻击，让我们疲于应付，没有余暇去扩张自己的欲望。他们用行动申明一个原则：在这个家庭当中，食物是用来充饥的，绝不会提供任何附加形式的满足，更不会升级为一种享受。

也许就因为这个，我对“粮食”这个词格外敏感，总觉得有某种黑暗的、可怕的东西会从那堆细碎的笔画里面蹦出来——即使在宴席之上，即使在纵情恣欲的饕餮时光，口腹之中依旧饱含绝望。到了后来，这种难言的焦虑与有关父亲挨饿的想象被揉在了一起，每当从电视里或者大人们嘴里听到这两个噙满汁液的读音，我都会经受一阵既痛苦又甜蜜的刺激。

有一天晚上，母亲起夜的时候，去我和哥哥的卧室看了一眼，发现我没在床上。据她说，后来，她在厨房的木门背后找到了我，我圆瞪双眼，嘴唇和两腮沾满雪白的粉末，模样十分吓人。而我，只记得面粉入口的瞬间几乎让人窒息的充实感。唾液分泌急剧增加，潮水般地从舌根涌上来，我一边吞咽口水，一边感受在两颊之间流溢的、未经烟火驯化的纯粹麦香。一阵幸福的恐慌扼住了我的喉咙，让我差一点痛哭失声。

一般来说，一种病态行为越是荒谬，它的内在动机就越是顽固，越难克服。家里给橱柜上了锁，我就开始寻找替代物。后来，最让我垂涎的东西换成了新拆封的肥皂。每一回，我都要先把弄一阵，尽情享用滑腻的脂膏质地带来的快感，再用指甲抠一小块下来，捻搓成一颗柔软的、油乎乎的小球，最后才会放进嘴里。一种美妙的餍足感贯穿了整个过程，除了最后一步：肥皂的味道并不好。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改掉这个毛病的，只记得因幻想而生的羞耻和忧虑：我想象自己死于慢性中毒，正躺在解剖台上，一把雪亮的手术刀灵巧地划开了我的肚皮。盘曲的肠子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里面塞满了性状变得难以描述的化学品，就像搁在脸盆里的螃蟹，时不时地往外冒泡。

成年之后，或者说，在被卷进年龄的旋涡之后，我才明白，自己那时是在为父亲伸张某些从未得以伸张的怨诉。直到最近，我才懂得，后辈的成长总是包裹着先人的匮乏，那些没能说出的、没能实现的，那些硬生生地被憋进灵魂里的东西会代代传承。

2

父亲在炼钢厂的副业队上班，和另外几个像他一样寡言少语的人一起打理厂里的十亩沙壤地；地里种的是冬麦和啤酒花，产量非常惨淡。另外，父亲本人还负责喂养一头病恹恹的奶牛。由于母亲是一线工人，是在一千五百度的铁水上漂流的女英雄——在我看来，她的工作近乎特技——在不去学校的日子，我便由父亲照顾。多数时间，他都让我和奶牛待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像个保姆，它大概也有同感。

副业队的办公驻地是一个小院子，院里有一个压取式水井和两间平房，其中一间房归父亲使用。他总是跷着二郎腿，坐在一把破破烂烂的旧折叠椅上抽烟，夏天的时候，他还会在水泥地上摆一个盛满凉水的搪瓷脸盆，里面泡着一条白毛巾。

因为没有地方搭简易牛棚，奶牛只能拴在院里的松木电线杆上，我就蹲在一旁玩抓石子、搧洋火皮，或者什么也不做，只是和那头目光悲伤的动物对视。坚持不了一会儿，我就受不了了，只能把眼睛挪开——喝过毒药的苏格拉底一定也有着同样的目光。

只要转个身，我就会看见坐在门内的父亲。在我的记忆中，他的这副形象有某种经典性，仿佛被裱在一个古旧的木相框里。房门，小院像两个小小的几何模型，漂浮在宇宙的浩瀚中。套盒里的我们无声地比划着难以理解的手势。远处有狗在叫，更远处有火车隆隆驶过，朦朦胧胧、反反复复，除了一个水汽氤氲的梦境，它几乎不可能驶进别处。父亲时不时地踩熄烟头，弓下腰捞起毛巾拧干，慢吞吞地擦脸、脖子、腋窝、脊背，然后随手给毛巾过一下水，再拧干，站起身走到院里来给我擦汗。

当他把这块死鱼般的、臭烘烘的东西捂在我脸上的时候，我会拼命屏住呼吸，一旦松气，就会听见自己急促的鼻息像拉风箱似的把脑袋吹得呼呼直响。那是我们这样的生命所能制造的最大动静。

父亲不属于在编的正式职工，厂里甚至没有给他配发工作服。他是工人中的农民，农民中的工人，从头到脚都体现出这种模糊性。一双脏得发黑的白球鞋，一件皱巴巴的、说不出颜色的旧西装，下身有时穿着沾了几块油污的灰色牛仔裤，有时穿着用母亲的旧工装裤改成的肥大的蓝裤子，但总是不合身的，而且总是和上衣不相配的。

人的仪表并不取决于技术，而是取决于态度。说到底，衣物就是个牢笼，是最小最贴身的环境，人以之为手段，处置的不仅仅是自己，更是自己与世界的关系：需要选择的不是美与丑，而是开与闭，是防守与出击。以此为界，把自己封存在一个得到普遍认定的身份里，常常是现实的需要。

有一个时期，父亲的穿着是十分讲究的。他有一套面料很好的黑色西服，一定要熨过才会穿。穿上它，他会不自觉地挺直身子，在站定的时候，也不像后来那样将双手在身前攥在一起，而是习惯用一只手插着腰，让敞开的衣摆像船帆一样高高扬起。他有几个常来常往的朋友，都是他的老乡。他们总在外面碰头，也常来家里做客。这帮人言辞粗鄙，但不期而遇的时候，也会像电视上的外交官一样彬彬有礼地握手交谈。母亲当然很讨厌他们，因为他们太过肆无忌惮，每次都把家里弄得一片狼藉，她还得给他们端茶送水。我喜欢在一旁听他们讲话，他们说的方言，我只能听懂一半，就觉得有种狎昵的热乎劲儿，又好笑，又迷人。

母亲来自陕南，父亲来自苏北，他们像两朵身不由己的浮云，被西风与不尽如人意的机缘撮合在一起，在干旱的边疆地区下了两颗豆大的雨点——我跟哥哥从落地之初就饥渴难耐。小的时候，两种口音和两块故乡的版图曾短暂争夺过我的舌头。父亲很快败北，早早撤出了阵地，不是因为母亲的强势或是我的偏颇，仅仅是由于语言的媚骨。所有在岔路口徘徊的声与韵，最终都向着更多的耳朵奔涌而去。我无法学习一门只能与一个对象交谈的方言，即使它意味着我的一半来源。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是一种背叛。

母亲是随着外公外婆以及五位和她年纪悬殊的兄长一起西迁的。这片种不出稻谷的沙窝里盛产孩子和水果。我母亲的家族用二三十年开枝散叶，添了数十名年轻成员，靠着生育本能创建了一个面黄肌瘦的望族，一个从行李箱里长出来的小社会。表哥表姐们构成了我生活的底层，作为背景性的人潮，虽然规模很小，但足以淹没我；另外一半世界无论多么宏大，也只能隔着他们，浮光掠影地从外围奔流而过。

单凭亲族关系不可能筑起这道看不见的堤坝——血缘的作用总被高估，始终和我们若即若离的父亲就很能说明问题。可以肯定，是方言将我的生命一分为二——它是一种秘密契约，比风俗更为深刻，也更为隐晦。我从来都不知道契约的内容是什么，自然无法更改，也无法违背。我只能猜测，它的条款关乎我之为“我”。但可能，这只是我的臆想。说到底，契约未必非得落在条款上，条款是文字的产物。方言虽未抛弃文字，却一直在调戏文字，在方言面前，读音偏移了，文字失真了，意义不是鸠占鹊巢，就是流离失所。

我不敢设想，我的某个亲戚和某个同学正好相识，而他们此刻又并肩坐在我面前。这种可能性对我是个巨大的威胁。方言和普通话的撕扯，会叫我失去口才、幽默感，以及与人亲密的能力。这两种语言环境是无法融合的。在同学面前，我和亲戚用方言交谈，只会显得笨拙、滑稽；在亲戚面前，我和同学用普通话交谈，就连最私人的对话，也会充溢着矫饰的气息。更有甚者，他们会发现我的致命软肋：无论我说什么，总是说得不地道、不彻底、不伦不类。

前些年，我回家探亲，一位长我二十岁的表兄称赞了我的“不忘本”，他说我“在外面这么些年，都没忘了家乡话”。可他倒忘了，此刻，我们谈论的家乡是一个“二手家乡”。尽管在这里，我们窝在由几十根舌头驱动的一小片语言飞地上，以主人自居，但我们的“家乡话”其实只是一个漂泊了几千公里的旅人，甚至只是一个流浪汉。它只适合叙旧，只适合用来召唤往日的幽灵。在异乡的故乡——多么拗口啊——方言与人情保护了我们，但也阻断了“现时”的到来，让一切正在发生的、一切有待分说的，都只能悲剧性地滑向沉默。

我们在一种语言中越亲近，便是在另一种语言中越疏远，我们没有真正交谈。

对我来说，方言把我的家庭变成了一个实验室环境，一个真空。我们一本正经地说着的，很有可能是，甚至必定是一个变种方言。它的似是而非，让我们显得面目可疑，来路不明；让我们磕磕绊绊，几乎患上了口疾；让我们在几十年如一日的拉家常中，对语言丧失了一切热情与信心，只能营造一种莫名其妙的欢快气氛，以求彼此敷衍。被这条畸形根牵连着，某些时刻，一切成长都会失效，果实重新变得青涩，花朵又被收回花苞——只要一说“家乡话”，我就又成了一个孩子，又成了那个最小的弟弟。

父亲在本地没有家人，即使在哥哥和我相继出生之后，似乎也是如此。在我们中间，他的话越来越少。也许是因为，他的骄傲或他的矜持不允许他在我们面前扮演外来者和流亡者的角色；也许是因为，他凭经验预计，一种异样的口音若是不能被人习惯，就只会招来嘲笑。

孑然一身的父亲对他的几乎走投无路的乡音，怀有一种复杂的情愫。一方面，他不说话，仿佛想将它永远留在嘴里；另一方面，他总把自己灌得醉醺醺的，仿佛想用酒将它彻底清洗。

众所周知，那些沉默寡言的人，一旦爱上喝酒，就会爱到痴迷的程度，他们渴望失控，想以此释放被压抑的语言。正是在“被压抑”这一点上，“家乡话”和“心里话”取得了痛苦的一致性。而从痛苦（ku）到痛快（kui），所差的只是“爱（i）”，也可以说，所差的只是酒。酒和爱都使人忘形。这种状态颇具辩证色彩：在丧失自我和寻回自我之间，在胡言乱语和真诚坦率之间，有一种悖论式的、玄而又玄的对等。正因如此，酒天然地能使人树敌，当然，也能助人交友，有时还能制造亦敌亦友的微妙张力。甚至可以说，酒或许是最重要的哲学课题，可惜没有人能清醒地投入这项研究。

父亲在酒桌上结识了他的几个老乡。这说明命运从不排斥象征和隐喻。酒是洪水，舌头就是方舟，推杯换盏之后的闲谈时间，第一个句子就像衔着橄榄枝的鸽子，在桌面上空盘旋，发出一种仪式性的邀约，或是一种挑衅式的逗引，于是，舱门打开了，幸免于难的言语鱼贯而出，尽管略显犹疑，尽管被沉默围困了太久，难免腿脚酸软、磕磕绊绊，尽管难免词不达意，但仍旧笨拙地在昏黄的灯光下欢舞，和呛人的烟雾一起升腾弥漫，充溢了整间屋子。

在那一两个年头里，这一幕不断重复上演，而父亲在之前从来没有，在之后也再没有如此健谈过。

3

对于家庭的历史，我只有印象，没有知识；换句话说，作为亲历者，我有感受，却缺乏思考。我并不了解真正发生了什么。父亲有一天离开了。我和哥哥还照常生活，我们以为母亲与我们一样，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困扰，但如果我们思考，就不会这样以为。

父亲走的时候是夏天。几个月之后，一个秋日的下午，我们在漆黑的地窖里发现了蘑菇。那是一个神话中的情节，有关穷人的冒险，有关平凡的幸福，有关上天的恩赐。这说明，除了土豆、白菜、潮湿的泥土和永恒的夜晚，飘散着霉腐气味的地下世界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内涵，甚至可能暗藏着救赎的道路。为了稍稍撼动我们单调且顽固的饮食结构，一位天使纡尊降贵，在宇宙中最乏善可陈的洞穴里，在蚯蚓和蝼蛄的见证下，施行了奇迹。只要父亲还在，这种事就不会发生，这是只能给予妇孺的优待。

哥哥伸手一指，说：“咦！”我顺着看过去，在黑暗的角落里，凭空冒出一堆云朵般层层堆积的扇形物，有一种浮雕般的一半跃入真实、一半深陷虚无的混沌感。那丰厚又脆弱的肉质，像一群孩童的面颊，像一摞睡着的星辰，捧在我的手中，洋溢着一种极为矛盾的，既清新又腐败的气息。柔软、潮湿、滑腻，这些意味着极端赤裸的触觉符号肆无忌惮地侵入我，让我涨红了脸。对于我，它们几乎是一种禁果——在贫乏的神话中，任何一种丰满都足以充当恶魔的诱惑。

这些巨型真菌最终在锅里酿成了一场幸灾乐祸的庆典，一次丢盔卸甲的狂欢。我是说，我们终于决定享用蘑菇的那一天，烟，火，鼓风机的轰响，木柴燃烧的噼啪声，以及那种并不十分令人愉快的香味共同构成了一个既欢快又阴郁的启示。本来在厨房帮母亲生火的我，突然被真切如记忆般的预感捉住，抛向门外。刚跑出家门，我就被父亲吓得不轻。他回家了，但却是以一个闯入者，或至少是以一个潜入者的方式回来的。被我发现之后，他盯着我，朝我走过来，刻意表现出不同寻常的，近乎谄媚的和颜悦色，但在我看来却充满威胁的意味。

母亲赶来，把我挡在了身后。她面对父亲，就像暮归的猎人面对梦游的老虎，我在她的眼中看到了迷惑、愤恨、怜悯，还有一种充满惊奇的陌生感。她并未为难父亲，他们的争吵甚至近乎调情。但我明白，熄灭了怒火的并不是宽容之心和思念之情，可能仅仅是时间的定律使然。不，时间并不会给既成的事实涂脂抹粉，只是人无法长久地确信，原本笃定的情形到了终于应验的一刻会显得格外荒谬。

也可能，原谅本身就是报复。她以超乎想象的冷酷饶恕了他，她甚至制止了他的道歉，就好像他必须长久地彷徨于他的过错中，就好像他必须扮演一只惊弓之鸟，必须在风声中自行虚构一支不知从何时何地射来的羽箭。

女人有时会真心地将男人的背叛看作举手投降。她甚至可能会心怀感激，就像一个百无聊赖的马夫看到善解人意的马儿故意犯倔，好给他机会取出雪藏已久的皮鞭一样。这一幕凝聚了家庭的全部悲剧内涵，想到这里，我不寒而栗。

那天傍晚，我们一家四口人整整齐齐地坐在桌边，默不作声地吃掉了那盘炒蘑菇。那是我从未有也再未能领略的鲜美，这种绝妙的滋味因为一个绝望的念头而被我永远铭记：我当时想，如此珍馐，实在难得，即使有致命的剧毒，我也要把它咽进肚子里。

后来我知道，父亲和他的老乡收了一车皮哈密瓜，打算运去上海的水果市场卖掉。出发的时候，他带走了家里的大半积蓄，回家时，却已几乎身无分文。

他们的远征从一开始便狼狈至极。在市井江湖中浮沉，需要老鼠般的坚强和隐忍，而且更要紧的是，需要一种对尊严的全然不同的理解。“盗亦有道”的传说给最卑鄙的骗子和最凶狠的盗贼镀上了不亚于英雄的光辉。他们刚刚从老弱妇孺手中夺走性命攸关的口粮，却因为给一条断腿的野狗抛了块骨头，就得到别人的赞赏甚至敬仰。这对于勤劳，相信善恶有报的老实人来讲——虽说“老实”常常是“无能”的托词，但“无能”也未尝不是一种被刻意贬低的道德——是极其神秘的，是无论如何也摸不着门径的。

有些事父亲没有告诉过我，甚至可能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但在我翻来覆去的想象中，变得越来越具体，具体得几乎可被视为真实。比如，他对大城市的那种盲人摸象式的认知；比如，那些半自治状态的水果批发市场，那些像云朵一样三三两两散落在空地上的摊位，那些腐烂的水果堆成的高山，那些逐臭的苍蝇结成的飞毯；比如以口音为凭组织起来的同乡摊贩的部落和帮派；比如被一道门或一条街隔绝于都市的买卖丛林；比如命运究竟给了他多少暗示，而他又是如何将之统统忽视的——照这么说，他的失败竟是一种反抗？

父亲和他的老乡们不再常来常往，有时在街上遇到，他们会谨慎地招呼对方，或许还会浅尝辄止地嘘寒问暖，但拒绝表露实质的关心，拒绝口头交换各自的人生。这是一个常识：男人从友情凋落的那一刻起开始老去。在几乎无限广大的家庭围栏以外，朋友是一种有限度的、低风险的释放，意味着远方，意味着生活在一道缝隙里却仍然保有对辽阔的想象。

父亲更沉默了，并且，这沉默不再瓷实，不再包含任何谴责，不再释放任何压力，不再令人恼火，不再逼人退让，像是一场从喉咙到额头的漫天大雪，染白了鬓角，在脸上渐渐堆积出可悲的慈祥。

整个过程就在我身边发生，但不能算是我亲眼所见。大概由于坟墓和摇篮的同构性，作为儿子，作为父亲的反义词和对跖点，我既经历了又错过了他的衰老，正如他既经历了又错过了我的成长。有一天，当我们发现我俩之间这种此消彼长的魔咒，难免都得大吃一惊吧？

4

之后的许多年，父亲似乎由存在的中心一路后退，退居至一面镜子里。直到那个夏天，他送我去遥远的都市读大学。

在拥挤的火车硬座车厢里，他除了像马一样咀嚼食物，也像羊一样卧在地上，和衣而眠。作为一个敏感的，刚刚萌生身份意识的男孩，我自然被深深地激怒了，但又有某些东西在阻挠我，让我发不出火来。那大概是少许羞耻、少许委屈、一种少年人的玩世不恭，再加上一些阴暗的小算盘，它们化解了我的戾气，将我泡在我的懦弱里，让我只能有气无力地小声嘀咕，不是拐弯抹角地讥讽，就是自怨自艾。

我头一回发现，我对父亲一无所知，他的身上有我难以理解的卑微。

我不知道那列火车究竟装了多少人，只觉得仿佛整个人间在一刹那骤然坍缩为几个勾连在一起的方块。由于所有在场者都要首先满足“运输”的需要，人在生活中形成的自我认知被搁置了，取而代之的是货物在仓库中的自我认知。我知道这听上去很荒谬：当人的密度达到最大值的时候，空间便会将人彻底遗忘……密不透风却空空荡荡，被迫紧紧贴在一起的只有肉体的……深渊性。这种深渊性在纯粹生理层面的表现，就是饥饿。父亲不停地吃东西。乘客们似乎都在不停地吃东西。出于自尊或是叛逆——这两者有时很难分清——我坚持反抗，反抗的方式是拒绝，拒绝的方式是沉默。

一连三天，我几乎没有说话，只以眼神、表情和动作躲闪、阻挡和推却父亲递来的食物。而食物，是他唯一的财富，唯一的寄托，唯一的信念。他想毫无保留地将之奉献给我，尽管与食物最为匹配的动词不是奉献，是施舍，因此，他的表达与我的领会总是南辕北辙。看他高举着用塑料叉子别住碗口的桶装方便面，一路赔着笑，笨拙地穿越脂肪的山岭和筋肉的丛林，狼狈地泅渡于几百种臭气汇聚的海洋，我恨不得立刻死去。

父亲为了劣质的食物跋山涉水，花费了与之极不相称的力气，仿佛受那些并不美妙的气味刺激而分泌的口水，那种马一样的咀嚼声，以及食物通过食道的充实感和摄入感就是他追求和憧憬的一切，也是我应该追求和憧憬的一切，仿佛在饥饿之外没有其他不幸。

他对存活的执着，已经超过存活本身，达到了象征的层面：进食的动作只是一个符号，其意义含混而神秘，通过表征一个遥远的危机，将匮乏投射在过去的记忆与未来的预期，从而剥离了当下一切现实的动机。饥饿失去了实指，便永远不会结束，所有的食物都被投进那个深不可测的胃袋，都被拿来喂养那唯一真正的饕餮者——死亡。这是简化，是异化，是因果倒置或因果同一，在逻辑上十分反常，但事实上，却已成为一种超越逻辑的规律。我对父亲的不满与嫌弃主要在于这一规律赋予了他异乎寻常的适应能力，而人理应是一种娇弱的生物。在鄙夷之外，对此，我还有一些畏惧：这种具有排他性的绝对意志，怎么可能不是出自权力甚至暴力？

没有那列火车，我无法了解我的父亲。在环境与人之间，有一种修辞关系，两者一个是本体，一个是喻体；环境包含了人，也全然被包含在人的内部。在我眼中，那列不可思议的交通工具是反乌托邦小说里的人类动物园，是蒸汽朋克电影里的机器畜栏，是一座蛇形的美术馆，是一本用一行字——长如山河的一行字——写就的博物学与人类学著作。置身于这样一个展览场所，这样一个奇观车间，心底只可能产生对人的憎恨与厌恶，这两种灰暗的情感极易使自恋的人沉迷。好在当时我已知道，清高是一种极端虚伪的灵魂洁癖。所以，在那些特别疲倦或特别出离的时刻，在那些反省的时刻，我会对着父亲打破沉默，而无论我说的是什么，哪怕仅仅是一句废话，一个虚词，也将会成为一次告解，一次忏悔。

“吃吧。”他终于挤过人群，把面搁在桌上，抹了抹汗水，脸上还挂着那种讨好的笑容，对我说道。

“嗯。”我回答，接着便伏在碗上吃了起来，再也没有抬头。我知道他一直在看着我，神情严肃而又悲伤。

我只能拣出这样一个毫无代表性的碎片，来代表我们的对话，代表我们的全部，代表这个半真半假的故事。毕竟，我们的遗忘本领高超得近乎奇迹，根本不存在什么难忘的东西。唯独那列火车是个特例，正如同父亲的饥饿，一旦取消了实体，便无所不在了。它只属于我和父亲，我们两人在上车之后便再也没有下去。

在一次又一次的挫败中，我度过了我的大学时代，之后便很少返回家乡了。父子二人难得相聚。然而，只要我们坐在一起，那辆脏兮兮、闹哄哄的绿皮火车便会带着所有的难堪，所有的心酸，所有的温暖，以及我所有的负罪感，从亲情的迷雾中隆隆驶来。

5

在外颠簸多年，我的梦和记忆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棋局，记忆有时会侵入梦的领域，梦有时也会反过来蚕食记忆。我的脑海就像一只凌乱的旅行箱，每回掀开箱盖，总会有一个经过变形、改装与拼贴的家园从里面弹出来，唐突地……令人猝不及防地……有时使人惊喜，有时使人痛苦。毕业后在上海租的第一间小屋，明明只有十平米，竟也盛得下我童年时曾坐在葡萄藤下乘凉的院子，葡萄叶像许多绿色的手掌，捧着一串串珍珠般的果实，掩住了房门，裹满了桌椅；刚与父母分床独睡的晚上因掉落床底而头一回在下方仰望的那副床架竟伸展扩大，变成了我在杭州租住的那间阁楼的人字形屋顶，而阁楼也改头换面，摆上了我中学时用过的那张刻着许多庸俗字眼的课桌；我曾从大学图书馆里盗走一本金隄翻译的《尤利西斯》，那个傍晚，我揣着书，也揣着狂喜与愧疚交织的心绪，还有那种怪异的，似乎耗尽了一切欲望的空虚，一走出门，竟直接踩进亲戚家的玉米田里，衬着琥珀色的霞光，浩浩荡荡的蚊群像一朵飞速前行的乌云，翻涌着向我扑来；我曾拥有并深爱过的一只小狗，因为误吞了老鼠药而极度痛苦地死去，事隔多年，它竟然又复活了，在北京的出租屋里，从那个房东叮嘱我千万不要打开的旧衣橱中爬了出来，靠在我业已成年且正在朽坏的身体上，用生有倒刺的小舌头温柔地舔舐我的手臂。而我的父亲，时常出现在梦和记忆的边界处，带着我看不透的神情，在一旁注视着我。

过往的生命，一旦从身前来到身后，就立刻破碎。我们身体里的雕塑尚未完成，便被时间剥蚀，饱受凌迟之刑。一块大陆被拆成了无数小小的岛屿，将它们分隔开来的，是一大片幽暗的水域。

这一切不可避免地被我们顽劣而又无能的意识演绎为一场荒唐无稽的错乱，可在其中也能找到真理出没的踪迹，就好像，在布满荆棘的莽丛中偶尔也能瞥见小鹿留下的轻浅足印，我们无法辨认它们，只能凭直觉感知它们。总有少数几个瞬间，这些能给予人安慰的规律会从混乱无序之中浮现出来：向上的与向下的道路是同一条；繁复到了极处便将归于单纯；哪怕一个最小的单元，也能通过无数个层级的归并与组合，将它的面貌放大并投射在整体之上；宇宙的形态等同于一个细胞；一个人的苦难便是所有人的苦难；我们度过的每一天甚至每一个小时当中都完整地包含了我们一生的故事。若非如此，我接下来要说的便毫无意义。

父亲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动过一次手术。待我赶回老家的时候，手术早已完成。他躺在病床上，姿势像一架在沼泽地坠毁的飞机。那些日子里，我们对他的过度保护与他实际遭受的病痛不成比例。或许，他突如其来地展示了他的脆弱，让我们认识到了自己以往的残忍；或许，他的倒下，赋予他那种忍辱负重的姿态以决定性的内涵，将其拔高为一种严厉的、不可回避的谴责。正因如此，就连我几十年没有见过的大伯和二伯也专程从外地赶来，老哥俩在病房门口抱成一团，痛哭流涕。看得出，他们的悔恨是真实的，尽管他们从未作出说明，而且很快便会忘记。

父亲出院后不久，有人来家里探望他。那天母亲和哥哥都有事外出，留下我一个人照看他。敲门声只响了两下，动静不大，还犹犹豫豫的，好像既要给出一个求见的讯号，又希望里面的人最好别听到。我去开了门，站在门外的是一个羞涩的小个子先生，脸上挂着讳莫如深的笑容，让人摸不着头脑。他说想见父亲，可是，哪怕在被我请进来之后，也仍旧是一副随时准备逃走的样子，似乎对这次访问已经失去了兴致，而且打心眼儿里觉得自己犯了个错误——一个越来越难以挽回的错误。我也常常被迫和陌生人打交道——“被迫”的意思指的是极不情愿但无可避免——所以我能够理解他。我只是想不通，什么人会有求于父亲这样一个连自身之所求都无力响应，也无意响应的人？

来客喊了声父亲的名字，但不像是打招呼，倒像是一种试探。他说自己叫高福林，还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他问父亲：你认识我吗？

也许我的讲述太戏剧性了。请原谅。故事是一种先验的存在，它内在于我们，是我们浇铸自我的模具。或者更直接地说，它等于我们，它就是我们。我们在生活的迷宫里摸索前行，回顾过去，事件的原貌早已不复可循，这时，有人抛给我们一个线团，我们能视而不见吗？我们能傲慢地、倔强地、自毁式地拒绝这纤细的救援，昂着头钻进那纠缠难解的一团乱麻，直到落进牛头怪物的血盆大口之中吗？

所以，请原谅。请原谅我们的自我记载和自我纪念，只有故事才能通往尊严，只有故事才能给我们一线生机。故事，就是我们的应许之地。

我们这位客人千里迢迢地赶来，似乎只为了跟父亲玩猜谜游戏。他抛出一连串的暗语，但通通落空了。我甚至怀疑两人后来的相认是个假象，父亲的恍然大悟，实际只是将就、敷衍和放弃。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终于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高福林是父亲的同学和儿时好友，从内地来到边疆小城，是为了给他的大儿子提亲。他那位未来的亲家恰好认识父亲，听过他自报来历之后，马上告诉他，他有一位同乡，就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父亲的名字并不多见，加上年纪也符合，高福林凭此断定了父亲的身份。我猜，刚刚进门的时候，他抱着一种地质学家或考古学家的心态，好像他走进的是一个地穴，一座坟墓。他的兴奋、惊奇和惶恐都出自一种预感：他将在这里发掘出一具孩童的遗骨，而在这副幼小的残骸之上，他将认出他自己。

父亲只在家乡上过几年小学，对于他，“同学”是一个遥远的、缥缈的词汇。事实上，他们的交情浅得如同泡影。但在这种极端的巧合之下，其轻薄反而成就了其珍贵。与其说，他们重拾了昔日的友谊，不如说，他们的友谊本就在重逢的瞬间才得以建立。我看到，喜悦的光辉从父亲的眼中涌出，洗掉了他的茫然与担忧。他满含惊讶地在自己的躯体中醒来，像一个漂泊的旅人在异乡的旅馆房间里醒来。在那样的时刻，任谁都能感知得到，在父亲的内部，在黑暗而沉寂的内脏宇宙之中，一定发生了什么隐秘的奇迹。

那一天，从中午直到晚上，他们都坐在一起。从沙发挪到饭桌，把茶盏换成酒杯。这期间，母亲给他们端上又撤下了两桌饭菜。所有人在缅怀自己的黄金时代时都是一样，聊的都是些在本人看来妙不可言，在外人听来却琐碎无聊的小事。两人聊起小时候斗蟋蟀，说个儿大的不一定厉害；两人聊起某一次夹竹桃开花的时候，村头的黑狗被人打断了腿，他们都说自己知道是谁干的，可紧接着却报出了两个不同的名字；两人聊起繁殖季在池塘边满地乱爬的牛蛙……我觉得，他们一边说着一边漂远了，乘着那张小小的饭桌，漂去了某个我们永远也去不了的地方。

渐渐地……他们的对话变得模糊不清，变得残缺不全……能够被理解和记取的，只有时不时旁逸的一声叹息。

在那个人生阶段，叹息对我而言，有着毋庸置疑的魅力。当一个人在我面前叹息，我多半会对他另眼相看，甚至会爱上他。当然，细想起来，不难明白，我爱的并非是眼前人。叹息不是属人的表达方式，而是神的一声长吁，在语言被粉碎的刹那，在喑哑的咽喉里，在通天塔的微缩废墟中回荡。神以一口气息的沉坠撑开了浅薄的人心，否则，在那无孔无窍的一团糟污之中，必定容不下惆怅这种辽阔的情绪。

从父亲那兴奋得隐隐泛着泪光的双眼中，我看到一个酝酿了太久却无法倾倒出来的故事。那是一个丝绸般的故事，像一条拒绝流动的河，承受着光线最为亲昵的抚摸，因为阵阵麻痒而呻吟着，却不愿抖一抖，不忍破坏那终于逼近微妙的明暗关系。我想，我是唯一的见证者。虽说我其实没太听清他说了什么，只在氤氲的香烟之中搜集到一些零碎的句子和词语，但我是他的儿子，仅仅看着他，就足以理解这几乎不可能理解的一切。父亲那时的意气风发，属于死里逃生的人，不，这么说还不准确，事实上，他仿佛在自己的葬礼上慷慨陈词。那些近乎史诗的回忆，那些激昂的、自信的、盖棺定论式的评语，我听不清更记不真，但能凭想象补齐。

我来替他讲述。

6

出生于一九四〇年代末的父亲在十二岁那年离开了他的故乡，在我的想象中，他比十二岁的我更加像我，但要比十二岁的我瘦小许多。奶奶说：家里没有给你吃的粮食，你走吧。

父亲只有一件外套两条裤子，唯一一件没有补丁的的确良衬衫就穿在身上，贴着胸口的衣兜里放着奶奶塞进去的火车票。行李只用了一个瞬间就收拾完毕，他拿一条旧床单打好包袱，往肩上一搭，走到门口，歪着头，用余光瞅了瞅他的两个哥哥，他们被压在他的眼角里，显得困顿、局促、可怜兮兮。快放过他们吧。父亲走出家门，没有回头。

到村口只有几十米，但家乡的泥土是一种甜蜜的物质，和脚过分亲昵，他走了很久，也可能只是他感觉自己走了很久。天还早，斜阳挂在树梢，像一只发光的鸟巢，所有的嘈杂都还歇在窝里。过去，对他来说，世界很小，小得好比是他的第二个子宫。从村口的三棵老槐树到村后的西瓜田只需要走几分钟，池塘在村子中央，往池塘南边走，是去土地庙的，朝北边走就到山脚下了。没有一个地点或一条道路需要他辨认、需要他考虑，他的身体、他的动作都和周遭的天地保持着隐秘的同步。他对这里的每一栋房子都比对自己的内脏熟悉，他暗自掌控着秩序，让一切各归其位，“各从其类”。每走几步，父亲都要回望一下来路。昨晚下过雨，他的脚踩过去，就更改了这里的地貌——一切已经是沧海桑田了。他绕过池塘，小心地避开还在泥坑里做梦的牛蛙，往左右各瞥了一眼，就算跟小庙和后山都道过了再见。走到老槐树底下，他蹲下来等了一会儿，直到另一边的地平线已经清晰可见，才明白自己并没有什么要等的。趁现在，快走吧。

父亲大踏步走着，心渐渐下沉，渐渐松弛下来。他这是头一回懂得，悲伤和愉快不但并不相斥，还可以是一回事，不，它们根本就是一回事。珠贝色的晨光掩没了天边的最后一颗星，他来到火车站门口。一个小贩坐在卖香烟和水煮花生的摊子后面，神色严厉地看着他，无声地谴责他掩饰不住的嘴馋与寒酸。香喷喷的蒸汽从锅里冒出来，扭动着纱一样轻薄的身体，逗引他，随后又背离他。以母性的魔力撮合的亲密关系结束了，世界从耳鬓厮磨中醒来，推开他，表露出它的敌意与嫌弃。

上火车时，父亲将车票递给守在车门一角的检票员，他本想说一句礼貌或者讨好的话，“吃了没”“您辛苦”，或者最简单的“您早”，但在那一刹那，他张了张嘴，只发出唔的一声，那是他在语言的深渊中下坠的风鸣。他被击败了，在他的头一次战斗中。汗珠渗出脊背与额头，泪水涌上了眼眶，但除了他自己，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之后，父亲一言不发地在火车上熬了七天，七天只吃一张用没发酵过的掺了麸皮的粗面烙成的大饼。邻座的老大爷带了一铁皮饭盒的米汤，有一回，拿饭盒的盖子舀了一盖子递给父亲。父亲望着这一汪乳白色的液体，有些不知所措。

“喝点儿吧，这么吃太干了。”老人说。

父亲低下头回了声：“嗯。”

某些时刻，当你感觉自己像个小动物一样瑟缩在角落里，你可能会遇上一次抚摸。对，只是“遇上”了，不是某个人有意为之，你与某只手掌邂逅了，被蹭了一下，仅此而已。这样的时刻非常稀有，但十分必要。

离家后的第十天，父亲在一座西北的小镇下了火车。同村的一位大哥已经在站台上候着了，姑且叫他财哥吧。父亲前来投奔财哥，因为财哥这里有活儿干。“有活儿干的人都有饭吃”，不管是不是真的，反正父亲是这么认为的。

财哥赶着一辆驴拉的板车，以一路颠簸隐晦地告知父亲：从现在开始，你前进的每一寸距离都塞满了艰辛的劳作。黄土、石头、光秃秃的荆棘……乌鸦默不作声地站在电线上沉思，仿佛刚刚经历过一场音乐的劫难——乐谱上的音符纷纷逃离，只剩下这孤独的、多余的最后一个；偶尔在路边出现一两只山羊——这是一种生下来就老迈不堪的动物——呆滞而又艰难地咀嚼着红柳的枝条。所有的景象都晃晃悠悠地，伴着嘎吱嘎吱的声响划过这个十二岁男孩的身体。他有些慌张，一会儿闭上眼睛，一会儿又左顾右盼，似乎不愿摄取更不想保存这些陌生的经验，只想尽快抛除它们。在我的想象中，那有点像一张照片或一本书在拼命打磨自己，想将自己变成镜子（所有的照片都被困在图像里，所有的书页都被故事束缚着；我们需要它们一直做梦，我们不允许它们醒过来，不允许它们忘却，而它们一直在死命抵抗）。

他注意到那头驴两边的肩胛骨处被磨穿的皮肉，它似乎早已不会流血了，似乎只是披着一身旧得处处掉毛的毡子。还有它的两只前蹄，在重压下已经歪得不成样子，只能以内侧蹬地，那不可能是生物的肢体，不像是长在身上的，倒像是装在腿上的。真叫人想不通，它怎么还能继续走下去呢？不过，这些都不是它最可怕或最可怜的地方，最让人目不忍视的是它套在车里的姿态。半兽半物，半神造半人造，畸形的复合体，一件破破烂烂的、怪模怪样的，由木头、废铁、橡胶和皮肉硬凑出来的移动装置。它还记得自己本来是什么吗？

没过多久，这辆驴车就成了唯一在戈壁上行驶的车辆，道路也开始趋于破败，路面布满裂缝，还不时冒出几个坑来，但一直没有中断，仿佛以一种顽固的求生意志拒绝着尽头的出现，或许，它拒绝的仅仅是突然性，比起瞬间的终结，它宁愿选择拖延，选择漫长的衰弱，选择波澜不惊地滑进虚无。就这样，像一道逐渐变淡的笔迹，平整的灰色柏油路自然地过渡到了山地里的碎石子路。地势上升，驴车走得更慢了。零星的树木和清凉的溪流出现了，冷峻的自然仿佛一时兴起，往这个焦渴难捱的孩子嘴里塞了一颗糖果。紧接着，山上的针叶林以及大片的浓荫，如同一阵巨大而无声的波涛席卷而来，与之一同冲击他的头脑和身体的，还有某种生命的割据与悬置现象——那是只有通过象征才能被捕捉的微妙体验，只有通过荒芜中的绿荫，现实中的梦境，汪洋中的岛屿才能进入的顿悟状态。

父亲慢慢平静下来。他觉得，好像所有的毛孔都张开了，满身的汗水都被收回体内，整个人似乎都漂浮在一种不确定的、近乎悲哀的幸福之中；肩背的酸痛消失了，心跳和呼吸声变得格外清晰。他觉得自己随时可能昏倒在地，但同时又觉得异常精神。他试着抬了抬手臂，但又因为发现自己轻若无物而赶紧停下动作。他半坐半靠在板车上，像摁着一只气球一样摁着自己。

他们已经深入群山之间，进入了岩石主宰的坚硬的国度。群峰耸峙，在四面包围着他们。那种魔鬼般的咄咄逼人的挺拔，是一种充满了力量的姿态，在低海拔的地方被视为天经地义的秩序不再那么可靠，蝉鸣与蛙的鼓噪让位于沉默与风的呼啸，生命的气息被更加宏大的声音背景消解了。自然在此处只想展示它的绝对权威。人是渺小的，仅仅这样讲已经不够了，人不应该存在，这才更接近父亲的真实想法。驴车像一张发疯的木板床，载着他驶进了非现实的，非人性的场域，驶进了鬼神和精怪出没的蛮荒时代。

财哥是个寡言少语的人，父亲本以为他是一位冒险家，后来又觉得他是一位部落酋长。他不声不响地把从县城取回来的一捆信件丢在驴车经过的第一间小木屋里，然后回来赶车，继续前进。信有厚厚的一大摞，分量惊人，原本就搁在父亲旁边，他不想触碰它们，甚至有意避免看见它们。在父亲的印象中，它们是山的对应物，是亲人的思念彼此撞击后产生的隆起。这些庞大的语言冗余，既包罗万象又微不足道，像是某个毫无纪念价值的、注定会彻底消逝的瞬间的全集，没有意思也没有意义，只能从形态上被解释为某种突然爆发然后沉寂的东西——出卖体力的人，言辞贫乏的人，他们的书写欲望太旺盛了，太吓人了，也太无力了。

父亲没给奶奶写过信，他没有老家的地址，他不懂得如何利用文字在这个世界上标记出那些他再熟悉不过的事物。他们那一代人，远比我们重视文字，他们拿起笔来面对纸张的时候，是严肃的、虔诚的，从下笔的姿势到每一笔的完成都比像我这样的“文人”漂亮许多。而且，父亲还有些在我看来颇为特殊的执着，比如，他在写给我的信里坚持使用一些一辈子也没在他口头出现过的书面语，他还要求我在回信中对他使用敬称“您”。所以，我有理由设想，父亲也是有一支笔的，就揣在他的怀里，和一本同学（也许就是高福林吧）赠送的小日记簿待在一起——写吧，父亲，没有收件人的信，可能会成为秘密，可能会成为诗。

伐木工人的营地在天峰林场的边上，天峰林场就是半山腰的松树林。地球最古老的毛发生生不息，养活了一批又一批前来此处的人。被砍倒的树像坠落的星辰，像被废除的词语，像被拆得七零八落的笔画，以否弃一切的姿势——拒绝顺从，也拒绝反抗，或者通过拒绝使顺从本身成为一种反抗——卧在林子的里里外外。

父亲的工作是和其他工人一起将已经倒地的树木去净枝杈，再抬到林边码放整齐。头一天，父亲的手臂就蹭破了皮，财哥扔给他一对袖套，于是他就成了林场里唯一戴护具的工人。父亲虽然乳臭未干，但也不能心安理得地给自己戴上乳臭未干的标志，所以他很快又脱掉了袖套。林场里的小伙子都特意赤着上身，他们以自然的方式，用时间和疼痛给自己缝制铠甲——他们的手上，臂上，肩上，胸前，每一个要与木头接触的部位都磨出了老茧，经过无数次汗水的“淬火”，越来越厚，越来越硬。光从树叶的缝隙间渗透下来，在他们红通通的身体上摆出了各个不同，却又是在同一种规则下生成变化的明晃晃的图案。“火焰与幻觉的刺绣，闪烁如透明的蝴蝶”“每一棵大树都是一只万花筒”，遭了不少白眼的父亲就着月光，在本子上写了几句话（他所写的与我所写的会有多少相似、多少不同？其中显现出的是亲缘关系，还是迭代与背叛？），然后抹干眼泪，悄悄走回营房。

有活儿干的人确实有饭吃，一天甚至能吃三餐。早饭是稀粥，午饭是稀粥加高粱面窝头，晚饭是稀粥。以稀粥填充的身体免不了总是湿漉漉的，质地和浆糊差不多。伐木工人每天都洗好几次澡。所谓洗澡，就是指站在凉荫底下，拎起一桶水，从头浇到脚，同时像猴子似的发出几声怪叫。父亲并不是没有见过成年男性的裸体，但对于这种露天演出的强度缺乏准备，只觉得自己遭了一大群牧羊神的突袭。一头稚嫩的小鹿看到在草地上休憩的独角兽，自然会心生仰慕，但若看到它低着头，挺着尖锐的角朝自己猛扑过来，则必定会恐惧逃窜。他领受这种原始的，野蛮的，浑不讲理的冲击的方式，不像是一个未成年男性，倒像是一名女性。父亲被那些怪兽般的身躯吓着了。所谓怪兽，所指的除了显著的雄性特征之外，还包括他自己，不过不是指当下的自己，而是指一个随时可能侵入并强占当下的未来的自己。

工人们出门的时候，习惯在脖子上挂一只硕大的铁皮水壶，在户外，他们一边干活儿一边喝水。他们总是很渴，而山里的水很甜，还取之不竭。他们挂着水壶的姿态中有一种神秘的骄傲。可能正因如此，父亲不敢奢求拥有一只水壶，而这也让他吃尽了苦头。熬过一整天，他渴得几乎昏厥过去，以至于喝粥的时候，像个劫后余生的人一样百感交集。

所幸山里的夜晚凉爽宜人，被峰峦圈养的黑暗温良如水，尽管有时，父亲会听到自己不能辨识的野兽的吼声，但一切危机都遥远得像是无关痛痒的回忆。所有的骚动都平息了，万物被归还于混沌之泥。营房里有人把耳朵贴在一个短波收音机上听广播，那盒子发出的声音小得仿佛出自某个人的内心。父亲安静地躺着，和他一起听着。父亲觉得自己完全空了，除了一身酸痛，什么也没有，所以需要一点内容，需要一点语言。虽说他连一个字也听不清，但他可以想象。比如，想象一个忏悔电台，播音的是一个除了遗憾一无所有的人，说着一些绝不打算给别人听到的话；或者，一个寂静电台，寂静可不是无声，寂静是通过某种精密的计算，在存在与非存在的两端，以无以计数的声音配平的等式。

父亲的意思是，在群体之中的孤独，莫过于被排除在他人的快乐之外，但若参与的方式不是分享快乐，而是充当了构成这种快乐的材料，则更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痛苦。父亲短暂的伐木生涯，据他自己说，就是一个笑话。他们在他狼狈跌倒时笑他，在他戴上袖套时笑他，在他摘掉袖套时笑得更响，在他疼得掉泪时笑他，在他抹干眼泪时笑他，在他对他们笑的时候也笑他。他们看着他笑，但不是对着他笑。父亲无遮无掩地暴露在笑的围猎之下。

第三天一早，十二岁的父亲决定离开。财哥，这个唯一不笑的人看着他，就像看着一条十二指长的小蛇。财哥抬了抬下巴，说走过这片林，绕到山背面，再穿越三十里戈壁，就能到达一座新建的小县城。“那里有很多管饭的活儿。我不能去送你了。”财哥不能去送父亲，但不该埋怨他。无论如何，父亲是逃走的，而财哥给他指了一条路。不仅指路那么简单，他还给父亲塞了五六个窝头，甚至把自己的水壶挂在了父亲的脖子上。

父亲走进了林子，走着走着，心情渐渐变得轻快起来。他确信，那些笑声，那些目光，都追不上他够不着他了。树尖挑起了整个白昼，将他深藏于腋下——一个微型的夜晚庇护着他。光天化日的世界都被拔升到云端天际，作为少数被遗漏的个体，父亲体验到了自甘渺小的乐趣——在参天巨木的环绕之中，人的高度急剧坍塌，他成了一个被俯视着的平面物，像一个不安分的字符，在日头投下的树影之网里穿梭，躲避天空的阅读。其实，他连自己的阅读都避开了，他已经忘记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里。遗忘是福，遗忘即幸存。

林子里都是比父亲更小更善于躲藏的动物，它们在枝叶间闪现，像是只有间歇性的存在。很显然，它们从不自认是主人，并且默许任何闯入者行使临时的统治。于是，这里成了父亲的王国，他在其中无所顾忌，予取予求。父亲一路采集蘑菇，他把这些由阴影和神秘滋养长大的赘物视为纪念品。在海边你就得收集贝壳，在天上你就得收集云朵，在树林里你就得收集蘑菇。似乎那些无用的，精美的，到处都是的小玩意，本身就为被人收集而生。

傍晚时分父亲走出了树林，就像第一个走出树林的祖先一样，感觉失落，感觉一切已无法挽回——人类的童年到此为止。他下了山，由山羊的道路走到狐狸的道路，又由狐狸的道路走到了骡马的道路，脚步越来越沉重。当他来到出山的隘口之前，天穹上已经被涂满了发光的胭脂，太阳只余下一半还在地平线上，好像在表演某种杂技。父亲犹豫了。山外就是戈壁，据财哥说，要去县城，得走三十里。父亲没有用身体测量过，也不能用想象揣摩出这个距离，但他还是害怕它。他怕一旦走出这座大自然的露天剧场，自己就将完全暴露，不再是唯一的观众，而将被迫成为唯一的角色。

父亲在山脚的一块大石头上找到一处凹窝，躺了进去。在天色完全黑下来之前，他掏出他的小本子写了一句：“人们想以灯火驯服夜晚，却将夜晚逼进了自己的内心。”

他并非不知道在野外过夜有多么危险，但在夜幕刚刚垂落的时候，还是深深地沉醉于一种神话般的氛围之中。夜空是深紫色的，越往高处色泽越浓，尽管经过了亿万个年头，却还是崭新得如同第一个夜晚。不计其数的星星从四面八方汇聚过来，形成了一条璀璨的河流，向着生命的尽头缓缓流动。他静静地躺着，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托了起来。他似乎就躺在一朵黑色玫瑰的内部，被一只手捧着，呈献给了宇宙。父亲闭上眼睛，呼吸着高处的空气。他太疲惫了，很快就睡了过去。

后半夜的时候，他醒了过来。在这个时段，一切都变得面目可疑。周遭各种奇形怪状的山岩仿佛都成了活物，还有许多似有若无的响声从不知何方传来。有几只野兔，几只松鸡，几条蜈蚣从他身边经过，还有些看不清或认不出的动物，他觉得，其中有那么一两个会说人话，能直立行走。父亲双臂环抱在胸前，整个人缩成一团，抖个不停。这一来是由于山中精怪的滋扰，二来是由于昼夜温差实在太大。父亲只有唯一一件外套，抵御不了两者之中的任意一种，甚至抵御不了一阵风。而风，绝不仅仅只是风而已，鬼魂的讪笑、野兽的呼吸、影子的足音、石头的低语、草木的悲泣，还有各种无形之物的喘息，都在风里。

父亲默念着胡编乱造的咒语，打着哆嗦，迷迷糊糊地熬到了天亮，然后趁着空气还算凉爽，爬起身继续前行，走进了茫茫戈壁。那时他还没有意识到一个比吓人的幻影和三十里黄土更为严峻的问题：他在第一天就吃光了出发时带在身上的几个窝头，而他本以为一天已足够走完所有的路。

什么是路？路是河流状的荒芜，是一根勒毙植被的不可见的绳索。荒原是路的扩大和汇聚。路一直都在，想摆脱它都不可能，但方向却被广阔的戈壁给取消了。父亲独自在海的反面漂流，在他的背影前方，地平线被热浪软化弯曲，像一道遥不可及的潮水。太阳已经失去了所在，只剩一道炽热的弧光悬在天边，将视野内外两块烙铁般的大地焊接在一起。中午之前，父亲便走不动了，他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但视野所及，仍旧没有人的踪迹。他不敢敞开喝水，只敢让干裂的嘴唇沾一沾壶嘴。他的嘴里都是土腥味和血腥味。前方有几株光秃秃的胡杨，他走过去坐下来，把外套扯到头顶遮阳，靠在一棵树下休息。

他太饿了，太虚弱了，所以才会想到口袋里的那些蘑菇。他掏了一把出来，丢进铁皮水壶里。水壶被晒得发烫，水是热的，蘑菇也是热的，他撇了两根树枝夹出来吃，只觉得软乎乎的，没什么味道，但这个时候，不管吃的是什么，只要一吃就停不下来。吃完了蘑菇，父亲合上眼皮，休息了一阵。等他再睁开眼睛，他看见他身前的戈壁上空有一片闪闪发光的东西，一种平平无奇，但在这种环境里却让人完全无法理解的东西。父亲站起来，朝它走过去。

那是一面没有边框的镜子，悬挂在戈壁上方，如同墙面上的一摊水，看不出形状，分不清远近。父亲一直朝着它走，却始终没能靠得更近。他看到镜子里的自己被没有温度的火焰静静地焚烧。那是一道背影，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背影，在悠悠黄土之上无声地蒸腾着，模模糊糊。“一片透明的玻璃烟雾。”他浑身都湿透了，但不再觉得炎热难耐，他的双脚毫不费力地起起落落，仿佛根本就没有着地。父亲笑了起来，他觉得很奇妙，很有趣，很美好，但又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其实，他对一切知觉都失去了把握，他不知道自己是真的在笑还是只是想笑，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何时躺倒在地，又一次昏睡了过去。

父亲觉得肩头被一只手拍了一下，他睁开眼，看见不远处坐着一个人，一个看不清面目的成年男人，在即将下落的夕阳中间映出了一个忧伤的剪影。那一轮红日实在大得惊人，仿佛非得如此，才算是给这一天办了一场隆重的葬礼。男人发现父亲醒了，就站起身，默不作声地向前走。父亲站起来，跟了上去。他没有想太多，不害怕也不兴奋，只是在跟随他唯一可以跟随的。

起初，父亲想跟人家打个招呼，或者干脆大叫一声“去哪儿”，但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还没有隔着这么远的距离跟人说过话，想一想都觉得可笑。他就这么走啊，走啊。走不动的时候，他就停下来，他一停，那个人也会停。渐渐地，他已经不需要再抬头看着前方，也能跟上那个带路的人，无论如何，他确信那人一定就在前面等着他。父亲走得越来越慢，他的身体仿佛不再属于自己，每迈一步都得拼尽全力，但只要望见月光下那道淡淡的身影，他就总是能站起来，再继续走下去。他已走进这片戈壁的心脏，洞悉了它的秘密。亿万年以前，第一批登上陆地的海洋动物，就在这里，凭借它们软弱无力的鳍在退潮后的滩涂上艰难地挪移。

父亲走着，跟着前方的那道背影，一步一顿，但没有再泄过气，也没有再歇过脚。他走啊走啊，一步，一步，直到曙光初现。每一天都有那么一刻，世界回到了最初的清澈，像一颗巨大的露珠，那么圆润，那么通透，一切都得到了最完全、最明晰的呈现，没有秘密，没有困惑。遗憾的是它太过短暂，短暂得你只能错过。父亲还在走着，一步，一步。太阳还没有升起，柔和的天光从地底涌了上来。父亲走着，他看到，就在前方，或者说，就在那道背影前进的方向，地平线上隐约出现了一些高高低低的块状轮廓。他明白，那些都是县城的房子。给他带路的人这时突然加快了脚步，距离他越来越远，父亲无力追赶，只能大声呼喊：“喂！”他觉得悲伤，觉得遗憾；他想看到他的样子，想听到他的名字，但都没能如愿。那个人始终没有回头，直到他的背影彻底消失不见。

父亲啊，您大概没有想过。他也许根本就是一个只有背影的人，也许根本就是一个尚未存在的人，也许，他来此的目的，是以您那个必将存在的儿子的名义，要求您继续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