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发有：论文学细节与文学性
● 摘 要
文学性的实现离不开具体而细致的创作实践，以精微的文字艺术将抽象的理念转化成丰富的想象和生动的形象。高品质的文学创作离不开细节的营造与打磨。细节是文学的细胞，成功的细节如同时代的精神切片，以小见大，以缩微的形式保存鲜活而独特的时代信息。细节是文学创作进入世界、现实、生活内部的通道，是照亮人的精神世界深处的幽光。细节不是仅仅具有装饰功能的点缀，而是文学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细节的组合与编排给文本带来变化，调节行文的节奏，使得作品动静有法，张弛有度。文学的细节不能独立存在，好的细节能够强化整体，不好的细节往往呈现为一种碎片化状态。在当前文学创作中，细节的雷同已经成为影响文学品质的突出问题；作家的自我重复不再是个别现象，某些细节在同一位作家的不同作品中反复出现；语言的粗糙是近年文学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问题，不少作家写得太快，语言泥沙俱下。要实现文学的高质量发展，应当发扬工匠精神。有艺术雄心的作家应该写得慢一点，写得少一点，写得精细一点。
● 关键词
文学细节；文学性；工匠精神
文学性是文学独有的性质，使得文学成为文学，并区别于其他事物。对“文学性”的讨论，往往从宏观层面展开，进行一种具有整体性的把握，显得抽象而神秘。事实上，文学性的实现离不开具体而细致的创作实践，以精微的文字艺术将抽象的理念转化成丰富的想象和生动的形象。文学细节对于文学创作具有重要意义，在我们的阅读体验中，经久不忘的往往是一些打动我们的细节。我们早年看过的一些小说，作品的情节已经在记忆里模糊了，甚至连人物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但某一个生动的细节却历历在目。文学作品和理论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会触动我们的内心，以情感为纽带，让读者感同身受。那些推开情感闸门的力量，往往不是源于某种观点、观念，而常常是一些细节，这些细节锐利地楔入我们的内心，打开我们记忆的锁，让我们触目生情，回响不息。
一
高品质的文学创作离不开细节的营造与打磨。文学当然也有说理的功能，但文学素来主情重情，文学说理功能的达成，大都会发挥其以情动人的优势，而不是采取训诫、压制的方式，情理交融有助于以理服人。文学作品要让读者情动或心服，必须在细节上下功夫。南帆认为：“文学的细节可以是一个脸部表情、一条皱纹、一块衣襟上的污迹，也可以是一个街景、一面悬崖、一阵掠过森林树梢的风声或者一辆斜倚在墙角的自行车。对于文学来说，细节制造的清晰形象和感官活跃是审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只有情节的传奇性与悬念而缺乏充足的细节，如果人们读到的仅仅是故事梗概，文学的魅力会大打折扣。”
细节是文学的细胞，那些历久弥新的经典作品都有精彩的细节，而且这类细节不是个别的、偶然的，它们如同繁星闪烁，熠熠生辉。我读小学五年级时用零花钱买过一本《儒林外史》，读完后一知半解。但书中第六回写严监生临死时的场景，我至今记忆深刻：“话说严监生临死之时，伸着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气。几个侄儿和些家人都来讧乱着问，有说为两个人的，有说为两件事的，有说为两年田地的，纷纷不一；只管摇头不是。赵氏分开众人，走上前道：‘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作品的描写简明而朴素，却把严监生这样一个非常吝啬的人写到骨头里去了。我们读过的古典小说，不少作家喜欢自己跳出来说话，他们总觉得自己比读者高明，喜欢指点江山。《儒林外史》也有这种情况，但作家对次要人物严监生的塑造却大获成功，具有穿透力的细节将严监生的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红楼梦》里的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都跃然纸上，这跟作家擅用白描手法有关，曹雪芹总能选择合适的时机，恰到好处地略施淡墨，通过生动的细节描写，勾勒出人物性格最为典型的一些侧面。尤为难得的是，这些细节环环相扣，展现出贾府的兴衰浮沉与人物的命运变迁，人物性格的发展就像播撒进地里的种子，从发荣滋长到瓜熟蒂落，浑然天成。好的散文、诗歌作品也有让人难忘的细节，比如朱自清的《背影》中，父亲拖着肥胖的身躯，穿过铁道，爬上月台买橘子，那种笨拙的动作一瞬间触动了数代读者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感人肺腑。唐宋诗词中的不少名篇都以细节为中心结撰全篇，像刘禹锡的《乌衣巷》就以“野草花”“夕阳斜”“堂前燕”写出了沉重的兴亡之感，而且这些细节不是简单地堆砌在一起，而是造微入妙，达到了强化与递进的美学效果。不妨来看看庞德的短诗《在地铁站》：“这几张脸在人群中幻影般闪现，/湿漉漉的黑树枝上花瓣数点。”作者以陌生化手法，通过意象叠加，捕捉到了充满动感的瞬间印象，将诗人在巴黎地铁站看到的画面定格在文字之中，意境丰满而隽永。意象作为诗歌的核心元素，“立象以尽意”，将主观情思与客观物象融为一体，在我看来是一种具有诗性内涵的文学细节。
成功的细节如同时代的精神切片，以小见大，以缩微的形式保存鲜活而独特的时代信息，包含特殊的时代蕴涵，折射出社会的面貌与时代的变迁。汪曾祺的小说大多以细节串联成篇，他并不刻意地花笔墨去勾勒时代背景，但细节中却蕴含着丰富的时代气息和地域元素。以《陈小手》为例，作家集中笔墨写陈小手的“小手”——“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嫩。他专能治难产”；进而又活灵活现地写他喂养的那匹雪白的“走马”——“陈小手常常骑着白马赶着到各处去接生，大家就把白马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称之为‘白马陈小手’”。三言两语，就将陈小手写活了。此外，作家在交代“我们那地方”“请老娘”的生育风俗时，也通过细节描写为下文做好了铺垫，成功把读者拉进作家儿时记忆中的高邮水乡。“有一年，来了联军”，陈小手的命运发生了转折，他救了团长太太与腹中胎儿的命，可这团长恩将仇报，一枪就把他打了下来，理由是“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作品写出了一个救死扶伤的小人物在野蛮的外来力量面前的脆弱与悲凉，而作家平静、克制的笔调反而强化了文字背后的悲剧感。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的《雪山大地》的细节就有浓郁的藏区风情，而且刻画出时代的皱褶，展开那些容易被遮蔽的牧区生活的“里子”。“塔娃”（流浪汉）出身的桑杰在成为公社牧民之后，既保留了原来的生活习俗，也在心态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各大队的大队长来桑杰家开会，桑杰荣幸极了，朝人人弯腰，又做出献哈达的样子。客人也都做出了戴哈达的手势，等于说：虽然你人穷得没有哈达，但你如此殷勤，跟献了哈达是一个样子的。之后他又把腰弯向来人的坐骑，并在马脸上抹了一点酥油：贵人的坐骑自然也是尊贵的，祝福吉祥啊。”在写到强巴赤手空拳办起沁多小学时，他因地制宜，白手起家，“他去牧人的账房搜集来一些锅底灰，抹黑了一整张牛皮。牛皮起初也不是挂在墙上，而是铺在地上。写字没有粉笔，就用河边的沙子把字撒出来。”寄宿的牧区学生为了灭虱子，“把脱下的衣袍抱出去，分别埋在了几十个雪坑里，两个小时后，又把衣服扒了出来”。如此鲜活的细节，散发出沧桑的年代感，只有像杨志军这样长期深入牧区的作家才能像庖丁解牛一样，找到切入牧区深层世界的隐秘的缝隙。
细节是文学创作进入世界、现实、生活内部的通道，是照亮人的精神世界深处的幽光。细节在人物塑造时具有像刻刀一样的作用，通过描绘合乎人物身份的衣着、表情、言语、动作，可以勾勒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及其情感、心理、思维的细微变化。那种粗枝大叶的创作，浮在表面，隔靴搔痒，只能勾勒出事件、人物大致的轮廓，很难对细部进行透彻的刻画。作家也只有细致观察，潜心体验，精雕细刻，才能尽精微而致广大。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文学作品在表现人的思维过程与心理变化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与视觉艺术相比，文字艺术在描述直观的画面时力有不逮，但在表现“看不见”的世界时却能充分调动文字“造梦”的潜能。鲁迅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显示灵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学家”，“他写人物，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着。又因为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底变化”。鲁迅刻画人物心理，也都通过细节的铺陈，从语气、声音进入灵魂的深处，写出了国民性的复杂，写出了那一代知识分子人格的内在冲突。读者透过阿Q、吕纬甫、魏连殳的每个神情，都能感受到其潜在的内心波动。
追求文学性意味着创作应当具有审美性与独创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拒人千里之外，以高雅自居，在精英化的小圈子里自我陶醉。文学性应该具有必要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包含了贴近生命的活气，具有扎根大地的浓郁的烟火味。鲜活的细节紧贴日常生活，有一种毛茸茸的感觉，使得文学与现实血脉相连，而不是处于一种漫无边际的、飘忽不定的、凌空蹈虚的状态。那些能够拨动读者心弦的细节，其间大都浸润着作家个人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而且能够调动读者的各种感觉器官，在审美活动中恍惚触到了作品中出现的器件，闻到了若有若无的气味，听见了人物说话的特殊腔调，在舌尖泛起了某种食物专有的味道。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浸在茶中的玛德琳小蛋糕成了触动“我”的记忆密钥，这道法式甜点自此被赋予了浓郁的文学味道，具有了象征与隐喻的意味，“普鲁斯特的玛德琳”在法语中也成了一种固定的表达，描述那些特殊的气味、声响、口感或其他带有情感内涵的身体感觉，它能够引发人们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或过往生活，打捞出隐藏在大脑深处的记忆碎片。
文学创作要重视细节，探讨文学创作过程和从事文学评论同样不能忽视细节。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是一部生趣盎然的创作随笔集，和绝大多数创作谈迥然有别，没有说教的腔调。他在《金刚石般的语言》中将充满诗意的俄罗斯语言比喻为宝石，“自然中存在的一切——水、空气、天空、白云、太阳、雨、森林、沼泽、河流和湖泊、草原和田野、花朵和青草——在俄罗斯语言中，都有无数的美丽的字眼和名称”。作品中的细节描写增强了文本的活力，他认为没有细节，作品就没有生命。在文学研究方面，与细节密切相关的就是文本细读，研究文学离不开对于作品细致而深入的解读。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批注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像毛宗岗、金圣叹等人对于作品的解读往往不是从大的方面入手，而是抓住作品的某些细节进行解读，形成他们的独到见解。这种解读方法和我们现在流行的文学研究很不一样，虽然细，但并不碎，虽然从小处入手，但并不缺乏宏观把握，都是从小处入手，从整体把握作品。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李健吾就是一位非常有风格的批评家，他对作品的分析丝丝入扣，文笔也非常优美，其文体是一种典型的美文批评。他的许多观点都已经被文学史吸收，比如他对巴金、沈从文的评价，已经被整合进文学史通行的评判。他在《咀华集》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批评之所以成功一种独立的艺术，不在自己具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碎，而在具有一个富丽的人性的存在。一件真正的创作，不能因为批评者的另一个存在，勾销自己的存在。批评者不是硬生生的堤，活活拦住水的去向。堤是需要的，甚至于必要的。然而当着杰作面前，一个批评者与其说是指导的，裁判的，倒不如说是鉴赏的，不仅礼貌有加，也是理之当然。这只是另一股水：小，被大水吸没；大，吸没小水；浊，搅浑清水；清，被浊水搀上些渣滓。一个人性钻进另一个人性，不是挺身挡住另一个人性。头头是道，不误人我生机，未尝不是现代人一个聪明而又吃力的用心。”李健吾是多才多艺的评论家，他在文学创作上也有很高的成就。他的这段话告诉我们，我们在鉴赏的时候也是在进行一种生命的对话，而不是观念先行地强制性地将作品先入为主地纳入到自己的理论框架中。
二
细节不是仅仅具有装饰功能的点缀，不是调节氛围的配料，不是可有可无的鸡肋，而是文学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好的文学细节不应该像服装设计中的刺绣、钉珠、钩编、镂空、镶边、流苏、印染等等装饰手段，可以随意添加，可有可无，而应该成为生命中的一个器官，与身体的其他部分声息相通，不可或缺。那些经典的细节，在作品的结构中发挥着起承转合的作用，是柳暗花明的转折点，是伏脉千里的隐笔，看似信手拈来的闲话，实则存有深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从听《牡丹亭》到葬花再到焚稿，细节之间环环相扣，遥相呼应，带动了情节的发展，也深化了对人物性格的塑造。
用心的细节营造使得文学作品具有了动感，描述出事件发展变化的曲折过程，人物呼之欲出，常有画龙点睛的效果。反之，缺乏生动细节的作品，必然缺乏层次感和立体感，索然无味。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有非常多生动的细节，这些细节大都包含了多重含义，其中的一段文字给不少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还是奥雷里亚诺想出了办法，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帮助人们抵御失忆。这发现本出于偶然。他属于第一批病人，已是老练的失眠者，并借此掌握了高超的金银器工艺。一天他在寻找用来捶打金属箔片的小铁砧时，却想不起它的名称。父亲告诉他：“砧子。”奥雷里亚诺把名称写在纸上，用树胶贴在小铁砧底部：砧子。这样，他相信今后就不会再忘记。当时他还没想到这便是失忆开始的症状，因为那东西的名称本不好记。没过几天，他发现自己对实验室里几乎所有器物都叫不出名来。于是他依次注明，这样只需看一下标签就可以辨认。当父亲不安地告诉他自己童年最深刻的记忆都已消失时，奥雷里亚诺向他传授了这一方法。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先在家中实行，而后推广到全镇。他用小刷子蘸上墨水给每样东西注明名称：桌子，椅子，钟，门，墙，床，平锅。他又到畜栏为动物和植物标上名称：奶牛，山羊，猪，母鸡，木薯，海芋，香蕉。随着对失忆各种可能症状的研究不断深入，他意识到终会有那么一天，人们即使能通过标签认出每样事物，仍会记不起它的功用。于是他又逐一详加解释。奶牛颈后所挂的名牌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体现出马孔多居民与失忆作斗争的决心：这是奶牛，每天早晨都应挤奶，可得牛奶。牛奶应煮沸后和咖啡混合，可得牛奶咖啡。就这样，人们继续在捉摸不定的现实中生活，只是一旦标签文字的意义也被遗忘，这般靠词语暂时维系的现实终将一去不返。
《百年孤独》中的不少细节让人耳目一新，一方面是这种经验或体验有一种陌生化效果，另一方面是马尔克斯的写法化腐朽为神奇，别具一格。上面这段文字生动地呈现了健忘症缓慢进展的过程，写出了钝刀割肉的窒碍与疼痛。马尔克斯的家族有老年痴呆的遗传病史，他最终没逃过老年痴呆的宿命，被迫放弃了毕生热爱的写作。在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再阅读这段文字，我们很容易从奥雷里亚诺身上看到作家自己的影子。作家之所以能够将小镇居民被健忘症所折磨的那种痛楚写得如此触目惊心，正在于其中融入了来源于作家生命体验中最深处的东西。奥雷里亚诺试图用文字抓住记忆，但当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名字，也无法再辨别文字的意义，个人的记忆和民族的历史也就成了一笔糊涂账。这个细节并非孤立的细节，它和作品中的其他内容有盘根错节的联系，而且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作品以非凡的想象力，不仅写出了马孔多小镇充满魔幻色彩的沧桑变化，描绘了布恩迪亚家族的百年浮沉，也写出了拉丁美洲充满荒诞色彩的孤儿处境，他们被外部力量改写并遗忘，也被内部的人们遗忘。
细节的组合与编排给文本带来变化，调节行文的节奏，使得作品动静有法，张弛有度。在美学效果上，出色的细节描写四两拨千斤，善用巧劲，就像行云流水的太极拳一样，以意领气，以气运身，移步意先移，落步意先落。也就是说，细节在作品中应当是一种活态的存在，血脉贯通，既从作品中获得支持，也为作品输送营养。毕飞宇的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首发于《作家》杂志1996年第8期，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这篇小说基本是靠细节来推动叙事的。小说故事情节比较简单，讲述了一个父母均外出打工的小男孩旺旺，啃咬一个“哺乳期的女人”惠嫂的乳房，在小镇上引起了一场小的风波。由于妈妈天生就没有乳汁，旺旺从来没有吃过母乳，每次看到惠嫂给孩子喂奶时都非常羡慕。惠嫂坐在石门槛上给孩子哺乳，旺旺终于控制不住自己强烈的欲望，咬了惠嫂的乳房，由此引起了镇上人的嘲谑与非议。作品中有这样一段：“惠嫂一点都没有留神旺旺已经过来了。旺旺拨开婴孩的手，埋下脑袋对准惠嫂的乳房就是一口。咬住了不放。惠嫂的一声尖叫在中午的青石巷里又突兀又悠长，把半个断桥镇都吵醒了。要不是这一声尖叫旺旺肯定还是不肯松口的。旺旺没有跑，他半张了嘴巴，表情又愣又傻。旺旺看见惠嫂的右乳上印上了一对半圆形的牙印与血痕，惠嫂回过神来，还没有来得及安抚惊啼的孩子，左邻右舍就来人了。惠嫂又疼又羞，责怪旺旺说：‘旺旺，你要死了。’”事情传出去后，旺旺的爷爷觉得很没面子，操起扫帚就打旺旺的屁股。后来，旺旺发高烧了，作品当中还有这么一小段：“旺旺爷说：‘发高烧，退不下去。’惠嫂说：‘你吓唬孩子了吧？’旺旺爷十分愧疚地说：‘不打不骂不成人。’惠嫂把孩子换到另一只手上去，有些责怪，说：‘旺爷你说什么嘛？七岁的孩子，又能做错什么？’旺旺爷说：‘不打不骂不成人。’惠嫂说：‘没有伤着我的，就破了一点皮，都好了。’”这一段对白形象地凸显出旺旺的爷爷和惠嫂的性格。旺旺的爷爷不断重复“不打不骂不成人”这句话，显得拘谨不安，并且心怀愧疚。而惠嫂的心理与情感都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从“又疼又羞”到心生爱怜，她体会到了旺旺的无助与煎熬。作品的结尾部分，惠嫂主动想给旺旺喂奶，但旺旺拒绝了。“旺旺流出泪，他的泪在阳光底下发出六角形的光芒，有一种烁人的模样。旺旺盯住惠嫂的乳房拖了哭腔说：‘我不。不是我妈妈！’旺旺丢下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回头就跑掉了。惠嫂拽下上衣，跟出去，大声喊道：‘旺旺，旺旺……’旺旺逃回家，反闩上门。整个过程在幽静的正午显得惊天动地。惠嫂的声音几乎也成了哭腔。她的手拍在门上，失声喊道：‘旺旺！’”这篇小说写的都是小事情，但是将细节巧妙地串联起来，将故事发展的整个过程非常生动形象地呈现出来。最关键的是，作品的叙述就像剥玉米一样，把那一层层外皮揭开之后，让读者看到了内在的人性。惠嫂作为一个哺乳期的母亲，她对于一个长期未得到母亲照顾的留守儿童的怜爱，很容易感染读者。细节并不是孤立的，作家可以凭借自己的创造性和想象力，通过细节来推动叙事，通过细节来挖掘人性。
当然，文学的细节不能独立存在，如果一部作品整体上缺乏创意，即使个别细节再精彩，也只能是一种零散的碎片，缺乏文学性。因此，在考察细节与文学性的关联时，我们不能把细节从作品中切割出来，进行机械的、局部的分析。也就是说，对细节的考察不能脱离作品的语境，不能进行孤立的分析，要看细节与细节之间的关系，以及细节在作品整体结构中的功能与意义。好的细节能够强化整体，不好的细节往往呈现为一种碎片化状态，有些作品的细节就像一个个补丁，显得突兀而怪异。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要平衡各种要素，在综合考量和整体布局中合理调度并巧妙配置各种成分，不能过度强化细节，喧宾夺主，削弱了作品的整体效果。细节有助于凸显作家的个人风格，但细节上的败笔也可能损毁一部作品，正所谓细节决定成败。
三
细节的重要性在不同场合被反复强调，但细节在多数人的认知中还是被定位为细枝末节，即使有瑕疵也是无伤大局的小错误。在文学创作中，以大为美的观念由来已久，影响深远。新世纪以来，对鸿篇巨制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高，不少作家追求时间跨度的久远、主题的宏大、气势的磅礴，但在趣味的深化、境界的提升、内涵的丰富等方面着力甚少。要靠大部头的创作才能奠定文学史地位，文学界在这一点上似乎形成了普遍共识，为此越来越多的写作者一出手就是长篇小说，却忽略了语言的推敲和结构的斟酌。一些在网络连载的类型小说为了吸引粉丝持续跟读，更是刻意拉长篇幅，动辄数百万字，即使热闹一阵，但终究是过眼云烟。曾经有不少文学界人士为鲁迅没创作长篇小说而感到遗憾，但就艺术质量而言，鲁迅对文字的珍惜和敬畏，恰恰为文坛树立了一个榜样，诠释了“少即是多”的艺术法则，文学永远不应该以字数论高下。与写作的规模相比，臻于至善显得更为重要，文学精品应该以细微的笔触挖掘丰富的人文意蕴，挺进人的生命感觉更为柔软的地带，这类创作在艺术上具有更强的韧性，具有更持久的生命力。
文学作为人学，当然要弘扬爱与正义，追求真善美。对细节的重视，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小的尊重和对弱的疼惜。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历久弥新的文学经典都不会用大道理压人，而是从小处入手，尊重每一个卑微的生命个体，从他们守护尊严的艰难中洞见人性的光辉。文学最能打动人的地方，并不是对成功者的追捧，恰恰是对失意者怀有一种将心比心的体谅与共情，以悲悯情怀凝聚人性的向心力，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与文明进步。
从1990年代以来，受市场化潮流的影响，文学创作的快餐化、粗鄙化、新闻化成为无法忽略的现象，追求速效的速成作品多了起来，文学性淡化是这类作品的通病。如果细读作品，不难发现这类创作的细节类似于规模化生产的预制件，作家按照已有套路，轻车熟路地将这些部件组装成产品。越来越多的写作者习惯从铺天盖地的新闻、流言中挖掘素材，其写作趣味、操作方式、文本构成都表现出同质化趋向。在这些作品的细节中，不乏经过小幅度改装的新闻事件、手机段子、流行语汇，而且这些元素大都没有有机地融入作品的整体框架，读起来有一种明显的游离感。有些作品读起来像大杂烩，五花八门的信息被随意地拼贴在一起，缺乏那种独有的“灵氛”。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电子文化的扩张正在重构文化与文学的版图，数字化手段不仅更新了文学的呈现方式，而且悄然地改塑文学的写作方式与存在方式。2017年，人工智能微软小冰写出来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正式出版，旋即引起文坛内外的关注。2023年，ChatGPT横空出世，更是引起广泛的热议。文学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一种创造性的生命活动，文学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具有形式感的生命性。如果文学成为纯粹的数字化行为，语言成为一种器件化的符号，文学与生命的关联方式势必被重置，其关联程度也将不断弱化。尽管文学与文学性都会不断遇到新的挑战，但我坚持认为文学性的根基是文学对生命的呵护与表达。
在当前文学创作中，细节的雷同已经成为影响文学品质的突出问题。细节的雷同是想象力贫困和创造力匮乏的体现。在这些年婚恋题材的小说与影视剧中，夫妻感情破裂时常会围绕着结婚照演戏，或凝视或摔打，像傀儡一样做出一种按部就班的机械反应。按理说，每个作家观察同一个对象都应该有自己的角度，其笔下的细节能够显现自己的个性，展现自己的修养与魅力。不无遗憾的是，在同类题材的创作中，作品的主题、结构、人物关系、语言风格都如出一辙。“类型文学”的话题在这些年有一定的热度，“类型”在某种意义上圈定了创作的范围、趣味与目标读者，但“类型”并不意味着明目张胆的复制，更不是变相的抄袭。“类型文学”的奠基之作大都在吸纳前人智慧的基础上另辟蹊径，承前启后，具有鲜明的独创性。譬如被奉为仙侠小说鼻祖的《蜀山剑侠传》，跟此前的侠义小说相比就有不少新的叙事元素。2014年8月，我参加了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评选，其中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参评作品描写农民工进城的遭遇。这些作品大部分缺乏审美辨识度，细节雷同的现象较为突出，比如不少作品都绘声绘色地讲述临时夫妻的故事，还有不少作品写农民工讨薪的经历，索薪的过程与方式千篇一律，有十几篇小说都会让人联想到某一则在媒体上广泛传播的新闻。我曾经将小说文本与新闻文本进行对读，发现小说并没有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新闻的改写版本。最近十年，乡土题材创作出现了触底回温的现象，写扶贫的、支边的、回乡创业的多了起来。这当然是好事，表明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思考新时代乡村如何实现振兴，如何打造乡村治理的新格局。不应回避的是，不少作品题材撞车，而且细节大同小异，不少作品的情节主线都是办合作农场、开设农家乐、直播带货，了无新意。为了增强吸引力，这类作品常常会设置一条贯穿性的爱情线索，主人公在拼搏的过程中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伴侣，事业与爱情齐头并进。读完这些作品，不难发现一些作者对乡村生活不仅缺乏深入了解，而且是疏离的、隔膜的，他们笔下的乡村图景缺乏真实感，是一种主题先行的推断与想当然的预设。
不应回避的是，作家的自我重复不再是个别现象，某些细节在同一位作家的不同作品中反复出现，表明在功利化追求的影响下，作家过分看重量化指标，削弱了作品的艺术质量，使得作家的想象力受到抑制，创作出现竭泽而渔的倾向。文学细节的艺术质量和作品总体的艺术水平构成正向的关联，细节失真或者细节移植看似小事，却是作家无法辩驳的硬伤，这也从反面说明了要保证创作的艺术质量，必须重视细节的打磨。
语言的粗糙是近年文学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些作家写得太快，语言泥沙俱下。在图像文化影响日隆的语境中，文学语言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不断受到冲击。越来越多作家的语言风格呈现出视觉化倾向，强化语言的直观性，不少叙事作品都向剧本靠拢，听觉化的人物对白和视觉化的场景展示成为作品的主体内容。作家语言的辨识度出现弱化的趋势，不同创作者的语言相差无几，不少作家只求浅表层次的传情达意，缺乏风格化的探索，直白粗浅的小白文大行其道，在文体上也缺乏锤炼和磨砺，随波逐流的流水账体颇为盛行。我们现在看网络新闻或网络小说，错别字和语法错误俯拾皆是，有时都看不明白作者想说什么。如果说风靡一时的网络流行词是语言创新的一种表现方式，那么不时遇到的满屏天书提醒我们应当警惕语言失范的苗头。文学语言的同质化必然削弱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个性化的文学语言是建构文学性的基础。
对于文学创作而言，语言既是细节，也决定整部作品的品质。俄国学者雅可布松认为“文学性是文学的科学对象，亦即使该作品成其为文学作品的那种内涵”。他认为文学作品的语言之所以有别于其他语言，在于被赋予了文学性。基于对语言的重视，他将言语类型划分为“情感型言语（以说话者为中心）、应用型言语（以参照系为重心）和诗性言语（以表达本身为重心）”，认为“文学性”就存在于文学作品的语言之中，诗性语言就是具有文学性的语言，其特质是具有审美的功能。他认为：“诗歌性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词使人感觉到是词，而不只是所指对象的表示者或者情绪的发作。表现在词和词序、词义及其外部和内部形式不只是无区别的现实引据，而都获得了自身的分量和意义。”
就文学语言而言，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都以独有的方式追求语言的自觉，像鲁迅、沈从文、孙犁等作家的语言都有鲜明的风格，老舍、赵树理等作家在将方言土语引入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力图做到如盐入水，有味无痕。细节要生动、饱满，离不开高超的语言技巧与细腻的语言感觉。成功的细节能够直抵人心，触动读者内心中隐秘的情感开关，拨动他们的神经末梢，同频共振，引发内在的共鸣。正因为细节的千差万别，文学才以其非凡的表现力，珍视每一个生命的独特之处，描绘出每一片叶子的叶脉、色泽、生长轨迹的不同。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实现文学的高质量发展，应当发扬工匠精神。不少作品在细节方面的粗糙，不仅是写作者能力的问题，还是一种态度问题。有些写作者对文学和语言都缺乏必要的敬畏感，总是以赶任务的方式紧跟潮流，敷衍了事。工匠精神包含敬业爱岗的职业精神、追求卓越的创新意识、执着坚韧的专注品质，模范的工匠们精益求精，一生做好一件事，对细节有很高的要求，力争做到完美和极致，把打造精品作为人生目标。有艺术雄心的作家应该写得慢一点，写得少一点，写得精细一点。我想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淘洗，因具有无可替代的独创性而成为文化积累。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发展史”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8ZDA266。原载《当代文坛》202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