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生命之盒（陶艺空间装置，2023年中国工艺美术馆） 朱乐耕 作

朱乐耕

在美术界，陶瓷艺术家朱乐耕的艺术创作被认为是超越了工艺美术范畴，而属于整个当代中国美术、中国艺术的。朱乐耕出生于陶瓷之家，是土生土长的景德镇人，他在这里成长、求学，走上艺术创作之路，并走上国际舞台，以鲜明的中国风格跻身当代国际陶艺界。从上世纪80年代起，朱乐耕的陶艺创作就一直坚持“在传承中创造”与“在创造中传承”这一主题，从“金杯奖”作品古彩瓷《风筝》《苗家风情》《采莲图》等，到新世纪之初蜚声国际的韩国首尔麦粒音乐厅陶艺装置壁画《生命之光》系列，再到新时代以来的陶瓷雕塑《中国牛》、陶艺空间作品《生命之盒》等，他在古老的陶瓷文化和现代审美与当代需要间搭起了一座通达的桥梁，他的艺术创作从景德镇一次次走向世界，又在一次次的“离乡”中实现着一位艺术家在精神与文化意义上的“返乡”。

记 者：您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陶瓷艺术创作，迄今已有40余年。今年7月，您的“在传承中创造：造型·表演·艺术场景——朱乐耕艺术展”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以多种形式展现了您艺术生涯中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艺术作品和一直以来持守的创作理念。11月26日，您的作品又亮相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2023“共绘丝路文明”文化人物艺术展，对您来说，今年的展览有何特别之处？

朱乐耕：今年为了庆祝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由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2023“共绘丝路文明”文化人物艺术展26号开展，此次我带去了陶瓷雕塑《万马奔腾》等三件作品，通过陶瓷的艺术形象来表达我们艺术工作者对文明、文化交流的思考。今年7月，这件作品也呈现在了中国工艺美术馆我的个展中，而此次展览中最大的一件陶瓷装置作品《生命之盒》，今年9月还参加了在四川宜宾举办的“全国演艺博览会”。在那里，古老的陶瓷艺术跟少数民族的舞蹈、非遗表演结合在一起，为演出提供现代、开放的艺术空间，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之后这个装置又从宜宾搬到成都，参加了“第八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遗产节”，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陶瓷有一万多年的悠久历史，陶瓷艺术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不仅需要今天的中国人、中国艺术家去深入了解、传承，还需要我们不断进行发扬创新。今年我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个展就与以往不同，首次引入了“场景流”概念，希望能跟观众形成一种新的互动关系。这个展览作为文旅部的重点文化交流项目，此前曾在中国澳门展出过，这次展览是对之前的一个升级，我们让观众参与互动，使他们从纯粹的观赏者变为艺术作品的参与者，与作品融为一体，从而实现了观者的创造性与作品的社会功能。展览期间，很多观众前来拍照“打卡”，我们收到了很多热情的反馈，深有感触，我们的人民生活需要艺术，更需要有时代气息、有新创造的艺术，而艺术家有责任为人民提供这样的艺术空间与可能，让他们参与其中来发挥他们对艺术、对生活的感受力与创造力。

记 者：这次展览是继2015年您在景德镇举办的首个回顾展“回望归乡之路”之后举办的又一新个展。回顾您的艺术之路，在景德镇接受的文化与艺术的熏陶，为您的艺术创作赋予了怎样的底色与可能？

朱乐耕：2015年的那次展览是我艺术创作之路的第一次总结。我从小在景德镇长大，父亲是当地有名的陶瓷艺术家，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受到了很好的传统陶瓷艺术教育。景德镇作为中国与世界的“瓷都”，从古代起就是中国的“瓷文化”中心，宋、元、明、清历代的陶瓷从那里销往全世界，成为有很大国际影响力的城市。当年我开始陶瓷艺术的专业学习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我在陶瓷制作及彩绘老艺人最集中的景德镇瓷厂工作过很长时间，在那里跟着民间艺人学习，积累了很多宝贵的传统工艺技术。景德镇生产的瓷器品种很多，中国陶瓷艺术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民窑、官窑，都在那里留下了非常璀璨的文化艺术遗产。改革开放以后几十年间，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景德镇不仅出现了大量个体陶瓷企业，也吸引了许多国际陶艺家纷纷入驻，带来了很多新的思想，国际交往交流的频繁也激发我产生了许多新的艺术思考。因此在进入大学学习之前，我在当地已创作了很多瓷艺作品，多次获“金杯奖”等国内外专业奖项。后来我有幸进入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跟随陶瓷艺术家祝大年先生，还有范曾、吴冠中先生等老一辈艺术家学习，无论民间的、学院的还是市场的、艺术的，与陶瓷文化相关的方方面面我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习。从宋代红绿彩、元代青花到康熙彩、雍正彩等明清陶瓷，从釉上五彩、斗彩、粉彩到珐琅彩、素三彩……我对中国陶瓷艺术发展的每一阶段都进行了系统学习。景德镇不仅带我走过了千年，从这里开始，我也全面地熟悉了中国陶瓷艺术的“编码”，在对传统艺术的长期研究和实践中，在对中国书法、绘画以及传统陶瓷绘画的学习中，我不断得到新的创作启示，或者说是它们启发了我的艺术灵性。特别是当年在瓷厂向那些“顶级”的陶瓷老艺人学习的过程中，我愈发感到，以往我们对官窑比较重视，但对民窑、民间艺术重视还远远不够，而广博丰富的民间艺术中正蕴含着我们今天进行艺术创作的重要养料。带着这一思考，后来当我终于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陶瓷工作室，就开始把目光更多地转向民间艺术，专门研究陶瓷原料、材料和它的肌理、窑变，等等。通过这些研究来思考当代中国陶瓷艺术所处的历史方位，从而有了之后我以陶瓷材料进行公共艺术创作，让陶瓷艺术与当代城市建筑和现代生活发生的种种交汇、碰撞与关联。

记 者：以2002年您为韩国首尔麦粒音乐厅创作的《生命之光》系列陶艺装置壁画为转折点，您的陶艺创作分为了前后两大阶段。从环境陶艺开始，您将空间艺术的理念与陶瓷艺术结合起来，在突破技术难点的同时，使中国陶瓷以当代艺术的面貌进入新领域、抵达新境界，取得了国际性的影响。这一转变是怎样发生的？

朱乐耕：1988年，我在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那时起逐渐感到，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化空间的不断扩大，许多城市空间开始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都是以“商业”为中心，空间中的艺术因素较少等。当时，公共艺术在国内外已经兴起，艺术要为城市生活服务的观念逐渐成熟，而在艺术创作领域，我们的环境艺术跟整个社会的结合却相对缺乏。在我看来，有着悠久传统的陶瓷艺术恰好能为钢筋混凝土搭建的“城市森林”提供一抹亮丽诗意的存在。从那时起，我不断实践，尝试把陶瓷艺术融进我们的建筑空间、环境空间，做了大量创作，在国际陶瓷界走在了前列。而对陶瓷艺术转化为公共环境艺术的思考是上世纪70年代末，我师从祝大年先生，参与为首都机场创作巨幅陶瓷壁画《森林之歌》，并从中得到了启示。

个人工作室建立后，为制作出能进入空间艺术的陶瓷作品，我做了很多准备和研究，包括对材料的研究。因为公共空间的陶瓷材料跟平常材料不同，需要哑光的，还需要能表现出不同气韵的。我不断吸收当代陶艺对陶瓷材料的新认识，以实现对陶瓷材料表达的多种可能性。2002年落成的韩国麦粒音乐厅，正是因为曾经看到了我的陶艺作品，才产生了请我用陶瓷替代石材木材来营造音乐厅内部空间的想法。这一想法在当时非常大胆，除了陶瓷成型的问题，设计中最难的部分是如何达到音乐厅的音响要求。恰好那时韩国汉阳大学的权正龙教授提供了相关理论和实验数据，于是我便接受了这个挑战。陶瓷与音乐厅的结合在国际上也属首次，难度极大，制作过程异常艰辛，光陶泥材料前后就用了100多吨，烧坏的陶瓷部件更是不计其数，每天光搬“瓷砖”我都要磨坏一双手套。但是我完全投入了进去，因为我感到这是一件对陶瓷艺术的传承发扬极其有意义的事情。这一创作竣工完成后，我与权教授还共同参加了在韩国济州岛举办的每年一次音响方面的国际学术会议，共同发表了有关陶瓷材料音乐厅的报告，引起了很大反响。后来，这个音乐厅被韩国人称为“陶瓷宫殿”，并且拍摄了一部纪录片《陶瓷未来》，将麦粒音乐厅作为一个重要案例放在其中进行了深入探讨。

这次创作之后，我还给韩国济州岛的肯辛顿大酒店创作过面积近300平方米、由无数高低起伏的陶瓷花朵组成的大型陶瓷壁画《生命之绽放》，等等。在中国，在上海的国际酒店、机场、医院，还有北京的地铁里也开始出现了我“为大众而做”的陶瓷艺术。我想以艺术营造的空间为我们的城市、人民服务，给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带来幸福感。比如2019年我为北京地铁8号线海户屯站创作的长18米的大型陶瓷壁画《万马奔腾》，在创作技法上我采用了宋代的红绿彩技艺，但对传统工艺中色彩的表现又进行了新的提炼与表达，以新的艺术形式使传统艺术跟当代生活空间进行了一次有机结合。我希望壁画中这些热情奔放、充满生机的奔腾骏马能代替我们艺术工作者，为每天穿梭于地铁中的普通人带来激励，为他们带来审美的快乐与生活的信心。

记 者：上个月，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办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陶瓷作为中国文化产业最重要的文化标识之一，在今天国际文明的交流互鉴中起着重要作用。作为从景德镇走向世界的艺术家、中国文化产业协会副会长，您认为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用中国瓷讲好当代的中国故事？

朱乐耕：习近平总书记的此次景德镇之行，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国家对陶瓷艺术、产业的高度重视。作为陶瓷艺术工作者，我们要感谢时代，因为正是改革开放，正是文化、文明的交流互鉴才给我们今天的艺术家带来了很多机遇。人类文明的发展在历史上就需要文化的交流、融合。比如我们唐代就闻名名世界的“长沙窑”，当时就出口世界各地，出口量最大，很受欢迎。在“长沙窑”产出的陶瓷里，有许多就使用了国外纹样，展现了当时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与审美。匠人们把这些元素引入中国的瓷器制作，再出口销往各地，体现了文化交融的自觉。还有我们元代的“青花”，当时也销往伊斯坦布尔等伊斯兰国家，产品中同样融入了当地的风格，包括他们的一些装饰方法、壁毯花样等。再如清代的“粉彩”，又叫“洋彩”，就是因为使用的原料是国外的，同样，“珐琅彩”的原料也出自国外，可见文明交流有着悠久历史。今天，我们讨论艺术的“现代性”，而“现代性”正是需要融合当今世界多样的文化因素的，可以说，这一点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

另一方面，几十年来，从“85新潮”到全球化，从中国绘画到中国陶瓷，我们今天已有很多创作都做到了“国际化”，却没有找到自己的民族语言。我觉得这是我们在今天需要重新思考、认识的。全球化为我们认识世界提供了新的全球视角，与此同时，民族化、地方性反而变得更加重要。我所希望追求的，是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派生出来的，属于新的时代的艺术样式。它是传统艺术在当代的转型，是我们在国际化的表达里更充分地去表现我们自己的、传统的、本土化语言的当代艺术。有很多有志之士已经在做这样的探讨，并且做得很好，使他们的作品既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

说到艺术观念的形成，本身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的发掘，但要以新的高度、新的视野去进行。二是对整个世界变化的关注，包括对新的艺术理论、新的观念的产生、流动等，都要去了解，这既包括对纯粹的形而上观念的研究，也包括对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形而下的具体目标的实践。以陶瓷艺术而言，在整个大的题目下又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进入生活的陶瓷产品、跟产业有关的设计，也包括一些“概念”设计；另一类则是观念性的陶瓷艺术创作，是纯粹的观念表达，是自由抒发的“陶艺”。未来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在这两个方向的继续探索都是极其必要的。其中，与生活有关的设计要研究我们现下的生活方式，同时还要实现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实现对我们文化气韵的艺术表达。全球化时代，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因全球商品的购买、流通而发生着改变，所以中国的艺术家就更要把优秀的传统文化继承发展起来。在对现代艺术观念、现代材料、现代生活的探索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同时，我们的民族文化博大精深，但有很多方面现在也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理解，缺少专家和艺术工作者去研究发现。我们既要从传统里面汲取营养，又要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市场需求加强研究，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和时代文化的结合，而这种指向也是我们当代美学追求的方向。我们的工艺美术应该在这个时代实现一个更好的转型，我们的陶瓷艺术也要更进一步地走出去、请进来，以新的观念表达与世界对话。“一带一路”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它打破了狭窄的地域文化的圈子，也让我们更加认识到，民族文化是我们不能离开的土壤。今年，我有一个国家艺术基金支持的项目专门研究宋代红绿彩。红绿彩是陶瓷彩绘的源头，它在宋金时期就开创了陶瓷彩绘的先河，但是这么优秀的传统文化却没有人系统研究整理，所以我在着手为红绿彩编写教材，开展“抢救性”的人才培养工程。像这样还空缺的研究在民间艺术领域还有很多，我会一直探索下去。因为对陶瓷艺术的探索对我来说就是最快乐的事情。就像我曾说过的，我是喜欢做梦的人，我有一个中国梦，它就是“陶瓷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