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要：程多宝在作品中结合独特的军旅生命体验，积极摄取乡村、营盘、战争、职场等多维度的生活素材，用以小见大的平凡现实故事真实记录了边防军人、退役军人、军嫂、普通百姓等个体形象，挖掘出了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驳杂而丰富的生命体验。在军旅作品中，程多宝融入了当代军人对战友、营盘和国家深沉的感情和对社会现实的深入思考；在家庭伦理叙事的作品中，程多宝深入剖析了城市与农村两种不同的家庭伦理结构，呈现出了他对当代城乡家庭结构中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新困境的思考；在乡土叙事中，他冷静地批判了乡土现代化进程给乡民带来的文化冲突、价值观的混乱和情感的异化，从而传达出军人知识分子在多重异质文化的冲突之下对乡土的深切关怀和对传承本民族文化的自觉思考。

关键词：军旅叙事；家庭伦理；乡土叙事；人性

近年来，安徽作家程多宝笔耕不辍，已在《解放军文艺》《北京文学》等70余家纯文学刊物发表了百余部中短篇小说，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海外文摘》《鄂尔多斯·小说精选》等转载。结合独特的军旅生命体验，程多宝在作品中积极摄取乡村、营盘、战争、职场等多维度的生活素材，用以小见大的平凡故事涵盖了战争历史、军人伦理、婚姻情感与普通日常，并在故事中真实记录了这些多重人物的个体形象因不同的生命体验而呈现出的“人性”异变，呈现其独特而纯熟的审美魅力与艺术个性。

一 历史记忆与个人经验交融的军旅叙事

程多宝的作品无论是在营盘小说的叙事、军人形象的塑造、历史战争的回忆以及普通社会的刻画上，都有多年的军营生活体验对他思想境界磨砺的痕迹，体现出了当代军人对国家、对军旅生活和战友的强烈而深沉的感情以及对现实的独特性感悟和批判性思考。这是作家一直以来坚持对历史、现实、人生和命运的写作精神。学者傅逸尘指出：“回归文学对象的生命伦理和生活本体，重视日常生活经验的表达，观照军人的个人命运和个体经验，反拨了长久以来‘政治话语’对军旅文学的规训和异化，军旅作家获得了新的更加丰厚的精神资源和宽广的观察、认识生活的角度，以及新的叙事方向和动力，得以在历史、战争和现实广阔的层面，探寻军人这一特殊群体的人性与精神的既特殊又普通的存在。”[①]程多宝就是这样一位有着强烈军旅情怀和时代担当的作家。在多种题材的小说创作中，军旅经验和营盘生活的军人故事是他众多作品的亮色。他的小说中，独特的军人生涯对这些军人形象在军营、转业后职场、家庭婚姻伦理等精神追求和道德规范等方面均有与普通人不同的影响。因此，程多宝的军旅小说既有对历史战争的回忆、有对和平年代下营盘生活日常的彰显，也有现代视角下对战争的重新审视。

程多宝的军旅作品具有很强的纪实性和传奇性特点。1999-2003年期间，程多宝担任150万字长篇纪实《二野劲旅》的采写组长。在创作期间，他带领团队抢救性地采访了数百名自1955年授衔少校以上的开国元勋，他还亲自考察采访参加过战争的战士……这些经历为他在小说中原汁原味地呈现战争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英雄辈出》《江流天地外》《或许，你还没有看过日出》《宣城往事》《啊，延安》等描写战争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均是作者取材于现实生活的具体实践。在这一系列战争叙事作品中，程多宝重视在时代大背景之下的普通战士的精神境界，运用极强的叙事技巧增加了战争故事的传奇特点。程多宝在小说的叙事中打破了线性的时间逻辑，以单个的人物视角来整合人物和事件。整个故事叙事节奏从容又紧凑，将历史印记逐渐渗透到小说故事的每一个细节，从而更为凸显出对“人”的强烈关注，具有很强的思想深度和文学意味。中篇小说《江流天地外》用宝佳、胡金枝、福安、有常、童花、程胜利这六个人的视角分别描写了抗美援朝时期钢八班的8位普通战士为了掩护主力军转移而全部牺牲的故事。小说故事由几个固定的人物贯穿其中，每个人站在自己的角度分别讲述自己看到的故事和隐藏在自己心中的秘密。小说巧妙地使用了浦安迪《中国叙事学》中提出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缀段性叙事”叙事模式。有意思的是作者还在小说中不断制造悬念，如用“水壶”的秘密反复在整部小说中贯穿，直到最后在多个人物的层层叙述里才将有关水壶的秘密呈现出来：原来水壶里面不但承载着钢八班不是逃兵的证明信，还有战士们在临死之前为自己的亲人留下的“衣冠冢”。中篇小说《或许，你还没有看过日出》讲述了抗美援朝这段独特的历史故事。作者充分考证了历史史实之后，把人的真实情感嵌入进去，让文学作品有了更强的代入感与真实感：恶劣的天气、血腥的场面没有使他们退缩，却更加坚定了他们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的信念，从而将带有英雄主义的个体的“人”在艰苦岁月里的强大精神力量充分展现出来。短篇小说《我不知道你是谁》讲述了参加过抗战的马群司令通过一封信回想起的有关“小李子”的故事。抗战时期，马司令受伤，士兵李孝仁汇报说他们家是祖传医家，有一种最拿手的药方，对治疗肠道创伤很有疗效。马司令听后随即命令他回家乡取药。可惜天公不作美，李孝仁在归队途中因拉肚子没有按时归队而被误认为是“开小差”，成了人人唾弃的逃兵“李小人”。这件事让李孝仁一生都备受折磨，至死都对马司令心怀愧疚。作者从李孝仁身上展现出了一位普通战士的善良、真诚与担当。在有关战争叙事的小说中，程多宝用民间化的叙述语言和个人化的叙述视角，更多地聚焦于军人的情感生活，形象地刻画了具有英雄性与平凡性的军人形象，表达着他对战争与生命的体察与反思。中篇小说《啊，延安》讲述了一位名叫“月娥”的军统女特务以女学生身份潜入延安。在延安期间，月娥被抗日浪潮所感染，她逐渐意识到只有延安才是未来中国的希望。因此，月娥最后毅然绝然地与旧身份决裂，隐姓埋名之后成为了一名抗日战士。小说中“月娥”摒弃了阶级立场，将“月娥”身上体现出来的真实又朴素的英雄主义呈现了出来。

在以和平时期营盘生活为创作题材的军事小说中，程多宝展现出了军营生活的日常化原始风貌，将和平年代下普通人物的生命过程和人生经验彰显出来，传达出了创作主体在纷繁变换发展的时代里的细微感受和整体认知。在描写营盘生活的时候，他笔下的军人形象取材广阔，将军人还原到日常生活中，通过深入到他们内心的隐秘空间，充分展现这一群体的独特性。同时，他把叙事视角由外部客观世界推向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更加注重对人性、人心、人的价值的挖掘。《潮汐·雾霭》因公牺牲的海军士官大陈和军嫂李萍、《红房子》里边防兵陈德宝对九里山下红房子的怀念之性、《等着我》里退伍老兵之间感人至深的战友之情……这些都是作者以现实生活为支撑，从个人的角度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细节和生命本真的探寻以及对历史与人性的深刻反思。与此同时，程多宝擅于从边缘人身上挖掘朴实感人的内心世界与人性之美，坚持以“生活化”的方式描绘出人物的美丽心灵。短篇小说《再见，香雪》里，程多宝用深情的笔调讲述了在乌苏里江南岸几乎是中国疆土最北端最凛冽的一个哨所里，一名卸甲归田的退役老兵与他一起奉献青春守望哨所的军犬之间感人至深的故事。小说开篇，程多宝并未将这只名叫“香雪”的军犬呈现给读者，而是用拟人手法把香雪作为一个恋人对象展现，直至尾声才有这样的一段：“钢五连自打驻守边境以来，继承着这样一个优秀传统：对于表现突出的训犬员，有资格给一条新入伍的爱犬命名。对于训犬员的一生来说，这绝对是一个不亚于军功章的奖励等级。”[②]小说中那位普通的边防训犬兵秦超，现实生活中被自己的现女友香雪抛弃，又要退伍离开他心爱的军犬香雪。一声“再见！香雪”的呼唤，包含了边防战士的艰辛与无奈，也体现出战士们为了守护祖国的边疆而无私奉献自己的青春和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在对普通军人的生活状态的近乎白描中，程多宝善于捕捉个人化的生命体验，聚焦于普通士兵的生存感受，塑造了身着军装但有着跟普通人同样的烦恼与困惑的军人，表达了作者对基层军营小人物的深切关怀，为读者展现了营盘中的战士们不为人知的一面。《月光童谣》讲述了在一个美丽的中秋夜晚，年轻的士兵们因为一时冲动，不顾组织与纪律，翻墙到山上欣赏月色，探讨人生的希望和未来。然而这些美好很快被发现，最后士官“老高”独自承担所有的过错。多年后已经离开营盘的老兵们再次相聚而谈论起此事的时候，却再也联系不上“老高”。他们当年因躁动、懦弱而留下来的悔恨也成为了一生的遗憾。

总之，程多宝努力创作了“历史记忆”与“个人经验”相结合的军旅题材作品，并在作品中向读者多维度地呈现出了在个体命运与时代命运交织之下永不褪色的英雄精神，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

二 家庭伦理叙事：父母与子女的新困境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在整个社会伦理中，家庭伦理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家庭个体所具有的知识结构、情感结构以及认知结构都会受其影响，家庭教育更是整个社会家庭所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程多宝擅于将自身的文学目光聚焦于当代家庭教育的伦理叙事之中。他在作品中呈现出了城市与农村两种不同的家庭伦理结构，展现出了在当代城乡家庭结构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家庭伦理新困境。

小说《不是朱鹗，也不是朱鹮》成功塑造了95后女主人公朱莺的命运故事。在这部小说中，朱莺天资聪慧、家境殷实，一度也曾是学霸，然而却因为父母朱银根、胡素梅动辄以爱的名义，对女儿的未来人生进行着一场自以为是的全方位的设计与规划。这种博弈式的冲突、绞杀，看似温情如水，实则冰冷绝情——甚至使的全是暗劲，于无声处刀光剑影，严重阻碍了她对人生理想的追寻。作家徐小斌曾说：“母女说到底是一对自我相关自我复制的矛盾体，在生存与死亡的严峻现实面前，她们其实有一种自己无意识的相互仇视”。“‘母爱’可以摧毁女儿青春、心智与爱情，因为‘永恒的母亲’已经成为正确的象征，在彻底毁掉女儿之后在公众面前赢得掌声，因为她的原意是要使女儿成为一个‘正常人’，这的确是一种滴着血的残酷，还在于，她表面上是以‘女儿’的幸福为前提的。”小说中，朱莺最终过上了父母认可的“小富即安”的生活。但是相反，家境远不如她的老同学马道远，却在高考后一飞冲天，成为了自己羡慕的人。这种对比下的差距，让成为“温水青蛙”的朱莺开始陷入人生的深度思考之中。诚如作者所言，这或许就是金字塔基阶层芸芸众生们的人生日常。小说结尾用象征的手法，将贯穿全文的那幅名为“不是朱鹗，也不是朱鹮”的画作，形象地通过似梦非梦的形式展现出来。《不是朱鹗，也不是朱鹮》成功展示了新时代的“娜拉出走”的困境与反思。“主人公更大的悲痛却是苦自心生。对于这样一个终不得志的小人物，作家静观呈现的同时，却没有丝毫地反讽，而是处处赋予了缝补精神忧伤的一种温情。”[③]小说结尾是有些悲凉，但对当下人们的教育观有着更为深刻而有力的警醒作用。

在写到乡村母与子的家庭伦理关系时，程多宝用看似轻松实则厚重的笔调对人心和人性展开细致入微的勘察，运用独具韵味的意象来不断增强小说作品的悲情意味。中篇小说《今夜有雨，或雨夹雪》讲述了主人公黄海军让母亲不得不变成“婶婶”的故事。主人公黄海军父亲早逝，跟着母亲生活在偏远的北方山村，后考入大学来到南方A城，并与师妹柳莺有了爱情。只是女友嫌弃他的出身，以及他的乡下母亲。后来，黄海军与家庭条件好且同样看不起乡下人的章书萍恋爱。为了能够成全儿子，黄海军母亲冬英痛下决心，要求儿子改口称自己为婶婶，直到黄海军成功入赘章书萍家。小说写道：“一晃到了谈婚论嫁的当口，冬英要做的，就是全力凑钱，要是自己的血能卖上价，估计她也会毫不犹豫撸起袖子。”[④]可怜天下父母心，作家程多宝用这种真情的描写，道出了多少父母为了孩子不惜牺牲一切的无言之爱。然而，小说故事的精彩远不止如此：当母亲冬英作为黄海军的家人，以婶婶身份参加儿子婚礼的时候，小说写出了奢华的城市、热闹的婚礼都与没有见过世面、穿着打扮土气的冬英形成了鲜明对比，直到最后婚礼的改口环节，当黄海军叫了声“婶——娘”，“冬英突地一下捂住了脸，那只盛了半杯红酒的高脚玻璃杯从手里滑落。”[⑤]冬英在偏远而寒冷的北方，每日盼着黄海军回家，但又怕被章书萍发现，这种为难的心情真实道出了底层为人母亲的不易。小说中理性而冷静的故事细节的叙述，表达出了程多宝作为一名写作者的文化批判，体现出了他敏锐的思想深度和高超的叙事技巧。

与此同时，程多宝还展现了普通人家在家庭教育方面思考。短篇小说《城市中流行一种痛》讲述了同为办公室的大梅与二梅在职场、生活、家庭教育尤其是儿女培养等方面明争暗斗的故事。小说中，二梅虽然不如大梅是科班出身，但凭借着背后的权利关系，一步步成功走到大梅之上，加之二梅的儿子考取的高中又比大梅儿子好，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一直处处得意、处处高调。面对这种无形的“挑衅”，大梅则表现出了平淡与温顺的“佛系”态度。在小说的最后，作者用两个人在火车站送孩子上大学的偶遇场景，让一直高高在上的二梅败下了阵脚：大梅的儿子高考考出了优异的成绩，远远超越了二梅，二梅却要为儿子的未来在金钱和精力上进行大的花费。在小说的结尾，作者笔锋一转，写出了大梅多年来一直被压抑的内心：“大梅心里有了些乐：人呐，算来算去，到头来莫不是算了自己……”[⑥]大梅看起来“淡泊名利”，只是早被现实中可怕的竞争所束缚，大梅原来多年的压抑其实是一直憋着一口恶气，她已然避免不了庸俗的攀比。《城市中流行一种痛》其实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病，大梅二梅都深陷其中。作者用二梅这样一个“显性”的人物揭露了社会职场的不公以及人性中的狡猾、强势，又用大梅这样一个“隐性”的人物，表现了现实生活中人性的虚伪与无奈。大梅二梅的表现都是社会扭曲异化的体现，只可惜像她们这样的很多普通人往往深陷其中而不自知。

谢有顺曾说：“一个对人与事物心中有爱、对未知的世界抱着好奇、对生命的衰退怀有伤感、对灵魂的寂灭充满疼痛的作家，才堪称是面对人心、背负精神重担的作家。”[⑦]在程多宝多样化的文字后面，是他作为一名当代军人对家庭教育的审视，从而展现人性的善恶与残酷。他的小说直抵人性深处，让人深刻思考。

三 新乡土叙事：“异变”的乡村与“未变”的乡情

现代化的进程让很多乡村出现了文化的冲突、价值的混乱、情感的异化。离开土地又返回土地的农民在现代化的熏染之下，打破了自身淳朴的乡情，疯狂追求物质欲望，不但给自我精神带来创伤，也将乡土逐渐推向了“异变”之中。程多宝在批评现代化带给农村的众多社会问题的时候，冷静地批判了乡土“变异”中人性的“异化”，传达出了在异质文化的冲突之下知识分子在维护和传承本民族文化的自觉思考，也呈现出他对土地的深切关怀。

程多宝在乡土题材的作品中着重表现了物质经济的改变给乡村带来精神与心灵的“异化”。农民由于分工的不同只能在进城务工中用出卖劳动力获得物质回报，这种方式让农民处在了双重羁绊下。他们顶着“城市边缘人”的身份，在回乡之后也把城市中对金钱物质的崇拜和被资本“异化”的人性带回乡村，于是稳定和谐的乡村世界逐渐被金钱物质所取代，乡民的道德也逐渐滑坡。程多宝正是看到了这样普遍存在的现象，才进行文化批判，表现出他对重塑乡村道德的殷切希望。短篇小说《我们新疆好地方啊》，作者用夏（1979年）、秋（1985年）、冬（2000年）、春（2015年）的方式，讲述了早年当兵新疆的国子，数次探亲回故乡稻堆山的故事。小说跨越了主人公国子近四十年的人生历程，在不同的时间段，国子探亲时的场景以及村民心境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的不同变化。早在1979年的时候，小说中写道：“每次听信上说国子要探家，就有人往村口那端张望了，等到国子身影一转过山口，整个村子如同被人用硬柴架在屁股底下，早就烧得似锅开水似地沸腾开了。”[⑧]那个年代对于乡亲来说，新疆是一个神奇又神圣的地方。国子在几十年的回乡探亲过程中，经历了结婚生子、亲人离世等事端，到了2000年的时候，小说写道：“冬天回来的国子夫妇，没有像以前那样的大包小包。这些年下来，稻堆山变了样，以前只要是吃食，什么都金贵，何况国子带回来的还是新疆特产。现在的超市村上就开了好几家，只要有钞票，全国各地的特产也能买到。”[⑨]市场经济的涌入，让村民们获得物质满足，但也丢失了曾经珍贵的乡情与淳朴人性。小说中写到了很多年轻女子去城里打工，“白天死睡，晚上才出来服务，年年带回来的票子厚得很，哪家只要有这样的女孩在那边打工，三五年里竖一幢楼，似乎很轻松的事。”[⑩]城市生活的繁荣带给了乡村“异化”，这些女子可能再也不会有当年梅子在《我们新疆好地方》的歌曲里扭起来的淳朴之美。尤其是国子回乡后，国子的老婆小玉与乡亲们打麻将，小玉“打一场、输一场，香妹她们也不讲情面，赢钱就往怀里扒，还把以前欠账未还的那些事早就忘了。”[11]早些年村民之间的淳朴真挚的感情，却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下消失殆尽。满怀着故土思乡之情的国子想要在故乡买宅基地建造房子的愿望也泡汤了。面对这种情景，国子只能自我感叹道：“老家黄土不留人，咱还是回新疆吧。咱们新疆好地方啊……”[12]对于国子而言，新疆似乎成了一直未变的净土，国子在新疆也从他乡人变成了故乡人。然而这种情形并非国子自己选择，而是被迫选择。改革开放让乡村富裕的同时，也让乡村精神风貌“异化”，丢失了传统的优良淳朴的品质。

程多宝小说中在批判这种乡村“异变”的同时，还用人道主义情怀赞美了依然存在于同时代底层民众中淳朴的乡村精神。短篇小说《山这边 山那边》讲述了自小与“我”关系很好的同代人小马的故事。小马从小生活在悲惨世界，父亲早逝，母亲疯癫，小妹被人贩子拐走，大妹年少被继父糟蹋，直到中年小马成为了得了重病的光棍。小马至死都是在说一句话：“就是说破天，老子做鬼也不信你们。”[13]面对残酷的现实，小马的安全感极度缺失，他这一生受到了太多伤害，但是他的那种敢于与命运抗争的精神，或许成为了他生命里的最耀眼的光亮。在乡土小说叙事语言的处理上，程多宝努力追求真诚质朴又唯美的语言艺术风格，展现出纯熟生动、相得益彰、张弛有度的风貌，这让他的文本又具有了丰富的艺术表现力与审美能力。短篇小说《花事》，用温情而诗意的笔调描写了一位爱花懂花又美丽如花的军嫂林美凤的故事，将纯洁的感情寄托于美丽花事，支撑起自己多年的孤灯独影。这篇梦幻如诗的唯美小说，承载着作者对生命至纯情感的自然之美的浪漫想象，体现出作者在创作手法上对写实性与浪漫主义的有机结合，使小说具有深沉的感染力和鲜明的美学风格。

沈从文曾说：“真美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从作品中接触另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发，对人生或生命能做更深一层的理解。”[14]在程多宝有关乡土题材的小说中，无论是对现实乡土的客观描摹还是对乡村巨变的重新审视，都表达出了作者对社会现实及生命价值的深切关怀。在描写乡村的时候，程多宝注重对小说中小人物命运起伏的刻画，让小人物用人性之善抵抗人性之恶，用受辱等方式来消解苦难，继而完成自我救赎。因此，程多宝在乡土小说中呈现了一大批来自城市的物质盘剥和精神歧视却依然对城市怀有真挚情感的农民。中篇小说《北京，你好》在香港回归、普天同庆的大背景下，讲述了普通人对北京的憧憬和热爱之情，而这种热爱却与北京当时实行的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收容管理制度形成鲜明对比。主人公“我”是一名驻扎在余州市的大山洼子里的军人，接到了老家哥哥的请求电话，去余州市“五·七”干校看守所捞人。“我”经历了各种麻烦，终于花钱将李年吉“捞”了出来。原来李年吉本是打算去北京打工，怀着对北京的美好向往，他衣着破旧赶到了天安门，恰好碰到升国旗仪式，却被警察当作无业游民，罚款无果，最后遣送到了余州市“五·七”干校。同样，同村打工的小牛也因香港回归、工地放假的时候，去天安门遭到了同样不公平待遇。作者在补记中写道：“那个寥寥十二条/区区六百字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在长达20多年的实施过程中，似乎伤害了无数个李年吉、郭小牛们的情感。”[15]中篇小说《北京，你好》以普通人对北京的崇敬之情为线索，欢乐场景与残酷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小说的最后，作者写到了很多年之后，当李年吉与郭小牛年老的时候，他们依然深情歌唱着早已不再流行的《我爱北京天安门》。他们尽管曾经遭受到过不公平的伤害，但他们对于北京深切而朴素的情感依然没有改变。在善与恶的抉择中，他们选择了原谅和相信。这也许就是普通小人物最平凡又普通的精神信仰：原谅并承担一切。

对作家来讲，能够将普通人生通过艺术形式展现已属不易，但优秀作品是则通过多种艺术审美手法展现普通人在现实困顿中人性顽强挣扎的精神属性。希望程多宝在今后的文学创作中，不断提升小说的整体气象格局，通过深入挖掘人物独特的生活轨迹，反映社会复杂的人性，并在此基础上展现其小说独特的哲学审美深意。

参考文献：

[①]傅逸尘：《“新生代”军旅小说整体观》，《南方文坛》2013年第4期。

[②]程多宝：《再见，香雪》，《小说月报·大字版》2020年3期，第125页。

[③]王祥夫：《其实，鸟的颜色莫辨》，《小说林》2021年3期，第24页。

[④]程多宝：《今夜有雨，或雨夹雪》，《南方文学》2021年2期，第10页，

[⑤]程多宝：《今夜有雨，或雨夹雪》，《南方文学》2021年2期，第15页。

[⑥]程多宝：《城市中流行一种痛》，《星火》2020年6期，第54页。

[⑦]谢有顺：《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页。

[⑧]程多宝：《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当代小说》2016年第6期，第25页。

[⑨]程多宝：《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当代小说》2016年第6期，第29页。

[⑩]程多宝：《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当代小说》2016年第6期，第29页。

[11]程多宝：《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当代小说》2016年第6期，第30页。

[12]程多宝：《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当代小说》2016年第6期，第30页。

[13]程多宝：《山这边山那边》，《湖南文学》2021年第9期，第81页。

[14]沈从文：《小说的作者与读者》，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第8页

[15]程多宝：《北京，你好》，《延安文学》2016年第5期，第25页。

【作者：孙亚儒（山东体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