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节选）
刘爱兰站在二号病房的门口，朝里看。病床上的人侧身朝着窗子，头上戴着蓝色的线织帽子，整个身体陷在被子里面，蜷缩着，像一丛深秋矮下去的小草堆。很多晚期病人，因为瘦了，加上疼痛，身子勾在一块儿，比平时就小很多。病人刚刚住进来，还没吊水。她往里走了一步，回头看看，也没看见别人。她轻轻地咳了声，算是打招呼。二号病房是个单人间，没有一定的关系和来头是住不进来的，每天的费用也高。她走到床头边上，先伸手牵了牵被子，接着她看见一张瘦小却依然有好看轮廓的女人的脸，眼睛很大，少光。线帽罩住了额头，她想那额头一定也是很光滑的。她小着声音说：“我是刘爱兰，护工。你好！”
病人眼睛转了下，那一转之中，闪出了一丝丝光亮。她盯着刘爱兰，说话的声音有些沙哑。同时，她用手指着窗台边的那只黄色皮箱，说：“打开，把衣服……都挂起来。”
刘爱兰拉过皮箱，有些分量，看来东西不少。她将皮箱放到飘窗上，打开，先是一大把衣架子，下面是一层蓝色的绒布。绒布下是衣服。她问：“都是衣服？”
床上的人没出声，也许点了点头，只是因为她正背对着床，看不见。
刘爱兰揭开蓝布，一件一件地将衣服都拿出来。衣服都是好料子，式样也好看。也难怪，护士长就介绍过这个如今蜷缩在床上的女人，是本市的名角。老安应该是知道这些角儿的，他整天与剧团打交道。老安从省城大学调回地方后，刘爱兰就想通了。她不跟老安吵，也不提老安从前的事。一是因为那事本就不光彩，二是因为她一提，老安便黑了脸，甚至提出要离婚。离婚她是绝对不愿意的，不看僧面看佛面，她主要是看孩子。多少女人离了婚，苦的都是孩子。她不想让儿子也受这个苦。有苦，她在肚子里装着。直到她从棉布厂下岗，先给人站店，后来又到鞋厂做工。做了三年，腰受不了，最后去了房地产公司做保洁。现在做这护工，是她感觉做得最顺的。有人需要她，自己被病人盼望着，或者是病人家属发自内心地感谢几句，她都很满足。所以，她基本上都是笑着做事，轻声说话。她将衣服一件件地挂在阳台上，偶尔也站住看看那些衣服。有小西装，有各种质地的裙子，有像燕子似的开着衩的裤子。更多的是文胸，各种各样的，都精致、漂亮，她将这些文胸挂在一个圆衣架上，顿时，阳台上开始活色生香起来。而且，这些衣服都有一种淡淡的清香，像桂花香，但没有桂花香那么甜腻；像茉莉花香，但又浮动着，比茉莉花香亲近。她回头说：“真香呢。”
“让阳光进来。”床上人说。
刘爱兰侧了身子，站到床头，深秋的阳光，金黄的，如同瀑布一样倾泻进来。她一下子感觉到了这二号病房的好处。床上人把手往前伸着，阳光就照到了她枯瘦的手上，苍白，但留着很长的指甲。刘爱兰心里奇怪，却不打听，这是她的职业习惯。她能在这医院护工中获得好名声，一半也是因为她不好事、不推事、不找事。不过，她心里倒还真的想问问：这个唱戏的女人，皮箱里怎么就一件戏服也没有？都是些时新的衣服，有些连牌子都没有剪。
皮箱还有一层，刘爱兰正要拿起这最后一层的衣服，床上人说话了：“轻点儿，轻点儿！”
“好，我知道。”她轻轻地拿起最后一件衣服，轻轻地抖开。原来是一件旗袍——雪青色，靠近腰的地方挑织着两朵粉红色的荷花，荷花下面是隐隐约约的青绿色荷叶。她将旗袍挂在衣架上，正要挂上杆子时，床上人叹道：“没打皱吧？”
“没有。平整得很。”她摸了下旗袍，是真丝的，光滑、柔顺，就像电视上放的巧克力广告中的巧克力。
阳光的金色，和旗袍的雪青色搭配在一起，让这旗袍一下子从众多的衣服中显挑了出来。床上人停停说说，说说停停，让刘爱兰按照她的要求，把旗袍挂在对着床头的位置。这样，她一睁眼就能看见旗袍，一睁眼就能看见那两朵荷花和一片荷叶。
都摆弄完了，床上人才让刘爱兰把她扶起来。刘爱兰扶她时，心里有些沉重，虽然她的身子轻得就像一片云彩。这几年在肿瘤病房当护工，刘爱兰见识的病人多了，一搀一扶之中，病人的重量往往就是个信号。有些人渐渐变成了一张纸，又像一片银杏树叶，飘着飘着就走了。唉，这人世啊！刘爱兰望着床上的女人，虽然病重，但容颜依旧能看出从前的美好。才四十岁，正是大好的年龄呢。刘爱兰又叹了声。床上人说：“你别老是叹气，我不喜欢。”
“好，我注意了。”刘爱兰觉得这女人心直口快，想说就说，从前她也是这性子的。
“叫我小宛吧。”床上人掠了下额头。因为戴着帽子，加上生病，刘爱兰能想见她那头发的情形。她掠着额头，那是女人从小养成的小习惯。可是，这一掠竟让刘爱兰有了一瞬间的感伤。在每个病人面前，她一向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但这不代表她没有情绪。她情绪丰富着呢，只是不说出来。有时，她也会找个没人的地方，悄悄地流泪，轻声地啜泣。与病人相处的时间有长有短，无论长短，都是缘分。她看着他们活着进来，又看着他们冰冷地离去。她有时回家会一个人坐在灯下发呆。老安见她发呆久了，就说：“都得走，别难过了。我以后走的时候，你可不许哭的。”
“小宛，这名字好。”刘爱兰说着，看了看床头挂着的病人情况的小牌子，上面写着“叶春翠”。可是，刚才她说她叫小宛。应该是小名吧，不过，这小名真的好听。小宛，小宛，叫起来也顺口。刘爱兰说：“小宛，中午吃点儿啥？我去给你叫。”
“不吃。”小宛说。
“不吃怎么行？吃点儿水饺吧？”刘爱兰顿了下，她想问是不是等别人送来，但没问。这事儿敏感，她一般不问。病人来住院了，尤其是这样的晚期病人，对许多事敏感。她不主动提，你最好别主动问。
“不吃。”小宛将身子缩进被子，“你走吧，我要睡了。”
“那好。”刘爱兰上前将被子掖了掖，阳光已经从被子上移走了。
上午十点，刘爱兰望着病房外院子里的那棵银杏树。秋风中，银杏树的叶子已经在一片一片地往下落了，地上铺了浅浅的一层，像柔软的黄金，又像是被夕阳照耀过的青桐河水。风吹着，甚至有轻微的浮动。叶落一秋，人活一世，她心里有一些感叹。
想到这儿，她回头望着躺在床上的老安。老安已经瘦得只剩下一层皮了，从前的国字脸，现在一边突着一块骨头，犹如孤峭的山峰。他的两只手都伸在外面，一只手上正吊着水，另一只手因为癌细胞转移，已经缩不进去了，只能保持着一种伸展开的姿势，放在被子上。被子是前几天才洗的。老安不愿意用医院的被子，说太脏。因此，她便从家里带了被子，而且每周换洗一次。老安住到肿瘤科病房，已经是第六次了。第一次是五年前，他体检发现胃上长了个瘤子，再检查，竟然是癌。于是，他住了进来，手术、化疗、放疗。这之后，老安渐渐地恢复了。三个月前，老安再次躺倒在病床上，而且，这一躺下去便再也起不来了。浑身疼痛，吃吗啡，用镇痛棒，人整个儿地勾成了虾子。从前能说会道的一个大男人，现在一天也难得说上三五句话。他也很少看刘爱兰。本来，他没生病时，就不太愿意看刘爱兰。这刘爱兰知道，她和老安两家算是世交，从二十岁嫁给当时刚刚大学毕业留校的老安后，虽然也过了几年甜蜜恩爱的日子，但很快，她发现老安的心思不在她身上了。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老安因为和大学里的一个学生相好，被处分并调回青桐。他先是被安排在县一中做后勤。后来被当时的副县长，也是老安高中时的班主任关照，把他调到了文化局创作室。老安到了文化局，便一门心思猫在那里，居然就成了青桐有名的编剧。他编的戏，刘爱兰也看过一回。她没觉得那戏编得有什么精彩，反正都是书生、小姐的，总没有从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好看。后来，刘爱兰便不再去看老安编的戏了。
老安因为写剧本，要熬夜，怕影响孩子学习，便索性住在单位。好在文化局创作室就他一个人，一间二十平米的办公室被他隔成了两半，前面办公、写作，后面睡觉。这样以单位为家的生活，一直过了二十多年。刘爱兰一开始还生过几回气，后来也就习惯了。直到老安病倒，搬回家居住，她甚至还有些不太适应。她将老安安置在书房里，日子也就不咸不淡地往下过着。
走廊上有护士推着小车，往病房里送药，也有家属站在门外发呆。肿瘤病房跟医院里其他病房有些不同。这里很多病人都是病程长，病情严重，一天天地挨着。那种苦痛，说不出来，抹不过去。五年前，老安第一次进来时，刘爱兰也是急疯了。她六神无主，混乱中还撞了当班护士一次。儿子在国外，根本回不来，他们也没跟儿子说。老安当时还很有主见，请了个护工。等到手术之后，她也平静地接受了现实，跟在护工后面上手护理。然后，她打发走了护工，自己一个人护理老安。老安出院后，她竟然辞去房地产公司保洁的活儿，直接到医院当起了护工。老安当然不同意，朝她吼了三次，但她没改变主意。老安叹气说：“看我病了，你变狠了！”她给老安算了笔账：当护工一个月收入四千多，每天和另外一个护工倒班。既能照顾家里，又能增加收入，比干保洁那两千块钱划算得多。老安本来还想多吼几句，但没力气，而且心里没底气。一场大病让他变软了，何况后面还有大量治病的钱要花。儿子三十多岁了，还在做什么博士后，待在国外十来年了，没有房子，开的还是个二手车。手术后，儿子给他们打了两万美元，说他有钱，让他们不要节省，一切以生命为主。老安觉得这儿子总算养得有出息了，得上力了，他又让刘爱兰辞掉医院的护工。刘爱兰说什么也不同意，说她得有点儿事干，而且，护工这活儿，她喜欢。
老安说：“这一病，不仅赔了一半的胃，还给医院赔了个夫人。”
刘爱兰不理他。
一晃也都五年了。刘爱兰成了医院出了名的护工，她心细，人好，动作轻；更重要的是，她能在医生和病人之间找到平衡，既遵照医嘱，又照顾病人的小心思。所以，即使她表明只上日班，请她的人还是不断。她懂病人想什么、要什么、喜欢什么，特别是晚期病人，让他快乐一点儿，就能让他少受苦一点儿。她觉得这也是一种积德。所以，干护工五年，对每一个护理过的病人，她都看得很重。老安有时阴不阴阳不阳地讽刺她，说她“把整个心都交给了病人”。她也反唇相讥：“你那些年还不是把整个心都交给了写戏？”
老安怕刘爱兰说他写戏，作为青桐最有名气的编剧，他一生编过三十多个大大小小的剧本。很多都在省内外获了奖，有的还获了国家级戏剧大奖。在外面，人们介绍他“著名编剧安子汉”，他总是微微地有些矜持地点点头，既自负又自傲。但到了家里，他从来不说编剧的事。他觉得刘爱兰根本不懂，她不过就是个棉布厂的下岗女工，连封信都写不囫囵。他每月将工资交给刘爱兰，自己用稿费和奖金。直到生病了，一开始还有些来来往往的人来看他，再往后，便没人了。老安这就怕刘爱兰说他是著名编剧了，著名个屁！到头来还不是一场冷清。
刘爱兰笑着对老安说：“那边二号病房的女人，是唱戏的。”
老安依然望着天花板。她边晃着杯子里的水，边拿勺子，说：“标致得很，四十多岁。”
“管她呢。”老安说，“让医生再拿点儿吗啡来。”
“不能用太多，医生说的。用多了，就没效果了。”刘爱兰已经不止一次说这话了，但每次她都说了不算，每次都是去求着医生加药。她看不得老安疼得全身大汗淋漓。她替老安到处揉、到处捏，但不管用。老安说那种疼是在骨子里、筋络里，像钩子，像刀片。老安这种说法，刘爱兰难以体会，但她总因此想起当年收到老安从大学寄回来的那封信时，她的心情就是像被钩子钩、刀片割。那种疼是由里到外的，由骨头到神经，由神经到皮肤的。这感觉，她并不曾跟老安提起过。哪个女人心里还没有点儿苦难？该疼的时候疼，不该提的时候再怎么说也不提。她拍了拍老安有些僵直的右手，起身去找护士。
在走廊里碰到护士长。护士长问二号病房怎么样了，刘爱兰说挺好，在睡觉。护士长说这人脾气不太好，刚从上海转回来的，你让着她点儿。刘爱兰说我知道，看得出来。护士长又说估计时间不会太长，唉，从前在舞台上那么光彩，可现在……刘爱兰就趁机问道：“她家里人呢？”
“没人。离婚了，一个女儿在外地。”护士长又加了句，“她以前一直在上海看的，现在不行了，才转回青桐。才四十二，怪可怜的。你上点儿心！”
晚饭后，刘爱兰先给老安擦了身子。每次擦身子她都难受，老安是越来越没肉了，连骨头都比从前细了，直棱棱的，硌人。她擦着擦着，就想掉泪。人啦，辛辛苦苦奔跑了一辈子，为啥到头来还得受这苦？老安一辈子，用他自己生病后的话说，就是除了对不起你刘爱兰，谁都对得起。的确，他在外面对人热心肠，有点儿像梁山好汉，好救济人，好为别人出头。老安当时说这话时，眼睛是红了的。他拉着刘爱兰的手，摩挲着，这种动作在他们夫妻间已经很陌生了。刘爱兰甚至有些反感，但她看老安的眼睛，知道人在生病后会变得真诚起来，她就相信了他。不过，她还是觉得老安这一生，除了大学里那个女学生，还一定有其他的事情瞒着她，或者说不能告诉她。当然，也许是不想告诉她。反正现在都没意思了，人都要走了，一切都会烟消云散。刘爱兰只想着：夫妻一辈子，得让老安走得舒畅些。至于那些事，老安愿意，就让他都带走吧。
老安到了晚上就没药水再吊，刘爱兰跟他说：“二号那边那个，听说是从上海转回来的。”
老安盯着天花板的眼睛转了下，头也微微地向着她这边侧了侧。
刘爱兰继续说：“她带了很多衣服，都是新衣服。还有件旗袍……”
老安喉咙里发出咕咕的声音，刘爱兰赶紧喊护士过来吸痰。等护士吸完痰，老安平稳了些，刘爱兰返回二号病房，小宛已经醒了。她脸上的那丝红晕消失了，灯光下，脸色显得比纸还苍白。她一见刘爱兰进来，就用手指着她，说：“人呢？人呢？水哟，水哟……”
这最后一声“水哟”，竟有些戏味，拖得长长的。老安有时喝醉了，偶尔也唱段戏，戏里拖着的长腔就是这样的。
“喝水是吧？好，就来。”刘爱兰边兑水边说，“我刚才看见你脸色好看着呢，就像打了胭脂。”
“你去找个镜子，我要看看。”
刘爱兰看了看床头柜，没有镜子。她本想回老安病房去拿，但转念一想：这会儿，小宛脸上都是苍白了，让她自己看见，可不会更难过？她犹豫着。小宛说：“镜子呢？”
“没找见。”
“没找见？我的镜子呢？圆镜子，背面还有荷花。”小宛一口气说了这些，开始大口地喘气。刘爱兰赶紧上前扶着她，说：“别急，我慢慢找。”
又找了会儿，还是没有，估计是转院的过程中丢失了。刘爱兰说：“要不，我待会儿到外面给你买一个吧？”
“不要。”
“那……我去借个来。”
“不要！”小宛说着，强撑着要坐起来。刘爱兰说：“别动，躺会儿。”她正说着，就听见小宛喉咙里开始“拉风箱”。她赶紧按了床头的呼叫器。护士进来，小宛已经昏迷了。护士麻利地吸痰，打针。小宛醒过来，眼睛无力地转了转，便转头睡去了。护士对刘爱兰道：“不能激动。一点儿都不能！”
“她就是要找她自己的镜子。”刘爱兰说。
护士出去后，刘爱兰将开了条小缝的窗子也关严实了，将灯光调到柔和的状态。本来是要过来给小宛擦身子的，现在看她睡了，便坐在床边。她看着这个重病中的女人，眉眼都还保持着从前的样子，只是脱了相；她想起这女人要是在舞台上，换上戏服，长袖摆动，走着小碎步，那种样子……一定是十分好看的。女人欣赏女人，是有标准的。一是不能太近，身边的人很难受到欣赏。二是欣赏的也许是她自己心目中的另一个女人，比如唱戏的，欣赏的是舞台上的那个女人，而并非现实中的那个女人。但现在，刘爱兰看着从昏迷中醒来又睡去的小宛，她的睫毛覆盖在眼睛上，鼻梁高挺，正宗的鹅蛋脸，这是最适合唱戏的容貌。而且听她的声音，清脆，尾音上还有些娇媚。刘爱兰想象着小宛在戏台上走着流水般的步子，甩着云彩样的袖子，然后目光流转，一个娇媚的亮相；台下掌声四起，台上的她定了会儿，再微微地动了嘴唇，清脆、娇柔的声音便宛转而出。随着声音，戏台也一下子变大了。就像老安说的，唱戏的人，唱到最好的时候，是底下没有观众的，她只唱她自己的。小宛从前应该也是。
刘爱兰伸出手指，将小宛额前的帽子往上拉了点儿，即使病到了这个程度，这额头还是光洁、清亮的。她忍不住又有些感伤。这几年做护工，她觉得自己感伤的时候更多了。许多人，也许从前都是生龙活虎，都是人上之人，可是一到了这里，一到了生命最后的时刻，那种疼是一样的，那种悲是一样的，那种由里而外散发的寒冷是一样的。这疼、这悲、这寒冷，让她感伤、心疼，有时甚至有揪心的无奈。
坐了会儿，想了会儿。刘爱兰正要起身回去看看老安，小宛醒了。她一睁眼，便说：“旗袍，给我穿上。”
“旗袍？”刘爱兰说，“现在穿？”
小宛又睡去了。
刘爱兰清楚这种情形，最后的病人，一忽儿清醒一忽儿迷糊。小宛说要旗袍，可能是刚才在短暂的睡梦中梦到了旗袍，也或者她一直心里就想着旗袍。她说的应该就是挂着的这件雪青色的旗袍吧？刘爱兰抬眼看着，雪青色的旗袍，和旗袍上的荷花、莲叶，在夜晚柔和的灯光下，比白天阳光下更加生动。荷花似乎在慢慢地开，莲叶在轻轻地动。莲叶上好像还有颗露珠，正向着雪青色的下摆滑去。整个旗袍上，又如同漾着一层水汽，仿佛初冬的早晨，青桐河上那层乳白色的雾霭。这样的旗袍，穿在小宛的身上，那种感觉……刘爱兰没法想象。这一辈子，她没穿过旗袍。她从十八岁到三十七岁，是棉布厂的一个普通女工，上班穿的主要是白色的工作服，下班穿的也只是家居装；到鞋厂，以及后来干保洁，穿的衣服最主要是耐脏、经用。这几年做护工，更穿不得好的了，干净、朴素、得体就好。她望着旗袍，心想自己这一生的衣服，也未必有衣架子上挂着的小宛的这些衣服值钱。但衣服再好，有什么用呢？还得靠人穿。人都快没了，留下衣服，也就像留下了人身上的一层皮，虽然还有人的气味，却毕竟是空荡荡的。
她的心又紧了紧，出门回到老安那里。老安见她进来，“啊啊”地说了句。她上前问道：“你要啥？”
老安摇摇头。他的颧骨更突出了，清瘦、坚硬、苍白。二十岁时，刘爱兰见到放暑假回来的老安，他那高挺的颧骨一下子吸引了她。颧骨边上，还有两颗雀斑，这小雀斑调皮地蹲在那儿，就像两只小黑狗。现在，这小黑狗不见了。她也不清楚什么时候不见的，估计是老安生病以后，小黑狗耐不住病痛，就悄声溜了。这让刘爱兰有些不太习惯。她一想起年轻时候的老安，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颧骨，和这两只小黑狗。她把手伸到老安的颈子下面，托着他已经很轻的头，让他整个人往上提了提。老安孩子一般任她摆布，眼睛一直盯着她看。等她将手拿出来，再去窗子边找毛巾时，老安说：“回头把我那些本子都烧了。”
“好。”刘爱兰答应着。
老安所说的本子，是他写的那些剧本，以前一直放在办公室里。他病后，办公室新来了人员，那一摞本子，连同草稿，整整一纸箱子，就都搬回家了。老安有时会在纸箱里翻翻找找，有时会拿出一本来看上半天。他看着，叹气，哭泣，有时又笑，有时还抱着本子发呆。刘爱兰不管这些，只要老安觉得舒服，就由着他来。她应着老安，说：“二号病房那个，真是个戏里的人物。她也许演过你的戏呢！”
老安摇摇头。刘爱兰不知道他摇头的意思，她也懒得问。和病人之间的聊天，本来就是没话找话，有一搭没一搭的，不能较真儿，也不能往深里去。老安摇头，就让他摇吧。他的意思，或许只有他自己明白。
刘爱兰又折回二号病房，小宛竟然一个人撑着坐了起来。看见她进来，小宛说：“我要洗。”
“好，我来。”刘爱兰关上门，准备打水拿毛巾。小宛却说：“扶我起来，我要下去洗。”
“这……行吗？”
“行！好久没自己洗过了。”小宛扶住刘爱兰伸出的手，从床上滑下来，有些颤抖，慢慢地，半步半步地挪到卫生间门口。刘爱兰端了把椅子放在水龙头下，这二号病房特殊，既有冷水，也有热水。她开了水龙头，兑好水温，准备给小宛抹澡。小宛却示意她放下，说：“我要冲洗，我自己来。你在门外等着。”
刘爱兰虽然放心不下，但也不好违拗了病人的意思，便退到卫生间门外。她将门留了条缝。小宛将病号服递出来，接着就听见冲水的声音。她能想见热水从小宛的皮肤上滑过，那本来光滑如玉的皮肤，如今又枯又干，身上还布满各种插管留下的痕迹。她想不出来小宛看着这些是不是难过，至少她是难过的。同为女人，刘爱兰虽然表面上并不刻意去讲究好看，但心里头还是有些讲究的。她看到水汽从门缝里飘出来，萦绕上旗袍。旗袍的雪青色和荷花的粉红色以及莲叶的青绿色，都在晃动着。一瞬间，她有了幻觉：旗袍好像也动了起来，伸出藕节般的手，扭动起细细的水柳般的腰，然后摆动着花瓶似的臀部……那是一种幻动中的美好。她看着，却禁不住鼻子一酸。
里面突然传来嘭的一声，刘爱兰迅速推开门，小宛从椅子上滑下来了。小宛靠着墙壁坐在地上，她马上过去扶住，问：“没事吧？没事吧？”
“没事。”小宛说，“洗不动了，扶我起来。”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3年11期，责编李兰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