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罗倩，在《人民日报》《散文选刊》等报刊发表作品数百篇。出版散文集《半亩原乡》《只言今夜宿葭萌》等，出版长篇纪实文学《八千里路》。曾获中国作家剑门关文学奖、四川散文奖等奖项。

一家人

文/罗 倩

一

车子勉强开到村委会，村支书领着我沿一条蜿蜒的小道去找我的帮扶户。一场凉薄的雪刚刚消融，路面泥泞，一不留神就是一个趔趄。踉踉跄跄抵达我帮扶的人家，浑身已汗涔涔。

几间低矮的老木屋摇摇晃晃，土坯墙上裂缝斑驳。屋旁一棵老树木然地杵着，寒风次第吹落枝上的枯叶，直到最后一枚也被裹挟着刮过旧瓦屋顶，蜷缩着粘在了长满青苔的墙根。

我躬身迈过苍老的木门槛，脚下一崴。“慢点儿，慢点儿。地不平。”一双粗糙的手扶住了我。灰蒙蒙一片，我勉强看出眼前的阿姨个儿不高，衣着简朴，满脸沧桑，一头灰白短发。屋里除了破烂的桌椅和几样残损的农具，再没有其他物件，角落生着一堆柴火，火焰忽闪。这是川北一带老式的取暖方式，在地上刨出一个土坑，架起柴火，上面挂着黢黑的鼎锅。

“来，快坐。”罗加青一边招呼我，一边为我支好小木凳。我在火堆旁坐下来，木凳咯吱咯吱地响。木柴的灰烬在青烟中翻飞，徐徐落到了我们的身上。

“这大冷的天，还来看我们，辛苦你们了。来这儿不习惯吧？”罗加青低下头拍拍裤腿上的泥，有些不好意思，“我们这穷地方，就这样子，让你笑话了。”

“这可见外了，阿姨。我也是农村长大的，来你家跟回老家一样。”

她咧嘴笑，眼角皱纹深陷。“听书记说，你也姓罗？”

“嗯嗯，罗倩，叫我小罗就行。”

“五百年前我们是一家呢！”

“从现在起，我们不只是‘家门儿’（四川方言，指同姓的人）了，做脱贫攻坚工作，我联系你们家，我们算是亲人了。”我伸手搭在她的手背。

她先是微微一震，愣了几秒，而后把我的手翻过来放在掌心，另一只手伸过来，轻轻摩挲着我的手背。她微曲着身子点点头，我回以微笑。

起身离开时，她轻轻拉住我，柔柔地吹去我头发上和肩上的灰烬。屋子里火燃得更旺了些，她原本灰白的脸上着了一层层淡淡的红晕。走出院子，我才发现自己脸颊上有两行润润的痕迹，伸手去抹。书记问我怎么了，我说风沙太大迷着了眼。

这是二〇一五年冬。我调入四川广元市昭化区委宣传部，随即参与到脱贫攻坚工作中。我们帮扶昭化镇（原大朝乡）牛头村，每一名干部随机分配三至四户贫困户。郭知陆家就是我负责联系的其中一户。

第二次去他们家，郭叔也在。得知我是新来的帮扶干部，他热情招呼我落座，一个劲儿道歉说，那天他不在家，怠慢了我。罗加青闻声从婆婆（四川方言，指奶奶）屋里出来。“小罗，你来啦！”

我上前挽住她：“怎么？婆婆身体不好？”

“妈这几天都不咋好，一直睡着呢。”

我低头踏进婆婆的卧房。屋子只有一扇极小的窗，玻璃模糊不清，叽嘎乱响，老人躺在一架已看不出漆色的残破的小木床上。潮湿和霉味让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婆婆，你好些了吧？”我俯下身去掖了掖被角。

婆婆缓缓睁开眼，从那褪了色破了洞的薄被下颤巍巍地伸出手来：“娃娃呀，这么冷的天，还来看我啊……”

“快盖好，婆婆。”我试图将她冰凉的没有一丝血色的手放回被窝，手却被握得更紧了些。

“娃娃啊，我难受啊，我咋不死了算了。我这是活受罪，也劳累了儿子、媳妇儿……”门缝挤进来一丝光亮，婆婆眼角隐隐有泪，“偏偏政策好，劳烦你们一趟一趟地来看我……”

“婆婆，你只管养病，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一时间，我竟也说不出别的，泪水悄然滑落，又咸又涩。

婆婆名叫范金花，这年已九十二岁高龄。之后，我又几次入户看望婆婆，她的病情慢慢好转，床单被褥也换成我们新送来的。她总是念叨：“娃娃呀，真是让你们费心了。我现在就是死了都行，这辈子我最放不下我的孙娃儿……我造孽的孙娃儿……”

二

老人口中的孙娃儿，便是郭知陆夫妇的儿子——郭正波。他们向我敞开心扉，是在我们频繁接触几个月之后。

“我们没得文化，娃的名字还是上学报到时何老师给取的，他说这娃一看就聪明，以后有大前途，就叫正波吧。”阿姨的回忆里透着自豪。婆婆拄着拐杖晃晃悠悠地走出房门。“我那孙儿就是招人喜欢，又勤快又懂事，眼可尖了，总是抢着帮我，大小事儿挨个儿做起走。”婆婆干瘪的嘴角微微含笑。

阿姨从她陪嫁的旧木箱里抱出一本发黄的老相册，一页页翻给我看。山里气候潮湿，加之时间久远，照片大多已经泛白。当翻到一张红底免冠寸照时，一家人的脸色变得暗沉起来。

“这是？”

“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张照片。那年他在广州照的，寄回来让我给他办身份证……十几年了……”阿姨起身进了屋，郭叔接过话头，他跟我讲这些时声音发涩。

照片中，郭正波留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盛行的“郭富城头”，穿宝蓝色的衬衫，套着宽大的灰蓝色西装。在我端详照片时，阿姨挪过来一背篓旧书放在我腿边。“看嘛，这都是我儿的书。”她拿起一本翻开，“这上头写了好多字呢！你看……”她又拿起另一本书翻开，轻轻摩挲，“可我不认得字……”那些书已通体泛黄，霉味扑鼻，被蛀虫啃噬得不像样。

“莫翻了！”郭叔朝她说道，见她并没停下，突然厉声呵斥，“喊你不要翻，不要翻啦！都十几年了！一点消息都莫得！”阿姨怔怔地望着那满背篓书，眼眶泛红。

郭正波生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在昭化中学初中毕业后上了昭化职高。两年后，他和同学在东莞市的一家铜丝生产厂上班，他觉得工资低，不久就回村。在附近的镇上零零散散上了几天班，依旧不如意，便去了山西的工厂务工。厂里拖欠工资，郭正波同几个工友找到当地部门讨了公道，回到老家小住一段时间，然后去了海南三亚，不承想，在那里误入传销组织。郭正波两次写信问家里要钱。当时，郭叔愁得吃不下睡不着，父母身体不好，家里本就捉襟见肘，只好觍着脸到处去借，好不容易才凑齐一万五千元。后来，为了还债，苦了一家人好些年。

好在郭正波成功脱离传销组织。郭叔劝他回东莞的工厂里上班，工资虽不高，但至少稳定。郭正波却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他从三亚去了广州，并未告诉家里具体在干什么工作。那时家里穷，没有手机，每次通过别人的电话听到儿子的声音，郭叔和阿姨都要激动好一阵子。郭正波说过年一定回家，还要好好孝敬爸妈和爷爷婆婆。长辈哪里求啥孝不孝敬的，只盼到了年底，娃娃就回来了。那年八月，连日大雨，一家人又接到了郭正波的电话，说广州也是大雨天，还说自己的手机掉了，说这是用的别人的手机……

谈到这里，郭叔没再往下说，阿姨垂着头不言语，婆婆也沉默了。是的，这是郭正波最后一次同家里通电话，之后的十几年再也没有音信。

凉风袭来，几缕凌乱的白发飘散在婆婆爬满皱纹的前额，她往脑后拨了拨头发，手指僵硬，身子发颤。“孙娃儿，我的孙娃儿哦……”婆婆嘴里念叨着，眨了眨深凹的双眼，泪终没掉下来。经年创痛，她的眼泪怕是早就流干了吧。

“儿啊，你到底是生是死……”阿姨再也抑制不住，抽搐起来，豆大的珠子噼噼啪啪地落下，一旁的郭叔耷拉着头，干枯的头发乱蓬蓬地堆砌着，皮肤又黑又糙。毕竟他六十三岁了。风掠过，破烂的棉T恤贴在他瘦弱的身上，落寞而悲怆。

起初，夫妇俩只要一听到关于儿子的消息，便迫不及待上门寻访，可每次都是无功而返。乡里乡亲提供的只言片语，根本不足以成为找到儿子的线索。他们的希望一次次破灭，就这样被折磨着，找不到出路，在痛苦中越陷越深。

有什么办法呢？婆婆在她四十岁时摔坏了手，治疗不善落下严重后遗症；她患有肺气肿，常年靠药物维持；每年冬天手脚溃烂，直至次年夏季才能好转……郭正波失联几年后，爷爷中风，卧床几个月后离开人世，靠着邻里救济，家里才办完丧事。阿姨严重贫血并患有关节炎，各种小病不断，药不离身。郭叔骨质增生，干不了重活，没有能力外出务工，只能零散做些小工，种点粮食蔬菜，正常维持一家人的生活都困难，更不要说支付医药费用和欠下的债了。家里实在拿不出钱外出去寻找儿子，急在眉头，痛在心里，最终也只能将思念埋藏在心里，祈祷奇迹出现。

“起先，我真的是气着了，心想他回不回来都无所谓！”郭叔眼里布满血丝，“可是，这么多年了，我又怎么会不想他呢……”不善言谈的他终压抑不住，哭出了声音。

“你郭叔想儿子想得患了心病，有时候脑子都不好使了……”阿姨揩了一把鼻涕，“咋弄呢？没啥法，只有活下去，活一天算一天……”

听着他们的讲述，一阵酸楚涌上喉头。离开时，我看到婆婆拄着拐杖，站在矮小的房檐下，朝着出村的方向久久凝望。

三

车子七拐八拐，婆婆的身影很快掩在了蜿蜒的坡坎沟梁。我抚摸着自己还平坦的小腹，再也忍不住，泫然泪下。

来这里的前一天，我刚知道自己做了母亲，身体里孕育着一个新的生命。我比以前更能理解，孩子对于父母来说，意味着什么，郭叔一家这十几年又经历着什么。对他们而言，家徒四壁根本算不上什么，最难熬、最可怕的，是这漫无止境而又毫无光亮的日子啊。

我一到家，便开始整理有关郭正波的寻人材料。我一边整理，一边心痛，初步整理好已是深夜。我看到郭叔一家埋着身子，窝在火塘边，火苗渐弱，破屋子越来越暗，隐约夹杂着叹息和呻吟。接着，眼前一团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拖拽，惊醒。好在，只是梦一场。这夜我再也没能入眠，满脑子都是范金花婆婆，是郭叔，是阿姨，是风雨飘摇的深山里那个不像家的家。

我的老家也在深山里，一个曾经的穷乡僻壤。小时候，为了供我和弟弟上学，爸妈噙着泪踏上出川的绿皮火车，在大城市凌乱的建筑工地，在烟尘弥漫的工厂，一分一分地攒着血汗钱。婆婆一手带大我和弟弟。我趴在婆婆的肩膀，看见世界最初的模样，她是扎根在我心头的那棵树，护送我飞出大山，也为我守着归途。对婆婆而言，我是她的全部，我此生的遗憾，是婆婆没能等到我大学毕业，没能等到我好好孝敬她，没能等到我带她走出山沟沟，带她享享福。

投入扶贫工作后，我越发觉得，一辈子生活在乡间的老人，尤其是儿女子孙奔波在外的空巢老人，有一种生命透支的虚弱，在不可预测的境遇里，他们茫茫然被岁月推着前行。他们需要生活下去的耐心与勇气，更需要亲人的理解与陪伴。在帮扶工作中，我更多是像女儿或孙女那样，去体悟他们的孤独，尽可能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

四

我每周至少有两三天时间在村里，为帮扶户买常用药品和营养品，家里缺什么日用品，我就补上，方方面面尽量考虑周到，就像对待自己父母一样。

郭叔和阿姨再三叮嘱我，不要再为他们破费。有一次，阿姨接过我手中的东西说：“你简直就跟我的亲女子一样，不，比我亲女子还亲，我以后喊你女儿吧。”我双眼又一次模糊，搂过她瘦削的肩膀，狠狠地点头。他们唤我“女儿”，婆婆照例唤我“娃娃”，我不只是帮扶干部小罗，而是他们家里新的一员。

我强烈地想要为这个家做更多事，最迫切的莫过于寻找郭正波。我心里其实没有底，毕竟那么多年过去，找到他简直如大海捞针。我只能尽全力去寻找。为此，昭化区委宣传部一次次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专题会议，商量寻人办法。我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任何一种尝试。

昭化区公安分局组织力量，前往广东实地走访调查。昭化镇派出所广泛走访郭正波的同学、工友和亲戚。我继续完善资料，通过“宝贝回家”等网站同步寻人；不久后，我与《等着我》栏目组的志愿者们也取得了联系。

与此同时，四川省公安厅对郭叔和阿姨进行血液采集，即将进行大范围的DNA比对，让一家人重燃了希望。而这份希望已不单单是找到儿子，还包含着对未来生活的盼头。

精准扶贫，我们更是铆足了劲儿。

我们为郭叔一家购买了冬梨树苗、柿子树苗，郭叔精心栽植，几场细雨后，树苗发了新枝。省畜牧局赠送了猪崽，阿姨仔细喂养着，猪崽一天天肥壮起来。在围起的一片园子里，阿姨种了高山露地蔬菜，房后的半山上，郭叔试养了第一批跑山羊。我们又请来专家实地传授种植、养殖技术，郭叔和阿姨笑道：“居然还有机会成为学生，学习管了大用了。”

有一天我来到家里，郭叔刚挑几只大点儿的跑山羊卖了出去，正蘸着口水点钱呢。我看到他深陷的皱纹里，开出了喜悦的小花朵。

冬天将至，我给郭叔一家买了羽绒服。在我的再三催促下，郭叔脱掉他的旧外套，换上了新衣服。他理了理后背，拉上拉链，借着窗玻璃左右打量：“还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呢。”

阿姨从田间回来，看到郭叔便打趣道：“咦，年轻了呢！”

我拉过阿姨，也为她换上新衣服。她满脸含笑，拿着衣服这里捻一捻，那里抻一抻，动作很轻。脱下新衣服，她又仔细摩挲了一番：“现在这料子好啊，又轻又暖和，很贵吧？”

“不贵，你们喜欢就好。”

“你呀，工资要自己攒着，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呢。”阿姨轻轻抚摸我高高隆起的肚子，期待孙儿的到来。

阳光漫了下来，温暖直抵心间。

五

也是这一年，建房提上议程。

要修房，资金哪里来？家里实在没有积蓄。易地扶贫搬迁可享受每人两万五千元补助资金。启动资金如何筹集？我们与施工队反复沟通达成协商意见，由施工队垫付费用先修建。房子不仅要住得舒适，还得美观，我们又邀请了区住建局总工程师进行规划。结合当地传统村落特色，最终敲定典型川北民居修建方案。

平地基，下基脚，筑圈梁，大家干得热火朝天。郭叔忙前忙后，会一点儿技术的他主动承担了部分木匠活。阿姨则打打下手，或者为工人们备瓜果茶水，成天乐呵呵的。婆婆看着新房一天天盖起来，露出了难得的笑容。省公安厅运来建材，且慷慨捐助两万元，解了燃眉之急。一些社会人士也纷纷献爱心。

几个月后，一处“尺子拐”状的新房镶嵌在了青山绿树间，简洁明快，朴素淡雅。当地政府又完善了功能配套设施，厨房、厕所一应俱全，实现了川北民居“复合生态”。硬化了连接村道的五十米入户路，院坝则用青石板铺就，与古色古香的房屋搭配得宜，浑然天成。

阿姨在新床上仔细地铺好床单被褥，床头柜上摆放着那本旧相册和我为他们制作的纪念册。这间屋子是他们为郭正波准备的。只是，关于郭正波，依旧杳无音讯。

当初，是我给了他们一线希望，虽然我们用尽全力，但暂时是这样的结果。要是真的找不到了，他们又该怎样？彻夜难眠，思量再三，我鼓足勇气在自己休产假前找他们谈了谈。我想，寻人十个月来的点点滴滴，都该让他们知晓，并且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没有放弃，寻找还在继续。后来回想，我竟记不清当时是怎么劝慰和鼓励他们的了，只有他们的叹息、自我安慰以及含泪笑着一遍遍表示感谢，深深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晓得你们尽了全力，我们也想开了，这就是命，我们认。其实现在看来，我们命也不差，国家政策这么好，还遇到了女儿你。”

“儿子的事情顺其自然吧，现在日子好了，你莫要再操心我们，安心生下娃娃，养好身子。”

……

几个月后，复工第一天我便直奔郭叔家而去。

原先的土坯房已拆除复垦，种上了各种时令蔬菜。园子里好不热闹，这绿的一畦像翡翠，莹润欲滴；红的像宝石，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那里是紫水晶，客人来了，正好上桌面……篱笆边还被阿姨绣上了一丛扁豆花，蝶舞翩翩，也偶尔歇在菜心葱尖。

“娃娃呀，你来了啦！”婆婆笑眯眯地坐在门前的小沙发上。她穿着崭新的黑底红花外套，朴拙而清丽。“我做梦都没有想过会享到这样的福。”婆婆拉着我的手一遍遍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了……”

半年来，虽然一直电话联系，可终归还是没有见面来得亲切。那天，我们聊了好久。青瓦屋檐下是忙碌的日常，但多了欢声笑语。每一个日子都有无数的发生和继续，有着渐渐丰盈的希望——这样的每一个瞬间，平常如鹅卵石，却绵延出了一条栉风沐雨勇往直前的小径。

“来，刚摘的梨，甜着呢！”

“地里水果黄瓜好了，我去摘来你尝一下。”

“女儿，把这个装上，我今早才蒸好的荞面馍馍，你们在城里买都买不到的。”

“对了，你婆婆念叨着专门给你留的土鸡蛋，你喂奶要好好补补。”

同事们常常开玩笑说，你这哪里是下乡搞扶贫，分明就是回老家嘛！

是啊，本就是回家。

六

二〇一七年七月，婆婆病了。那段日子，我常回去。

除了宽慰，我没有办法减轻她的痛苦。再后来，婆婆就不能下床了。起先还勉强能吃下一点，渐渐地就什么也吃不下，只得加挂了营养液。本就瘦弱的婆婆只剩皮包骨。到了八月底，她几乎不怎么睁眼或开口，只有凑近她，才能隐隐感觉到微弱的呼吸。尽管如此，我每每去，只要唤一声：“婆婆，是我。”她便会很努力地撑开眼皮，竭力想伸出手来……我捧着她的手流泪。婆婆的子女们总是说：“还真就只有你，只有你叫她，她才会有反应。我们怎么喊，她都不回应。”这是一份怎样的“殊荣”，我百感交集。

再去看望婆婆的时候，她已经完全说不出话。她竭力撑开越发深陷的小眼睛，眼底有泪。我知道，她想跟我说话。我俯身在她耳边跟她说道：“婆婆，我在这儿。不用说谢，这都是我应做的。你苦了一辈子，就该享享福。”她用尽全力，朝我微微点了点头，一滴泪溢出眼角，消融在枕巾上那朵百合花的花心。在场的人无不潸然泪下。

婆婆安然长眠，享年九十四岁。婆婆走了，但在我心里，婆婆一直都在。

七

二〇一八年初夏，一个蒙蒙细雨天，我又一次回家了。

“你们来啦，快来坐！”阿姨放下竹筛，提来木椅招呼我们落座。

地上好大一堆豌豆荚的壳，竹筛里是刚剥的豌豆，粒粒饱满，泛着莹润的光泽。阿姨笑着说：“今年豌豆好得很，我卖了几百斤呢！剥完这些，地里还有！”

“姨，郭叔呢？”我边剥豌豆边问。

“你叔呀，在山上看鸡呢。”

“这下着雨，还一个人在山上？”说着，我拿出电话，拨了郭叔的号码，欢快悦耳的铃声响起。郭叔接通电话：“呀，你们来了，等着，我这就回来！”

阿姨说，前段时间她特意给郭叔买了个小收音机。现在郭叔心情大好，在山上的小屋里喂喂鸡、听听歌，经常忘了回家。

上午十一点，我们开始做饭。郭叔到屋后抱来木柴，阿姨坐在灶后生火。我和两位同事择菜的择菜，洗菜的洗菜，切菜的切菜。大家在厨房里聊着家长里短，笑语不断。

“来来来，中午尝一尝我们自家的肉，纯粮食喂养的猪，还没有用烟熏，你们城里可吃不到！”阿姨兴冲冲地提来一刀腊肉。

盛情难却，我们决定再增加一道青笋腊肉。

“等着，我去园子里弄菜。”阿姨提着刀便出了厨房，不大一会儿，削好皮的青笋递到了我手中，青翠欲滴。“咕噜咕噜”，锅里的土豆红烧肉溢出缕缕香气。准备工作完毕。阿姨往另一个灶孔里添柴火，火苗嗞嗞作响，我们继续炒菜，不一会儿就备齐了一桌饭菜。

我们聊着天、吃着菜。郭叔照例斟了一盅酒，一口接一口地喝着，酒意渐渐浓了起来。郭叔说：“去年我们家脱贫了。国家政策这么好，你们又帮了这么多，我们自己也要争气。今年我又养了两百多只鸡，还种了很多菜。”

阿姨也说：“自己的女子回来，就是高兴。你们是小罗的同事，也就是我们的家人，以后要常来。”

郭叔夹起一筷炝炒藕片，喜滋滋地说：“今年我在后山堰塘也种了藕。”

“好啊，等成熟了留一部分自己吃，还可以卖些。”我接过话茬。

郭叔笑笑，看向我，慢吞吞说道：“我可不为了卖钱，我也不图吃。”

“那是？”

郭叔放下筷子，端起酒盅又咂了一口，回味悠长。“我呀，我看荷花！”

那一刻，我怔住了，感到脸颊发烫、鼻子发酸。

“等八月荷花开了，你们要回来看哟！”郭叔温情脉脉地说。

屋外，雨打瓦檐，琅琅有声。我越发相信，所有失去的，终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