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先生传
一
我在沪西曹家渡的最后一个秋天。
万航渡后路87号103室，背靠苏州河的六层楼房的底楼。家里刚办好丧事，百病缠身的外公肝硬化没了。我是偷偷哭了几日，从此独享一张棕绷大床，不必再跟外公挤着床头床尾。靠墙一边是我的书架，其中一半是翻烂的连环画，剩下分为六种：第一是我妈妈读华东师范大学自学考中文系的教材；第二是从《收获》到《当代》蛮多文学期刊；第三是四大名著，当时看过四分之三，《红楼梦》读不到前三章，《水浒》已经看过十遍，我没做强盗真是运道好；第四是世界名著，《安娜·卡列尼娜》跟《复活》都在积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过三遍，《悲惨世界》滑铁卢战役那一章读过二十遍；第五是全套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选集，一堆坚硬的红砖，我竟然读过一半；第六是《呐喊》《彷徨》还有《野草》，虽是八十年代版本，封面却有木刻画遗风——这三本书至今尚在我父母家里幸存着。
1991年，深秋的某日，恰是外公头七，我的初中语文老师不辞而别，听说是去深圳下海做生意了。我对她的印象，永久性停留在浓密茂盛的波浪卷发上。顶替她的却是一头衰败的地中海，周围一圈灰白的毛笔头，头顶心如同十六瓦电灯泡，黑框眼镜下荡了深厚的眼袋，矮胖身躯披了蓝大褂，略有点跛脚，几乎从朱自清的《背影》中走上讲台，捏着粉笔在黑板上写一个“鲁”。
代课老师的喉咙里滚出一串闷雷，泥沙俱下地灌进我们的耳朵，起先像在讲日本话，又像某种克里奥尔语。听到最后一个字，我才意识到他在讲普通话，平白无故加了两层密码，必须在耳朵里先解第一层码，翻译成上海话，再解第二层码，方才回到普通话：“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代课老师，我姓鲁，叫我鲁先生，就好。”
鲁先生，便是这篇传记的主人。至于先生的名讳？隔了三十年，我竟然记不太清爽，实在罪莫大焉。其实，鲁先生还有笔名，并且为数众多，散落在各种铅字印刷的纸上，至今却连一个都没发掘出来，恐非战之罪。但在我们第一次相见四十五分钟后，鲁先生便得了一个风光的新名字，同时他也记牢了我的名字。
午后头一堂课，秋阳晒了窗台，上半天上过一节体育课，中午食堂伙食蛮好，我的肚皮盛满油水，看到一只只瞌睡虫飞过。鲁先生又在黑板上写一个“迅”，跟在“鲁”的后面，再写四个字《藤野先生》，便让我们翻开这一篇课文。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尽管咬字不清，既没重音，也没起伏，断句都属罕见，像一根濒临死亡的心电图，一路拉平进了太平间。我打一个哈欠，偷瞄最后一排，已有两个同学扑在台板上困着。不过有句讲句，只要慢慢领会发音规律，眼乌珠盯紧课文，你还是可以听懂鲁先生讲话。他的喉咙里永远含了一口浓痰，吐也吐不出，吞也吞不进，肺泡里拉了风箱，像我外公最后一年的腔调。
鲁先生提高调门念课文：“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非但没让我们打起精神，中间一排同学不分男女，仿佛吸入克格勃的麻醉气体扑下困着了。我以钢铁般的意志坚持到最后一个，眼皮上挂了一台虎式坦克，额角头几度磕上台板，魂灵头已飘去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等到藤野先生送给鲁迅一张相片，背后写上“惜别”，我也惜别了清醒世界，七荤八素去了日暮里驿站。换一句阿Q先生名言，便是“困觉”，无关乎吴妈，无关乎男女，单纯而原始的困觉。
下课铃声响起，我从东京神游回上海。眼皮子撑开来，只见鲁先生立在面前，弥散了我外公夜壶箱抽斗里的药罐头味道。鲁先生翻开我的作文本说，蔡骏，我记牢你的名字了。我爸爸欢喜越剧，夜夜放了《梁祝》《红楼梦》以及《沙漠王子》，我可以分清王文娟、戚雅仙还有徐玉兰的唱腔，听懂念白更不在话下——正是鲁先生的绍兴话。
本期插图：杜凡作品
二
经此一役，鲁先生和鲁迅先生联手成功催眠了我们全班同学，遂得一雅号“催眠大师”。
语文课本上讲鲁迅也是绍兴人，班上同学猜想鲁先生跟鲁迅先生有啥关系？我是嗤之以鼻，鲁迅明明是笔名，真名周树人。但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鲁迅虽然姓周，鲁迅的妈妈却姓鲁。《社戏》里的“迅哥儿”是他的小名。“鲁迅”就是舅家门的“鲁”加上“迅哥儿”。
我们鲁镇的习惯，本来是凡有出嫁的女儿，倘自己还未当家，夏间便大抵回到母家去消夏。那时我的祖母虽然还康健，但母亲也已分担了些家务，所以夏期便不能多日的归省了，只得在扫墓完毕之后，抽空去住几天，这时我便每年跟了我的母亲住在外祖母的家里。
此地写到的外祖母，就是鲁迅先生的外婆。鲁先生的爷爷，跟鲁迅先生的外婆，本是堂兄弟姊妹——听起来七绕八弯的关系，就像我外公办丧事，家里收到各门远房亲眷的挽联落款。按照中国人的辈分算起来，鲁先生就是鲁迅先生的姑表外甥。
以上野史是我从初中历史课上听来的。历史老师是位五十多岁尚且待字闺中的阿姨。她拥有超乎常人的精神力，每堂课都讲得天花乱坠。课本上的历史只需讲二十分钟，剩下来就开了无轨电车。看到“催眠大师”鲁先生回来上课，历史老师便如司马迁被阉割后写《史记》，按照纪传体规则，用牙齿和舌头做了一篇《鲁先生列传》，只差最后太史公曰，颇为遗憾。
过了小雪，鲁先生布置写作文，标题《记我的老师》。我用了半个钟头写好作文，头一句“我的老师是一位催眠大师”。刚写好我便后悔，但我是用圆珠笔写的，除非从作文本上撕掉这几页。我困在床上想了想，还是决定原样交上去。因为根据《鲁先生列传》，早在朱建华打破男子跳高世界纪录之前，鲁先生就以“催眠大师”而闻名沪上语文学科界了，若是哪位学生没有当场困着，必定藏了天大的心事，足以震动到校长大人出面关心。听到学生子叫他“催眠大师”，鲁先生从不动气，反而甘之如饴，仿佛得了一块奖牌，犹如时年流行的气功大师、特异功能大师等等世外高人。如今鲁先生刚办好退休手续，要不是校长请他回来做救火队员，便困在家里颐养天年了。
隔日交了作文，鲁先生就从几十篇中独独选出我这一篇《记我的老师》。鲁先生立上讲台，先吃一口浓茶，清了清喉咙，黄泥螺味道的绍兴口音念出头一句，同学们便一片嗤笑，又是窃窃私语，最后寂静无声，所有人一脸肃穆看我，蛮像追悼会上前来告别的宾客们。坐在第三排的我，面孔通红，额角头冒冷汗，耳朵里只听到鲁先生用绍兴普通话念我的作文：“其实，我上一回在课堂上睡着，还是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那一篇课文里。”我并没瞎讲，刚到百草园还是扎劲的，但是坐进三味书屋，我便打起了磕冲，跑到隔壁苏州做梦去了。当时讲台上还是大波浪卷的女老师，故而这一趟困觉事件与鲁先生无关，而跟鲁迅先生有关。鲁先生的催眠大法施到最末一句：“当我在语文课堂上睡着的时候，鲁先生从不叫醒我，更不用教鞭打我，也没有把家长叫到学校来。我很感激他。”
鲁先生放下作文本，浑浊的双眼盯了我，像一匹衰老的狼。我的同学们呢，都是一匹匹饥肠辘辘的小狼，或是从闰土的钢叉下逃生的“猹”，伸长了头颈要看我即将遭受的惩罚，轻则立壁角，重则打手心。我是低了头准备好“咔嚓”一声，却听到鲁先生说，蔡骏同学，文章写得蛮好，蛮好。
我的作文被鲁先生打了一个“优”，但我们校门口镶了一块铜牌子——上海市篮球特色中学，操场上永远有几个长脚在抢篮板。我亲眼见到过校园里进来一个巨人，像一座移动的上海电视塔，曾经是跟穆铁柱搭档的国家队主力中锋，退役回来探望母校，校长抱了鲜花迎接，赛过格列佛游记的大人国与小人国。如果我不能连续投中三分球，或者身高蹿不到一米九，不能变成体育特长生加上二十分，就不会有人关心我的作文，就像没人关心“催眠大师”的课堂。
三
但我关心起了鲁先生。
平常我欢喜走路上下学，要是懒得走路，就乘十三路电车。那一日，我尚记得天气蛮冷的，我披一件灯芯绒外套，里头是我妈妈织的绒线衫。晚高峰，我挤在两节车厢当中的铁转盘上，一回头看到鲁先生在车厢最后。五年前，鲁先生骨折过一回，从此走路有点跛脚，所以每趟都乘公交车。鲁先生吃力地抬起右手，放到残败的头发边上摇了摇，原来他在向我打招呼。区区一站路，十三路电车到了曹家渡终点站。马路对面三角形街心岛，便是曹家渡的心脏——密密匝匝的二层楼屋檐下，挤满各色各样店家，包括我老早学过画的画像店。最气派的门面有三家：一是银行，二是邮局，三是新华书店。鲁先生就住在新华书店楼上。
绕到三角形街心岛的第二条边，钻进幽深的小弄堂。此地是曹家渡心脏内的心脏，只要往此扎一根针，曹家渡便顷刻间翘辫子了。低头穿过一道窄门，陡峭的楼梯只够一人通过，我跟在鲁先生背后，听到他每攀上一格楼梯，喉咙里会像唱堂会夯起来。
推开一扇油腻的木门，香烟味道呛得我眼泪水落下来，夹了油墨跟纸张腐烂味道，再呛几粒压箱底的樟脑丸，赛过一镬子熬了三日三夜的中药。台子上的玻璃烟灰缸，揿满隔夜的香烟屁股，鲁先生速速开窗通风收作，隔手又点一支大前门。烟头明灭之间，嘴巴跟鼻头孔像三根烟囱，喷射蓝颜色烟雾飘向曹家渡的黄昏。鲁先生说，我不在学校里吃香烟，怕学生子看了学坏，只好在家里拼命地烧，有一趟戒烟半个月，人就横进了医院。我低头看了地板缝隙，漏出一道道白光，依稀可辨新华书店的柜台。鲁先生的房子尺寸相当迷你，自然不会有卫生间跟灶披间。但我也没寻着马桶夜壶之类东西。墙上糊满了过期画报，不是戴了红领巾的小姑娘，就是卡斯特罗同志跟西哈努克亲王。我没看到电视机，无线电都没觅见。除掉半夜来访的野猫跟老鼠，鲁先生唯一的伴侣是从地板堆到天花板的书。一张窄窄的木板床上也是书，枕头边叠了几十本苏联小说。蛮多硬皮的精装本垫在床板下，仔细看已经代替了床脚，要是抽出来几本，床板就接近地板几寸。
鲁先生搬开一本《楚辞》一本《汉书》，空出一只木凳子给我。他又撬开乐口福罐头，抄了小调羹撒进玻璃杯，热水瓶里倒出一杯温吞水。我的嘴唇皮抿一口就放下了，比起我外公冲的味道差了蛮远。空气沉默片刻。我坐得像一尊刚出土的兵马俑。鲁先生说，蔡骏同学，你好像没朋友，也不大跟人讲话，按照绍兴人讲法，便是一个“独头”，也是一个不响的人。我果然不响了。严格来讲，我还是有一个朋友的，但是个留级生，功课一塌糊涂，老师不会欢喜他，班级里同学也不跟他玩耍。但我跟他都欢喜二次世界大战，每日午休，两个“独头”在操场沙坑上推演诺曼底登陆，或者斯大林格勒战役。鲁先生说，但你在心里头响，在作文里响，好像闷在搪瓷杯里的炮仗，有朝一日放出来，便是于无声处听惊雷。
乐口福不声不响地变凉。鲁先生的烟头不声不响地燃尽。我也不声不响地盯着墙边一排书架，整整齐齐竖了两排《鲁迅全集》，既像砖头，也像墓碑。我说，鲁先生，你当真是鲁迅先生的远房亲眷？鲁先生说，真不好意思，你们都晓得了。鲁先生从《鲁迅全集》里抽出一本，戴上老花眼镜，翻到《社戏》，念出当中一段：“平桥村，是一个离海边不远，极偏僻的，临河的小村庄；住户不满三十家，都种田，打鱼，只有一家很小的杂货店。但在我是乐土……”
鲁先生靠了窗框，又烧一支烟说，六十年前，我就是在绍兴鲁镇的平桥村出世的，当时离海不远，也是极偏僻的，每年农历七月十八，八月十八，看得到浙江潮。我说，鲁先生，你也看过鲁迅看过的社戏？鲁先生说，鲁迅先生看社戏还是拖了辫子的清朝人，等到我看社戏已是打日本鬼子阶段，就是你现在的年纪，我还没忘记目连戏里的女吊。我说，目连戏是啥？鲁先生说，目连救母晓得吧？鲁先生随手插进书堆里，眼乌珠都不用看，翻出一本《佛教故事集》，拍去灰尘说，回去慢慢看。我接着问，女吊又是啥？鲁先生说，社戏是演给活人看的，也是演给死人看的，待到太阳落尽，吃好夜饭，乐师吹起喇叭，女吊就来了，大红衣裳，长头发披下来，先在台上走一个字。鲁先生的手指头沾了几滴水，木头台子上写一个“心”，却像四个不同的“茴”。鲁先生说，女吊唱起戏文，讲自己吃了各种苦，三尺白绫，化作女吊，还想“讨替代”。我不懂，啥意思？鲁先生说，就是寻一个替死鬼，想不到台上跳出一个男吊，要抢走替死鬼名额，真是作孽，还好王灵官来了，手执钢鞭打死男吊，让他做了“鬼里鬼”。我说，女吊蛮可怜的，但是寻个替死鬼，不免自私了。鲁先生说，鬼是人变来的，人就是自私的动物。我说，读书这般辛苦，我也想给自己讨个替代。鲁先生说，我等了六十年都没等着呢。
第二支烟燃尽，剩下一截变凉的残躯，浸了雪白灰烬里。楼下新华书店关了门。隔壁炒菜油烟气渗入薄墙板。鲁先生送我下楼。天冷黑得早。望了马路对面沪西电影院，我抱了一本《佛教故事集》，轻轻问一句，鲁先生，你是见过鲁迅先生的吧？鲁先生凶猛地咳嗽几声，手指头擦亮一枚火柴，点着第三根大前门，吐一口绵长的烟雾说，当时我只有五岁，也是秋天，我爸爸带我从绍兴出发，乘一艘小火轮到上海跑亲眷，住在十六铺的二叔家里，我爸爸给鲁迅先生写过一封信，没几日收到回信，还邀我们去做客，我爸爸乘不起电车，牵了我的手走路，我还记得这日天气阴冷，路过外滩的胜利女神雕像，黄浦江上排满大轮船，数不清的中国帆船，翻过苏州河上一座桥，邮政局大厦就在头顶。我说，我家搬来曹家渡以前，住在天潼路，经常沿着苏州河看到那座大楼。鲁先生说，走过北四川路横浜桥，看到不少日本人，洋装的、和服的，还有矮笃笃的日本兵。我说，没看到虹口道场跟“东亚病夫”牌子？鲁先生摇头说，没看到，但有内山书店，右手转弯是施高塔路，就到大陆新村，倒数第二扇门，便进了鲁迅先生寓所，许广平先生端出茶水干果，还给我吃了两粒糖，海婴哥哥比我大两岁，给我看他的西洋玩具。我说，鲁迅先生呢？鲁先生说，先生跟照片上不一样，真人相当瘦小，身高不到一米六，穿着一身长衫，长方面孔之上，头发一根根竖着像松针，两鬓蛮多白丝，黑漆漆的胡须眉毛，占了面孔一小半，唯独两只黑眼乌珠闪闪发光。我再细看鲁先生的秃脑门，并没任何相似之处。鲁先生说，这一日，恰是我的五周岁生日，农历九月初三，许广平先生给我准备了生日礼物，一套小人图画书，加上两包上海蟹壳黄。我爸爸也带了上门礼物，一瓮自家酿的黄酒，鲁迅先生蛮开心的，张开手臂膊抱我起来，还在客厅里转了三圈，没想到我当场打了一个喷嚏。
倏忽间，鲁先生捂牢自己嘴巴，别转身去，喉咙里塞一口浓痰说，不送你了，早点回去吃夜饭。我转到鲁先生眼面前说，你在鲁迅先生怀里打了一个喷嚏，后来呢？鲁先生慢吞吞走两步，吃两口西北风，咳嗽着说，回到十六铺的夜里，我就发了高烧，天亮，我爸爸带我去看中医，老城厢的城隍庙隔壁，开好方子去药房抓药，配了药引子服下，还是不见好转，我爸爸带我坐上黄浦江的小火轮，跟大轮船是反方向，过松江，到嘉兴，再从大运河进杭州，渡过钱塘江，调一艘脚底板摇橹的乌篷船，回到绍兴乡下，连续十几个昼夜昏睡，棺材铺老板日日上门来探望，直到落了一场初雪，终归保下一条小命，不讲了。鲁先生钻进曹家渡街心岛的小弄堂。十三路电车翘着小辫子进站。对面飘起炸油墩子的诱人味道。我捧了《佛教故事集》小跑回家，也许赶得上半集《圣斗士星矢》。
四
学校操场对面有一排两层楼的矮房子。底楼是音乐教室、体育教室还有医务室。二楼就是学校图书馆。有个年轻的女老师专门管图书，她也是学校里唯一敢穿超短裙的，哪怕数九寒天，也有这番风景。常有高年级男生冲过来借书，其实是想看裙摆下裹了丝袜的大腿。但我可能是唯一真的来借书却没偷瞄她的男生。我从她的手上借过一本《希特勒秘史》，我看到希特勒没考上维也纳美术学院而扼腕叹息，心想世上少了一个画家，还要多死几千万人。我还借过一套《福尔摩斯侦探全集》，至今尚记得其中一篇《巴斯克维尔猎犬》，半夜钻在棉被里读到最要紧关头，仿佛从字缝里看出野兽吃人的故事。
自从鲁先生当了我们的代课老师，他的家里就变成我的私人图书馆。要么放学乘电车到十三路终点站，要么礼拜天逛曹家渡新华书店，兜兜转转就爬上二楼的斗室。每趟来还一本书，又要借走一本书。尽管看不到超短裙女老师，还要面对头顶地中海的衰败老头，但我依旧欢喜。鲁先生的上千册藏书基本是发霉的，最古老有旧上海的《点石斋画报》，竖排繁体字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当然恕不外借。大头还是解放后出版的，多数收藏二十年以上，侥幸躲过了历次劫难。
我问鲁先生，抗日战争时期你在做啥？鲁先生说，没啥啊，摸鱼、养鸡、看社戏，平桥村太偏僻，从没见过日本鬼子，倒是汪精卫的和平军经常碰着，我的小学是在鲁镇念的，等我去绍兴城里念中学，广岛已经炸了一颗原子弹，当时偷偷摸摸看过几篇鲁迅的文章，但是读到《鲁迅全集》，还要等到解放，我从绍兴到上海来读书，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当上中学教师以后。我说，你是哪一年住到曹家渡的？鲁先生掐了手指头算了半天说，我的脑子坏掉了，大概是五七年，也可能六○年，感谢国家分配这间小房子给我。我肥了胆子问，为啥还是一个人住在此地？轮到鲁先生不响了，慢悠悠点上一支烟，变成一尊凝固的佛像。
鲁先生的往昔就像他脱落的头发，我已经没办法从他身上觅到踪迹了。还好我们有一位记忆力惊人的历史老师，刚上好跨过鸭绿江打败美帝野心狼这一堂课，她便在讲台上补齐了《鲁先生列传》第二部分——
鲁先生是我们学校头一批建校的老师。隔了五年，第二批老师分配进来，其中就有我们的历史老师，还有一位音乐老师——两个人在师范大学读书就是好姊妹。音乐老师是北方姑娘，她爸爸在山东打过日本鬼子，在大别山打过国民党反动派，在朝鲜半岛打过“联合国军”，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官拜正师级将领，家里挂满了勋章，其中一半是朝鲜同志授予的，甚至还有一枚苏联勋章。啥人都没想着，音乐老师这一枝根正苗红的鲜花，竟被黄泥螺口音的鲁先生摘走——恐怕就有鲁迅先生这一层关系。其实，鲁先生跟当时远在北京的许广平、周海婴母子毫无联系，浑身不搭界。每日下课后，音乐老师坐在教室里弹钢琴，通常是苏联歌曲，偶尔还有贝多芬。楼上的学校图书馆，当初是鲁先生亲手筹建的，每个礼拜天跑福州路，背了一捆捆的书回来填充三排书架，其中一半都是鲁迅。鲁先生还是读书兴趣小组指导老师，带领学生子去武宁路对面国棉六厂，苏州河对岸上钢八厂采风，布置的作业就是写诗。鲁先生自费铅印了校刊，既当编辑又做校对还是美工，连续出过五期，刊登学生诗歌，每个月在学校图书馆办朗诵会，音乐老师便在楼下弹钢琴《牛虻浪漫曲》。
我坐在第三排座位上，盯着历史老师原本浑浊的眼乌珠，突然变成两颗刚从蚌壳里剥开来的珍珠。她像一只老灵魂附体在三十年前的鲁先生身上——等到一个黄梅天，落着淅淅沥沥的牛毛细雨，鲁先生带着音乐老师一道去虹口公园，鲁迅墓前献了花。革命小情侣劈好情操，又去隔壁山阴路。进了鲁迅故居，鲁先生倍感阴寒，绵密的湿气钻进鼻头孔，屏不牢打出一个响亮喷嚏。音乐老师并不嫌贬，掏出绣花手绢来给他擤鼻涕。鲁先生的眼泪水一并落下，讲起五岁时光被鲁迅先生抱在怀里打过的一个喷嚏。
几日后，音乐老师提出分手。鲁先生慌了，三番五次追问到底为啥？音乐老师被缠不过，终究抛出缘由——鲁迅故居二楼卧室写字台上，除了三支绍兴金不换毛笔，还有一只台历，翻在1936年10月19日，便是鲁迅先生忌辰。上趟从鲁迅故居出来，鲁先生讲他见到鲁迅先生这日，恰是自己五周岁生日——农历九月初三，音乐老师心里就打了一只嗝愣。鲁先生是1931年出生，五周岁是1936年。音乐老师偷偷查了万年历，发觉1936年农历九月初三，便是公历10月17日。这一日，鲁先生在鲁迅先生怀里打过一个喷嚏。两日后，鲁迅先生猝然离世。现在医学发达，都晓得有一种病毒性感冒，不要讲当面打喷嚏了，远开三尺咳嗽也能人传人——鲁迅先生可能是被鲁先生一个喷嚏害死的。蛮多人觉着要删去“可能”两字，全拜历史老师一副伶牙俐齿的小喇叭。半年后，音乐老师嫁给空军某部飞行员，远赴大西北做了随军家属，得了两子两女，平安度过波云诡谲的年代，而今已退休，家住北京西山，含饴弄孙了。
三年自然灾害阶段，食堂里日日馒头泡饭咸菜，校刊无疾而终，诗歌成了史前遗迹。鲁先生原是一条气宇轩昂的汉子，一日日萎下去，蔫下去，赛过漏气的洋泡泡。常有学生看到他藏在树阴下，一个人吞云吐雾，据说每日两包烟量，但从不留香烟屁股，统统收进铁盒子。鲁先生的头发也似营养不良塌落、柔软、稀疏，先往头顶心两边后退，再变成张乐平画的三毛，最后一毛不拔，只余一圈铁丝网，不到三十五岁，发育成了浩瀚汪洋的地中海。历史老师讲到此地，顺便向学生子们普及了地中海文明，比方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牛头怪，青铜时代的迈锡尼文明与特洛伊之战，还有战略之父汉尼拔的誓言。
基辛格博士访华这年，鲁先生已经四十岁，人人觉着他就要孤独终老，没想着突然结婚了。对方是个寡妇，相比鲁先生大三岁，带了个十几岁儿子，也在我们中学读书——鲁先生娶了自己学生的家长。寡妇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勉强能看懂《人民日报》，肉联厂里上班，工作就是手起刀落，杀牛宰羊。鲁先生并不介意，何况江南古谚云：女大三，抱金砖。鲁先生跟寡妇也没办喜酒，领好证就在曹家渡的老房子一道过日子了。鲁先生也白白添了一个儿子。隔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发表，鲁先生的女儿出世了，可惜只有三天寿命便夭折。鲁先生的老婆也留了病根，经常长病假困在家里。鲁先生白天在学校上课，夜里回去照顾老婆跟儿子。
历史老师尚记得鲁先生的儿子叫海生，皮肤白净的少年，超过一米八，篮球场上是得分后卫，每次比赛都有好几排女生围观。海生的功课也好，历史卷子都是满分，作文写得漂亮，不比《文汇报》笔杆子差。鲁先生是拿海生当作亲生儿子的，每日用铝皮饭盒子给海生带饭，有荤有素还有绍兴黄泥螺。海生初中毕业，主动报名去了西双版纳，广阔天地，大有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海生填报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鲁先生跟老婆只盼着儿子回来，却收着一张云南拍来的电报。历史老师吃一口浓茶，眼眶子也是红透了。海生插队的傣族村寨，平常就吃不饱饭，常有野象闯进来破坏苞谷地。几个知青小伙子决定放炮仗赶走野象，保护农民粮食。没想到发情期的野象受到惊吓发了疯，竟然活活踩死了海生。鲁先生跟老婆坐了四天五夜火车，再转三天汽车，最后爬了五十公里山路，终于看到海生，已经按照当地风俗被寺里的老和尚火化了。鲁先生夫妻俩抱着儿子骨灰回上海。鲁先生老婆查出肺癌晚期，拖了一年就没了。
五
“催眠大师”鲁先生已经孤零零活了十二年。
沪西曹家渡的每一只流浪猫都有领地范围，通常从三官堂桥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鲁先生的活动范围，日益缩小到了曹家渡三角形街心岛的方圆五公里内。最东是人民广场跟福州路的书店，最西是中山公园跟华东师范大学，最北是真如寺，最南是静安寺，地图上看是被两座寺压扁躺倒的长方形。同一张地图上，还有一块绝对的禁区，便是四川北路，包括虹口公园，鲁迅墓，加上大陆新村，鲁先生已经三十多年不曾涉足了。当时这张地图的上海市区约等于今日的三分之一，隔江相望的浦东尚属乡下，曹家渡是沪西，虹口可算沪东，等于上海的两头——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是谈不上，避之唯恐不及倒是真的。
我是屏不牢问一句，鲁先生，你真的一辈子都不再去虹口了吗？鲁先生闷头抽一支大前门，直到肺里响起来，如同一台滚筒洗衣机。鲁先生倒了白开水，囫囵吞没一把药片。鲁先生肺里开过刀，前两年中过风，身上沾满了跟我外公一样的药味道。老早他的办公桌里有个抽屉，专门用来放药片，其中不少过期了。大家传说撬开这个抽屉，交到化学老师手里，便能制作成大剂量毒药，投进食堂的汤锅足以毒死全校师生。鲁先生说，我也剩不了几日，我去过的地方摆到中国地图上，不过是一根蚊子腿，哪能走得过来？鲁迅先生是五十六岁没的，我比他多活了四年，哪怕现在翘辫子也不可惜。我说，我外公是六十六岁走的，你只要少吃两根香烟，必定活得比他久。鲁先生说，没这必要，我现在没老婆烦，没小囡养，孤家寡人一个，无忧无虑，除掉家里这点发霉的旧书，也没啥遗产供人继承，我是一只标准的“独头茧”。我搔头说，听起来跟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有关系。鲁先生说，关系不大，不过都是蚕宝宝，独头茧吐丝裹了自己进茧子，自作自受，活该。
鲁先生的朋友竟然比我还少，这是我没想到的。一般性退休教师，要么蹲在家里天伦之乐，要么出去跳舞轧姘头，跟了老年团游山玩水，碰着儿子娶媳妇手头紧的，还要出去做家教赚外快补贴小辈。但是鲁先生除了做代课老师，不再跟任何人来往，学校里碰到其他老师，他最多点个头，人家问他，饭吃过了吧？鲁先生憨笑说，吃过了，吃过了。当我坐在曹家渡新华书店楼上，捧了一本伏尼契的《牛虻》，鲁先生又给我冲一杯乐口福，突然意识到一桩秘密——鲁先生唯一的朋友，就是我。
十三路电车终点站门口有一家书报摊。老板就住在我家楼上三层，人称三楼林老师。他女儿梧桐是我的小学同学，跟我一样升上了五一中学，但我在2班，她在3班，老早关系蛮好，升了初中她先开始发育，放过一个暑假已是大人相，我还是瘦弱的男小囡，从此便不太讲话了。林老师的书报摊本来是卖文学期刊的，还有海子跟顾城的诗集，到了1991年秋天，统统换成浩如烟海的武侠小说，金庸古龙自不必说，最多的是卧龙生，洋洋洒洒上百部，堪称文坛领袖。倪匡的卫斯理系列也盛极一时，层层剥茧到天外来客。外国文学不遑多让，东洋的从西村寿行到大薮春彦，西洋的有《应召女郎》系列，伊恩·弗莱明的007系列已属高雅艺术。但是销路最广的是几本人体艺术杂志，封面上尽是丰乳肥臀，每趟摆出来仅仅半天，就被文艺中青年们一抢而空。每趟经过这爿书报摊，鲁先生都是别转面孔不看的，更不屑于那几本洛阳纸贵的畅销书。
有个礼拜天，我来到林老师的书报摊读两章《书剑恩仇录》。我已经迷上了陈家洛跟霍青桐的西域历险记，只盼红花会能匡扶汉室。林老师挂出新到的《人体艺术》，两个大姑娘的光屁股悬在我的头顶。我抬头看一眼新华书店二楼，发觉玻璃窗背后，藏了一只地中海头顶，犹抱琵琶半遮面，秘密观赏书摊上的人间美景。鲁先生发觉自己暴露了，旋即拉紧窗帘，藏进一只铁皮监牢。林老师望望对面二楼，眼乌珠眯缝着笑说，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我回头问，啥人讲的？林老师说，鲁迅，我这个摊头也卖过鲁迅的书，可惜老早没人问津了。
暂且放落金庸先生，我是一口气冲回家里，翻出书架上三本鲁迅：《呐喊》《彷徨》还有《野草》。我从头一篇《狂人日记》看到最后一篇《一觉》，横竖看了每一句每一字每一个标点符号，还是没寻着“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我心想不会是林老师瞎三话四编的吧？但他只有半瓶子墨水，书报摊上晃来晃去换一点人民币，应该没这水平。鲁迅真写过这样的话？老早我总觉着他是穿了中山装，戴了干部帽，坐了绿颜色玻璃灯罩前头，通宵提了毛笔描啊描啊，一本正经得像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但是到了语文课堂上，我们按照老师的讲解开膛破肚，五脏六腑拿出来，逐一称重化验，鞭辟入里，还要根据胃囊里的消化残留物，分析生前吃了葱油拌面还是烂糊三鲜汤，最后大卸八块，每一块顺序编号。到了这一步，人也不再是人，文章也不再是文章，只好算是切片标本。鲁先生不会不懂这个道理，但他要是不装作法医先生，就不再是合格的语文先生。纵然鲁迅本人从虹口公园出来，按照医治活人而不是医治死人的方法给我们上一堂《故乡》或者《孔乙己》，恐怕也会被学校领导打一个差评。
这年秋天，我读了两遍《呐喊》《彷徨》还有《野草》——鲁迅不再是被切片的标本，不是藏在博物馆玻璃罩子里的国家级文物，而是一个四肢健全双目炯炯的男人，走上奥林匹克赛场，必是全能选手，不但能投进三分球，还能高台跳水，托马斯全旋，跑一趟全程马拉松。鲁迅有一句“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在沪西曹家渡，我也可以看见两个先生，一个是鲁先生，还有一个是鲁迅先生。鲁先生也可以劈成两个人，一个在课堂上用绍兴普通话催眠学生子，还有一个藏在玻璃窗背后偷看对面书报摊上的春光。但这两个礼拜，我只在课堂上看到过“催眠大师”。下课后我要寻他，鲁先生一声不响走开了。我只好冲到他的家门口，敲门半天没反应，仿佛门里是个被盗过墓的地宫。难道鲁先生搬了房子？但有一夜，我跟妈妈坐十三路电车回家，看到新华书店楼上窗门里亮了灯。
在我记忆中的沪西曹家渡，还有一台咿咿呀呀的彩色电视机，翻来覆去放着越剧《祥林嫂》：“听他一番心酸话，倒叫我有口也难开，有钱人娶妻是平常事，那穷人无钱亲难配，他八十千钱非容易，多少血汗去换来，狠心人得了我的卖身钱，害老六他负下了一身债。”
第三遍读罢《祝福》的夜里，我先是梦到了鲁镇的冬天，落了头皮屑似的大雪，又梦到了一个头发雪雪白的老太婆，她一把揪着我的红领巾，像一台英语复读机，呜里哇啦讲不停，我是半句都没听懂，后来隐隐听出“魂灵”“地狱”还有“死掉的一家人”。我晓得自己在做梦，却没法从梦里逃出去，只好一路奔啊奔。我到了白茫茫一片野地，迎面碰着一匹狼，露出两排白森森牙齿，喷着腐臭气味，流着闪光的哈喇子扑上来。我变成几岁的小毛，被狼拖到山墺的草窠里，锯齿一样的牙齿撕开肚皮，吃干净我的五脏六腑，剩下一具小小的躯壳，手上还捏着小篮子。
“我真傻，真的。”一个女人在我的耳朵边吹气，我才睁开眼乌珠，心肝脾肺肾同时痛起来。我发觉自己又回到十三岁，困在曹家渡的棕绷大床上，墙上摇晃我爸爸养的花草影子，好像一对狼的眼乌珠，滴溜溜圆地瞪着我，也可能是一只野猫。我是拼了命回想梦里那匹狼，好像在读《阿Q正传》跟《孤独者》，同时都见过它的眼乌珠。我缩在棉被里等到天亮。穿好衣裳，刷牙齿揩面，潦草地吃一碗泡面，我急急冲出门去。
礼拜天早上，曹家渡的马路上撒满枯叶子，风一吹，满天金黄的破衣烂衫跳舞。十三路电车刚好进站，人人抢得到座位。书报摊还没开门，林老师还没醒呢。马路对面的新华书店拉了卷帘门。我钻进街心岛的小弄堂，爬上一架木头楼梯，轻轻地敲门。等了半晌，木头门咿呀一声开了，露出一颗衰老颓败的头颅。
鲁先生面色发黑，穿一件破了洞的绒线衫，手上捏了《鲁迅全集》的某一本。烟灰缸里挤满了香烟屁股，好像叠起一座尼古丁盆景。敞开的窗门吹不散硝烟弥漫，刚打过一场库尔斯克会战。我看到台子上摊开厚厚一沓文稿子，红格子上爬满蝇头小字，旁边横一支钢笔，一瓶蓝墨水，估计他一夜没困，吃香烟、写稿子、看书、发呆，相伴到黎明。鲁先生说，小鬼，有啥事体，学堂里再讲，我要休息了。我说，鲁先生，你见过狼吧？
鲁先生立在窗门前，面孔隐在逆光的深渊，点上一支烟，闪烁的星火仿佛狼的眼乌珠。鲁先生喷出一团烟说，有一年冬天，绍兴落了大雪，我大概十三岁，就是你现在的年纪，跟了我娘去山里的亲眷家，路上碰到一只狼，骨架大得吓人，但是精瘦精瘦，都能数出一根根肋骨，鼻头孔喷出腐臭的热气，我娘吓得脚软了，但我盯着狼的双目，从背后抽出一柄小斧头。我说，你要跟狼搏命？鲁先生说，我是这样想的，僵持了一刻钟，人也不肯退，狼也不肯退，风雪一层层卷过来，埋到我的脚馒头，我想完结了，人的眼睛哪能比得过狼的眼睛？我虚张声势地举起斧头，劈开一根粗壮的树枝，等我再揉了揉眼乌珠，狼已经消失了。
送别这一匹狼，鲁先生还是坐卧难安，好声好气说，上一趟事体，你没跟别人讲过吧？我说，啥事体？老早记不得了。鲁先生尴尬笑笑说，原来这样啊，这就没事体了，抱歉啊，这几日我身体不太好。
我帮忙收拾台子上的烟灰，顺便看一眼文稿纸。鲁先生一巴掌捂牢稿纸，不让我看到一个字。鲁先生说，没啥，业余时光开夜车爬格子，准备投稿到《新民晚报》夜光杯，千年难板发一块小豆腐干，聊以自慰罢了。我说，这也老有本事了，我去翻家里旧报纸，看看能寻着吧？鲁先生说，不要白费功夫，我是用笔名发表文章的。我说，周树人的笔名是鲁迅，鲁先生的笔名是啥？鲁先生说，这是秘密，万一传到学堂里就不好了。我说，懂了，你在文章里骂校长。鲁先生眼乌珠一瞪说，瞎三话四。我说，这么就是骂历史老师？她是每上半堂课，就要讲二十分钟你的故事。鲁先生说，随她去罢，我也没权力封了别人嘴巴。我说，鲁先生，你会写小说吗？鲁先生又点一支烟，慢慢吐出烟雾说，跟你不搭界。我说，也许跟他搭界。我指了指鲁先生手里《鲁迅全集》的一本。鲁先生摇头说，我有何德何能？这十几年，我就蹲在这个屋檐下，每夜写几张稿纸，涂涂抹抹自己的一生，至今写了七稿，最多六十万字，现在删改到三十万字。我说，我能看看吗？鲁先生说，我还拿不出手。我说，我是你的学生，只想学习写小说的窍槛。鲁先生说，小朋友，劝你趁早死心，我爬了几十年格子，还是困在老鼠窠里，小说倘有窍槛，必是骗人的鬼话，这一碗饭不好吃的。我说，我又没讲要当作家，我只是欢喜读小说，觉着心里有蛮多话，但不好讲给别人听，不如写到纸上给自己看。又觉着脑子里生出各样奇怪的故事，夜里经常做梦，上天入地，翻江倒海，醒过来就要拿支笔记下来，忘记了太可惜。鲁先生说，嗯，老早我经常梦到鲁迅先生，梦到许广平先生，梦到周海婴阿哥，但是最近这些年，我连梦都做不到了。我说，但还是有用场的，否则鲁迅先生为啥写小说？鲁先生说，人做啥一定要做有用场的事体？吃力时在茅坑上骂娘有用场吧？开心时在澡堂子里唱戏有用场吧？在此地讲起五十年前绍兴山里的狼有用场吧？我想想说，好像是没啥用场。鲁先生说，没用场就对了，等到写出来，也许就有用场了。
我立起来说，鲁先生，你这套《鲁迅全集》，能不能借我几本看看？鲁先生摇头说，你还是回去吧。我说，你讲过这个房间里的书都可以借给我。鲁先生说，《鲁迅全集》例外，一来呢，这是我的宝贝，当初是省吃俭用好几年，方才存得一点积蓄，集齐了这一套书；二来呢，鲁迅绝大多数文章，并不适合你这样年纪的小囡，就连《野草》也得慎读。我心想，小气鬼。我说，你是觉着我读不懂？鲁先生摇头不响，敞开房门，这是要赶我走了。我急了说，等我十八岁成人可以读了吧？鲁先生说，十八岁，勉强可以读茅盾、读巴金、读老舍，但不可以读鲁迅。我哼一声说，那要几岁？鲁先生说，等你结婚娶了媳妇，经历男女之事，才是真正的成人。我说，先生讲的男女之事又是啥？鲁先生尴尬说，我是瞎讲了，你也不要再问了。隔了窗门，我瞄一眼马路对面的书报摊，今日并没挂出《人体艺术》。鲁先生又说，就算是《呐喊》《彷徨》还有《野草》，你也根本没读懂，等到三十年后，再读第二遍、第三遍，才能从字里看出字来。我说，三十年后，我都不晓得自己在啥地方，也许阿根廷，也许澳大利亚，也许阿尔及利亚，反正都是A开头，也许移民去火星，至少不会在曹家渡。
六
1991年冬至，上海落了一场大雪。鲁先生请了三天假，乘火车回了绍兴乡下。听讲当地要挖渠道，灌溉海边围垦的荒滩，必要赶在元旦前头迁坟，否则就要永世淹入水底。
鲁先生不在的三日，苏联彻底解体了。我每日关注报纸跟新闻联播，同时无比地想念鲁先生，哪怕在他的绍兴普通话中安眠于课桌。同学们也甚为想念他，因为午后第一节课没了鲁先生，等于被剥夺了午睡权利，大家精气神都变差了。我的骨头也变痒了，因为觉着只要跟鲁先生讲话，几乎就等于跟鲁迅先生讲话。我总是想起鲁先生的手——当这只手还属于五岁的男小囡，就被鲁迅先生的手掌心抚摸过，现在变成六十岁老头的手，覆满一层松弛的皱皮，还能见着几点老年斑，但只要鲁先生的手指头触摸我的额角头，我就觉着鲁迅先生的手指头也从书里伸出来触摸我的额角头，甚至魂灵头。
原本讲好三日，但我等了足足半个月。我心想鲁先生到底去了啥地方？虽然当时我没去过绍兴，但也晓得跨过杭州湾或者钱塘江就到了，难道鲁先生一路南下去了更遥远温暖的远方，就像上一任不辞而别的语文老师？不过按照鲁先生的年纪还有脾性，恐怕不太可能。校长久久等不来鲁先生，又加上考试就要到了，只好从高年级调了语文老师来上课。新来的老师是北方人，普通话标准得像上新闻联播，再没人在课堂上打磕冲了。
过了1992年元旦，班级里没人再提起鲁先生，仿佛他的败顶上飘走的白发。期末考试这日，我在语文卷子上潦草写好作文，头一个交给监考老师，才发觉鲁先生立在教室门口，蓝大褂换成了军大衣。鲁先生掏出一块手帕，捂了口鼻咳嗽几声说，对不起，差点翘辫子。
冬至前，鲁先生到了绍兴，再坐长途汽车，辗转到了平桥村。纷纷扬扬的大雪里，潜伏一条灰蒙蒙的村子，空气夹了咸蟹的臭味道，不过这几年围海造田，地图上一寸寸往前推进，老早看不着海岸线，听不着钱塘潮了。鲁先生父母的坟墩墩，几乎跟白茫茫的雪地一样平了，要不是还记得一棵老榆树，恐怕一生一世都寻不着。鲁先生原本是有弟弟妹妹的。还是抗战时光，日本鬼子没来，瘟神倒是来了，弟弟妹妹统统卷了草席埋进乱葬岗。唯独鲁先生在镇上读小学，侥幸捡回一条性命。鲁先生请托几位亲眷，觅好了新坟地，村里答应三十年内不动。对于遥远的2020年代，鲁先生实在想象不出来啥样子，更不认为自己能活到那一日。
鲁先生雇了几个村民，扛了锄头铲子挖开圹穴。不过天寒地冻，泥土也是坚如磐石，几个男丁足足挖了个把钟头，方才掘到几块破烂腐朽的木片。鲁先生心里咯噔一记，跳进冻僵的烂泥，徒手寻觅爷娘骨殖，直到挖出浑浊的地下泥浆，还是没发现哪怕一块骨头。鲁先生的父亲老早死了，母亲倒是长寿，活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十年前才埋进夫妻合葬墓。鲁先生在棺材里摆进一台无线电，老娘在阴间也听得到绍兴目连戏。现在这台上海红灯牌无线电，随同两具枯骨跟淤泥分解成了无数原子。鲁先生颓唐地爬出来，浑身泥水，坐在大雪覆盖的田野上，人就像一尊石头墓碑，连抽三支香烟，权代冬至上坟的三炷香。鲁先生又给村民男丁们发了一圈香烟，麻烦大家再把泥土填回墓穴，坟墩墩也不必恢复，跟田地一样填平就好。村民惊问，下个月灌溉渠动工，坟就淹到水里了。鲁先生苦笑说，不管皇帝还是圣人，土葬还是火葬，人死以后早晚变成原子，我爷娘一辈子种地，现在已经变成烂污泥，倘若化作渠底肥水，多种出几斤袁隆平同志的杂交水稻也好，何况我也没子女，坟里的爷娘必定绝后了，等到我死后便是无主之坟。
当日夜里，鲁先生开始咳嗽，发高烧。按照农村老人们的讲法，坟墓里的泥浆，阴气特别重。鲁先生是大可不信的。他在亲眷家里困了两天，直到气透不过，才被一部面包车送进绍兴城里医院。X光拍出来是肺炎，血氧低于八十，用了蛮多抗生素，养了十天才好转回来。
鲁先生走出校门，掏出一支大前门，就被我强行没收了。我说，肺炎还吃香烟？鲁先生说，医生关照过我，再吃一根香烟，就要去见马克思。我说，未必是马克思，也可能鲁迅先生。鲁先生说，我困在绍兴快死的夜里，梦见了鲁迅先生——掐了手指头算来，上一趟梦见先生，还是唐山大地震这一年。我说，鲁迅先生讲话了吗？鲁先生说，讲了，鲁迅先生还在牵记我跟我爸爸，盼着我有空去望望他。
寒假的头一日，气温降到零度，天气倒是晴朗，我穿了棉袄棉裤棉鞋子，早早来到十三路终点站。鲁先生比我更早，上车寻了最末一排座位。一老一少听着电车小辫子叮叮当当，笔直向东到天潼路，四川北路邮局门口，再转一班公交车北上，直到横浜桥下来。我是一马当先，鲁先生的脚有点跛，走路像白乌龟，就是大鹅，我只好停下来等他。四川北路拐弯的地方，鲁先生指了一家理发店说，五十年前，此地就是内山书店，抗战胜利这年关门的。我说，记得这样清爽？鲁先生说，我在读华东师范大学的暑假，我们几个同学跟了老师，骑了脚踏车到四川北路，当时内山书店已经不在了。
转到山阴路，没几步路就看到大陆新村鲁迅故居牌子。我还是头一趟来呢。鲁先生却有三十多年没来过了。弄堂进去倒数第二只门牌，便是大陆新村九号。鲁先生买了两张门票。参观只用十分钟，底楼是昏暗的客厅；二楼是鲁迅先生卧室，写字台插了三支绍兴毛笔，他的蛮多文章就是在此写出来的，还有一张带蚊帐的大床，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困在这张床上离世；三楼是周海婴房间。等到鲁先生爬下楼梯，喉咙里又夯起来。我问他，身体不舒宜？鲁先生笑笑说，没事体，我们再去虹口公园。
从山阴路回到四川北路，实际上是绕路了。后来我看地图，直接从山阴路往前走更近。绕过复兴中学，看到虹口公园南门，正式名字叫鲁迅公园，买了两张门票牌子。我看了指示牌箭头寻到公园尽头，迎面立了一尊鲁迅先生铜像，背后是一道镌刻“鲁迅先生之墓”的花岗岩墙。我回头再看鲁先生，人已经不见了。我怪自己走路太快没顾上他。我寻了一块草坪盘腿坐下，晒着牛奶白的太阳，倘是屁股底下铺几张报纸，钻开两只罐头野餐就更嗲了。
等到太阳直逼头顶，鲁先生还没赶上来，我的心里开始发慌，老头会不会迷路了？我不好意思冲到公园管理处广播寻人，毕竟鲁先生不是三岁小囡，也没老年痴呆症。我在鲁迅墓前坐到下半天，饿得七荤八素，只好向先生告别。走出虹口公园，我在四川北路吃了一碗牛肉面。我还是担心鲁先生，会不会过马路太慢被车子撞了？还是突然发了啥急毛病？我是越想越慌，差点冲到最近的海军411医院。
我去附近几条小马路寻人，碰着一条生锈的铁路，据说从老北站通到吴淞口。沿着两根铁轨走一段路，我连自己都迷路了，终归看见一条大马路。声音跟腔调都有点诡异，路边排满了花圈寿衣店，行人面色都不太好，手臂膊上一律箍了黑袖章，还有腰间缠了白带子的，浑身披了白麻布的，好像到了古装武打片的剧组。我也像丢了魂灵，如同行尸走肉往前走，远处响了此起彼伏的号哭。直到一扇气派的大门，人潮汹汹，门庭若市，赛过南京路上中百一店。门后竖了一根浓烟滚滚的烟囱。大门口挂了牌子：西宝兴路殡仪馆。
此地就是传说中的铁板新村。几年前，我外婆是在西宝兴路开了追悼会烧掉的。天上扬起一片烟尘，我被呛得咳嗽。前头有个公交车站，我还来不及看站牌，匆匆挤上一部到站的电车，身上还有几块硬币。整个下半天，我转了三部公交车，等到天快擦黑，我才像一只野鬼回到沪西曹家渡。
回家之前，我先去敲鲁先生的门。原来他老早回来，立在窗门口吃香烟。台子上的烟灰缸一天世界。我已经气得发抖，便从鲁先生口中拔出燃烧的烟头，按照《英雄本色》小马哥的腔调，潇洒地丢出二楼窗门，落到停在终点站的十三路电车上。鲁先生也不动气，关紧窗门说，对不起，蔡骏同学，我没想着你会在外边寻我到这样晚。我说，为啥一声不吭走了，我要一个理由。鲁先生不响。我继续问他。他继续不响。我从他的袋袋里摸出两包香烟，都已吃了一半，被我捏在手心里粉粉碎。冲出房门前，我望了二楼窗门外说，鲁先生，你晓得吧，立在此地，就像立在酒楼上。
七
1992年春节前几日，我兜了一趟曹家渡新华书店。柜台上尽是教辅教材，唯独有一面橱窗，新到一套《鲁迅全集》，灰颜色素净封面，总共十六本，就跟楼上鲁先生家里那套书一样，总定价164块4角，比我爸爸一个月工资都贵。除非卖掉一只腰子，我才凑得齐这笔巨款。我只好问鲁迅日记有吧？营业员拉了一张面孔，丢出十四卷跟十五卷，分别是十三块五角，十三块一角五分。我匆忙跑回家里，问妈妈预支了过年的压岁钿，二十六块六角五分，有整有零，包括六枚一角硬币，一枚五分铜钿。
如果讲鲁迅的小说是一瓮绍兴酒，鲁迅的文章是一碟子茴香豆，鲁迅的日记就是一碗泡饭，连一粒黄泥螺都不放的清水咣当。开头总是日期，然后是天气，不是晴，就是昙，要么风，要么雨，偶尔有雪。两三行字的流水账，绝不啰唆半分的文言文，从早到夜，收到某人的信，回复某人的信，买到某人的书，写了啥的文章，见了啥的客人，下了啥的馆子，还有牙痛、胃痛、头痛，要么“无事”。多少年后，我觉着鲁迅日记赛过一台监控摄像头，冰冷地记录你的一切行为，没有声音，没有感情，更没有所思所想，但是极度精准，简直可以做司法证据。日记写到1936年秋天，鲁迅的身体已经坏掉了，不是“须藤医生来诊”，就是“看护妇来注射”，或者“夜发热至三十八度”，称体重只有39.7公斤，相当于我小学五年级水平。尽管这样，最后一个月还是忙煞，日日收信写信，读书看报写文章，家里高朋满座，出门去内山书店，去展览会，甚至带了全家去上海大戏院看苏联电影。最要紧的是1936年10月17日，我也查了万年历，农历九月初三，鲁先生五周岁生日，更是鲁迅日记的最后一日——
十七日 晴。上午得崔真吾信。得季巿信。得靖华信，午后复。须藤先生来诊。下午同谷非访鹿地君。往内山书店。费君来并交《坏孩子》十本。夜三弟来。
日记的最后一日，鲁迅的倒数第三日，并没一个字写到过绍兴乡下来客。下半天，鲁迅出门去了内山书店，会面一位日本朋友。夜里真的来了亲眷，却是三弟周建人。
曹家渡飘了雪籽。我奔到十三路电车终点站。书报摊的三楼林老师叫我，新到一套古龙的《大旗英雄传》。我没理他，横穿马路，钻进三角形街心岛的小弄堂，好像钻进一条黄鳝的肚肠。
鲁先生在等我。他伏在台子上，没叼香烟，看一本《死魂灵》。鲁先生摘脱眼镜说，你来啦，蛮多天不见了。鲁先生给我冲一杯乐口福。我说，鲁先生，1936年10月17日，农历九月初三，是你的五周岁生日，对吧？鲁先生说，对啊。我说，这一日，你在上海，你跟了你父亲到虹口施高塔路大陆新村鲁迅先生家里做客，对吧？鲁先生说，对啊。我说，鲁迅先生亲手抱过你，对吧？鲁先生说，对啊。我说，你在鲁迅先生怀里打了一个喷嚏，对吧？鲁先生说，对啊……
仿佛祥林嫂连讲四个“对啊”，鲁先生停下来摇头说，两日后，鲁迅先生就在家里离世了。我说，你骗我。鲁先生说，你讲啥？我说，这桩事体，并不存在，我看了鲁迅日记，这一日，你根本没到过鲁迅先生家里。
鲁先生放下刚冲好的乐口福，慢悠悠坐定下来，从《鲁迅全集》当中抽出一本书来，根本不用眼乌珠看，手指头一伸进去，便翻到1936年10月17日，鲁迅最后一篇日记。鲁先生说，我不肯拿《鲁迅全集》借给你看，就是生怕你会看到鲁迅日记，看到这一页、这一日。我说，可我早晚会看到的。鲁先生说，我以为，等你看到这一页、这一日，我老早变成灰了。我说，为啥？鲁先生说，没啥，统统是我的错，除了鲁迅先生的死。
乐口福还冒着热气。烟草味道淡了蛮多，但已渗到墙壁跟天花板，一生一世都消不掉，除非一把火烧干净。鲁先生说，要是想骂我，不要在心里憋坏了，我也不是头一趟被自己的学生骂了。我说，鲁先生，我是来告别的，过两日，我家就要从曹家渡搬走了。鲁先生说，你父母调动工作要去边疆？我摇摇头。鲁先生说，有海外关系要移民？去香港，还是美国？我说，都不是，我妈妈单位分了新房子。鲁先生说，蛮好，但我不会再去代课，以后见面不容易了。我弯下腰板鞠躬说，鲁先生，谢谢你。鲁先生说，啥意思？我说，就是谢谢你。鲁先生说，懂了，你是讲鲁迅先生啊，对不起，我确实从没见过先生，关于四川北路风景，鲁迅先生家里情形，都是我到上海来读书以后，我的老师告诉我的。我说，鲁镇呢？平桥村呢？鲁先生说，鲁镇是先生小说里虚构的地方，就像阿Q的未庄，至于《社戏》里的平桥村，其实叫安桥头，才是鲁迅的外婆家。我说，那个喷嚏呢？鲁先生说，在我所有的故事里，只有喷嚏是真的，打在1936年农历九月初三，我的五周岁生日，打在上海十六铺的亲眷家里，打在我爸爸的怀里，隔天他带我回到绍兴乡下，没过几日，我爸爸死于伤寒。
八
来年开春，我已不住在曹家渡。每日早上，我背了书包到海防路54路终点站乘车，头一站西康路，第二站胶州路，第三站叶家宅路，第四站武宁路，就到五一中学门口。开学一个礼拜，我在食堂吃中饭，有人讲一句，催眠大师走了。我放下筷子问，走到啥地方？人家说，你还不晓得啊，下半天的课放掉了，改成兴趣小组活动，老师们要去西宝兴路开追悼会。
最后一口汤还没吃，我冲回教室，书包掼到背上，像一匹红眼睛兔子奔出校门。我还记得上趟从西宝兴路回来的路线。转了三部公交车，三个司机爷叔都晓得我的心思一路狂飙。红绿灯也是我肚皮里的蛔虫，统统绿灯相送到了西宝兴路。
我像个混入黑袖章队伍的间谍，穿过摩肩擦踵的悲惨人群，站在无数张活人或死人的面孔之间，但没有一张是我认得的。我拼了命地回忆小学三年级外婆的追悼会，还有几个月前外公的追悼会，虽然在上海另一头的龙华殡仪馆。所有殡仪馆都有相似的结构，一间间标了不同名称的遗体告别大厅。我把自己当作一个悲惨的少年，仿佛打一局魂斗罗红白机游戏，冲进每一个厅过关斩将，分辨挂在帷幔上的一张张黑白遗像。但我没有九十九条命的技能。我甚至只能活一次。
虽然都叫“大厅”，其实有霄壤之别，面积从四室两厅到亭子间不等。每个厅都有一个中式名字，松鹤、翠柏、睡莲，还有仙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还幻想出了水泊梁山格局——显赫人物的风光大葬，必要办在聚义厅，全城达官显贵络绎不绝，花圈堆积如山，等于开一场千人表彰大会；生前呼朋唤友的，栖身及时雨宋江厅；生前莽撞之辈，便是黑旋风李逵厅。终于，我在殡仪馆最角落的一间小厅里，看到了鲁先生。
鲁先生困在黑色相框之中。遗像拍得实在潦草，焦距没调好，面孔有点糊，以至于眼神飘忽不定，时而观察前排的校长，时而凝视后排的我。鲁先生的肩上落了一片白点子，可能是头皮屑。衬衫领头恐怕是假的，我外公就有几件这样的“假领头”。
遗体告别大厅左右挂了挽联，上联“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下联“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等我长大后才晓得是鲁迅先生写给范爱农的悼亡诗。参加追悼会的基本是我们学校老师。可能只有我一个是鲁先生教过的学生子。还有几个人穿了亮晶晶的化纤面料西装，必是从绍兴乡下来奔丧的亲眷。校长致了悼词，照规矩是家属致答词，不过乡下亲眷连普通话都讲不来，就此省去这一环节，快进到放哀乐、三鞠躬、瞻仰遗体阶段。
众人排队转到帷幕背后，水晶棺材里困着一个老头，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身体却缩小了不止一圈，头戴一顶干部帽，加上黑框眼镜。我竟没能认出这张青灰色面孔，甚至有点滑稽戏腔调。听说鲁先生是突发脑溢血，倒在曹家渡的斗室，居委会送他到同仁医院已经没救了。鲁先生真的死了吗？我伸出一根手指头，触了冰凉的棺材，等于触了他的魂灵。
后面的老师拥了我往前走。相比隔壁大厅呼天抢地的号啕声，我们这间小厅相当安静，到底是人民教师，高级知识分子，既有坚强的精神，亦有理智的思想，每个人都表示情绪稳定。唯一例外的是拖在最后的历史老师，已经哭成一双兔子眼。一个钟头后，鲁先生变成灰了。
隔了两日，我乘54路回到曹家渡，仰头看到新华书店楼上，有个男人坐在窗台上吃香烟。我钻进三角形街心岛，爬上楼梯一看，果然是鲁先生的乡下亲眷。一房间的书搬空了，包括鲁迅全集，统统卖去万航渡路的旧货店。我急了趴在遍地垃圾当中，想要抢救鲁先生写了十几年的书稿，就差掘地三尺到楼下新华书店，终归在墙角寻着一只铁皮饼干盒头，费了开天辟地的力道打开，却藏了一堆黑魆魆的灰烬，三五张尚未燃尽的纸片，辨不出半个字，倒是闻着一股乐口福味道。
有人拍拍我的后背说，小弟，你是不是姓蔡？我仓皇地立起来。乡下亲眷掐灭香烟，抽出一本《死魂灵》——封面上不但印了“果戈理著”，还有“鲁迅译”。他操着绍兴话说，鲁先生临死前留了一张纸条，关照这本书必要留给你。我的手指头在衣裳上揩了又揩，免得在鲁迅翻译的《死魂灵》上留下手印子。我准备好从每一行字里再看出字来，轻轻翻开黄兮兮的书页，却滑出一张黑白相片。自然不会是鲁先生，他这辈子最讨厌拍照片，尤其年纪轻轻败了顶以后。
相片里是一个中国男人，穿着深颜色长衫，坐一张圈背藤椅，背景是虚的，但是堆满了书。男人的头发一根根竖直，浓密漆黑的胡须、眉毛还有瞳仁，几乎占了一小半面孔。他的眼神并无传说中强悍，反而有一点温柔，像良宵里擦出一根火柴，凝望你的双眼。夕阳斜刺里穿过二楼窗门，黑白相片有了彩色幻觉，耳朵渐次清澈起来——晚高峰的沪西曹家渡，桑塔纳的喇叭声，凤凰牌脚踏车铃声，路边摊油锅沸腾声，学生子们馋吐水滴落声。十三路电车满载而归，蜘蛛网似的架空电线擦出耀眼火花。沪西电影院门前贴了《秋菊打官司》手绘海报。春风习习吹皱酱油色苏州河水，马达轰鸣的船队逆流而上穿过三官堂桥。有个男人立在窗框之中，观赏一台盛大的社戏。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3年第9期，责任编辑 侯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