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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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1966年，具体月日不明。这有点耸人听闻，其实原委很简单。1982年我考入复旦，注册报到后不久，便要办理学校集体户口。问到生日，我竟一时语塞。原来小学、初、高中一路读下来，都只看年龄（实足或虚岁），无须填写年月日齐全的生日。

我赶紧修书一封，回家问询。那时并无堂皇的“族谱”可查，父母亲想了很久，八个子女，恰恰记不清我的生日。或许本来还有些记忆的丝缕吧，然而一经查问，即告脆断。就连出生时天气是热是冷，也有些模糊起来。

问生产小队、大队，都不得要领。最后听说那时都要到“公社”粮站“报出生”，便又去铜陵县和平乡（现改为“铜陵市义安区西联镇”）“沿船沟”码头的粮站打听。回答是确曾造册，但登记我出生信息的那本账簿，某年“破小圩”时被水浸泡，虽已晾干摊平，然字迹模糊，无法辨认。折腾两周，结果如此。

幸亏学校有关部门办事灵活，反正1966年没错，那就让学生自己“决定”月日吧。我现在的生日便是这样来的，烙上了早年乡村生活的鲜明印记：大人们穷到连孩子的生日都记不得了。

从那以后，每逢“贱降”，我都不免忸怩，好像又在过某个不该过的节日。但暗中也有几分得意——能够合法合规被授权自行“决定”生日，这可并非人人都有的殊荣啊。

贫富贵贱苦乐的界线，有时还真不容易清楚地划定。即使被斥为相对主义，我也很难断言确切生日之有无，究竟幸乎不幸。就是此刻撰文谈论“贫穷”，也颇费踌躇——应该大发愁苦之音呢，还是并无须刻意避免欢愉之辞？

2

我童年和少年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度过。那时候乡下普遍贫穷，不必看什么权威的历史叙述，只需读读年轻人喜爱的《平凡的世界》前半部分，便可了然。造成当时农村普遍贫穷的主要原因（落后的生产方式与沉重的赋税）如今已基本解决，真乃国家民族之大幸。也要感谢路遥那一代作家忠实记录了历史上客观存在的普遍贫穷，也忠实描写了当时乡下人主观上的“贫穷感”，即他们对自身贫穷的认识与感受。

贫穷绝非好事，知道这一点十分重要，而牢记我们曾经极度贫穷也非常必要，至少会提醒我们不要刚吃饱没几天，就又开始各种折腾，哭着闹着要回归过去所谓的黄金时代。

但贫穷的过去也不无美好的记忆。最主要的就是贫富差距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生也晚，不像哥哥姐姐们那样差点饿死，但除逢年过节外，也常有饥饿感。然而家家如此，没有比较也就没有伤害。至于一年看不到几次的“露天电影”，或罕见的宣传画册上那些富足的生活场面离我们太远，看看也就是了。能看看其实已经很不错，谁还想钻进电影或宣传画册里过日子？何况在一般的宣传中，我们还相当富庶呢，至少比“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许多同类强多了。

当然也有例外。小学三四年级时，忽然有个漂亮女生插班成了我们的同学，也是鹤立鸡群的校花。她不仅长得周正，而且四季衣服齐全。秋风起了，不会还穿着夏装瑟瑟发抖；春夏之交，也不会脱不下冬装而捂出一身汗。她每季衣服还不止一件，可以轮换着穿。据其邻居某男生说，她妈妈给她洗好各色夏装，一件件叠起来，很高的一摞！

她妈妈是谁？新来的公社书记的“爱人”。这当然不会伤害我们乡下孩子的感情。公社书记的千金，谁敢跟她比？

但也有不揣冒昧斗胆攀比乃至攀附者。我们村那个名叫“建平你”的“鬼头”很快就给她写信，说什么“新来的同学你好”。如此粗野鲁莽，自然为大家所鄙夷，但也只是一笑了之。就连“建平你”本人，尽管被该女生（现在叫“女神”）用“公开情书”的方式加以拒绝，也并未落下任何精神创伤。阿Q偶尔还想到吴妈，“建平你”却再也不提“新来的同学”了。

“人比人，气死人”的铁律，到此似乎失灵。不是不想攀比，是实在够不着啊。乡下人对于大有来头的贫富差距可谓服服帖帖，“命该如此”，不会有半点腹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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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可感的贫穷或“贫穷感”总是由“人我对照”产生。我与别人、我家与别家两相对照，这才显出差距，也才切切实实地让人知道什么叫“贫穷”。

所以“贫穷”总是相对的。“绝对贫穷”，只是有司根据特定时间地区特定人群的收支状况，参照同一时间地区其他特定人群而划出一条线，由此得出“绝对贫穷”的标准，说到底还是相对的——应该叫“相对的绝对贫穷”吧。倒是“相对贫穷”的标准游移不定，容易变成“绝对的相对贫穷”。任何人站在远比自己富有的别人面前，都会觉得贫穷。

人类的自私、贪婪、争竞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这既造成他人“相对的绝对贫穷”，也让自己陷入“绝对的相对贫穷”。前者或可根除，后者却是难以治愈的顽疾。除非蹲在“信息茧房”，那样一来便是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读上千万遍，也经历不到震撼灵魂的“人我对照”，不会陷入难以忍受的“贫穷感”。

但生活总在变化。树欲静而风不止，一旦亟需“用钱”却又捉襟见肘，“贫穷”的寒风就会冲击“信息茧房”，缘隙而来，无处躲避。

总有一群人不会马上感到寒气的袭来。这就是小孩子们。

若说小孩子心目中也有“贫穷”的概念，那无非就是缺少零食、“小画书”、学习用品、逢年过节的新衣服之类。但“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即使天天吃不饱，天天羡慕别人的“小画书”与学习用品，每年都眼巴巴盼望做新衣而不得，你也不能完全夺去他们与生俱来的欢乐。他们不必读《论语》，也知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不必懂“开卷有得，欣然忘食”，也能像陶渊明那样“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至于“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竟是“天地之无尽藏”，更不必非要读了苏轼，才恍然大悟。

张炜、莫言、余华等当代作家既充分描写了1950至1970年代农民的贫穷和贫穷感，也经常写到农家子弟无忧无虑的玩耍——不是他们没心没肺，而是他们确实拥有尚未被大面积污染的空气阳光和雨水，确实无师自通地领受着普遍恩典和谁也夺不去的赏心乐事。

“贫穷”的寒风主要从大人们那里吹来，首先遮挡这风的也是大人。吹到孩子们身上，已经带着大人们的体温，风力和寒冷程度都有所减弱。但恰恰因为经常如此感受到大人们的体温，“贫穷”的寒风也会在孩子们敏感的心灵中由弱转强，最终将大人小孩一同掳掠。

4

我小时候经常听父母皱着眉头念叨造房子、娶亲、“门摊头”，这三件大事无一不和“贫穷”有关。

现在一说“造房子”，马上就会想到钢筋水泥、楼上楼下、隐蔽工程、内外装修。其实这不过是近二十来年才有的新鲜事。乡下70和80年代“造房子”，只有两个等级。第一等级是里面“原木屋架”，外面砖墙瓦顶。纵无任何“装修”，也相当气派了。但这属于特别“兴旺”的家庭才能完成的不朽之盛事。更常见的是第二等级：推倒摇摇欲坠的老屋，里面换一副较好的“原木屋架”，外面仍旧泥墙草顶，只是换了更高更厚的土墙，更新更多的草顶。或者“原木屋架”不变，翻新一下外面的泥墙草顶。即便如此，也并非易事。

两个等级的“造房子”都与我家无缘。记忆中我们的老宅是一座略微高出地面的泥墙茅屋，年久失修，漏风漏雨，四季闷热阴暗。除了隆冬猫在屋里，大人小孩其他时间都宁愿待在户外。我父母心态好，从不在孩子们面前议论自家如何无力造房子，只是偶尔来了亲戚，才会真诚地夸赞人家“撑伞”一样造房子。“原木屋架”拆旧换新，可不就像“撑伞”吗？

每次听大人们讲到“撑伞”，我心里总要“咯噔”一下。为劳苦的父母担忧，也为两位哥哥发愁。远近乡邻都夸我的两位哥哥魁梧帅气，“长得像板门一样”，但就是迟迟找不到对象。原因很多，没房子是最大的短板。这是娶亲成家最基本的条件，女方要求并不为过啊。

幼时的我经常琢磨如何改善我家的形象。想来想去，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将房前屋后里里外外尽量打扫干净，将堂屋中有限的几件家什、全家胡乱丢得一地的鞋子以及靠墙随手摆放的农具尽量归置得整齐一些。堂屋地面只是简单擂平的干土，晴天灰白色，接连几个雨天就转成深褐色。不管灰白还是深褐，表面都有一层浮土，每当我用力打扫，很快就烟尘斗乱，这样渐渐就被我扫得矮下去好几公分，中间还形成明显的凹塘，大哥二哥不得不经常挑新土回填。

这甚至也让我养成日后喜欢归置物品和勤于打扫的习惯。数十年辗转漂泊，我总是坚持将无数暂时的寄居之地打扫干净。我扫过多少地啊！这或许是我对所经各处作出的最值得纪念的贡献，也是忙碌至今主要的一点成绩。尽心尽力的扫地者，符合我在这个世界的真实身份。这个近乎偏执的习惯，就源于少年时代企图以一己之力战胜贫穷的良好愿望。

我的努力很难入二哥法眼。每次见我操起扫帚，他总是眉心紧蹙，大摇其头。我当然领会他的意思，心里不免又“咯噔”几下。

所幸我的“咯噔”并未持续太久。80年代初“包产到户”，我家也不时“撑伞”。房子越造越大，两位哥哥先后娶亲成家，父母亲总算了却他们最大的心愿。

“撑伞”实在重要。过去我总以有没有像样的房子作为衡量乡下人是否贫穷的标准。不料时至今日，更适合这个标准的已经不再是乡下，而是大都市的千家万户了。

我乡方言“门摊头”，指一户人家日常的交际费，包括逢年过节亲戚间必备的礼品钱物，红白喜事的赙金贺仪。在古风犹存的熟人社会，“门摊头”好比无法逃避的债务，其可怕程度不亚于将少年闰土逼成中年闰土的苛捐杂税。亲戚们固然为“门摊头”所苦，但丧诞嫁娶的主家也并非可以高枕无忧地收取钱物。所有你曾收取的，到时都得归还。“门摊头”面前，人人平等。

比较而言，一生一死，一诞一葬，最好对付。给婴幼儿办满月酒或“抓周”，几乎成了远古的传说。偶尔有人家讲究一番，也不会大操大办。至于家里“走了”老人，丧事也都从简，很少有人单单由此论断儿孙辈孝顺与否。嫁女也一样。虽说“穷养儿子富养女”，但父母兄嫂完全可以根据自家经济条件决定陪嫁多少，婆家或新娘子本人不会太计较。

最头痛的是“娶亲”。造了房子，不能空壳，还要有家具（架子床、床头柜、几口大衣箱），毛巾棉被，面盆痰盂。此外“扯布”做衣服、“办喜酒”、答谢媒人，也一样不能少。但最大的问题还是房子。只要有能力“撑伞”，多少总有些余力应付其他开销。

小时候最让我感到无法抗拒的恐慌的袭来，就是不经意间听到父母亲围绕造房子、“门摊头”和娶亲这三件大事不停地念叨。在少年时代的我的字典里，父母亲的这些念叨，以及他们念叨时满脸的忧戚之色，名字就叫“贫穷”。

“贫穷”的寒风曾经从父母亲身上吹进我们的心坎里，但愿以后别再从我们身上继续吹进我们的孩子的心里吧。

韩愈写《送穷文》，反而被“穷鬼”们一顿抢白，弄得“垂头丧气”。他最后是否成功地“送穷”，不得而知。鲁迅也想写一篇说“穷”的杂文，终于未能下笔，但跟学生说过一些设想。我岂敢论“穷”送“穷”，只因偶尔说到生日，遂又散漫地回想起那并非总是写满“贫穷”二字的如烟往昔，心怀感恩，又怅惘若失。

郜元宝，1966年生，安徽铜陵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现任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著有《拯救大地》《在语言的地图上》《鲁迅六讲》《说话的精神》《惘然集》等专著和论文随笔杂集。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