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杨晓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著有长篇报告文学《失独，中国家庭之痛》等各类作品近300万字。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身不由己》《日出日落》《寻找叶丽雅》等。曾获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奖、新中国成立60周年全国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等。

谈起自己的文学之路，杨晓升给出的答案是“在繁忙的公务与个人创作的夹缝中艰难跋涉”，但不管是早年作为记者奔走在调查走访一线，还是后期在文学杂志主持办刊，身份、环境的变化都不曾让他放下手中的笔、放下心中对文学的热爱。

“作家的内心有一台情感的雷达，能随时捕捉外界的细波微澜。” 缘起于热爱，坚定于使命。40余年的文学创作历程中，杨晓升一路行走，一路观察，一路思考，一路创作，用情体察世间百态，尽心书写时代的脉动。

直面人生，直面现实，在作品中将打动人心、引起思考的内容揭示出来

虽然高考时随社会大潮报考了理科，读了生物专业，但出于对文学的热爱，杨晓升在大学期间一直活跃于学校的文学社团，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习作。1984年，他成为《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和记者，如愿从事喜爱的文字工作。平日除了看稿编辑，便是策划选题、外出采访。通常而言，一篇报道多则一万字，少则几千字，“很多时候遇见好的选题，出去采访回来以后掌握的素材和资料很多，但受篇幅限制文章里会有很多东西没有说透，作为写作者来说意犹未尽，我便开始将题材报道拓展为报告文学。”杨晓升说。

记者思维培养出的一双敏锐慧眼不仅让杨晓升洞穿时代变革，且能用笔揭示社会现实发展。在《中国青年》杂志任职的16年间，除了创作出多篇中短篇小说，杨晓升还留下了《中国魂告急——拜金潮袭击共和国》《告警——中国科技的危机与挑战》《拷问中国教育》等共计几十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后来虽然调换工作，忙碌之余杨晓升仍笔耕不辍，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失独：中国家庭之痛》也诞生于这一时期。

工作之余仍对社会时事热点保持的高度敏锐，让杨晓升关注到了当时报纸、广播上时不时出现的孩子遭遇车祸、溺水等事件的新闻报道。“这样的悲剧看多了，心情非常沉重，便会设想这些家庭会面临什么样的惨状，也逐渐意识到，失独恐怕会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社会问题”。于是，杨晓升将目光投向了当时的失独家庭。

数年采访历程，可谓艰苦卓绝。联络渠道难寻、采访对象内心抵触、采访过程磕磕绊绊……各种现实性的阻碍让杨晓升的走访屡屡碰壁。而深入的挖掘，也意味着要不断揭开失独父母的伤疤，在采访中，杨晓升往往随着受访者的讲述与他们一同落泪，“在情感上备受残酷折磨”。这一题材在当时社会的敏感性同样让出版工作历尽艰辛，直到2014年，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终于以《失独：中国家庭之痛》为标题顺利出版，一经问世，立刻在社会引发巨大反响。

《失独：中国家庭之痛》中描写了6个不同类型的失独家庭及其生活状况，而这只是杨晓升所见证的失独家庭中的一部分故事。“从事文学创作数十年，我认为迄今为止自己所作最有价值的就是这本书。它让我觉得，评判一部文学作品是否优秀，一定要看是否能引起读者的关注与共鸣，乃至于引发对于全社会的广泛影响和思考，如果能推动社会进步，那便更好。”

文学评论家李建军曾评论：“杨晓升的报告文学写作焦点，紧对着社会问题，紧盯着人们流泪的眼睛。”“以忧患意识和悲悯之心关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及百姓的命运浮沉，为推动社会进步和人民追求美好生活贡献自己的力量”，正是杨晓升写作报告文学的初衷。

“某种意义上，报告文学的创作是题材决定论。因为对于公众来说，他们最关注的是这篇作品能提供什么。作为作者，要时刻捕捉社会生活中呈现出的新趋势、新现象和新问题，并通过深入的采访和调查把它呈现出来，直面人生，直面现实，在作品中将打动人心、引起思考的内容揭示出来。” 杨晓升说。

在大家习以为常的生活中捕捉亮光，然后将它的火焰放大

2000年，正值全国文学期刊的最低潮，怀着重振文学杂志的一腔热情和使命感，杨晓升从《中国青年》杂志调到《北京文学》杂志，并在之后任执行主编，主持《北京文学》的编辑工作。“之所以来到《北京文学》，一是因为如此能更接近文学，二是因为我有自己的一套办刊思路，希望能让文学更多地面向现实、贴近读者。”

为了让《北京文学》重现辉煌，开拓出一条新道路，杨晓升着力于推进改版工作，但公务的繁忙、工作内容的转换，也让继续捕捉大型选题、进行长篇报告文学写作变得困难。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杨晓升将创作重心转向了中短篇小说。

不论办刊还是写作，开疆拓土，追求真实，挖掘现实，都是杨晓升不变的追求。从《介入》《身不由己》《天尽头》《龙头香》，到新近发表在《十月》杂志的中篇小说力作《恍然如梦》，杨晓升近年来的小说创作成果颇丰，作品被多家报刊转载并入选多部年度优秀作品选本。在虚构性作品中体现纪实风格与问题意识，是杨晓升写作中时常显露的独特气质，也正因如此，他的小说被一部分评论称作“报告小说”。

中篇小说《海棠花开》讲述了赵家三代人跨越70年的命运和故事，一大家人经历重重矛盾纠葛，分分合合，最终迎接“和气”的回归。触发杨晓升创作这篇小说的原因，是他听闻身边一对老教授因子女远居国外，身边无人陪伴，偶尔碰到校园中职工一家其乐融融的场面，总会驻足长久观看。于是杨晓升开始思考，“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或一个人来说，显赫的名声，最贴近本真的亲情与生活，究竟什么是更重要的？这并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但现实生活中兼而有之的人太少了”。以一座寻常老北京四合院作为起笔展开叙事，落到对中国传统家庭中亲情、伦理、人生、命运等多方面问题的探讨，成为小说的核心。从寻常生活中剥露隐藏其中的现实内涵，正是他文学创作的一贯风格。

杨晓升将作家应具备的功力概括为感受生活、发现生活、表现生活的能力。在他看来，优秀的文学作总是能揭示出生活中某个方面的本质，“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是在大家习以为常的生活中捕捉亮光，然后将它的火焰放大，而所谓火焰就是隐藏在生活深处的有价值的素材”。

主编《北京文学》时，杨晓升曾发起一个以“寻找文学的意义”为主题的大众文化问题讨论。讨论结束时，有读者向他提问：您怎么理解文学的意义？杨晓升的回答既为讨论做了总结，也道出文学于他的特殊意义：文学是倾诉与表达思想情感的最佳方式，文学能让人一定程度获得心灵的自由与自尊，文学能为写作者留下生命的文字印记，文学能最大程度延长事业的寿命直到生命终结，文学能创造精神财富的同时为读者带来阅读的愉悦和精神的享受。

脚步不停，创作不止。退休两年来，杨晓升仍积极奔赴祖国各地，汲取生活灵感，采风、讲课、应邀出席各种文学交流活动等等，他坦言自己一点也不比在职时清闲，可他忙得快乐、充实、自在。在他看来，自己如今进入了一种更加自如、稳健的创作状态。“不管是从阅历还是生活积累的角度上看，自己现在已到了写作的黄金阶段。由于有相对充足的个人时间，如今我也有更多的思考和想法，接下来会一步一个脚印地继续创作，力争将心中的一个个想法化为一篇篇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