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秋山骏先生去世快十年了，我很想念他，总觉得他没有走远，眼前常常浮现他酒后微醺的笑脸。

初见先生，是1990年秋天，他参加日本作家代表团到中国访问。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处处感到新奇，眼中闪着孩子般天真兴奋的光。在中日作家座谈会上，问及日本文学流派、思潮、动态或作家作品时，团长、小说家三浦哲郎先生就请秋山先生回答。他高屋建瓴，言简意赅，三言两语就能把问题说得一清二楚。不仅中国作家，连在座的日本作家也频频点头，表示赞许钦佩。

一路上，我曾就日本的中间文学、“新人类”文学、历史小说与时代小说的区别，特别是有争议的作家与作品等敏感问题请教先生，他的回答总是毫不隐讳，一针见血。很明显，先生对于这些问题都曾认真地思考过，胸有成竹。比如在日本文学中有历史小说和时代小说，它们都以历史为题材，如何区分界定？他说历史小说是纯文学，是用现代目光解析历史，依靠的是知性。时代小说是通俗文学，用民族神话梦想和英雄故事构建历史，依靠的是想象力。在交谈中，我发现先生目光犀利，学养深厚，对日本文学史、西方文学史，了如指掌，是日本近现代文学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但他如同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如果不问他那一亩三分地都有什么奇花异草、瓜果梨桃，他就像个闷葫芦，一声不响。

那年秋天，先生回国后撰文说中国使他感到亲切，他爱上了中国，并且在《文学1991》的序言中说：“我到中国访问时，中国作家协会的陈喜儒先生全程陪同。他开朗幽默，对日本文学有很深的研究造诣，且熟悉日本现代文学。我问他怎样研究日本小说，他说通过阅读获芥川、直木奖的作品，还有日本文艺家协会编选的各种小说集，即可大体把握日本文学的动向。我不由得大吃一惊,仿佛冷不防被人打了个耳光，面红耳赤，两眼冒金星，因我就是那套丛书的编者之一，但在窘迫的同时也窃喜：是吗?这套选集如此重要吗？……”

先生所说的丛书，是由日本文艺家协会每年编选一卷的《文学》，后来又增加了《代表作时代小说》《现代小说》《畅销短篇集》等系列。我一直很重视这套丛书，不管新旧，看到必买。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不管怎样努力，也无法把日本当年发表的全部小说都读完，借助编者慧眼，一册在手，万千气象，尽收眼底。

当时我所供职的中国作家协会的各级领导，都很重视对日的文学交流，邀请日本作家，大都是在文学史上有定评的大家名家，或者如日中天的文坛新秀。为了及时了解日本文学最新动态，保持高层次高水平稳定的交流态势，我们不仅要浏览日本友人寄赠的《海燕》《群像》《新潮》《世界》《小说新潮》等杂志，还不惜重金，订阅了《朝日新闻》《文艺春秋》《文学界》等报刊和部分重要图书。但我不知道先生是《文学》丛书的首席编委，只是实话实说，没想到先生很高兴，不但在序言中谈及此事，还亲自到文艺家协会翻箱倒柜，为我补齐了这套书中所缺的各卷。从此以后，每年选集出版，先生都寄我一册，直至病故。

秋山先生生于1930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国文学系，曾任新闻记者，东京农工大学、武藏野女子大学教授。1960年，他的评论《小林秀雄》获《群像》新人奖，一举成名。他的著作不多，有《中原中也评传》《想象的自由》《无用的告发》《步行和贝壳》《铺路石的思想》《人生的检验》等十余本，是日本文学史上被称为“内向一代”作家群的代表评论家，以探索精神的起源而著称于世。他的文章朴素简洁明快，单刀直入，犀利辛辣，既有评论家的深刻、缜密、凝重、敏锐、渊博，又有散文家的精致、激情、真诚、坦荡，风格独特，自成一格。

大约在1991年前后，中日两国作家在座谈中经常谈及纯文学，但在理解上却大相径庭。比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山崎丰子的《浮华世家》，渡边淳一的《花葬》等，中国作家认为是纯文学，而日本作家却认为是大众文学。把中日文学稍加比较，就会发现，中国的所谓纯文学，大部分属于日本大众文学的范畴，中国的通俗文学与日本的大众文学大体相同。这种概念和内容的交叉和混淆，成为中日文学交流的误区，所以我想，只要搞清什么是日本的纯文学，就可以扫除交流中的暗礁。1995年春天，我写信向先生请教：日本纯文学这个概念是谁，何时提出来的?是否有准确的定义?日本纯文学的主要特征是什么？目前日本纯文学的状况如何?

信寄出后，我又后悔不迭，因为在先生的著作中，未发现与此有关的文章，想必不在先生研究的范围之内。而且我提出的这些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需要花费很大精力，查阅大量资料，才能得出结论，但覆水难收，只好听天由命。

没想到，仅过一个多月，就收到先生从东京发来的洋洋近万言的特快专递。估计先生接到我的信后，马上停下手边的一切工作，全力以赴，解答我的问题，他说：

纯文学没有定义。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诗人、评论家北村透谷(1868—1894)在《何谓干预人生》(1893年)一文中提出来的。

那么，什么是纯文学呢？

横光利一(1898—1947)在《纯粹小说论》中说，纯文学就是私（我——作者注）小说。

久米正雄(1891—1952)说“一切艺术的基础都是‘私’”，所以作家赤裸裸地、原汁原味地描写“私”，才是艺术的正道、基础、真谛。

小林秀雄(1902—1983)在《私小说论》中也说，描写“私”，就像卢梭的《忏悔录》一样，是文学新的发现。描写“私”，就等于不断地探索“我是什么”。尽管私小说是作家描写自我的作品，但又不完全局限于作家个人的生态、感觉、日常琐事。私小说作家真正的追求是以自己为素材，探索人生的底蕴、生存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以上关于纯文学的讨论原本是某一时期文学高峰论坛上的特殊话题，是极为冷僻孤独的思考。一般的读者和知识分子可能没有一个人想过巴尔扎克、司汤达、托尔斯泰、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是“通俗小说”……

战后，即五十年前，纯文学等于私小说的说法就已经消失。我认为现在日本所说的纯文学，在概念上与中国的纯文学可能没有太大差别。

收到先生的信后，我马上译成中文，摘要发表在《光明日报》（1995年7月19日）和《文艺报》（1995年9月29日），以期使更多的人了解什么是日本的纯文学。先生也把这封信发表在《群像》杂志，并收入他的散文集《一粒沙子的记录》中。

1996年秋，我应邀赴日进行中日纯文学比较研究，并请先生做我的指导教授。说句老实话，在先生访华之前，我没看过他的文章，而且对一些云山雾罩的评论家也无好感，但我在日本作家的目光中，读出了他的价值和分量，以至后来读其人，读其书，投其门下，做他的学生。先生很热心，为我开列书目，介绍我去讲谈社资料室查阅资料。是年，先生的长篇评传《织田信长》连获野间文艺奖、每日出版文化奖两项大奖，一时洛阳纸贵，一册难求。我去花店选了一盆最贵重的蝴蝶兰表示祝贺，先生很高兴，回赠我一瓶皇家礼炮21年苏格兰威士忌。先生爱酒，这瓶美酒不知珍藏了多少年，自己舍不得喝，送给我这个滴酒不入的人，实在是明珠投暗，本想还给先生，又怕失礼，回国前，我请好友把酒喝掉，留下瓶子做纪念。

研究中，不时遇到一些问题，需要请教，但先生很忙，一是在大学教书，二是为报刊写文章，三是参加出版社、文学团体的评奖工作，见一次不容易。先生告诉我，他在荻洼的读卖新闻文化中心有个文学讲座，每月去两次，可到那里去找他。从我住的阿佐谷到荻洼很近，所以我常去请先生解疑释难，顺便听先生的讲座。

这个名为“文学魅力”的讲座，实际上是个面向社会的文学沙龙，已经开办十几年了，欲罢不能，学员是业余作者、文学爱好者、先生的学生粉丝朋友。先生每次指定一本书，学员们读后各抒己见，最后由先生点评总结。

这个文学讲座，人数不多，报酬很少，每次所得未必够先生当天的车马费烟酒钱。班里有位中年妇女是政府某高官之妻，曾对先生说，有一个由司局长以上高级官吏组成的学习会，仰慕先生的学识，想请先生去讲演或讲座。先生想都没想就说，不去。他不说没有时间，也不说身体欠佳，不用任何借口缓冲，而是一口回绝，不留余地，弄得那位夫人下不来台。我知道日本的讲演费很高，凭先生的名望，讲一次可得几十万或近百万日元，但先生说，我对那些高官显宦没有兴趣，给多少钱也不去。先生清高，安贫乐道，不为钱折腰。

我问先生，新书多如牛毛，怎样选书并写评论?他说我拿到书，先看开头，再看中间和结尾，如果觉得有意思再细看。一个评论家，切忌胡吹乱捧，说违心话。本来没有什么艺术品位，你非说好，那是自欺欺人，背离了文学的良心，也败坏了自己的名声。有位作家，给我寄书多年，希望我写篇评论，但我觉得，他的作品目前还达不到我的要求，一直没写，虽然觉得抱歉，但我认为，一个评论家，应该有自己的文学标准和职业尊严。在先生的心目中，文学评论是高贵的，庄重的，严肃的，自尊的，有品格的，绝对不可信口开河，自轻自贱。

几十年来，先生生活在文学之中，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他说：“我只知道文学，只知道文艺批评，对其他一切概无兴趣，是一个枯燥无味的男人。”是的，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谈文学，先生就高兴，就兴奋，就眉开眼笑，就两眼放光，但也仅仅限于文学，至于家长里短，油盐酱醋，世道人心，五洲风云，最好免开尊口，因为他不仅“概无兴趣”，而且像个大傻子，概无所知。

我不知怎样描述先生对文学的热爱痴迷，困惑中蓦然想起日语中有个单词叫“可乐中”，意为可口可乐“中毒”，上瘾，依赖症，于是照葫芦画瓢，斗胆发明“文学中”。我觉得先生就是文学中毒的标本，典型症状是三句话不离本行。比如他对棋类一窍不通，但看到电视中棋类比赛的解说员口若悬河，妙趣横生，浅显易懂，引人入胜，就扪心自问：文艺评论家不也应该这样循循善诱吗？他连煎鸡蛋都不会，但看烹调节目，却看岀了门道。厨师做鱼，刀法灵巧，一招一式，轻松流畅，机敏有力，甚至可以说优美。他说：对于我来说，小说就是鱼，评论就是厨师手里的刀。但我有厨师解鱼时那种明快、神气、优美吗？他在观察点心师制作日本点心时，心里想的还是他的评论：我终于明白，一个日本人如果不接触日本的古典、日本的短歌俳句，语言很难成熟。日本点心集日本自然之精华，可以说是日本古典文化的味觉化。每一块点心，就是一首日本短歌，一首俳句。日本点心可能是以无形的、眼睛看不见的、日本人生活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精神为原料，提炼精制而成。

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结构中，自己属于哪个阶层，是富是穷，他却说不清楚。本来，他无房无车无儿无女，与妻子一直住在1956年租赁的两间一套的单元中，起初连个窗帘也没有，挂的是一条床单。有时买不起菜，就把海带用剪子铰碎蘸酱油下饭。但这位日子过得捉襟见肘的文化名人却从不怨天尤人，而是随遇而安，只要有书读，就心满意足。他在《我是穷人吗》一文中说：什么是贫穷呢？很久以来，我一直搞不明白。我时常想，我算不算穷人呢？他经过一番分析对比之后认为：我不穷。

在我准备写论文时，先生看了我的提纲后说，论文太单调枯燥，不如写散文随笔，讲述你在日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更有价值。当时我也正在犹豫，绞尽脑汁写就的论文，即使侥幸发表了，没有几个人看，又有什么意义呢?先生的意见，正中下怀，于是决定用散文的形式，写我眼中的日本作家与作品，后结集为《樱花点缀的记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请先生赐序，没想到先生寄来的序文由著名小说家黑井千次、高井有一和他，三位日本艺术院院士共同署名。我虽然喜出望外，但也诚惶诚恐。日本艺术院，是日本政府为发展文化事业，表彰在艺术上有卓越成就的艺术家并给予优厚待遇，于1907年成立的特设机构。院士为日本最高艺术称号，定额为120人，终身制，去世一位补一位，其中包括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小说、诗歌、评论、翻译、戏剧、音乐、舞蹈等诸多门类，获此殊荣的作家评论家大概也就七八位而已。先生在序中称我为日本作家的珍贵的朋友，说“这些文章是作者依据自己的观察、思考和印象而描绘的日本作家群像，想必会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同时对于了解日本文学也有重要价值和意义”。我何德何能，得此谬赞，实不敢当。

2011年秋，我去日本写《野间宏论》，住在热海，有一次去东京参加中日作家座谈会，见到了先生。他面色憔悴，精神萎靡，脚下无根。他说前年大病一场，险些丧命，现在已遵医嘱戒烟酒。我知道烟酒不仅是他的嗜好，也是点燃他智慧的火花。如今火花熄灭了，他的生命也失去了活力和光彩。我握着他冰凉的手，本想安慰几句，但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幸好这时黑井千次先生走过来，说他原来有许多野间宏的资料，没地方放，都捐给了日本近代文学馆。如果需要，他可介绍我去查阅……

2013年10月2日，秋山骏先生病故，但他的师德师恩，永远滋润温暖着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