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1月21日，第十二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在上海颁出，旨在鼓励青年学者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所做出的努力与成果。现当代文学研究对于理解当代社会、文化和人类经验有着重要意义，对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走进新时代，文学研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如何打开视野，扩展思维的限度，使得文学研究不断生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关注的焦点。

22日，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上海文艺出版社主办，苏州大学江苏当代作家研究基地协办的“文学、非虚构与民族记忆：文学与人类学想象”暨唐奖青年学者论谈在苏州大学文学院举行。

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李宏伟，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毕胜，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蕾，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毛巧晖，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祝宇红，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教授卢成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刘岩，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平，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臧晴，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潘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讲师刘月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丁文，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讲师石岸书，武汉大学文学院讲师邓小燕，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齐晓红等与会研讨。会议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执行主编李蔚超主持。

李宏伟在研讨会致辞中谈到，近年来，文学创作涌现了许多新面貌、新气象，非虚构写作得到广泛关注和阅读，人们开始以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来理解和表达现实。近些年出现的新方志类写作关注具体的地方，以类似于田野调查的方式探访、观察并记录，以民族志的深描深入到地方的历史与现实中，为我们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现实世界，展现出不一样的中国认知。这类写作为我们拨开各种普遍性的迷思，探索世界参差多样的可能性，也为我们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别样的文学经验。人类学的方法与视野成为我们观察当下前沿作家和新时代最敏锐的创作不可忽略的一个探照灯，有助于作家与学者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和文化传统，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人类学与文学：打开想象力

研讨会现场

关于文学和人类学的联系，最集中的一个研讨对象就是民间文学。在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研究中，功能学派一直是主流，毛巧晖认为，目前的研究没有去深刻地反思人类学到底给民族学或者民间文学带来了什么。当前，民间文学的学术走向面临着挑战，民族志诗学转向口头传承，不宜简单地用人类学的话语来审视民间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如何突破民族志写作，已然成为多学科讨论中共同的话题。

为什么要从人类学和文学的角度涉及国族建构的话题？祝宇红发现，其实文学和人类学在创生时段有一个共同的自觉，就是致力于国族建构。中华民族的概念是梁启超首先提出来的，人类学传入中国的路径可以追溯到严复的《天演论》。五四之后在国外留学的人文学学生，像蔡元培、吴文藻、徐旭生等回国后，并未完全照搬西方的人类学，而是带着文化自觉，把西方人类学的学术路向和本土问题联系起来。

刘岩从“满天星斗说”与华夏边缘切入，立足文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角度，结合寻根文学起源的重要文本对中国当代文学寻根的起源进行研究。李陀、乌热尔图的《创作通信》是到达斡尔社群中寻根；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试图寻找楚文化的印迹，他在湘西苗族等少数民族的社群当中找到了楚文化的传承脉络。这两个“寻根”始终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寻根与华夏边缘。而到了《爸爸爸》，显然已不只是苗族故事，它同时指涉着现代化语境中的中国，韩少功作为汉族作家，寻根于华夏边缘，是要寻找中华文化之根。

作为人类学学者，卢成仁更多从人类学视角去思考文学和人类学的关系，他关注非虚构写作给人类学民族志写作带来的各种变革，期望民族志能够有意识地组织叙事方式与结构，吸收并应用非虚构写作的技法、笔法及其写作意识，进一步打磨和完善民族志文体本身。

对于文学与人类学的关系，黄平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他认为文学本身依然具有足够的能量从内部出发，用文学的方式去把握人类学或非虚构写作等议题，他强调实证主义无法解决真正的问题，应以文学为中心，捍卫“虚构”的力量，主张重新思考公共性问题，回归情感的、叙事的世界中。

在谈论现代文学与人类学时，张蕾以周作人为讨论对象。在当时，几乎没有人从人类学的视角去进行童话研究工作，周作人强调从人类学、民俗学和儿童学的角度研究童话，认为童话与世说、神话是三位一体的，是同源的。神话是原人的宗教，世说是原人的历史，童话则是原人的文学。在1932年的《儿童文学小论》中，周作人再次重申和强调了人类学和儿童文学之间的关系。

王芳关注到1923年前后林语堂、周作人、沈兼士等关于词汇的一场讨论。深入文本后会发现，在现代语言学学科化的科学化进程中，那些被排异出去的非系统的散碎的记录性文化要素，因为文化人类学的跨学科视野，反而在文学、文化中生根。人类学与其说是一种具体的方法，不如说是一种倾向，是对弱势文化的关注，对零散记录背后文化要素的关注。

丁文坦言自己的人类学知识大部分来自于对周氏兄弟的研究。周氏兄弟关注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专注于礼教习俗的研究，讨论如何将这两个学科融合以形成新的批评范式。她认为在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知识结构的定型过程中，文化人类学起到了一个转换的作用，对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有着重要意义。

刘月悦通过“仪式”发现了文本与人类学之间的联结。“仪式”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文学想象中的一个重要对象。进一步思考会发现，文本或小说的创作本身就是一种仪式，叙述故事的语言可以看作是仪式的具体行为，文本不同的故事及其发生的顺序就可以看成是仪式的各个阶段，各类人物就是仪式的参与者，文本表达的价值诉求相当于仪式的目的。

邓小燕关注到沈从文西南地区的空间想象中的市集，深入沈从文的文本多角度地探讨了社会人类学对中国乡土的认识，强调乡村世界与外部世界不应是对立的，而应当启发一种强调乡村野性、活力和日常互动合作的描述。

石岸书是在尝试寻找新的路径研究八十年代基层文学刊物时，无意中接触到人类学，他认为文学研究应考察不同层次文学对不同人生活的意义，引入人类学视角能为当下“危机重重”的文学研究提供新思路。

潘莉对人类的观察和思考来源于对中国当代文学中“水上人”的叙事文本的关注，她希望借助文化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资源，探讨“水上人”的生活方式、情感结构和历史动态，帮助理解边缘群体及现代社会对他们的影响。

臧晴认为，非虚构写作中的城市传记写作借助人类学视角描述地域，类似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式。这让读者容易产生“亲临现场”之感，而地方不应仅仅是出生地，还应涵盖更广阔空间和生活经验，这些观点为城市传记非虚构写作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思考方式。

聚焦新时代文学研究，助力青年研究者成长

当天还举行了唐奖青年学者论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丁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李浴洋、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讲师石岸书、武汉大学文学院讲师邓小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罗雅琳等第十二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获奖者以及苏州大学文学院讲师乔敏分别围绕“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现代文学研究和“新时代·新文学·新经典”等主题展开论谈。

“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是鲁迅先生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的。鲁迅先生认为，中国文化应该“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鲁迅的文学实践，对今天的文学创作乃至文化建设依然具有很强的借鉴和启发意义，新时代的新文学应该如何保持一个开放的体系，在其与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时候拥有宏阔开朗的视野，是需要我们不断思考的问题。

李浴洋、丁文、乔敏围绕“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现代文学研究主题展开论谈

李浴洋感到，很多时候作家越来越不成为文学研究的直接对象，文学研究者专注于作品、作家的思想，却很难在方法论或从认识论角度来看文学史研究怎么样“处理人”。李浴洋认为，二十世纪以来“人的消失”代表了在超越个体或者群体利益之上，从总体把握现实和历史的一种努力。他认为，正因有了“人的消失”，才需要思考“人的重建”，应当尝试至少在人文学术的研究当中做一种“人的重建”，并且由此反观和厘清这一百多年的中国文学经验。

现代文学研究仅仅是站在三十年的内部，用三十年的逻辑、思路去思考三十年的问题吗？对此，丁文分享了自己在研究实践中的思考，她意识到，当我们顺着材料的线索与脉络不断深入探索时，就能发现这些材料的指向不太可能仅仅局限于现代文学的内部，当材料自身展示出超乎想象的面目时，它要求研究者们打开视野，走出固有的格局，尊重材料，让材料走到此前没有去到的地方。

乔敏的报告聚焦于胡适和吴宓的关于文学史写作的一个个案，去探索人文主义在现代中国的两种表达。人文主义随着晚清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后引起了相当多的探讨，这个概念与一个转折时代里面新旧文学思想的区隔和融汇息息相关。胡适和吴宓代表着新文化运动的两面，胡适要为白话小说溯源，甚至要重新描绘中国文学经典的面貌；而在吴宓看来，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是一个臻于完美形式的古典的文学。当他们二人都举起人文主义的旗帜来去判定各自的文学史的书写时，其实指向了完全不同的样貌。时至今日，我们仍可通过这两种表达去思考“取今复古”的概念以及“新”和“旧”的融会贯通。

邓小燕、石岸书、罗雅琳围绕“新时代·新文学·新经典”主题展开论谈

随着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的兴起以及媒介时代的降临，如何创造属于新时代的经典，反映时代生活与精神成为一个重要命题。大家认为，新晋的五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以及刚结束不久的“2023中国文学盛典·茅盾文学奖之夜”对此作出了有力回应。获奖作品涌动着理想主义、人道主义的动人之美，扎根现实的风土与人文，用细腻的文学笔触描摹出走向振兴的时代面貌，立足传统与文化根源，书写民族史诗，同时开拓了文学题材的艺术空间，打破了文学类型的界限。可以说，这些作品展示了新时代文学在题材、形式、技法等诸多方面探索实践的成就。

会后，苏州大学学生与嘉宾交流

与会者一致认为，几场研讨会与对谈打破了学科界线，拓宽了对文学的理解，都具备较强的当代性和当下性，拉近与沟通了学院的学术探索和当下的文学、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一系列的议题设置，有意识地将研究者们推到文学现场，面对新经验、展开新思考，同时适时反思自身关注的潜力与限度，为探索新的文学研究方法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向，对于青年研究者的成长大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