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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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说呢？到那个瘫痪的老头儿家里去上班其实是迫不得已的事。我在艺培空间教小孩子玩泥巴的那个活儿已经不需要我了，我一时难以找到一份它需要我、我也能接受它的工作，而我又需要钱——更准确地说是我妻子、儿子和两边的父母需要钱，这就是我去那儿上班的最主要原因。他就住在我隔壁的那个小区，很近，主要是相对自由，我可以跟他说一声或者趁他睡觉的时候把儿子从学校接回来、送到家，再简单烧一两个菜，好让上完一天课的妻子一回到家就能吃上饭然后再赶去给她辅导的小孩子补课，这也是我选择去那儿的原因之一。

之前我在前面街上那家艺培空间做陶艺师。我是学这个的，陶瓷艺术设计，也就是培养做陶瓷的艺术家或者设计家，我是抱着这个主意进去也是抱着这个主意出来的。不过，这个世界上并不需要那么多“艺术”、“设计”，也不需要那么多“家”，于是在做了好几年白日梦直至破灭掉之后，我就很识时务地去了一家陶瓷厂，后来又离开了，到了那家艺培空间教小孩子玩泥巴——也许只有他们还在做着我之前那样的白日梦。我在那里待了一年半，干得还可以，但近来这好像成了一个非常火的行当，这儿那儿地一下子冒出来很多家这样的陶艺馆——行业内卷，竞争激烈，我们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很快我也成了那家艺培空间的问题。

前一段，就在我到处找工作的那些天里的一天，一个原来的同事在街上碰见了我。她是学版画的，在那个艺培空间教小孩子刻版画，刻在一块块椴木或者桦木板上，刻完了印出来，挂在铁丝绳上晾着，好让把孩子送去的那些家长们觉得他们的孩子富有艺术细胞并心甘情愿地为之掏钱。老实说，这比我教他们玩泥巴更接近艺术——至少看上去如此，而这或许就是我不得不离开而她还能留在那儿的原因。之前做同事的那些日子里，我们经常一起到外面抽烟。我们之间有那么点儿什么，不过还没到有实质关系的那一步。我有家庭，她也是。

有个工作你干不干？她开门见山地说，五千一个月。做什么？我摸出来烟盒磕了磕，从里面掏出来一根递给她，又把打着的火送到她嘴边，就像之前经常做的那样。怎么说呢，她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差不多算家政吧，就是陪一个老头儿聊聊天，他瘫痪了，一个朋友介绍我去的，我不是还在我们那儿干着嘛。我不知道这到底算哪门子工作或者算不算工作，不过我知道她这么做纯粹是出于好心和我们那点儿交情——她并不是非得把它介绍给我不可，事实上有大把人都在等着呢，这年头儿吃着吃着饭碗就弄丢了的人太多了。去看看吧！我说。

她和她那个朋友带我去的。顶楼，三室一厅，宽敞，干净，明亮，视野也很开阔，落地窗外就是滚滚的长江和江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完全不像一个瘫痪了的人的家，或者一个老头儿的家，闻不到药病和衰老的气息。这或许要归功于给我们开门的那位中年妇女——把我们迎进来，她又开始烧水、洗杯子、拖地板、擦玻璃……我们坐了会儿，接着就看见老头儿“驾驶”着轮椅出来了，拐弯，再拐弯，穿过客厅，准确地把座驾停在我们面前——好像他并不是瘫痪了而只是坐在了轮椅上。你们好！他捏着轮椅控制器冲我们扬了扬，算是打招呼。

跟之前所有的面试都不一样，他根本就没看我的简历，只是问了几个完全不算问题的问题，多大了，老家哪儿的，结婚没有，有孩子没有，然后就问我愿不愿意来以及什么时候可以来。很轻松！他说，你每天就像这样跟我聊聊就行，聊什么都行，你跟朋友聊什么就跟我聊什么，我睡觉或者不想聊的时候你也可以做自己的事……我说，我回去考虑一下。我知道，如果接受了这份“工作”，那么我和正在阳台上晾衣服的那位中年妇女就算是“同事”了。

我是一周后答应的，具体说，是在我投简历的那几家单位都明确表达了拒绝之后。那天我给老头儿打了个电话，他很高兴，说今天就可以过来。我去了，从下午四点跟他聊到六点，他问了一些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正在经历的事情——婚姻、孩子、房子、父母等，我都毫无保留地回答了，他有时点点头，有时摇摇头，偶尔也发表几句看法，就是这样。放心！最后他这样说，每个月五千，到了月末就会打到你卡上。他又让我把户名、开户行、卡号都写下来，没签合同，他也完全没提签合同的事。也无所谓了，这样的“工作”又有什么合同好签的呢？

不过确实就像他说的那样，我的工作很轻松，真的就是陪他聊聊天，就连端茶递水、扶他上床、推他进卫生间这样的事都不用做——那是我“同事”的事。这样的工作我当然可以胜任——任何一个能开口说话的人也都可以胜任，你只需要在他对面坐下来，跟他随便说些什么就行了，说得好坏都没关系，胡编乱造的也没关系，他不可能听出来，更不可能去查证。

只是，一份这样的“工作”不可能给我带来什么满足和成就，更不可能有什么前途。有时候，尤其在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在我们突然停下来的那些间隙，望着江面上那些来来往往的船只，我感到非常悲哀的是，在他们——我的那些同龄人——正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为事业和梦想奋斗的同时，我却只能陪着这个瘫痪的老头儿唠嗑解闷，陪着他活在他即将落幕的人生时序里。而他所能回馈的仅仅是每个月五千块钱和对我们老年生活的一场预演。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只能接受这份或者说这样的工作，以及它们的服务对象，之前是那些小孩子，现在是这个老头儿，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们还需要我，中间那些人则与我完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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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月的工资准时到手后，我心里踏实了不少。因为不用交“五险一金”，也没有杂七杂八的扣税，比我之前在艺培空间拿到的还多出来几百块。我只留下了多出来的那几百块，其他的都转给了妻子——像几乎所有的妻子一样，她掌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当然她也有这样的能力，她父母那边要给多少，我父母这边要给多少，以及我们自己要留多少，她无论作为一个妻子还是一个小学数学老师都比我更擅长怎么分配。那天晚上要睡觉时，她问我找的是什么新工作。客服！我说。事实上我也没说错，那的确是客服，至少可以算作其中的一种。

不过，跟真正的客服不一样，我并不需要一天上班八小时。老头儿八点多起床，过完早就九点了，午饭、晚饭再加上下午他还要睡会儿，即便算上晚饭之后的那一段，一天我顶多在他家待六七个小时；而且就像前面说的，每天我还要接儿子，把他送回家，简单烧一两个菜，再赶回老头儿那边——等我和妻子都离开了，儿子就只好一个人待在家里了，在我们俩都在外面忙活的那段时间里，IPAD上的动画片和那堆植物大战僵尸的玩具会替我们陪伴他。

老头儿很大度，没跟我抠过时间上的这些细账，我当然也不会好心到提醒他的地步，更不可能找时间跑过去给他“加钟”。对我来说，我能做的也就是陪他多聊聊，尽可能真诚地多聊聊，让他多了解一些被年龄和轮椅所限定的那个世界之外的世界，通过我而在我们的人生时序里再活一回。是的，他花钱请我过来，不就是——最多也就是——想达到这样的目的么？我也够意思了，换句话说，我比那些说了一大堆却没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客服还是强多了。

不过后来我发现，其实我也不需要说那么多，因为他的表达欲比我强多了。你只需要开个头，他就可以嘚吧嘚吧地说半天——中间你只需要应和他几句，哦？是么？然后呢？这样啊？他的兴致就又上来了。我理解这一点，他们这代人都是这样的，我父母和岳父岳母也是，他们也经常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这或许能让他们找到一种存在感，一种还在掌控着这个世界的幻觉，也可以让他们把时间打发过去——他们因为活在我们的时间之外而拥有大把时间；而至于我的“老板”，这个瘫痪的老头儿，他的时间就更多了，事实上他只剩下时间。

他要说那就说吧，说多少都行，说什么都行，这对我也不失为一种解脱，我只需要支起来耳朵、偶尔动一动嘴巴就行了。是的，这正好可以让我当着他的面光明正大地偷懒，也就是“摸鱼”——把我介绍过来的那个同事就是这么说的，她总把我们到外面抽烟说成“摸鱼”。

当然我也不需要“摸鱼”，事实上我还是有一些能自由支配的时间，在他睡觉或者不想聊天的时候，我也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他最开始就表达了这一点。不过我能做什么自己的事情呢？我又有什么自己的事情呢？我总不能把拉坯机、练泥机、转轮、碾锟、泥板机、电窑等等那堆东西拉过来在这儿捏泥胎吧？也不能去帮那位“同事”拖地板、擦玻璃、洗衣服、做饭吧？是的，我只能坐在那儿玩手机，到外面的消防楼梯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老头儿不让我在家里抽，或者透过落地窗望着空阔浩荡的长江和江面上那些来来往往的船只发呆。

相比于聊天时突然停下来的那些间隙，这些可以支配而又无从支配的时间更让我感到悲哀。因为这是一些什么都做不了的时间，是一些被白白浪费的时间，是一些看上去属于我事实上却完全不属于我的时间。置身于这样的时间中，我经常想起大学里的陶瓷课，想起自己之前捏的那些“作品”，它们一次次浮现到我眼前——而它们一次次浮现到我眼前的最大作用，也就是提醒我它们跟我没什么关系了。不过接下来，等意识到这些玩儿手机、抽烟、发呆的时间也算上班时间、也有工资拿的时候，我也就好受了一些。别跟钱过不去！我对自己说。

而有时候，为了把浮现到眼前的那些东西驱散掉，我也会跟那位“同事”闲聊几句。她是那种典型的农村妇女，老实、本分，总也闲不住。她老家是下面县里的，老公在浙江打工，女儿在广东上学，她留在老家，不过现在入冬了，地里也没有什么活儿，于是就出来做做家政，她说自己一个月可以拿到手四千五，包吃包住……她说起来这些的时候，有个画面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我想象着她和老头儿是不是有那么一腿，在我不在这里的时候，他会不会让她爬到他床上去——那也可以是家政服务项目中的一种——每个月再给她多开一份工资。

但是，接下来，在与电视墙上那幅黑白照片里的老太太——她应该就是老头儿过世的妻子了——双目对视的时候，我不禁又会为自己刚才那个龌龊而邪恶的念头感到一阵阵羞愧。

这边，沙发靠着的这面墙上，挂着的是另一些照片。黑白的，彩色的，单人的，合影的，全家福的，都卡在玻璃相框中。老头儿穿着白衬衫、梳着偏分头的学生照，老太太坐在长条椅上的单人照，他们1981年7月在宏发照相馆的合影，他们一家人在2012年的全家福，那个戴眼镜的和站在他两侧的该是他们在美国做工程师的儿子一家，那个烫波浪头的和她抱在怀里的该是他们在新西兰当医生的女儿一家……我根据从老头那儿得知的对应起来每个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他跟我说过，他这辈子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把儿女都送到了国外，都变成了外国人——而他自己，却孤孤单单地留在了国内。我不知道该替他骄傲还是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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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儿的条件很不错，这从他的吃穿用度能看出来，从他请我和我的“同事”这一点更能看出来。或许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并对那个世界充满了这样那样的自信——这也就像他花钱请我，说是陪他聊天，其实主要是听他聊天，听他聊他想聊的那些。作为“老板”，他当然拥有这样的权利，我的意思是说他好像不需要我，而只是需要有个人跟他说话——听他说话——就行了，至于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并不重要，他也不在乎。

直到接下来的一天上午，在聊到年轻人就业这个话题的时候，他才终于意识到了我，才终于意识到我正陪着他坐在那儿聊天，而不是像我的同龄人那样在什么单位或公司里上班。

老弟！你之前是做什么的？他把对我的称呼从一直以来的“你”换成了“老弟”。我心想，老哥，我简历里可是都写着呢，第一次见面就给你了，只是你没看，甚至连打开瞄一眼的兴趣都没有。教小孩子玩泥巴的！我说，我没说那个冠冕堂皇的称呼——陶艺师，没必要，而且那也跟我没关系了。哦？那也可以当个工作？他一脸不信地问。当然了，我点点头说，这有什么不可以的，有人需要就可以，你看，我坐在这儿陪你聊天，不是也可以当个工作嘛？！

他笑笑说，那你以前学什么的？我说了。那你到我这儿来岂不屈才啦？他说。我说，有什么好屈才的？这年头，硕士都去卖猪肉了，博士都去当社区办事员了，我比上不足，但比下也算是有余了。是的，我还能怎么说呢？我只能这么说，而且我也不想说别的，什么艺术，什么设计，什么家，什么事业，什么梦想，他听不懂那些，他们那代人也从来没有过那些。

我说老弟，你挺能想得开啊，这在你们年轻人中可不多见！他一边说一边竖起一根大拇指朝我这边扬了扬。我心想，想不开我又能怎么办呢？难道去跳楼？去投江？还是去卧轨？

你呢，你退休前做什么的？我反过来问他，我想把我不想跟他聊的那些尽快翻篇儿。我？你看我像做什么的？他把球又踢给了我。老师？大学老师？不是！虽然我也去大学讲过课，但不是老师！做生意的？看着也不像啊。他笑笑，驾驶着轮椅“走”到落地窗前，指着外面的长江。哦哦，你是搞水利的吧？他摇摇头。那是修桥的？他又摇摇头。江里跑的那些！他忍不住提示道。我说，造船的？他点了点头说，退休后又返聘了，前两年才真正退下来。

那儿，那几栋小高层过去一点儿，那排红砖房是个造船厂，就是我原来的单位，他从这边划拉到那边说，我在那儿干了小五十年，我是学船舶设计的，大学一毕业就过去了，从工人干到技术员、副组长、组长，又从组长干到副总设计师，参与建造过上百艘船，江里、湖里、海里跑的都有，还拿过科技进步二等奖，当过劳模，出版过专著……他掰着指头一一细数着那些让他引以为傲的过去。我知道，对一个刚退下来的又瘫痪了的老人来说，他还没办法适应现在的一切，他需要靠回忆和跟我倾诉那些过去来活着，来填充一切都落幕了的现在。

不过那又能怎么样呢？他话锋一转说，现在还不是瘫在这儿了，人啊，最绝望的地方就在这里，你厉害，你再厉害有什么用呢，你总会老吧，总会病吧，总会死吧，对不对？你看我，现在什么都搞不成了，一天到晚只能干坐在这儿，干坐在这儿等死，等死的滋味儿你知道吧？哦，你不知道，你不可能知道！他扭过头去，望着江面和江面上那些来来往往的船只。

也不能这样想，我安慰他，起码你已经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用马斯洛的话说，你已经完成了“自我实现”，在金字塔尖上了。至于生老病死，那是自然规律，没人能例外，再牛逼的人也不能，就连康熙，《康熙大帝》你看过吧，陈道明演的那部，康熙不是也想“向天再借五百年”嘛，但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不禁为自己能说出这么一套说辞而得意起来。

对！你说得对！我也不是不明白，不过明白是一回事，能做到又是一回事，他叹了口气说。是的，像很多刚退下来的人一样，他还不能适应现在的日子，尤其是瘫在轮椅上的日子，他搞了一辈子造船，现在搞不了，而且这辈子都搞不了，这让他难以接受，让他需要请个人聊聊，我能理解他。不过，谁又能理解我呢？我这辈子才刚开了个头儿，但现在却什么都做不了，甚至连一份正经工作都没有，只能做个“陪聊”，只能为了五千块钱做个“陪聊”。他是困于时间，困于那双腿，而我呢？我想不出来是什么，我是困于完全不知道的什么东西。

现在，他不吭声了，把轮椅停在落地窗前，一动不动地望着那个造船厂的方向。我也不吭声了，我坐在他背后两米远的位置，怔怔地望着他的背影。下午三点钟的阳光明亮、温暖，透过一整面落地窗斜洒进来，把他和他的轮椅勾勒出一团剪影，又从他地中海式的头顶掠下来，洒在我身上，把我笼罩起来。眼前的这一幕让我意识到，我和他从没离得那么近过，我们同时都沉默下来的那一小会儿，也许就是我到他那儿上班以来我们离得最近的一小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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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每个月都能到手五千块，不过我也很清楚，老头儿这里只能当个过渡，说不定他哪天就把我辞了——我们又没签合同，又或者像他说的那样，说不定他哪天就去见阎王了；而且即便这些不会发生，我也不可能一直在这里干下去，还是得找个跟专业相关的工作，起码找个正儿八经的工作——有单位、有“五险一金”、有真正“同事”的那种……我托了朋友帮忙留意着，同时也给一些可能有希望的单位发了简历，我期待着有什么地方尽快把我接收过去。

过完冬至，我终于等来了一通要我过去面试的电话。第二天，我跟老头儿请假说要去给儿子开家长会。那是一家做陶瓷工艺品的公司，招聘营销专员，他们对我很满意。不过一听说要经常出差，我就打鼓了，我说要跟妻子商量一下。我知道她不可能答应这一点，她一个人根本应付不了一大摊子。回来的路上，我给她打电话说了一下情况，没想到她竟然同意了，她说可以试试，毕竟现在找工作不容易。挂完电话，我马上如奉圣旨般给那家公司打电话，但是仅仅过了不到半小时，对方就说已经招到人了，就是排在我后面面试的那位……妈的！

那天下午，跟老头儿聊天时我老是心不在焉的，一直在想着失之交臂的那个岗位。他说了些什么我一句都没听进去，一直嗯嗯啊啊哦哦地敷衍着。后来他或许看出了这一点，问我家长会开得怎么样，是不是儿子在学校遇到什么事情了，有没有什么要帮忙的……我摇摇头，他还真以为我是去开家长会了。再后来，他很知趣地没再聊下去了，驾驶着轮椅“走”到客厅另一头，我听见他打开了电视，又把音量调低了，一个频道一个频道地切换着，国际新闻，国内新闻，综艺节目，相亲节目……我很感谢那台电视机和屏幕里面的那些人，他们把老头儿接收了过去。我又想起来上午面试的那家公司，想着他们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岗位。

老弟！老弟！你过来看看这个！过了一会儿他指着屏幕冲我喊道，于是我不得不暂时从那家公司的什么岗位里拔出脚来向他走过去。一群孩子，一个女的，他们围拢在她四周，正在听她讲解手里那只由泥胎捏成的杯子，她旁边摆放着拉坯机、练泥机、转轮、碾锟、泥板机……这就是我在屏幕上看到的，这非常熟悉但是又已经陌生起来的一幕让我愣在了那儿。

老弟，你原来是不是做这个的？他问。我点点头。做这个有意思！你看，一只杯子，三捏两捏就捏出来了，上釉，再送到窑里烧，拿出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他指着自己的那只茶杯说。我“嗯”了一声，我当然知道这个，我用不着他跟我解释这个。老弟！干这个不挺好么，你怎么不干啦？他又问开了。不是我不干了，我没好气地说，是人家不让我干了！我心想，要能干下去我还至于跑到你这儿来么。他“哦”了一声，又把目光转向屏幕，现在那个女的演示起用泥胎捏花瓶……我转身走开了，我需要一根烟，只有一根烟才能让我平静下来。

我再进来的时候，他已经关掉电视，坐在了我们聊天的位置。老弟！他一脸兴奋地望着我，又指了指对面那把椅子。我不知道他要说什么，我坐过去等他把后面的话说出来。你可以教我那个，他看了看电视机的方向。我不知道刚才的那档节目让他想到了什么，我一动不动地望着他。真的！我想学那个！他一脸认真地说。我不动声色地笑了笑，我想他肯定看不出来我藏在笑容背后的那些东西——他，一个瘫痪在轮椅上的老头儿，竟然还要学什么陶艺。

你看！他嘚吧嘚吧地说开了，我这两条腿虽然动不了了，不过两只手还可以——他在面前那片空气中来来回回地抓了几把，别的我都学不了，而且你也教不了，对吧，你是学陶瓷设计的对吧……我没接他的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接他的话。是的，没错，我是可以教，不过不是教他，也并不是在这儿教，而是在另一种地方以我想要的那种方式教我应该教的那些人，有场地，有氛围，有同事，有合同，有奔头儿，有成就感……就像我之前在那个艺培空间的时候那样。我想他是不会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这一点。

但他已经顺着那个路子想下去了，被自己想出来的那点儿什么弄得很兴奋。他驾驶着轮椅一圈圈地“走”起来，来回指点着，说什么可以移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可以摆什么……我大概明白了，说白了，他也不是想学什么陶艺，而之所以要学这个，完全是因为碰巧看见了这个，而我正好又可以教这个。他无非是想用这个把什么都干不了的那种空虚和失落填补起来，他想找点儿什么东西牵着自己，让自己感觉到还能做点儿什么，还能抓住点儿什么。

哦哦哦，我知道了！他好像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说，你是不是因为担心教了我这个聊天那份工资就不发给你啦？放心，该怎么发还是怎么发，一是一，二是二——原来他以为我没吭声是因为这个，我笑了笑。教我学陶艺，他想了想说，你觉得多少工资合适，两千怎么样？或者两千五？要不你报个数？不不不！这不是钱的事儿！我说，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不是钱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呢？他一脸不解地望着说，老弟，你会教，我想学，这不是瞌睡遇见了枕头正合适么，对不对，你到底怎么想的嘛？我想想！我把目光从他脸上移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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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愿意教他，不是出于他给我多加的那两千块钱，而是因为暂时还没找到合适的下家——而且现在已经临近年底，很多单位都不招人了。好吧，他既然想学那我就教吧，骑着驴找马，何况每月还能多挣点儿，钱比那些虚幻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更实用。反正买设备什么的也不用我出钱，也花不了多少钱，去二手市场淘一淘，再买些陶泥就行了，不需要上釉，也不需要什么复杂装饰，更不用进窑烧制。他一个瘫痪了的老头儿还能学多少、学多久呢？

把需要的东西置办完，只花了不到两千，我把剩下的钱都退给了老头儿——我完全有理由把中间这份差价据为己有的，但我并没那么做，没意义。接下来，我就把之前的工作内容——陪他聊天，不，听他聊天——变成了上陶艺课。不过跟教那些小孩子不一样的是，我并没有教他釉色、彩绘、刻花、贴花、压花、喷花、纹泥，也没教他进窑烧制，只是把泥条、泥板、拉坯、掏空、模具等成型技法跟他说了说，然后就让他练习捏造型。教他这些已经足够了，足够他玩的了——这本来也就是哄他玩的东西，我很清楚同时也希望他能清楚这一点。

他学得很认真，上手也很快，至少比那些小孩子快多了，也比我想象的快多了。才两周，他就能捏出来很像那么回事儿的造型了，碗，盘子，碟子，杯子，花瓶，还有那些猪、牛、马、羊、狗、鸡、兔等动物，他都捏得有模有样的。他指挥着我的“同事”，小心翼翼地把他的那些“作品”都摆在一台专门腾空出来的架子上，像办展览一样整整齐齐地码开，说是等晾干了之后再上釉，再让我拿到窑里烧制出来，然后好寄给在美国的儿子一家和在新西兰的女儿一家……他都不知道光是邮费就可以买回来多少比他那些“作品”好上多少倍的瓷器。

他对自己的手艺充满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自信，经常问我，老弟，你看我是不是捏得还挺好的？我还能怎么说呢，是的！不错！很棒！完美！我只能这么说，他比那些小孩子还小孩子。他显然没听出来我那些带有水分的表扬，显然把它们都当真了。他还把他那些“作品”都拍了照，发在微信朋友圈里，发给儿子一家和女儿一家，给他们留言说他最近在学陶艺，还问他的小孙子美国有没有陶艺课、问他的小外孙女新西兰有没有陶艺课，说他们不能总打游戏，等回来了也可以学学陶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回复他的，或者有没有回复。

你怎么没跟儿女一起出去啊？有一次我这么问他，事实上我一直都想这么问他，他的老伴已经挂到墙上去了，他完全可以这么做。出去？他摔打着那块陶泥问，为什么要出去？去给他们当累赘，还是自讨没趣？老弟，别说他们了，就连我自己都嫌弃我这副样子……老弟，不是我诅咒你，要是以后你也像我这样瘫在这儿了，我保证你也不会想跟子女一起住的，就是他们要你去你也不会想去，你就想自己待着，真的，不骗你，到了这个地步你就会明白了！

不过，他所做的却并非像他所说的那样——就想自己待着。几周后，可能觉得学得差不多了，又或者是觉得一个人上课不划算，他又给自己找了两个“同学”，一个是和他住在同一个小区的前同事的小孙女，一个是邻居家的小孙子，每天晚上都喊他们过来一起上陶艺课。

老弟！他一副觉得我肯定不会拒绝的样子说，你一个是教，两个也是教，对吧？你没什么意见吧？你儿子也可以过来一起上课嘛，你不是说他都是一个人在家么？我怎么会没意见，我当然有意见，但是什么话都被他说完了，我还能说什么呢？是的，我只能按照他说的教下去——何况我儿子也是其中一员。不过，自始至终他都没提那两个孩子的学费，我也没提，我也没好意思提，就当是给儿子找个玩的地方、找几个玩伴吧，我不得不这样安慰自己。

每天晚上，在我给三个孩子上陶艺课的时候，老头儿也会跟着他们一起学，他似乎也成了他们中间的一员。我有时候想，也许这才是他想学陶艺的真正目的吧，他需要他们，需要他们的年龄和他们的年龄对应的内容，他们的到来正好可以弥补他远在美国的孙子和远在新西兰的小外孙女不能给他带来的，承欢膝下、天伦之乐之类的。人上了年纪就离不开这个，我父母是这样的，我岳父岳母是这样的，和他们年龄相近的老头儿肯定也是这样的。不过我也可以想象出来，用不了多久，准确说，等到他家里那些洁白的墙壁都被涂满黑乎乎的手印、架子上摆满乱七八糟的泥胎造型、地板上积起厚厚一层灰尘的的时候，他一准儿就会后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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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漏偏逢连夜雨”并非一句诗，接下来，在元旦之前的这半个月里，它以从天而降的方式落在了我的眼前——我父亲做手术住了院，还没等到他出院，我岳母也住了院。作为两个独生子女，我和妻子每天不得不奔忙于家和医院之间。忙还不算，主要是我们那点儿收入不够用了，妻子拆东墙补西墙、拆西墙补东墙的功夫也不顶用了，东墙和西墙眼看就要塌下来了——这还没算我们每个月两千五的房贷，还没算那辆“欧拉好猫”每个月一千五的车贷。

为了不让四面的墙塌下来，把我们一家三口砸在下面，我和妻子还要上班——这是我们唯一能握得住的稻草了。当然，不过我的心思已经不在上班上了，就是敷衍一下，主要让他们自己玩，让老头儿带着他们玩，我在外面抽烟，或者一声不吭地坐在那儿，透过落地窗望着外面滚滚而去的长江和江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老实说，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马上就过年了，过年需要钱，过完年更需要钱，我担心妻子说不定哪天会崩溃掉，而我对自己也有同样的担心……真的，在对生活最匪夷所思的想象里，我也从来没想到过我们会走到这一步。

有时候，盯着江面上那些拉沙子的、拉石子的、拉油料的、拉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正在逆流而上或者顺江而下的船只，我幻想着自己可以跳到它们中间的任何一艘上去，真的，任何一艘，我不指望它把我拉到哪里去，只是希望它把我拉走；而有时候，望着那些船只，我感觉到困极了，甚至眼皮已经要合上了，但我知道不能睡，于是在刹那间又一下子惊醒了。外面的长江和江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又一次闪现在我眼前，我醒了，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望着外面慢慢清晰起来的一切，听着背后老头儿和三个孩子逐渐清晰起来的摔打泥巴的声音。

这些日子中间的一天晚上，抽完烟进来，我又一次在落地窗前坐下来。不经意间，我听见老头儿和他们商量说要造一艘船。孩子们！他说，我这辈子造过很多船，不过还从来没造过帆船。怎么造？我听见其中一个孩子问。一块一块捏啊，他说，我捏船壳子，你们捏零部件，最后组装起来就行了，孩子们，你们不知道，这就叫做“模块化造船”，是最先进的造船技术……接下来，他给他们分了工，谁捏这个，谁捏那个。也许，现在他觉得又回到了自己的副总设计师岁月——算了，他想做那样的白日梦就去做吧，反正那也只是一场白日梦。

等我回过头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组装了。老头儿趴在桌子上，把三个孩子捏出来的那些歪歪扭扭的零部件一件件地粘到那个船壳子上去。那是一艘尺把长的船，有船头，有船舱，有船帮，有船尾，有桅杆，还有几个小人。我不动声色地看着老头儿，看着他正在鼓捣的这一切，我知道他是在用一种东西填补着另外一种东西，我不知道该为他悲哀还是难过。

组装好，老头儿又前前后后地检查了一遍，最后对他们说，我们的船已经造好了，要不要下水试一试？三个孩子都拍着手说“要”。我说，这怎么下水，连烧都没烧，一下水就泥菩萨过江了。老头儿笑笑说，老弟，对我们的船就那么没信心？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放心！他说，保证不会散架，不但不会散架，而且还能开走！我心想，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接下来，老头儿并没有像我所想象的那样——让我的“同事”去打一盆水，把那艘船放到那盆水里去——而是指挥着我儿子和另外两个孩子，让他们小心翼翼地把那艘组装起来的帆船从桌子上抬下来，放在落地窗前，又指挥着他们来来回回地调整着位置，往左一点儿，往右一点儿，往前一点儿，往后一点儿。我不知道他这是干什么，又要搞哪一出，不过我很清楚他跟他这个年龄的很多人一样，老了，老了老了却又小了，想一出是一出，他所享受的不是别的，正是那种虚幻的成就感，是那种虚幻的成就感而给自己营造出来的存在感……

哦，差点儿忘了，老头儿又想起什么似的说。他驾驶着轮椅“走”走过去，俯下身子，对着船头吹了一口气——就像放纸飞机之前对着机头哈上一口气那样。他又要我儿子和那两个孩子也都那么做，仿佛经过他们这么一吹，那艘船就被赋予了某种魔力，就真能开走似的。

我看着他们，我知道这是一场游戏，一个老孩子和三个小孩子做的一场游戏，只有他们这些“孩子”才有资格做这样的游戏。老弟！看见没，我们的船已经在走啦！老头儿冲我说道，好像他真的看见了他说的那一幕……但那怎么可能呢？那艘船自始至终都停在那儿，一寸都没移动过。任何一个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这一点，那只不过是一堆泥胎捏成的船型玩具而已。哦，是的，我看见它在走了！我说，我想这个回答就是我能表达出来的最大支持了。

老弟，你可别哄我啊！他朝我招了招手，又指了指自己旁边说，你过来！我不知道他要我干什么，只得走过去，在他旁边站定了。低一点儿！还要再低一点儿！他又拉了拉我的衣角说。我只得又蹲下来，蹲成和他差不多的高度。现在，顺着他的手指，我看见了外面的长江，看见了被灯火照亮的江面，我盯着那艘由一堆泥胎捏成的帆船——从这个高度和角度看过去，它的确就像开进了江面上，就像是在开动着——滚滚的江水衬得它像是在开动着……

老弟！现在怎么样，我们的船是不是在走了？他把手按在我背上问。在走了！我点点头说，我能感觉到它在走了。是不是还不够快？他说，它还缺口气呢！他轻轻推了我一下，我站起来，走过去，俯下身子，也像他们之前那样对着船头吹了一口气——我意识到我所做的就是我所能赋予它的一切，而我所能赋予它的就是我所拥有的一切。接下来，我一动不动地盯着那艘船，把所有心思都集中在它上面，我感受着它冲破落地窗，感受着它出了港，感受着它一点点开出去，感受着它驶进开阔的江面上，加入了江面上那些来来往往的船只的队伍。

林东林，诗人、小说家，武汉文学院首届签约专业作家，著有《出门》《灯光球场》《迎面而来》《三餐四季》《谋国者》《身体的乡愁》《线城》《跟着诗人回家》《人山人海》等作品多部。现居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