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的社会认知价值
内容提要
新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写作，以非常鲜明的介入性姿态，直接揭示社会问题，剖析内在原因，寻求解决思路，体现了作家对于历史或现实问题的积极探讨，展示了作品突出的社会认知目标。非虚构写作的这种追求，是为了积极回应现代社会本身存在的诸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特别是信息社会的“信息熵”，导致真实与虚拟之间界限的日趋模糊，使作家渴望以求真的方式，揭示社会生存真相，为人们提供有效的理解途径。虽然非虚构写作隐含了作家所见的真实现状与芜杂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内在张力，也在不同程度上表明了其在社会认知上的某些困难，但它自觉承担了文学对于社会问题的重要关切，折射了当代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和关怀伦理。
关键词
非虚构写作 社会认知 问题意识 信息社会 求真
文艺作品具有审美、认知和教育功能，这是一个共识。围绕不同的功能，人类又延伸出各种不同的文学理论，产生了各不相同的学术流派，这也是共识。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社会历史文化诉求的不同，人们会突出某种功能而暂时少谈或不谈文艺的其他功能，这也是一个事实。譬如在中国古代，人们虽也秉持文艺的“言志”作用，但主要还是强调它的载道和教化作用，突出其认知和教育功能；“五四运动”之后，受启蒙和救亡的社会主流意识影响，文艺的认知和教育功能也同样处于突出位置；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当代文学开始“向内转”，逐渐聚焦于艺术形式的审美功能，人们便开始将审美功能奉为评析文学的重要标准，但认知功能和教育功能又趋于弱化。特别是文学的社会认知功能，几乎被文化认知功能所取代，不少社会认知视角的作品分析与评价，常常被打上“庸俗社会学”的印记，包括我自己在从事文学批评时，也会自觉回避单纯的社会学评价。但是近些年来，特别是阅读了大量非虚构作品之后，我觉得很有必要重新思考这一问题。因为重审文学的社会认知功能，既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可以使我们从不同维度重构文学作品的多元价值体系。
一
新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写作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介入性写作。无论是面对历史还是现实，作家都是聚焦于社会存在的相关问题，通过各种介入方式展开叙事。或田野调查，或口述实录，或文献征引；作家作为叙事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本身也成为叙事的对象。这种创作主体对社会的全面介入，一方面是为了体现“求真”的目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有效传达作家对于历史或现实的社会认知。尽管这种社会认知带着作家明确的个人理解或思考，但它所触及的社会问题却具有历史或现实的普遍性，也体现了文学与社会之间紧密的依存关系。豪泽尔就曾说过：“艺术和社会处于一种连锁反应般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这不仅表示它们总是互相影响着，而且意味着一方的任何变化都与另一方的变化相互关联着，并向自己提出进一步变化的要求。说得形象些，两边的图画都是对方的各种角度的折射，就好像置于周围装有许多镜子的房间里。因此，双方都是处于不断增生和加强的过程中。艺术和社会作为两个对立面，相互之间并无斗争，但它们的内部矛盾不断地推动着它们前进。”1对于非虚构写作来说，这种互相依赖和影响的关系尤为突出，因为非虚构本身就是作家对社会深度介入的结果，或者说是社会问题驱动了作家的写作——包括历史和现实在内的一些重要社会问题，既是非虚构作家意欲探讨的对象，也是非虚构作家发自内心的认知诉求。在大量非虚构写作中，作家都试图通过相关事实的呈现，揭示社会问题，探讨社会症结，寻求解决方案，具有极强的社会认知目标。像王梆的《贫穷的质感：王梆的英国观察》（以下简称《贫穷的质感》）、伊险峰和杨樱的《张医生与王医生》、易小荷的《盐镇》等作品，几乎是明确地立足于社会学视野，或从宏观上对社会整体结构及其内在问题进行分析，或从微观上由小见大，以特定的个体或群体来分析当下社会形态中的相关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作品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调查报告，只不过作家并没有严格遵循社会学的调查方法，而是运用了极富情感张力和丰盈细节的文学叙事，但它们所体现出来的主体意愿，都带有非常明确的社会认知之用意。
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他文学作品就没有社会认知功能。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与人类社会存在着密切关联，都包含了特殊的社会认知作用，即使是像《西游记》《聊斋志异》这类神魔小说，也同样隐含了某些社会认知功能，只不过它们需要借助艺术修辞学进行审美意义上的解读。但是，非虚构写作带着作家明确的主观意愿，从内到外都聚焦于社会问题本身，因此它们的社会认知功能尤为突出，也极其鲜明。它甚至有点像“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针对相关的社会问题，进行明确的聚焦性叙事。像易小荷的《盐镇》，就是围绕四川西南一个边陲小镇中一群女性的生存，尖锐地审视了当下中国底层社会中女性饱受伤害的生命景象以及屈辱性的人生命运。上至九十岁老妪，下到新世纪出生的少女，作者通过长达一年的蹲点，在细致的田野调查中，从不同代际群体中选取了十二位女性作为主要叙述对象，逐一呈现了她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遭受家庭暴力、养育重负、伦理偏见时的各种惨烈命运，并藉此剖析了中国边远地区基层社会中的父权、夫权、贫穷、世俗偏见、女性尊严等方面的恶劣现实。它使我们看到，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性别启蒙和男女平权的今天，女性屈辱依然坚实地扎根在中国的乡村大地上，也使人们更清楚地理解贫穷、麻木与男权之间的复杂纠葛。可以说，《盐镇》是一部饱含了作家体恤之情和忧愤之思的非虚构作品，其中的不少人物像陈炳芝、小群、黄欣怡等，都写得颇为鲜活，但它所呈现出来的思想意蕴和价值导向，则是揭示并反思那些被时代信息所屏蔽的社会底层女性的生存命运，并以无可辩驳的真实，让人们深切地认识到，贫困和暴力像两根冰凉的绞索，疯狂地绞杀了女性生命的所有尊严。
如果再细读罗伟章的《凉山叙事》和李约热的《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我们同样也会发现，它们在主题上虽然都标称为攻坚脱贫类的非虚构作品，其叙事也确实广泛涉及外援干部如何与当地干部一起寻找脱贫路径，但是，让作家倾注更多心血的，却并非只是脱贫本身，而是特定地域人群的精神面貌、文化习俗、传统伦理与贫困之间的内在关系，尤其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生存观念在脱贫过程中所形成的障碍。贫穷当然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脱贫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我们读到太多有关扶贫的作品，主要都是讲述政策扶持、产业更新、市场搭建、家庭经济良性循环等外在方面的行动，很少有作家将贫困作为一个社会的系统问题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思考。但这两部非虚构作品恰恰在这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社会认知价值。无论是《凉山叙事》对于大凉山地区昭觉县彝族同胞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现实秩序、生存观念的叙述，还是《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对于广西崇左市大新县五山乡三合村的干群矛盾、村民生活、社会风俗和生存方式的记录，作者都不是单纯地聚焦脱贫目标，而是沉入现实内部，揭示了当地人群与现代社会脱轨的种种生存陋习和人性面貌，使人们从社会认知的角度，了解到精神脱贫、观念脱贫和人性脱贫，永远比物质脱贫重要得多。同样，蒋韵的《北方厨房：一个家庭的烹饪史》（以下简称《北方厨房》）表面上记录了一家三代女性的食物烹饪史，但事实上，围绕着饮食问题的变迁，作者展示了数十年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因为在中国的日常社会里，饮食并非只是一种生存需求，而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是维系家庭、亲戚、朋友之间情感的重要纽带，承载了丰厚的传统文化伦理。蒋韵的写作意图，其实是从一个家庭内部最核心的生存载体“厨房”出发，演绎不同代际、不同家庭和不同个体的变化，并对中国社会数十年来的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伦理与人性之关系，提供了诸多社会性思考。当然，作品也围绕着吃什么和不吃什么，反思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文学作品中的社会认知功能是否突出，虽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读者视角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取决于作家在叙事调控过程中的主观意图。这也是非虚构写作不同于其他文学作品的关键因素之所在。因为非虚构写作是由作家全程介入的叙事，包括对当事人和事件的选择，都受控于作家的主观意图，而不像虚构类小说那样拥有自身发展的空间。从笔者阅读的现实类题材看，新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写作，触及了当下很多重要的社会现实问题，也展示了很多独特的社会认知价值。譬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梁庄十年》、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王磊光的《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等，针对当下乡村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从留守儿童的教育和成长，到进城务工的农民返乡后的困惑与不适，从乡村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到乡村基层权力结构的失衡，都通过大量当事人的陈述，进行了实证性的表达。作家们也由此对当下乡村社会提出了诸多认知与思考，包括乡村社会内部失去了应有的活力、无法找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等。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其实是从文学的角度，对中国的“三农”问题进行了别样的考察、梳理和反思。如果我们再延伸一下，同时将梁鸿的《出梁庄记》、丁燕的《工厂男孩》《工厂女孩》、陈喜年的《活着就是冲天一喊》、萧湘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等作品放在一起，还可以看到，中国的农民问题已不仅涉及乡村社会的发展，同样涉及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中国城市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问题。当无数的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各种角落、各个车间，不断充实城市运转的每个环节，大到现代化的工厂流水线，小到路边菜贩、三轮车夫、街道清洁工和医院护工，不仅确保了现代城市的日常运转，也改变了农民们自身的生存形态，使这个庞大的生存群体变成了无根的漂泊者。这种候鸟式的现代漂泊者，作为中国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特的阶层，将会引发哪些社会结构形态的变化？并在社会公平和代际正义上产生哪些影响？上述作品都或多或少进行了探讨，尽管有很多探讨还并不具备专业化的眼光，但它们确实都通过一个个具体、真实而又鲜活的生命实体，向人们展示了作家对于当下现实的社会认知。
毫无疑问，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默认问题的存在而不去反思或改变。非虚构写作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作家们会根据自身所熟悉的社会现实，面对人们普遍意识到的相关问题，展示各种积极的、介入性的“求真行动”，并以现场实录式的叙事，在揭示真相的同时，探讨相关问题产生的根源，以及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路径。像李兰妮的《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野地灵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周芳的《重症监护室》、薛舒的《远去的人》《太阳透过玻璃》等作品，就是针对中国特殊疾病群体的诊疗问题，通过亲历性的观察、体验和交流，传达了诸多重要的社会认知，包括病人的发病原因、医疗资源配置、从家庭到社会的疾病认知，以及治疗过程中医生、护工、病人、家属之间所形成的种种张力关系。无论是李兰妮对于当前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群体在医院诊疗的叙述，还是薛舒对于中国老龄化社会中失智失能群体治疗问题的记录，抑或周芳对于重症病房里一个个生命求生本能的书写，都是通过作者的亲历性体验，以及与当事人的广泛交流，使叙事从个体病痛蔓延到家庭重负，又由家庭重负延伸到社会的各种层面，传达了作家对于疾病乃至生死的社会学思考。同样，像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王小妮的《上课记》、袁敏的《母羊的心》《书生校长》等作品，围绕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教育问题，从不同的成长个体、不同的文化观念、不同的教育理念出发，探讨了不同体制和不同地域的教育所面对的各种社会问题，它事关个人成长和家庭命运，也事关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折射了作家对于教育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之间关系的深层辨析。此外，像王月鹏的《拆迁笔记》、乔叶的《盖楼记》《拆楼记》等对于城乡征地问题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的思考，李娟的“羊道系列”关于哈萨克牧民游牧生活的亲历性叙述，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切入复杂的现实领域，展示了作品内在的社会认知价值。
应该说，新世纪的非虚构写作是一种直面现实问题的写作。它很好地弥补了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因过度专注于社会事件的正面化书写而留下的缺憾，也巧妙地将各种社会问题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在作家与当事人所形成的共情状态中，传达了种种独特的社会认知，也使很多作品具有社会学、新闻学乃至历史学的跨界性参考价值。
二
新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写作所展示出来的独特的社会认知价值，一方面使我们意识到，很有必要重新盘点文学的各种内在功能与作用，另一方面也将文学的真实问题有效嵌入信息化的倦怠社会之中，使文学能够更有力地回应人们对于现实社会的种种关切。这不是有关文学的内涵与外延的双重拓展，而是文学在新的社会发展境遇中的自我突破。无论我们如何看待非虚构写作，它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既定形态的突破，已成为一种无法忽略的事实。
首先，非虚构写作虽然标举社会认知功能，但它并不是为了否定或降低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和教化作用，也不是想要排斥文学的其他认知功能，而是为了更科学地反思并建构文学的认知体系。说实在的，文学作品究竟具有哪些内在的认知功能，一直是一个有待深究的问题。从文化认知上看，有性别、历史和族群等，并由此出现了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等理论。从人性及生命认知上说，有理性与非理性、欲望与伦理、感性体验等，并涌现了精神分析、感性主义、人性论等批评理论。当然，也有社会认知功能的考察，并积淀了包括“艺术社会学”在内的相关理论。但从总体上看，在文学认知功能的研究中，社会认知功能越来越走向边缘。这显然有悖于“文学即人学”的核心理念，因为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也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世上只有无艺术的社会，而没有无社会的艺术。艺术家总是处于社会的影响之中，甚至当他企图影响社会的时候也是如此，这种影响只能被看成物质和精神两类因素作用的结果。对于社会艺术过程带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各种因素的并列作用，而不是它们的前后顺序。”2可以说，文艺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特定产物，同时它与社会之间又构成了紧密互动的张力关系。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清楚，文学的社会认知功能不仅取决于作品本身所承载的社会问题，还取决于接受者的认知方式和接受思维。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当读者坚持从某种单一的认知角度来理解作品，或者恪守文学的审美标准作为唯一信念，也会使文学作品的社会认知价值受到影响。因此，当我们重申非虚构写作的社会认知价值时，从另一种层面上说，也为了唤醒人们对于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互动的密切关系，唤醒人们理解非虚构写作的介入性——它并不只是作家对叙事本身的介入，而是创作主体对于社会现实的深度介入，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普遍存在的一些重要问题的自觉介入。谁都明白，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变化也越来越快，特别是进入信息化和消费化之后，传统的社会结构形态正在转型，各种新的社会现象及其现实秩序层出不穷，以至于有些作家认为“现实比作家的想象更精彩”。这种现实，既为作家重新观察、理解和思考现实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也为人们认识和理解这个复杂的社会，提供了各种有价值的审美接受之路径。
其次，非虚构写作之所以突出其社会认知功能，是因为现代社会本身的发展存在着诸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召唤作家以求真的方式，真正地揭示社会生存真相，为人们提供真切的了解途径。众所周知，中国现代社会正在逐步超越乡土/城市的二元结构，呈现出空前的混杂性，它既有全球化带来的各种复杂冲击，又有地缘政治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既有城市化进程中引发的群体分裂，又有社会竞争不断加剧后的群体倦怠；既有信息技术发展后的秩序变革，又有消费文化驱动后的观念变迁……面对如此繁杂的社会现实，如何让人们更科学、更理性地认识和理解它，并非只是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的任务，文学同样也需要进行必要的承担，这是文学的认知功能所决定的。当然，我们不能否定一些虚构文学在这方面的努力，即使是那些沉迷于个人化、人性化的虚构性写作，也存在着一定的社会认知功能，但就叙事的真实性、实证性、问题的聚焦性而言，非虚构写作无疑在这方面体现得更为突出，也更能有效地激发读者的自觉认知和思考意愿。这是因为非虚构写作大多从社会问题出发，围绕当事人和作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来展开叙事。问题即事件，问题即叙事，问题即目标，在非虚构写作中，事件本身所承载的一些社会问题，其实是作家选择写作的优先事项。换言之，它不是由作家提前预设某种写作意图而后选择题材的写作，而是在现实生活呈现了诸多问题，使作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和思考之后，才进行的写作实践。
更重要的是，信息时代的到来，不仅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观念，还颠覆了我们对于社会的认知方式和理解路径。用韩炳哲的话说，人类已从物质的占有，变成了对于信息的体验和分享，“对物的拜物教已经结束了。我们变成了对信息和数据的拜物教。在此人们甚至可以说，有一种‘数据的性欲’”3。这是人类继工业革命之后的又一次重大革命，它使我们从物质所构成的稳定秩序中，步入由信息所建构的乌托邦式的虚拟空间。信息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类通过形式科学和实验科学的深度结合，借助计算机搭建了一个个能够平等、自由、共享的虚拟现实，其核心就是仿真，从数字图书馆、虚拟实验室、虚拟办公室到网络商店、网上购物，等等，一应俱全。这种虚拟社区，借助仿真这种替代并消解了现实真实的技术手段，正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如今，“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实际上生活、工作和游戏在两个平行的世界—— 一个是真实存在的世界，而另一个则是虚拟世界。我们很多人可以很自如地在这两个世界里自由地来回切换，但是几乎或者从来没有去思考过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意味着什么”4。的确，我们每天都穿梭在这两个不同的世界里，而且当现实世界纷乱无序、无法把控、难遂人意时，很多人便自觉沉迷于虚拟的世界，通过浸润式体验或交互式参与，更容易获得内心意愿的满足。所以，一方面，“在被算法控制的世界中，人日益失去了他的行动力、他的自主性。他看到一个与自己相对立的、脱离了他的理解的世界。他遵从算法的决定，但是他无法理解这些决定。算法变成了黑箱。世界迷失在神经网络的深层层面中，而人无法进入这些层面”5。另一方面，“快速增长的信息熵，即信息的混沌，让我们陷入后真相的社会。真与假的区别被消除了。从此，信息在一种超现实的空间中循环着，无需任何真实关联。假新闻也是信息，这些信息的影响可能要胜过事实。短期效应才是重要之事。效应取代了真相”6。信息时代所带来的这种独特的生存境域，本质上说并没什么不好，且优点多多，但它凭借巨大的仿真能力在满足人们各种欲望的同时，也使人们逐渐失去对于现实世界关注的热情，甚至失去对现实真相的探究和判断；“真与假的区别被消除了”，人们对于社会认知的方式和能力都受到了空前的挑战，由此也导致一些真实的社会问题变得混沌不明。
所幸的是，新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写作，凭借明确的现实问题和作家主体的现场介入，开始以各种方式直面现实世界，从而为人们提供了各种别有意味的社会认知视角和通道。或许，非虚构写作很难具备审美价值上的经典性，但是，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见证和记录，它们在将来未必没有重要的价值。美国历史学家彼得•盖伊的《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就从狄更斯的《荒凉屋》、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的相关情节中，分析了当时的历史经济发展及中产阶级生活等。新世纪以来的大量非虚构写作，都保存了各种原生态的普通人生存境况，尤其是他们的社会消费模式、社会交往模式和社会观念变化等，它们既是社会学关注的目标，也是将来历史钩沉的一个重要领域。以梁鸿的“梁庄系列”为例，她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梁庄十年》，虽然只是记录了一个小小梁庄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变化，但它们所涉及的乡村农民生存方式之变化、城市务工群体艰难的生活样态、乡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难题、乡村农业生产结构形态的转变、乡村生态环境的污染与治理、乡村家庭伦理关系的变化，以及背后所隐含的种种生存观念，使人们在重新认知中国当代乡村社会时，都具有某种实证性的范本价值。
梁鸿《中国在梁庄》，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三
如果说非虚构写作大力标举社会认知的内在诉求，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揭示被“信息熵”所遮蔽的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真假界线日趋模糊的现实问题，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探讨非虚构写作的社会认知表达，与其他文体之间究竟存在哪些差异，或者说它究竟拥有哪些独特的价值意义？因为很多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同样也是为了求真的科学目标，同样也是围绕各种社会问题探寻真相并提供解决方法或路径，像社会学、新闻学、口述史，乃至现代哲学，都是如此。
最明显的差异，当然是社会学等人文学科受制于明确的学科目标和学术规范，更强调社会认知的专业化、科学性和严谨性，强调理性分析和逻辑推衍，并不追求叙事的审美功能。尽管像新闻特写、口述史等，有时也会在人物言行或细节描述等方面呈现出一定的审美趣味，但感性化的叙事终究不受推崇。非虚构写作恰恰相反。它从作家的感性认知出发，在作家主体情感的浸润中，揭示并呈现各种社会真相，展示相关的社会认知。也就是说，非虚构写作是一种情与理交融的写作，由情入理，或由理生情，是其突出的特征，也是它作为审美的文学实践的本质属性。大量非虚构作品中的所叙之事，都是与作家密切相关的事情，其中的人物多半是作家的亲人或朋友，本身就带有天然的情感渊源，像万方的《你和我》、金宇澄的《回望》、薛舒的《远去的人》《太阳透过琉璃》、李兰妮的《野地灵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蒋韵的《北方厨房》、梁鸿的“梁庄系列”、伊险峰和杨樱的《张医生与王医生》、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以及《我的二本学生》等，无不如此。即使是像李约热的《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罗伟章的《凉山叙事》、李娟的“羊道系列”等作品所讲述的人与事，看似与作家本人的生活并无关联，但随着作家不断深入生活现场，尤其是与笔下的各种当事人深入交流之后，无论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实体，还是种种基于人性面貌和世俗伦理的事件，都会自然而然地唤醒作家内心深处的情感，并与当事人形成某种共情状态。如李约热在下乡蹲点扶贫了两年之后，就由衷地写道：“伤痛刻骨铭心。这两年多，我记得最多的，是那些愁苦的脸庞。意外事件和病痛使一个个家庭风雨飘摇。这两年，感觉一点都不轻松，我也知道网上每天都会有不幸的事情发生，但是在网上阅读，比不得在人群中目睹更让人感到惊心动魄。这两年，我沉重多于喜悦。”7这种情感，既源于作家对于诸多贫穷百姓的体恤和同情，也源于他对于中国社会底层人群生存心态的深切理解。正是在这种强烈情感的驱动下，作家才由情入理，对自己亲眼所见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传达自己的某些社会认知。
当然，非虚构写作中的作家主体情感是极其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主要是源于情与理之间所形成的张力关系，即作家所认同的社会公理、秩序或观念，与作家所见到的种种生存原相，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强烈反差。在《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的《代后记》里，李约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在乡下最大的收获，莫过于记住很多张面孔和面孔后面的故事，而一个村庄的气质，也慢慢在我心中沉淀。老实讲，我是带着慈悲而来，多年的从业经历，每时每刻都在提醒，你要柔软，你要关注每一个个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机会，那些让人内心一颤的人和事你不要轻易放过。但是，我乡下的日常，却是忙碌和机械的。这两年来，在他们眼里，我只是能给他们带来好处的‘吴书记’（即使不能，他们也希望我尽快能），只要我出现在村口，就有好多人围上来，诉苦。记得有好几次，我走在村道上，突然就有人把我拦住，不是摘下帽子，就是掀开衣襟。摘掉帽子，是给我看凹下去的头颅，一次意外的工伤，让这个人变成现在这样；掀开衣襟，是让我看看他身上动手术留下的疤痕。他们拦住我，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们都这样了，还‘当’不上贫困户。因为贫困户会有各种补贴，在看得见的利益面前，不分城乡，每一个人都很现实。”8这是一种令人尴尬的现实。当作家满怀“慈悲”和“柔软”而来，遭遇的却是一个又一个坚硬无比的现实，是村民们外在的肉体伤痛和内在的精神痼疾组合而成的“要挟”，并使作家陷入“欲为而无法为”的困顿之中。如果我们再看看罗伟章《凉山叙事》中彝族百姓日常生存的记录，李娟《冬牧场》对于哈萨克牧民居麻一家游牧生活的叙述，同样也能深切地体会到情感与理智之间的内在冲突。
在这种情与理的冲突背后，其实隐含了作家所见的真实现状与芜杂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内在张力，也表明了非虚构写作在表达社会认知上的困难。豪泽尔就认为，艺术与社会之间永远存在着难以协调的张力，“辩证法说的是矛盾双方通过斗争以解决矛盾。互动说的是对立双方互相推动，相互之间既无冲突又不协调。身躯与灵魂的关系就是一种互动关系，社会与艺术的关系在某些方面类似身躯与灵魂的关系，双方既无矛盾又不协调。艺术的辩证发展，无论是创作，还是鉴赏，还是艺术风格的历史，都不是社会利益与艺术兴趣冲突的结果，而是个别分化、趣味和风格的变化的产物。社会之中、艺术之中都存在着冲突，但社会与艺术之间没有这个问题”9。这段话虽然说的是一种艺术共识，但也道出了非虚构写作的双重张力，即作家主体在情与理、亲眼所见的生活真相与社会整体秩序观念之间的纠葛。或许正是因为这些纠葛的存在，才迫使作家选择非虚构的方式进行写作——通过文学的“求真行动”，质询人们通常秉持的那些社会观念，在引发人们重新关注这些现实真相的同时，警惕信息社会所形成的某些误区，激发人们共同参与对于既定社会认知的再反省和再思考。
如果回到社会认知本身来看，非虚构写作在“求真”的目标和效果上，也与其他人文科学完全不同。如前所述，其他人文科学对相关社会问题的学术探讨，是以严谨的科学依据、相关的理论推演、有关的数据模型等为手段，并最终提供可实施的相关解决手段，尽管这些手段并一定绝对正确，但都是通过理性的逻辑推导而出，具有学理上的说服力。而非虚构写作虽然在求真行动中也会大量征用相关文献、数据资料，以丰富的文献材料来增强作家的某些观念或判断，但并不追求社会知识上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也很难获得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如李兰妮的《野地灵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就大量介绍了各种精神类疾病的名称、症状、治疗史等，并对现代医学中的一些治疗方法进行说明，甚至还不时地回顾中国精神病治疗的历史以及这类疾病的救治现状，但就整体的社会认知而言，作者也无法提供可操作的解决方案。
在这方面，李娟的“羊道系列”应该是最好的例证。在这组由《春牧场》《前山夏牧场》《深山夏牧场》构成的系列作品中，作者先后跟随扎克拜妈妈这个哈萨克牧民的家庭，全程参与他们的放牧生活，尤其是不同季节之间极为艰难的转场经历。作为一个外来的汉人，她小心翼翼地融入牧民家庭，承担应有的家庭义务，体验放牧牛羊，观察家庭生活，参与日常交流，悉心地记录着北疆哈萨克民族的游牧生活，包括他们的一些文化伦理。在她的笔下，我们看到，哈萨克民族的游牧生活并不是那么浪漫传奇、载歌载舞、无拘无束的自由，虽然他们从来就不缺乏浪漫和诗意，但坚硬的生存现实不断锤打他们，使他们不得不每天与恶劣的自然抗争，与孤独的岁月抗争。羊有羊的个性，牛有牛的脾气，马有马的性格，骆驼也有骆驼的生活方式，它们看似都悠闲地生活在草原之上，却有着各不相同的生存招术，经常把牧民们折腾得精疲力竭。如果再碰上恶劣天气，或者夜晚的狼群袭扰，一家人更是忙碌不已。为了维持全家的日常生活，从捡拾牛粪、背雪化水，到剪羊毛驼绒、照顾病畜，女人们也是忙得手脚不停。这种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既看不到归途，也无法把控未来。尽管李娟发挥了很好的文学才情，将大量生活细节叙述得生动有趣，但从整体上说，她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文化学意义上的哈萨克游牧生活，或者说是一种活生生的“游牧生活志”。当然，哈萨克的牧民们也渴望过上定居的安稳生活，他们的孩子也都获得了免费上学的机会，但他们对彻底改变自己的游牧生活依然顾虑重重。从社会认知的角度说，李娟的“羊道系列”并没有探讨哈萨克牧民对现代生活的思考，但在呈现他们与自然相生相杀的过程中，作者还是道出了这个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文化传统，也为人们了解这个民族的精神习性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社会学材料，具有丰富的社会认知价值。
非虚构写作在介入现实的同时，其实也在介入作家自我的内心世界，检视作家自身的文化视野、情感立场、价值取向以及思考能力。同时，它还极力介入读者的内心世界，以此获得情感和思考的内在认同。一方面，它不断突出叙事的社会认知功能，让文学的认知功能变得更为丰富，也更为重要，以应对信息社会对于他者的拒斥。用韩炳哲的话来说：“规定着我们世界经验的数字化屏幕让我们与现实隔绝。世界被祛除了现实性、物性和身体性。强化的自我不再被他者触动”10。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人们不再关心由“物”所建构起来的生活真相，非虚构写作正是借助一个个真实鲜活的他者，重构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它又不同于其他人文科学，无法提供精准而科学的社会实践方法；它只能借助审美化的文学叙事，呈现那些被各种信息遮蔽的事实真相，在激发人们认同的同时，以期引导社会变革者的注意。从本质上说，这也折射了当代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和关怀伦理。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新世纪非虚构写作研究”（项目编号：22AZW01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2 9 [匈]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居延安译编，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37、37、37-38页。
3 5 6 10 [德]韩炳哲：《非物：生活世界的变革》，谢晓川译，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版，第5、10、10-11、90页。
4 [美]查尔斯•斯特林：《媒介即生活》，王家全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7页。
7 8 李约热：《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266页。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文艺批评研究院】
（原刊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