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博物学家》：欢愉地做一个牧羊人
薛涛的新作《我不是博物学家》是一本具生态文学视域和主张的作品，显示了生态文学以自然价值为终极价值、以自然伦理为最高伦理、以自然秩序为唯一秩序的观念，通过比较人类与万物生命的轻重，得出了人必须归属自然而不是凌驾自然、人与万物各有短长而不是优于万物的判断。与此同时，《我不是博物学家》又具有中国古典文学历来擅长描写人身处自然之中，人感悟自然、人与自然交会、自然回馈人、自然与人相拥起舞的文学传统，文字间情感丰沛温雅，偶尔戏谑，间杂幽默，淡泊逍遥中牵高视角，以真情爱意抒写自然世界里的景物人事，是一篇篇自然观察札记，还是一段段哲学思辨随笔。
事实上，这一派中国文学美学的传统和擅长，由于当代都市化与居住环境的限制，变得较难实现了，所以薛涛的写作显得有些“奢侈”。他怡然自得，花几年时间待在白旗镇的乡间和野外。在这里，他“凝视草木昆虫，聊时间短长，四季更迭”；他养了一只小狗，后来它招引来其他小狗，“排场越来越大”；他关心的是“粮食与蔬菜”，他害怕的是大乌梢蛇；他居然经常去山里“采药”“放蚕”，这趋近于古代的、游仙般的生活方式，对于无聊而机械的都市人来说，如同梦谈。他兴致盎然地展示自己的装备，三齿耙、镰刀、钢锯、斧头、单手电锯、镐头、放大镜、单筒望远镜、独轮车、靴子、草帽、棉帽子、指南针，一件一件，如数家珍。他被自然特许，有了山居户籍，被选中，得以不断收获启示，最后虔诚地编写了这本“自然词典”——《我不是博物学家》。
《我不是博物学家》称得上一本博物志，又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博物志。它有《昆虫记》的线条，又有些《水经注》的韵味。它是自然与人的协奏曲，是一本关于自然与人如何在一个时空里，共同经历春风秋雨的散文诗。在白旗镇，薛涛虽从外来，但不是客人。他兴冲冲地观察着白旗镇的土著们，兴冲冲地为他们写小传，常三言两语，或只用一句话，文字寥寥，那个白旗镇人就栩栩如生地立起来了。所以，《我不是博物学家》是一本写花木鸟兽的书，也是一本写人的书。没有花木鸟兽，大自然还是大自然吗？ 同样，没有人，大自然也不是大自然了。人、鸟兽、山林都在，都鲜鲜亮亮、精精神神地活着，才是完整的大自然。
《我不是博物学家》中，除了人以外，薛涛还记录了118种动、植物的生命形态与生活轨迹。这些动、植物不是奇珍异物，全部都是东北地区辽东山村林间普普通通的“常驻民”。南非作家库切创作的生态文学作品《动物的生命》指出：“在整个争取动物权利的事业中……最遭人怀疑的，是这个事业要抓住犹豫的大猩猩、性感的美洲豹和人见人爱的大熊猫不放，而实际上这个事业最应该关心的对象是鸡和猪。但鸡和猪缺乏新闻价值，白鼠和对虾就更是如此了。”薛涛在书中关注和记录的那些动、植物，没有噱头，没有所谓的新闻价值，很少得到额外的青睐，如同白鼠和对虾一样平凡又常见。而薛涛却斩钉截铁地肯定了它们个体的珍贵，用优美的文字为它们登记造册，让它们借此留下名字和芳容。生态文学的轴心是生态文明的概念，即不以是否对人有用或无用来判断其他物种存在的权利，因而绝不区分珍贵或稀缺，不断言好看或丑陋。薛涛感慨动植物们的命运，他在书中为野草牛膝菊著书立说的时候这样写道：“大地上的植物，一旦对人类有用便受到瞩目，得到各种荣誉、各种照顾、各种打探和邀约。这何尝不是一种灾难。它们的好日子就是默默驻在山间，保有遗世独立的风范。”他指出了问题的关键。
生态文学家的身上往往有华兹华斯般“牧羊人的品质。他热爱那些羊群、高地、小湖，柔软的草本植物，受到庇护的小溪谷，带有几分诗意的牧羊人的本能。”薛涛把自己在白旗镇住所旁边的池塘取名“瓦尔登湖”，给自己取名“南山护林员”，在这里，他欢愉地做着一个牧羊人。薛涛爱这里的一切，迷恋他身处的大自然。他弃用了生物学的腔调，在《我不是博物学家》中讲述那些动、植物的故事时兼用了诗人的笔法。他写狍子这种智商似乎永不在线的动物，亲昵地称之为神兽。他辩解它被叫做“傻狍子”其实是东北人对它的“爱称”。薛涛在狍子的傻气和呆头呆脑里面解读诗意，然后他感慨道：“狍子不傻，它太纯净，与复杂的人类社会格格不入。如果与它对视，我们内心的僵硬也会被它的目光慢慢融化。狍子的眼睛闪耀着童真，仿佛永远热泪盈眶。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人类千万次向沉闷的世界宣誓时，狍子已经做到了，也只有狍子做到了。”薛涛眼中的狍子，具有好奇、天真、信任、热情的本性，他赞美这种本性，向往类似的人性，他期盼这能成为大自然中一切生命物种的共性。
诗意赋情以外，哲理思考是《我不是博物学家》一书的另一大特色。薛涛在作品中展示了鲜明的生态文明意识和生态共荣观念，他纠正惯性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批评人类积重难返的霸主行为。薛涛仔细观察活跃在大自然中的动物们的一举一动，指出人类对它们的蔑视和轻慢是可笑的，不成立的，比如野猪，隔着玉米叶子就能分清一株玉米的果实是否饱满。比如煤山雀，盯着窗台上的面包渣思量一番终归抵制住贪欲决绝地飞走。这样聪明完善的生命理应得到赞美和佩服。不仅如此，薛涛借反观自己反观人类思想的局限：“我曾经替野兔鸣不平，后来渐渐释然。我是肤浅的。难道不捕食野兔，饿死豺狼虎豹就是正义吗？ 关于正义，人类的定义有局限，万物的设计更高远。那位设计师也许是伟大的。”书中写有一次，一条有毒的铁树皮蛇闯入薛涛的院子，最后还爬进了他的屋子，为了防止铁皮蛇伤及大家的性命，邻居于老师“把它处决了”。另一次，于老师在路上遇到一条大乌梢蛇，结果“他俩各走各的路，相安无事。”薛涛没有为铁树皮蛇唱挽歌，也没有为大乌梢蛇唱赞歌。蛇闯入人类的世界，蛇是入侵者，就像人类闯入蛇的世界，人是入侵者一样。其实，大自然的法则一点也不复杂，简直是一目了然。大家互不侵犯，就会各自安好，所有的硝烟都是因为双方去了不该去的地方，占有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破坏了不该破坏的事物，所以要遭到反噬。反噬是“那位设计师”对违反法则的惩罚。没什么好抱怨、记恨的。不想这样，那就别那样，就这么简单；为了自卫，人类攻击蛇，蛇攻击人类，天经地义，就这么简单。
生态文明理论里涉及的人类中心主义概念，它的另一个极端是动物中心主义，后者是对前者的纠正，但却走向了矫枉过正，生出了另一个视角下的狭隘的局限性和武断的单一“真理”。真正的和解方案是生物中心主义，换一个名词，或许是我们中国古代圣贤们所倡导的“道”的精神，它指向宇宙间永恒的公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凡脱俗。在这样的观念和胸怀之下，万物一体共生，拥有同等的权利，野兔和财狼，大兽和小兽，毒草和鲜花无差无别。一个秋天的傍晚，薛涛花十几分钟，观察枯叶蛾被中华大刀螳捕食的全过程。他“没有干预它们的争端。我不想充当道义的一方帮助‘弱者’。我不能以人类的伦理道德去扰乱它们的‘秩序’。”万物生存，有因有果，有内在的法则和秩序，有生死存亡的常规和定律。不介入他人的因果，顺应遵守每个生命个体自身的缘起缘灭，给每个生命个体全然的生命自在，好或坏的评判尚且无法统一标准，更不消说试图以自我的认知和行动去参与和改变他者的生命体验和轨迹。薛涛这种旁观者的姿态，也许比以人之慈悲去干扰自然进程更为合适得体的姿态。
《我不是博物学家》中，薛涛共观察、描写了28种随处可见的草，它们因为常见而遭到轻视，被统称为杂草。但薛涛指出“大家都是‘草’，根本就没有‘杂草’。杂草是满脑子等级观念的人类的说法”。这些草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模样，更有自己的价值，它们各自是独一无二。薛涛把书卷铺开，让它们逐一亮相，还亲切地呼唤着它们的大名、小名、别名。这些名字有的很好听，比如大耳毛又叫东风草，毛酸浆又叫黄菇娘，扛板归又叫蛇倒退，卷柏又叫还魂草；有的也很家常，比如威灵仙唤作辣椒秧，苍术唤作枪头菜，车前草唤作牛舌草，北马兜铃唤作老婆药罐子，草乌唤作五毒根。有名字了，就可以有身份了，接下来，薛涛便详细介绍了这些草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它们的习性和功能，它们的绝活，以及它们对人类的贡献。
不止给草正名，薛涛还给白旗镇上空的那些鸟儿正名。《我不是博物学家》中记录了大大小小48种鸟，从常见的北红尾鸲、棕头鸦雀，到不常见的金翅雀、东方大苇莺。调皮的白旗镇人给这些鸟也取了一堆让人忍俊不禁的名字，比如白鹡鸰还叫张飞鸟，棕头鸦雀还叫驴粪蛋儿，远东山雀还叫叽叽狗子，三宝鸟还叫绿老娃子，戴胜还叫臭姑姑。薛涛呼应着淳朴的白旗镇人的调皮，他替他们辩解“故意用邋遢的字词为喜爱的对象命名，这是人类惯有的戏谑心理”，他还故意“字正腔圆地叫出它们的名字”，跟鸟儿打招呼：“牛头伯劳，下午好！”借由对这些鸟儿的观察，薛涛展开了对于生命存在意义的深度思考。白旗镇的群鸟不为谄媚，不为装点，它们为自己而歌，为生命起飞。它们“大多行色匆匆，似乎肩负着重要使命”，薛涛不禁发问，它们在忙什么呢，肯定不是因为要去秋收或播种，肯定也不是为了卖货或赶集，飞来飞去“便是任务”，“并且是急需完成的任务”，“从这儿到那儿，从那儿回到这儿，上一秒向下一秒，从下一秒往第二天”，对于这些鸟来说，这不值得忙碌吗？ 它们“认为值得便值得。无为的生命也是生命，保持运行就有光彩，便容不得轻蔑。”如果人们认知到了鸟儿们存在的这份价值以后，当人类不用人类的道德观、价值观去蔑视其他物种的生命以后，人类就可以回归到一切生命起源之时的状态了——万物平等，无类无别。
生态文学永恒的主题是歌颂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互相成全。人类和万物之间给予对方的爱应该是无私的，不求索取的。《我不是博物学家》中记录了美丽的黄腰柳莺，薛涛认为不要冒昧地靠近娇弱的黄腰柳莺，即便以爱护之名也不可取。“在找到相处之道之前，人类应该首先克制自己的行为，连所谓关爱也应发乎情止乎礼，否则就是暴君，是虐爱”。人类不越俎代庖替黄腰柳莺决定哪里是阴凉，哪里是宝地，不以人为的善意把黄腰柳莺的美关进笼子，不把它当作豢养的宠物，更不必以救世主的态度垂怜它们。“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每一个安排都是周全的”，那伟大的造物早已经对整个世界做出了绝妙而完美的安排。
在古朴偏远的白旗镇，薛涛敞开自己，拥抱着万物。爱出者爱返，薛涛向自然献上自己的炽热，自然也精心准备了礼物回馈他。在来到白旗镇整整一周年的日子，他收到了大腹园蛛送给他的贺礼——一张沾了上百只蚊虫的网。他一直陪着大腹园蛛从黄昏织到夜晚，最后还对着网“肃然起敬”，赞叹那是一张“标致的大网”。对于对自然常怀谦卑敬意人来说，万物都是贺礼，都是厚爱。“人生只卖单程票，我回不到少年时代了。江西腊却一路追来，我们在四十年后的一片上坡上重逢了。”江西腊不仅仅是学名唤作“翠菊”的野草，它更是活生生的一条命，是一段和薛涛的命纠缠在一起的时光历程。榆叶梅在秋天里盛开，“预示生命的勃勃生机，令人欣喜。在此居住的人自然也受到它的鼓励。我对它刮目相看，对自己也刮目相看了。”薛涛和山林中的树木在一起，他彻底融入了大自然，他成为骄傲的自然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