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2023年第5期 | 陈再见：双圹（节选）
小编说
陈再见的中篇小说《双圹》首发于《钟山》2023年第5期。遗忘，或许是一种自我保护，无论是有意或无意，可事实与真相总是在那里，潜藏在时间的深处，记忆的深处，如同一座已被风雨磨平的坟茔。三十年前姐姐溺亡时前来给予父亲巨大慰藉的恩人，如今是药死病儿的嫌犯，林教授出于了却父亲遗愿和同情想帮助他，不期却缓缓打开了导致杨汉集一家败落的根由真相，是一起车祸。车祸导致杨的妻子受伤儿子早产，是他情感生活波折的因由，或许也是他儿子自闭罹患精神疾病的原由。而这次车祸，竟是年少时的自己也有参与。恩与罪交织，悔与愧纠缠，时代和命运在潮汕这块南方土地上演绎着令人唏嘘的沉痛故事。
双圹（节选）
文|陈再见
一
第一次去双塘村，是李卓带的路。李卓当时在县政府门口龇着一口黄牙对我说，还是我带你去吧，那地方不好找。我心想都二十一世纪了，还有哪些地方不好找的呀。但我不能拂了李卓的好意，他也是热心，或者就单纯和我投缘，想跟我再说说话。
李卓那时是宣传科的一名办事员，现在已经是科员干部，不过在我眼里，办事员还是科员，都没什么区别，我不在乎这一套。我之所以找到他，是因为有一位老同学的引荐。我那老同学叫王文英，在县城开发房地产，也开连锁超市。事实上，他在当地确实是个能人，我才会找到他。他那会儿刚好出差省城，在电话里听了我说的事之后，跟我说，这样，你去县政府大楼，螺河南堤那块，找一个叫李卓的，就说是王文英介绍的。果然，我一提及王文英，李卓一副体制内的表情瞬间就塌散了，笑着连忙从堆满报刊的角落里，给我搬出一把座椅。
在布满补丁的柏油公路上，李卓的马自达蹦蹦跳跳，我们像是坐在碰碰车上。
李卓说，车上可以抽烟。说着推开手刹边上的暗屉，拿了烟就抽上了。他示意我也抽，我摆摆手——之前在他的办公室连续抽了几根，头还有点犯晕。我平时在家和学校都没有抽烟的习惯，只有出来办事，才会在公文包里塞一包软中华。
“嗐，没想到哈，”李卓讪笑着，“我写的那篇报道还真有人看。”
这话他在办公室里至少说了三遍。
隔了一会儿，他又问：“说真的，林教授，写得怎么样？”
这问题他之前估计没好意思问，看样子鼓足了勇气。
我点点头，说：“写得不错啊，把事情都说清楚了。”
李卓情绪激动：“能得到林教授的肯定，我可真是三生有幸哈。”
我纠正道：“还是副教授。”
李卓说：“嗐，都一样，管我们的陈部长也是副部长，我们一样叫他陈部，如果叫陈副部，那多不好听啊，他也不高兴。”
我笑着点头，算是附和。
李卓给我的印象还蛮好，年轻人热情、主动，身上有股小县城政府机关人员的积极劲头，就是话稍微有点多，该说的不该说的，他好像都不太忌讳。我也是过于较真了，其实没必要纠正他的称呼，即便是个讲师，出了大学的门，他们也到处宣扬自己就是教授，好像本来就区别不大。我这点顽固的性格有时自己临场也把控不住，就像我母亲说的，像极了我去世多年的父亲——他当年带着我们全家从汕城来到海东县灯芯山公社中学教书，逢人需要介绍自己时，也会特意在老师面前加上“中学”二字，好像那样就会比小学老师高级一些。他不是那个意思，就是纯粹想具体而准确地介绍自己——跟我一样，是个较真的人。
要不然，我也犯不着为一篇小小的新闻报道，特意跑来海东县。
至于那篇报道是李卓写的，我是跟他见面后才知道的。报道是谁写的，根本就无所谓，我在乎的是里面的内容。据李卓介绍，他当时用的是笔名，他本身是市报的通讯员，主要的工作是写市政新闻，偶尔也写社会新闻，关于双塘村的新闻稿，就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一篇。毕竟是负面新闻嘛，死了人，多数时候都不报，即便报了，也会低调处理。双塘村那个案子还有些特殊，很快也侦破了，当时影响不算太恶劣，几天过后就不再有什么议论了。
“林教授以前来过我们海东吗？”李卓看样子不允许车内有超过一分钟的沉默。
我说：“四十年前和家人来过……”
准确地说，四十年前我们一家在海东安营扎寨，一待就是十年。如今，距离我家搬离也有三十个年头了，那会儿我也就十岁，对周围事物，以及它们的来龙去脉、因果关联没有一个清晰的记忆，倒是对一些具体的景象和人物，记得相当清楚，像是照片一样，一张张，粘贴在脑海深处，时不时地，还以片段的形式播放。这种局部清晰整体又模糊的记忆，让我对海东的情感多少有些复杂，就像我们面对一段情感却不知它的来由。再说我家当年离开海东可以说是“落荒而逃”，至少我的父亲母亲是那样的，我能感受到他们的慌张和悲伤。事后多少年，我一直没见家人坦然提及那里，尤其是父亲，他几乎不再有灿烂的笑容。
车子很快出了城，驶上一座有些年月的大桥，随后便沿着东南方向拐了过去，让人有一种面对命运岔路口的错觉。对我而言，无论车子往哪个方向走，眼前所见的一切都是陌生而新奇的，多年前的记忆找不出任何痕迹能和现在的景象对应得上，时间如果足够长，再好的记性也无能为力。在大学里，我研究的方向正好是粤东地区的戏剧和民俗文化，平时没少到各地去实地考察和收集资料，唯独海东县，我没再来过，也不是故意避开，就是机缘巧合，没有一个充分的理由，让自己下定出行的决心。
“对了，林教授，”李卓看似把我当作很熟悉的朋友了，“你家当时住在海东什么地方？”
我说：“灯芯山。”
李卓“哦”了一声，说：“那不就在双塘村附近？”
我知道双塘村就在灯芯山附近，只是它们之间的地理位置，我没有宏观的认识。当时我们住在灯芯山脚下的公社中学里，除非必要，轻易不大出门。印象中，我和姐姐最大的活动半径就是上山捡柴枝，有时还会碰到野兔子，和那种专爱钻坟墓洞穴的扇鸟。扇鸟我们不敢惹，听说晦气，兔子又抓不着，只有满山的松柏枝和树芼是现成的，捡也捡不完。灯芯山和学校之间还隔着一个大水库，长条形，像是横亘着一条大布袋。水库的水常年油绿，是死水，长满了青藓和水浮莲。野鸭子在水浮莲里出没，跟山上的野兔子比，它们更难以捕捉，因为会飞。有些年轻的老师，放学后，会用自制的工具去捕水鸭，学生们都跟在后面看热闹，就是没见他们成功过。
公社中学的老师大多来自灯芯山周边的村庄，大大小小的村子，其中就有双塘村。大概出了校门往北走，有一道堆得高高的土壆路，沿着路直走，再拐几个弯，或许双塘村就快到了。我的记忆是不准确的，它介乎往事和梦境之间，更多是想象出来的场景。在公社中学十年里，我没去过任何一个村庄，不仅是双塘村，周遭大大小小十几个村，我都没去过。我父亲却比当地人还要熟，熟的不单是村庄，还有村里的每一户人家，他几乎都能叫唤出姓名来。父亲每个周末都要出去家访，揣着点名册，踩着他的二八大杠，挨个串门。回来时，单车后座通常会绑一个小尼龙袋，里面装了花生米、赤豆，还有黑芝麻什么的。父亲笑着说是学生家人送的，硬要送，推脱不掉。母亲表面说以后不能要，实际上她内心很开心，那些小“收成”至少可以改善我们口味上的贫乏。
我问李卓：“公社中学还在吗？”
李卓迟疑着，似乎不大确定：“应该还在吧，不过听说改成职校了，名字也改了……刚刚听你说什么公社中学，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那应该是很早以前的叫法吧。”
我说：“灯芯山的名字不至于也改了吧。”
“那不至于，灯芯山还叫灯芯山，几百年了，海东人都这么叫着。”李卓笑道，“要不，我先带你去学校转转，校长我也认识。”
我忙说：“还是先去双塘村吧。”
二
到达双塘村时，刚好差不多是午餐时间。李卓又给村主任打了电话，来之前他已经打过一次了，那会儿他还没决定要亲自带我来。到了我才知道，李卓之所以要带我，村子不好找肯定是借口。不过有他陪着，情况也会大不一样，怎么说呢，他好歹也算是上面县里来的人。
李卓对着手机说，我们到村口了，他让主任出来接我们。我能听到电话里村主任的声音，诚惶诚恐，像是应对县里来的考察团。打好电话，李卓跟我说，杨主任，是个好人。我点点头，不太清楚他的话语系统里，评价一个人是个好人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会做人呢，还是单纯指老实人？这里面的差别应该不小。双塘村人都姓杨，这我是知道的，李卓在新闻报道里写到的那个嫌犯杨汉集，三十多年前，我父亲就管他叫小杨。小杨那时跟现在的李卓差不多大，三十岁左右，如今应该六十上下了——所以，姓名和年龄，都对应上了。这点我在来之前就已经考虑周全，不会出差错。
李卓下去抽烟，我也跟着下了车。我们的车刚好停在村口的一棵榕树下，一时没见到一个人影，除了时而聒噪的蝉叫，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大概是午饭时间，村民们都回家吃饭了，或者是天太热，都躲着不敢出门，天气预报说第四号风球已经在海上酝酿，有可能会在海东沿海登陆，时下正是风暴即将到来前的酷热。不只是热，还闷得慌，刚才在车上有空调，没感觉，出来一晒，前胸和后背竟都出了汗，白色衬衣变得透明，贴在皮肤上怪难受的。我平时很少穿得这么正式，作为历史和民俗学教授，我对穿着不讲究，人类在对穿着的追求上已经严重偏离了本质的需求。身上这件牌子的白衬衣是女儿偷偷帮我下的单，说是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问多少钱，她一直不肯说，后来上网一查，好家伙，竟然要好几千。这次出门，妻子建议我穿上，平时上课也没机会穿。眼下，瞧它湿透露出肤色的样子，和十几块钱的汗衣也没什么差别。我有些后悔，不该穿它来的。
我们站在榕树下等杨主任，近处是风水塘，蓄水不多，薄薄一层暗绿色的水面，快被日头晒开了的样子。塘边的芭蕉和远处的田野，都耷拉着枝叶，几乎没有一丝风，万物像是被摁了暂停键，空气中蒸腾着一股肉眼可见的烟雾。
杨主任一路小跑出来接我们。他穿得比我还正式，连领带也系上了——白色衬衣系着一条枣红色的领带，简直粗鄙。看他紧张兮兮满头大汗的样子，却又让人觉得挺实在。看来李卓嘴里说的好人，指的就是老实人。一个村庄能让一个老实人当主任，这不太符合我对乡村村委的想象。
杨主任先是和李卓握了手，他管李卓叫李记者，随即又把手向我伸来，同时说，林教授是吧，我们双塘村还是第一次来了教授，真是蓬荜生辉啊。看样子他为能说出“蓬荜生辉”这个成语而感到满意。说完他笑了起来，肥胖让他的嘴显得很小，嘴唇薄得像是被卷了进去，一笑起来，便有种被人故意扯着嘴角往上提的样子，两个脸颊上的肉瞬间堆积在一起……我脑海突然一闪，感觉熟悉，或在我的学生当中，或另一个我认识的人，哪怕是一面之缘，应该也曾有类似的笑容。我在生活中接触过各种各样的笑容，对此有些敏感。
我的敏感几乎成了强迫症，即时我已经在大脑里开启搜索引擎，完全不顾杨主任和李卓在说些什么——有时候我真的很烦自己这种类似病态的较真，无关紧要的、芝麻大小的事都可以整得心神不宁，比如有时出差，买不到火车坐票，我也要在票面上写的车厢站着到达目的地，否则一路都会感到不安。我一度怀疑自己有病。
“林教授是哪的人啊？”去往村委的路上，杨主任问我。我没听见。
“汕头。”李卓忙替我回答，接着又说，“林教授虽是汕头人，不过他小时候曾在我们海东生活过好多年——就在你们这儿，灯芯山下的学校，林教授的老爸当年就在那儿教书。我没说错吧？”
还没等我吭声，杨主任突然停下脚步，害李卓差点撞了上去。杨主任拨开李卓的身体，死死地盯着我的脸看，同时嘴里发出因激动而结巴的声音：“哎哟，哎哟，难怪我刚才觉得眼熟呢，你爸爸是不是林光松老师？”
我很讶异：“是的，就是林光松。”
杨主任几乎跳起来：“今天真是巧了，故人相见啊，你还记得我是谁吗？我是杨属啊。我们当年读一个班的，那时同学们给我起个外号，都叫我老鼠……你，你记得吧？你爸因为讲话有一股潮汕腔，软软的，很好听，同学们私底下还喜欢学他说话。”
是的，我想起来了，老鼠，他小时候人也瘦得像老鼠，现在完全变了个人，至少从体形上，是绝对看不出以前的痕迹了。唯一能对上号的，就是他的笑容，那个一笑起来肌肉就极力往上扯，露出牙齿又露出牙龈的笑容。我刚才觉得眼熟，原来在大脑里一直存着那个特异的笑容，只是没能配对上，如果他不说，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往三十多年前的老同学身上想。
我在公社小学其实只读了三年书，我家就搬走了。那时公社小学就在公社中学边上，挨着不远，可以算是同一所学校。中学老师和小学老师经常在一起打球，小学生们一下课，也会往中学校园跑，因为小学只有一排平房，出了门就是荒地。我就更不用说了，我家就在中学的宿舍楼里。宿舍楼坐北朝南，我家住在底层，底层一般都会给有家属的老师住，可以在门口搭些棚寮，当作简易的厨房，还可以在院子里围块地，种些蔬菜。我母亲当时别的没种好，九层塔却养得很茂盛，邻居煮个海鲜粥或煲个赤豆汤，会去我家的菜园摘一手九层塔叶。若我母亲在家，就得打声招呼，要是我父亲在，他们连招呼都不打。父亲在同事当中人缘很好，跟谁都很随和，用母亲的话说，就是好过头了。
离开海东这么多年，唯一有联系的同学就只有王文英，那也是因为几年前，他儿子考上我执教的大学，很意外地选了我的课。王文英为此还特意到汕城拜访我，往我家送了一车的日用品，都够开小半个商场了，把我妻子高兴的啊，就跟当年我父亲从学生家里带回来半斤芝麻一斤赤豆时我母亲的样子差不多。
我跟杨属提起王文英。
杨属说：“他呀，我知道，发财了呗。王厝寮村的，从我们双塘村往东走十几里路，就到了，前几年因为犯事儿他们村都搞上中央电视台了，林教授听说了吧？不过谁能料到呢，读书那会儿，王文英的成绩比我还烂，都三年级了，三加五等于几还得掰半天手指才能回答上来。那时怎么会想到他能有今天呢？是吧，真是猪牛可料人不可料呐。哈哈，林教授你就不一样了，你成绩好，爸爸又是老师，都不怎么跟我们一起玩的。”
母亲那时不希望我们和本地小孩走得太近。我的小白衬衫只要有一点脏，她都会质问，是不是和同学去哪玩了。姐姐当然听母亲的，她已经是个小少女了，知道我们家是从外地来的，打小就对本地人有防备心理。我可不一样，从有记忆开始，我就生活在公社中学里，觉得公社中学就是我家。母亲时不时会提醒我，我们一家是从哪儿来的，有一天还得回到哪儿去……一直被灌输这样的思想，我们就当真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了，像两滴油溶不进一片水里，每次出现在众人面前，姐弟俩总是手牵着手，以一种逃避的姿态路过。本地孩子看见我们，也感觉神圣不可侵犯，一般都敬而远之，唯有王文英，每次见到我姐，总是兴奋不已，挤眉弄眼，高声吼叫，为的就是引起我姐的注意。
三
杨主任为我们泡工夫茶，他的白衬衫全湿透了。海东人也喝工夫茶，只是没有我们汕城人讲究。不过，一进入村委会，摆在正中位置就是一张大茶几，看起来确实要亲切许多。我父亲当年作为全校有名的老茶客，一大帮爱喝茶的老师都会慕名上门。我也有喝茶的习惯，平时没事还爱研究。杨主任有些激动，他一边泡茶，一边给我们派烟，并交代电脑前的小姑娘去打包几个菜。杨主任说，不好意思，吃个工作餐，路口有一家餐厅，菜炒得不错，就是天太热了，还是这里舒服。村委会也没装空调，大号的风扇倒是每个墙角都站了一台，开到最大，咿呀咿呀地转着，但风吹在身上却是热乎乎的，像是经过蒸腾的锅炉。
茶也是滚烫的，那么烫的茶只有喝茶人才喝得入口。
杨主任感觉自在了一些，这让他有了说话的冲动。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往事，突然眯起双眼，啧啧发声，故意看着某个角落，实际上目光并没有盯着什么看，只是借此说明自己正在努力回想——“嗯，我记得，是的。”他坚定自己所要说的内容，“事情发生后，大家都挺伤心。我是说你姐的事，我记得很清楚，那时也是热天，日头跟火似的，把灯芯山下的水库都晒烫了……哦对，你姐叫什么，我忘了，她那年应该刚上初一，这我是记得的，她比我们大好几岁。”
我头皮有些发麻，像是中暑的症状，实际上不至于，我只是感觉惊诧，没想到杨主任会突然说起我姐的事。看样子，他对我家当年的遭难记忆犹新，知道的应该还不止他说出来的这些。有可能，当地人这么些年来，一直还在流传着林光松的事迹，包括他的为人、成绩和遭难，有被人称道的，同样也有让人同情的。父亲恰好又是一个要强的人，他正是因为受不了外人的同情，才选择离开公社中学，离开海东的。当然，话又说回来，我家也是不得不离开，如果让我们每天一打开房门，就能望见掩映在树林里的水库，那无疑是天底下最大的折磨。
是的，那年七月，我姐为了摘一朵水浮莲，失足落水，淹死在了灯芯山下的水库里。
我怎么可能会忘记那个过分炎热的下午呢，甚至可以说，我对海东的一切记忆都是围绕着那个下午串联起来的，它是一切记忆的起点，也是终点。那天的太阳不像个太阳，像是灶膛里的柴火，都快把水库里的水给煮沸了。水浮莲却青翠欲滴，紫粉色的花束比任何时候都要鲜艳和娇嫩，野生的水鸭成群躲在水浮莲下面，时不时搅动一下，水声玲珑。岸边还搁着一条残破的木板船，平时课间会有比较顽皮的学生，撑着长长的竹竿把船撑出去，在浅水边上转来转去，野鸭惊得四处乱窜。
那会儿正是暑假，学校很安静，山风刮过水面吹过松树林时，整个校园才回荡在沙沙沙的回响里，像是有人家在长时间地油煎浮粿。我们刚从山里捡回柴火，路过水库岸边时，看见水浮莲和野鸭子近在眼前，它们都不怕孤单的行人。我们放下柴火，站在岸上看着它们，周围没有一个人影，世界安静得有些诡异。我是被野鸭子吸引了，姐姐跟我不一样，她看上的是水浮莲紫粉色的花束。她以前不是那样的，至少不会因为一束花而停下脚步，升入初中后，我发现姐姐开始爱美了，她开始在意发型、衣服，还有脸上时不时冒出来的小粉刺。不仅如此，她对美的东西也没有了抵抗力，见到了就迈不开步，比如在街市看见好看的裙子，还有，就是在岸边看见好看的水中花。姐姐把身体半蹲下去，伸出手去够水浮莲，这时才发现，她的手短了些，根本够不着。姐姐又站起来，看了我一眼，可我帮不了她什么忙，我的手比她的还短。她红着脸，两只眼睛亮晶晶的，带着焦急的泪花——我永远记得她那人生最后一刻的眼神，像是预知自己下一秒就会出事，眼神里有种无助的哀怨。姐姐不由自主一般，又往前挪了一小步，蹲了下去，同时整个身体往前倾，这样一来，她的手指离那束花就只剩下差不多半拃的距离了。还是够不着。姐姐不甘心，努力往前够了一下，就那么一下，她脚下一滑，一头栽进了水里。我亲眼所见，姐姐一头扎到水里，就扎在那一片水浮莲中间。起初，我还以为姐姐是故意往下跳的，待她扑腾了几下水面，水鸭都噗噜噜地飞了起来，我抬眼看水鸭飞走，再往下看姐姐时，发现水面已经很安静了，就像刚刚只是有人投下去一块石头，转瞬就没了痕迹。
我一路跌跌倒倒，跑回宿舍，见到家人，手指水库的方向，人却已经说不出话了。父亲立马意识到事情不妙，他大叫着姐姐的名字，往水库跑。在学校住家的老师本来就不多，再加上放暑假，住校的老师也很少在家。父亲和其他几个年纪稍大的老师赶到水库边时，望着茫茫的水面，他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父亲一头往水里扎，他一次次从水里抓起成把的水浮莲和泥头。他又爬上木板船，一个人撑到水库中央，一边哭喊，一边用竹竿往水底深处捞探。岸边闻讯赶来的人越来越多，人们除了眼巴巴看着我父亲在水库中撑船哭喊，似乎帮不上什么忙，反倒成了一群看热闹的人。一直到当天傍晚，日头快落山了，夕阳铺在水面上，也落在父亲撑着长竿的身影上。他已经精疲力尽，瘫坐在船上，呜呜地哭着。好像人们围观的正是我父亲，他因为什么事在水上哭着不回家。这时，突然有人叫喊了起来，因为水面上浮起来一把黑色头发，在夕照下那撮黑色很显眼。那正是姐姐的长发，她的一头长发又黑又滑。母亲说过，姐姐身上最好看的就是她的长发。
不用猜，当年在水库围观的人群里，就有年少的杨属，他应该和我一样，对当天那一幕印记深刻，尤其是我姐被打捞上岸的那一刻。在杨属的记忆里，林光松一家，老婆、儿子，以及死去的女儿，都应该跟那个夕阳如血的傍晚勾连在一起，画上了等号。不仅是杨属，当天所有的目击者，甚至所有的知情人，其实都把林光松在海东教书的十年生涯浓缩为一桩遭难，人们一说起，想及的或脱口而出的就是那场发生在水库的悲剧。我猜想，杨属在确认我的身份时，脑海里闪过的肯定也是灯芯山下的水库，要不他不会那么贸然提及我姐的事情。
杨主任看我长时间沉默，脸色大概还有些难看，便有些意识到自己是不是说错了话。他想及时说点什么来补救，一时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看了李卓一眼，李卓却一直在看手机，并不知道我们在谈什么话题。
这时我抢先开了口，故作轻松地说：“嗐，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我姐叫林紫。”
“是的是的，林紫，我想起来了。”杨主任紧跟着说，“不好意思林教授，让你回忆起这么伤心的事情。”
李卓不明就里，问我们在说什么。
我只好说：“三十年前，我有个姐姐，淹死在灯芯山的水库里，那年她才十五岁，刚出过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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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请见《钟山》2023年第5期
陈再见，1982年生，广东陆丰人，现居深圳。出版有长篇小说《六歌》《出花园记》《骨盐》，小说集《你不知道路往哪边拐》《青面鱼》等六部；曾获《小说选刊》年度新人奖、广东省短篇小说奖、深圳青年文学奖等。曾在本刊发表短篇小说《胡须》等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