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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事古籍出版工作多年，傅璇琮、薛正兴等先生一直是我特别敬重的出版人，我一直以他们为榜样，在学习中提升能力水平，同时也希望古籍出版界能出现更多有成就、有影响的学者型编辑。”11月9日，古籍编辑人才培养暨《诚斋文录》出版座谈会在江苏扬州召开，凤凰出版社原社长、总编辑姜小青的一席话引发与会出版人共鸣，那就是呼唤更多的学者型编辑涌现。

大家认为，周振甫、傅璇琮、赵昌平、薛正兴等老一辈古籍出版人是学者型编辑的楷模。

如何看待学者型编辑

话题由笼统的人才培养聚焦至呼唤更多的学者型编辑涌现，缘于会上发布的《诚斋文录》一书。该书作者姜小青将在任时的所思所想所实践写出来，其中有不少是出版人遇到的共性问题，比如如何看待学者型编辑及其培养问题。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吕健说，一般理解的学者型编辑，往往就是成为一个专业学者的编辑，也就是“编辑+学者”。那么问题是，一名从事理科专业的编辑，只有成为数学研究者或物理学学者，才能被认为是学者型编辑吗？他认为，学者型编辑更应是具有学者精神与学者素养的编辑。编辑工作作为出版工作的主体，理应自觉把握出版的这一文化属性。

凤凰出版社社长倪培翔认为，一个出版社固然要培养多种多样的人才，但编辑人才至关重要。古籍出版是专业出版，更需要造就更多的学者型编辑人才。该社先后引进的专业人才目前都发挥了专业优势，成为独当一面的编辑人才。

对此，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古工委）常务副主任宫晓卫认为，学者型编辑的培养是古籍出版社社长的重要职责之一。这些年地方古籍出版社凡是发展得比较好的，享有良好声誉的，其领头人往往在古籍专业领域有所造诣。

古工委副主任、上海古籍出版社原社长高克勤认为，优秀的出版人才要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超前的学术眼光和开阔的出版格局。而古籍出版人尤其要有古籍专业素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彭卫国认为，学者型编辑不仅要有学问，而且要有学者的风骨，这是古籍出版人和学者型编辑的应有之义。

如何培养学者型编辑

2022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对进一步加强古籍编辑人才培养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在此要求下，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阚宁辉认为，《诚斋文录》所倡导的学者型编辑理念，不只是一个人的思考和实践，而应是一班人、一代人的思考和实践，未来的古籍出版人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并接过他们的接力棒，实现新的超越。

怎么实现接力传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中国对外翻译有限公司原执行董事黄松认为，“学者型编辑的培养对古籍社非常重要，既需要社长以身作则，也需要社里坚守坚持，久久为功。”

吕健提出，学者型编辑应是具有学者精神与学者素养的编辑，前者强调的是对文化传承传播使命的追求与担当，后者则是践行这一使命的学养与能力。因此，古籍出版社对学者型编辑的培养，注重的应该是学者精神的养成与学者素养的提升。

“学者型编辑是编辑的最高层次，其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需要几方面条件的共同促成。”广陵书社总编辑曾学文认为，要有学业基础，从中学、大学直至硕博研究生阶段，一直在文科领域学习，逐步打下坚实的文史知识功底后，再从事文史图书编辑，自然水到渠成；要有文化情怀，有不少人从其他学科转行到古籍出版行业后成为优秀编辑，这完全出于他们对这个行业、这份职业的喜爱和后来的善于学习、不断提高；要有学术视野，每策划、编辑一本或一套好书，有所思考、有所感悟，乃至著书立说；要有单位支持，出版社领导的胸怀格局，出版单位的环境氛围、支持举措，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扫除学者型编辑成长障碍

在热议学者型编辑培养的同时，与会出版人也提出了一些需要关注的现实问题。比如青年编辑面临的生活压力、工作压力大，以及年轻人的生活态度、思维模式与工作方式已发生改变等。

《诚斋文录》责任编辑、广陵书社副总编辑方慧君对此感同身受。方慧君说：“我们的年轻编辑聊天时，时常埋怨做编辑辛苦，发稿任务繁重，写不出专业文章发表，评职称困难。也时常为是否为了加快发稿速度而牺牲编辑质量而纠结，为是否就书稿进行深入研究还是仅仅做‘来料加工’而困惑。”

“上述问题有正向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需要思考、引导和解决。”吕健认为，《诚斋文录》强调古籍编辑人才培养，应注重其专业学术背景、专业资源管理、专业环境适应与出版社专业发展目标相匹配等，对目前学者型编辑的培养极具针对性。古工委主任、中华书局原执行董事徐俊认为，《诚斋文录》回答了古籍出版人需要的素质素养、思考和实践，如何去前行和回望，怎样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等问题。

“唯有自豪，方能敬畏；唯有敬畏，方能认真对待；唯有认真对待，方知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之不易。”《诚斋文录》所倡导的理念在“85后”方慧君看来，对一线古籍编辑人员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