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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解构中建筑,以及滔滔不绝的“喧哗”
来源:《作品》 | 李浩   2023年11月29日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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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记》《复仇记》《结婚记》《远游记》《照相记》,第一次如此集中而“丰腴”地阅读杜峤的小说,它甚至让我欲罢不能,甚至让我在读完了这些作品之后还想再阅读多一些他的作品,我试图知道年轻的杜峤是否还有另外的面目,试图知道还有怎样的花样能在他的手中变出……在与主持人塞壬的微信中我说,可以肯定,杜峤是个值得特别期待的好苗子,而塞壬也呈现了更为明显的得意和“发现的快乐”,她甚至期待年轻的杜峤“能爆”,变成迅速被注意到的强光——说实话,我也怀有这样的期望,我觉得,杜峤值得被注意,在他的写作中已经呈现了异样的、难得的品质,尤其是那种自觉的现代性(其实更多是后现代的)意趣。在中国当下的小说写作中,包括被我们看好的那些青年才俊中,能有如此强烈、自觉的现代性意趣的作家屈指可数,而一些原本具有前瞻性、发现感的先锋小说家们也步步后退,“似乎,我们不再打开一个未知的、崭新的、更具思考力的世界,而是圆润固执地围绕着已知不断地写下。所谓小说的死亡并不是它不再被生产,而是,它不再提供新的东西,不再呈现探索和冒险的任何可能”。我承认自己对当下的文学写作小有失望,这个失望更多体现于我们的当下写作脱离着前沿性的人类发现,与已有的人类思想成果并不匹配。是的,我们的小说技术日臻完善,我们在局部的呈现上也完全可以与“世界文学”中的精品相提并论,可是,那种精神上的现代性,那种对人生、精神、世界的现代认知(包括对荒诞的戏谑成分)却显得贫乏孱弱,而且越来越是一种普遍趋向。

在这点上,年轻的杜峤恰属“逆势”。他小说中所具有的,在我看来是那样地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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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峤的小说有一种明显的喧哗感,他滔滔不绝,将自己言说的声调扩大了分贝,并传导至每个段落、每段故事和对它的言说之中。可以说,他在小说中并不掩盖叙述者的存在,而是让他向前,让他成为小说的主体,而故事和故事讲述则退居于背景的位置,是种遮蔽的状态……我相信杜峤应当清楚他的这一选择会让习惯于传统故事讲述的阅读者感觉不适,因为他们更愿意看到故事的清晰性,更愿意让故事的前行带动自己的情绪——我不以为这些阅读者的诉求是不合理的、非理性的或者滞后的,不,我不会因为出于对杜峤选择的理解而简单地否认另外一方,我需要承认,他们的诉求具有合理性——清楚那些阅读者的不适而依然做出反向的调整,当然是种可贵的勇气,更重要的是它要在这个选择中强化自己的合理性,并将这种合理性与艺术性、思想性巧妙融合。他是如何做到这种融合的容我在后面的文字中再做阐释,在这里,我先指认他的所做,他的呈现:

与这种喧哗感匹配,杜峤的小说还具有一种超强洇漫的“繁殖力”,似乎只要将一个因子、一个由头交到杜峤的手中,他就会让它们飞速繁殖,由一根树枝繁殖出无数根树枝,每一根树枝上都有它层性的繁茂、厚重的叶片以及累累果实……这种繁殖力一方面增强了小说的意味感,另一方面增强了它的生活在场感,而又形成不断的“凝滞”——小说中的每一个段落都处在“未完成”的繁殖之中,它构成一种向心式围绕,尽管这种围绕相对松散。小说的“凝滞”也是杜峤这些小说的统一特点,我们可以看到在杜峤的小说中,无论是《白马记》《复仇记》,还是《结婚记》《远游记》,故事行进都是缓慢的,而且有时还会呈现为“虚线”,被其超强洇漫的“繁殖力”和滔滔不绝的言说所遮盖——即使在有着足够篇幅的《远游记》中,它属于“故事”的成分也是相对小的、少的,以及被弱化的:如果我们采取简述的方式,杜峤小说中的故事部分几乎三言两语便能概括完成,只是这一方式破坏力巨大,是塌陷式的。杜峤意不在此,然而——是的,下面我想我要谈及杜峤选择上的可能想法以及巧妙融合了,说实话,杜峤的文本尝试和完成度是让我惊艳的一个所在,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时常会为他“提心吊胆”,生怕他选择了一个非常有新意和突变的方式但匮乏合适的技艺支撑,而使小说失衡,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好在,杜峤有良好的技艺能力。好在,杜峤在写作的过程中对可能的缺陷进行了弥补。下面,我要谈及他为自己的实践性选择做出的调整了。

故事是小的、少的、弱的,但它在小说中依然占有“核心”,是它最重的牵引力量:别小瞧这一点儿,正是它,让叙述者的滔滔不绝以及情节细节的超强繁殖都有一个暗暗的向心,不至于散落。也正是这居于核心的故事性,使小说的结尾变成一个有效的“收口”,意味着会继续荡漾但故事的力量会被衬托出来,完整性也便得到有效的建立。也正是因为这个占有核心并悄悄建立起围绕感的故事,让所有延宕着的言说有一个收拢,并呈现一定的清晰度(必须承认,清晰并不是杜峤小说的诉求,他更愿意建立增殖性的模糊,让小说变成“只有小说才能言说”的东西,我所说的清晰度只限于故事性的部分)——这也是具有散文化倾向的杜峤的小说区别于散文的要点之一。我们看到,杜峤有意的叙述者声音强调也是某种“整合”的力量之一,除了故事的整合他还加强了叙述者“我”在讲述中的能动,并形成笼罩。小说中,“我”的滔滔不绝似乎在阻碍故事的前行,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总是由一个支点不断外拓,但杜峤始终注意着它们的向度和延展程度,悄然地为它建立了收拢的力量。而且,“我”在小说中的始终在场也使小说由“我在讲述一个故事”转换为“我在审视和反思一个故事”,他强化了思考的智趣同时强化了知识的和生活的多重智趣,并将它们有效结合起来——这并不是杜峤的发明但他在“拿来”的过程中做得足够好,并且建立了自己的特色。我还要提及的是杜峤的语言魅力,它喧哗,自如,枝蔓丛生而又知识丰富,善于从“无事生非”中建立起美妙和滋味,同时又始终消解,兴致勃勃地自我否认……我在阅读他的小说的时候始终有种愉悦,哪怕它刚刚言说的部分恰在“离题”,已经遮蔽了故事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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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峤善于运用“解构”的力量,他将“不会轻易认同”发挥到几乎极致,那些旧有的“坚固之物”在他那里经受着摧毁、抽离、调侃、无视,无论这些“坚固之物”是以多么正当、庄严、美好和恳切的面目出现:在《白马记》中如此,在《复仇记》中如此,在《结婚记》中同样如此。强调解构性是现代思潮尤其是后现代思潮的一个普遍共识,它们有意证其虚证其伪,有意在华丽的袍子下面发现蠕动的虱子,有意在理教的旧文字背后读到“吃人”,有意向我们指认:我们被一种眩目的诱惑吸引纷然奔去,然后当标志着“天堂”的大门在我们背后关闭时,我们才恍然地意识到其实是在地狱里……在这里,我以为杜峤的写作有着类似的秉承,他不信任那种不经审视的假定正义,而是愿意以一种游戏的、拆解的、戏谑和调侃的方式使其松动,显露其荒芜与可笑的一面。《白马记》,他解构着白马和它所代指的象征,解构着艺术,也解构着爱情和本应基于此的婚姻,甚至也解构了欲望和“不随世界腐朽”;《复仇记》,它试图解构的部分有:朝圣;诗人和诗歌;理想;冒险;月球和抚仙湖;生活;记忆;父女之情;等等等等。就连“复仇”这个词也在解构的行列之中,你无法也不应期待这里的情感疏离会演化为弑父或弑父情结,被称为匕首的部分其实是“真相”,而真相大抵是消解莫名幻想和一叶障目的有效药剂……在《复仇记》中,复仇这个词被高高地举起并注入着力量,然而到最后一节,它被轻轻地放下,仿佛经历了解构之后这个被剥开的洋葱内心只有空无,平静消失。我们在《照相记》和《结婚记》中看到他对《红楼梦》的解构,知识的解构,在《远游记》中读到他对“远方”和逃离的解构,以及……杜峤善于运用“解构”的力量,这已然是一种态度,甚至是一种标识,然而我也必须指认在杜峤的解构之中有“与众不同”,与以往旧有的后现代方式不同:在多数的现代、后现代文本中,解构是深入而自觉的认知力量,他们在完成解构的过程中往往冷峻、“沉稳”而锋利,有一种解剖性的快感,被解剖之物处于“对立面”,这时对它的摧毁和调侃或多或少会带有些讽喻性的欢乐气息;而在杜峤的解构中,我们会发现他竟然添加着摆荡和悲悯,被解构之物并非对立而且其中贮含了可怜。在他这里,被解构之物并不强大,他笔下的那个父亲远不是卡夫卡要面对的父亲,父亲和他所象征的更多是“扶不起”,是“生活竟然比我以为的更为不堪”的精神困局——尽管杜峤的文字表面保持着传统性的漠然。

也就是说,杜峤的解构包含了他的个人认知,“解构”不再是那个被咀嚼得毫无味道的口香糖而是他所提供的新品,他用自己的想法和实践为这个词部分地拓展了外延,变更了部分的词意。旧有的解构方式更强调摧毁,部分地也就止于指认:不过如此,其实只是如此,别听他的;而杜峤则在解构中试图建立某种的整合,试图在摧毁的过程中重新拾起某些令人唏嘘的遗存——这其中,暗含的是:如果它能真的存在,保持住它的真实,多好。是的,在杜峤的解构中浅浅地包含有建构的种子,只是它是弱的,更弱的。在我看来,杜峤小说中悄然保留的叙事围绕和故事的核心性也是建构的部分,虽然他采取的是与传统现实主义风格截然不同的面目……杜峤的解构包含了些许的与时俱进,以及与自己的真切认知的深度匹配。在这点上,他的个人独立性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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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消解,对意义、崇高和大词的消解。互文。改写。游戏。碎片方式。荒诞。调侃和自嘲。反讽。意识流,以及无意义话语的有意植入。对“中心”的摧毁。魔幻和幻觉,现实和非现实的“混搭”……可以说,所有属于“后现代”的普遍因子都可以在杜峤的小说中找到,他运用得熟络自如,几乎可以认定为“一体”,是他血液里的一部分,当然,更是他看世界的方式——我从不认为技巧仅仅是技巧,更不相信那种将技艺和思想游刃剥开的解剖学。对于作家来说,技巧连接着他看世界的眼光,连接着他对“这个世界”的理性理解,因此,从某个角度上可以这样认为:技巧即思想。

甚至,我愿意说,杜峤是中国小说家中少数有真正的思想能力的人,他以解构知识的方式呈现知识,以消解思想的方式呈现思想的深度,以互文的方式深入到旧有文本的褶皱和未尽之处,加入自己的现代性赋予,使它变成一个陌生化的全新文本……并且,我们需要承认的是,杜峤的滔滔不绝中显露了他丰富的知识储备,其中包括古典的、古典文学的知识,包括世界文学和思想史知识,艺术和艺术史知识,历史和历史学知识……杜峤的小说中包含有百科全书的倾向,然而我们读不出他有意显摆的刻意。

故事很小,而意蕴宽阔,附加的、覆盖的语词和它们的延展同样宽阔。在这点上,我愿意将杜峤的小说与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写作比较——米兰·昆德拉也愿意在自己的小说中呈现审视、言说和追问,他承认,自己的小说并非心理小说,他是在人物的上方设置了“外置话筒”,以一种旁观的视角来审视这些个人的语言、行为和心理;在杜峤的小说写作中,承担审视、言说和追问责任的是“我”,是叙述者和在场者的共用身份,它既有外置性又有内置性,在应用上可以更为自如。评判一个作家是否属于好作家,我愿意启用来自列夫·托尔斯泰的标准:第一,思想力,对生活越有意义、越有启示则小说的越高;第二,艺术性,与小说的言说相融合的“外在的美”;第三,作家的真诚,他保持内心的在场和故事认同……我看重杜峤在这些小说中表现出的知识和智慧,看重他与自己的言说相匹配的技巧能力,同时也看重他在小说中的真诚、坦荡,包括部分的“赤裸感”。正是这些,让我对杜峤今后的写作充满着期待,他的部分呈现也启示着我,我愿意在他的写作中有所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