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学是否有重量？这似乎是个不存在的莫名的问题。假若将其置于作家的写作姿态或立场之下来观照，我们就会看到，作家对世界的某些思考就是以文字的形式烙刻在纸面上，并成为了一种文学的“重量”。随着作家写作聚焦点的移动，其创作中的“重量”亦在变化。这里所说的“重量”，一方面标识出的是写作者向外拓展的边界，另一方面也蕴涵着在写作这样一个观照世界的过程中，写作者向内的自我积淀。由此，我们可以说，对“重量”的追求是作家们必然的文学使命，同时，因为文学经验的不同，写作中的“重量”又有着诸多的面貌。

纵观回族作家马碧静的写作，我们会发现，得益于不同的身份经验，她的笔触总能在世间百态中游刃有余地穿梭。高速收费站和记者的工作经历为她打开了观察众生的视窗，也保留了一种冷眼审视的客观和冷峻。而少数民族的身份，又为她的故事点缀上了别样的边地风采。当然，不论是何种的故事讲述，她始终都在以自己对于文学重量的独特体验来进行多向度的开掘。

2017年，“保温杯泡枸杞”走红网络成为了新梗。不论是保温杯还是玻璃杯，不论泡的是枸杞还是大枣，对于中年危机的关注的确成为当下人们的一个聚焦点。有意思的是，近年来，马碧静的创作中也出现了一系列围绕着“中年”这一关键词展开的作品，如有写报社编辑李岗在生活泥潭中的辛酸与浑浑噩噩的《左右摇摆》；也有写“半老徐娘”董芳在即将滑入老年所遭遇的亲情、友情、爱情等围困的《老年记》；有《带你去看秋天的稻穗》里写到的身份、故事不同，但同样关怀社区的热心群众张奶奶和中年片警罗秉亮；还有写人到中年，被无意义的婚姻裹挟而痛苦不堪，最后又在虚幻的诗意追求中黯然神伤的《理想国》……

准确地说，马碧静所写到的不仅仅是“中年”这样单一的年龄限定，更多的是对一整个群体慢慢走向人生迟暮时的关怀和审视。所以在这些中年故事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作家的深情关怀，同样也可以感受到一种文学的尖锐。就如在小说《左右摇摆》中，马碧静恰如其分地写出了报社编辑李岗在年龄危机和生活泥潭中的左右摇摆。人到中年的李岗迎来的不是事业有成，而是无穷尽的生活琐碎。本就已经在重复、单调的工作中感到窒息，父母的病更是将其推入巨大的生活旋涡，早已暗流涌动的琐碎生活逐渐崩塌。而当李岗远离喧嚣并在犹豫是否要接受经营风景旅游区的吕总抛来的“橄榄枝”时，生活却给了他一记充满嘲笑的耳光。无论是在同事辞职时李岗的激情“应和”，还是点缀在生活中的诗意徜徉，其实都是他于生活泥潭之中无关痛痒的挣扎。最后，生活在“玩弄”了李岗之后，又给了他一块“蜜糖”：他升职了。在李岗追随曾被自己看不起的领导并买了一本《领导者》之后，实际上也预示着他已经向这平庸的生活“投降”了。

这样的生活疲累让人感同身受，也唏嘘不已，但马碧静的意图显然不止于此。或许我们面对诸多无奈时总是会不由自主地选择用“保温杯泡枸杞”的梗自嘲，以消解人到中年的尴尬和不堪，但这样的“梗”成为常态后，又未尝不是在隐喻着生活的某种庄重和温度在被消解呢？因此我们能看到，在将这些生活的平凡、琐碎的面貌平摊出来的同时，马碧静笔下冷静的叙述也让这些无奈进一步化作了“怒其不争”，作家暗嵌于其中的无声怒吼就跃然纸上了，这或许才是书写“中年”的意义所在。

纵然这些主人公都无法逃脱“年龄”（或者说“时间”）所布下的天罗地网，他们唯一能做的便是在沉溺中一边痛苦一边自我麻醉，但作家内蕴于其中的对生活实感的真切追求也为这些痛苦留下了更多特别的留白。就像《老年记》里的董芳，独身多年，在认可女儿恋情的同时，也在慢慢接受着生命中“罗曼蒂克”的消亡，因为只有眼前的生活才是自己真真切切身居其中的，毕竟“长长的日子，慢慢地过” 。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马碧静而言，书写“中年”显示出的并非是她对时髦话题的追赶，相反，这让读者看到了她敏锐的文学触觉。同时，更重要的是她在展示出一个成熟作家对自我写作的决绝突破。在马碧静过去的写作中，风格多变是其独特但又很难摆脱的标签，其中的少数民族题材在让她的写作收获鲜明个性的同时，也使其陷入了一种单一的风格化。从自身少数民族身份出发，书写独特文化经验，当然是马碧静写作的起点，但这样的亮眼之处也很容易成为一种写作的舒适区。所以，对自我写作“舒适区”的主动突破，本身就意味着是一种写作的“重量”。两个维度上的“重量”，即生活的“沉重面”与作家本人写作姿态上对“重量”的选择就在此重合了。

生活里有“沉重”，还有“轻盈”，马碧静也在自己的笔下书写着别样的 “轻盈”。如果说马碧静因为在自己的文字中贯注了对现实的多维思考而获得了不一般的“沉重”，那么在这样的重量之外，作家本身的温情和精致文思则让这些书写在幽微处依然涌动着轻盈。

在《带你去看秋天的稻穗》中，马碧静塑造了张玉福奶奶这样一个热心人，她身患重病却苦中作乐，始终热心帮助同样为病痛所扰的病友们，同时还担起了社区里的“问题少年”石头的监护人。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返回的还是飘着稻香的故乡。尽管刑侦故事和少年成长交错组成了故事的主线，但张奶奶埋在心底的对故土稻村的怀旧显然让那些粗砺的故事获得了生活温度的调和。

这样的诗意也并非稀缺之物，马碧静在很多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地将其嵌印在各个角落。例如《理想国》中被无意义的婚姻压得喘不过来气的“我”，加缪、卡夫卡、老子、庄子这些名字在曾经的生活中也时时可见，即使是《左右摇摆》里被生活“驯服”了的李岗，在被他过得七零八落的生活里，早已荒芜的“文学梦”也会时不时冒出头来，让他从痛感中看到生活的另一面。

值得注意的是，马碧静的突破、出新不仅仅是在题材或者说主题方面，同时她也有意地在文字中加入了一些哲学式思考。例如在小说《大鱼》中，看似浑浑噩噩度日的搬迁一族中，就有着一位与众不同的“羊博士”，同伴们在百无聊赖中感慨生活的无聊，而他却总能够用那些常人甚少接触的萨特、存在等等生僻词汇将这些生活的无意义推向故事的台前，小人物们的喜怒哀乐此时也都获得了更多深度的打量。而另外一篇《错觉》则是以浓郁的科幻味道来讲述着一个或许在未来，或许在现在的“美发”故事。这其中没有充满无限可能性的Tony老师，有的只是一部荒诞规定男男女女们发型的《发典》。在经历了与那些关于头发的荒唐规定的对抗之后，故事中的“她”最终还是选择了对真正自我的保持。故事从虚拟时空的头发说起，最终落脚于自我的探勘，作者的用意可见一斑。

可以说，这些生活里的温情，以及马碧静在写作中所尝试的风格实验，都与她笔下的另一副笔墨——“现实关怀”形成了内在的互渗、互动。鲁迅曾经对创作有过这样凝炼的表述——“创作总根于爱”“创作是有社会性的”。在这里，鲁迅从内、外两个向度上强调了创作的“来龙”与“去脉”，真挚的感情是一切文思的起点，同时真情实感最终也还需跳出形而上的纸面，指向更为广阔的世界。这两个维度无疑是文学的重量所在。正是基于此，我们可以说，对现实的热切关注让马碧静的文字始终凝聚着沉甸甸的文学思考，在获得“沉重”的同时，那些出自内心的柔情又使得这些重量能够被温情所包裹，透射出她对世界的“轻盈”抚摸。“沉重”和“轻盈”之间的这种辩证法，是马碧静文学世界的魅力所在，也为她的未来延展更多的写作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