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本无心
方友珊，二○二二
半个世界在线上的时代，你总是从朋友圈知道一些新闻，例如，某个熟人的死讯。
临近年末的冬夜，金婷去世的消息伴随着一堆蜡烛表情在朋友圈刷屏。这一年听了许多坏消息，再说我早已不是二十多年前像跟班一样黏在她身后的小姑娘，因此我并未立即感到哀痛，心头莫名地有种空虚。我很想发微信问朱凡，你原谅她了吗？又一想，时至如今，也没什么原谅不原谅的。人都走了，真正四大皆空。
我想起来，早年拍过她的一整卷胶卷底片在她那里，想必早就没了。冲洗好的相片塞了半本影集，被孟玲玲拿走了，不知还能不能要回来。因为聚焦和光线的关系，有几张糊得厉害。除了金婷，当然也拍到了那间客厅、那些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的上海文艺青年们。除了梁松，没人超过三十岁。照片也不全是我拍的，其中有一张是戴着纸帽的我，正在吹蛋糕上的蜡烛。我在那间客厅过了二十岁生日，金婷用歌词稿费买了当时流行的水果鲜奶油蛋糕。她写一首歌能拿几百块，曾经我们都觉得是一大笔钱，现在想想，真不划算。前几天听一档播客，几个单口喜剧演员聊天，其中一个说要在片尾放一首自己喜欢的歌给听众，《踩住你的心》。另外几个就笑他，说歌名听着简直像SM嘛。他们都是“九○后”，会有人听那首歌首先就让我惊讶，我想他们一定没看过早年的MV。其实MV拍得也有种异样的氛围。一个女的在全是镜子的房间里走来走去，红唇高跟鞋，身影破碎又迷幻。我们都说，还不如请金婷演。
金婷那时真是美。丰盛的美。她爱穿紧身牛仔裤，显得腰细臀宽。眼睛看人的时候有种灼灼的光。谁不爱美人呢？围在她身边的年轻女孩比男孩多，不光因为她有种大姐的气质。她很喜欢和小姑娘们搂搂抱抱，总是坐没坐相，一会儿就把半个身体靠过来，像猫。她尽情地挥洒才华、温度和气味，我们醉心其中。那时的年轻人多少都有点皮肤饥渴，并不是真的喜欢同性。
叶巍和她坐在一起的时候，像一幅画，让人想起桔梗和芍药。萨其马、小山和梁松都画过她们，分别是粉彩、油画和版画。梁松先是琢磨版画，后来搞雕塑，越来越费钱。金婷养了他好几年，我们都觉得不值。他那时该是四十出头？在我们看来老得不得了。现在我自己四十七岁，才知道，不结婚的人，不管到多少岁，依然是幼稚的，上有老，下无小，就还有继续做年轻人的底气。
被我们喊作“萨其马”的萨维雍成了著名画家萨老师，偶尔在网上看到他的消息，这里那里办展。小山选择了死，在年轻和不为人知的时节。他留下唯一算得上痕迹的，是金婷那本书的封面，看似潦草的钢笔画。梁松在市区做地产中介。不是那种连锁机构。一间几个平米的小屋，玻璃门上贴着晒得褪色的户型图，门口挨着墙摆了一块黑板，用粉笔写着最新的招租和二手房信息。大概三四年前，我路过的时候和他聊了几句。他看到我的相机，像是很惊讶，说，摄影师不都带大家伙吗？我说，现在的微单很方便的，不工作的时候我可不高兴带一堆死沉的设备走来走去。他说起他女儿，小姑娘刚上大一，动画专业，一个月的零用钱就要两三千。我随和地说，那也算是女承父业了。要是让孟玲玲看到我们聊天的一幕，一定会觉得我太社会了，和那个男的有什么好聊的？梁松曾经非礼叶巍，不知道是摸胸还是摸臀。他挑的时机不好，叶巍正在他和金婷那套租屋的厨房切西瓜。墨绿色的薄皮大瓜，瓜长刀短，刀卡在瓤里，叶巍拔了一下刀，没拔出来，放声尖叫。在客厅看书的孟玲玲闻声冲进去。她在叶巍开始频繁去看病之后对我说，我那时就觉得她不对劲，被摸了当然糟心，可她叫得像要把五脏六腑都挤出来一样。
金婷他们的客厅曾经聚满了文艺青年。后来有的死了，有的病了，活下来的各谋生路。可能在有些人眼里，我从事的工作多少和文艺沾边，只有我自己知道，摄影就是个手艺活儿。我们这一行也有大师，更多的人像我一样，凭经验和人脉混口饭吃。
如今金婷也走了，对我来说就像是通往过去的时间隧道被彻底封上了。我搬过很多次家，至今书架上还有《七个半故事》。这是她唯一的一本书，署的是笔名“竹心”。
出书的版本和早年的杂志稿有很大的差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改得太厉害以至于有些僵，最后这本书没能在大范围引起瞩目。到如今，说起金婷，估计没几个人知道，倒是有人记得博客时代的“竹心在昆卡”，那是她第二次凭借文字绽放光芒的时期，前前后后大概一年多。博客早就随着服务商的倒台而消失。她不在微博等社交网络发言，没有其他的赛博痕迹。
我想了几分钟，要不要在朋友圈发悼念消息，最终作罢。我宁愿默默为她哀悼，连同我们一伙人早已不再的青春。
仿佛是特意打破我难得的感伤，孟玲玲发来微信：你听说了吗，金婷的事。
我回复：嗯。
孟：是新冠吗？
我：据说是心脏病。
孟：她今年五十多对吧？大概还是在那边生活太苦了。
这话提醒了我。我辗转问了几个人，要到李咏心的微信。她可能在忙，过了一个多小时才通过添加请求。我说我是金婷的朋友，之前见过一次。她像是没反应过来，我重新打了两个字，竹心。那边说，竹心老师真的很可惜。我问，你知道她支教的学校具体在哪里吗？我想开春后去看看。十几分钟后，她回复道，没有走我这边的项目，我帮你问问。
我已经开始后悔方才的一时冲动。六年前和金婷的最后一次见面可说是不欢而散。她每到过年发个动图拜年，我一向不回。现在人都死了，跑去她待过的地方看，有什么意义？
李咏心看来过着规律的生活。第二天，我在十点多睁开眼，手机上是她一大早发来的微信，几张图片、一条语音。我点开图，都是画。树和人，人有着团团脸。两只鸟在抢虫子。蘑菇，蘑菇，蘑菇。每幅画都有种恨不得用上全副色彩的劲头，笔法稚拙。这种风格对我来说再熟悉不过，毕竟我妈是农民画院的正式工。金婷应该也很熟。当年她在画院当过几个月的出纳，在她卷画潜逃之前。所以她跑到云南乡下教小朋友画金山农民画？我感到好笑，又莫名地有些哀伤。点了语音，李咏心听不出乡音的普通话传来：“不好意思啊，我在跑步所以发语音。这些画是金婷学生的作业。我原来也以为她是教语文什么的，没想到是教画画。她好像不是正式的支教老师，就是在那边租了房子，办了个兴趣班。据说不收钱。”
我打字问：那么她靠什么生活呢？
那边迅速回复：现在应该可以讲吧，她都走了。好像萨老师一直在接济她。
我对着手机屏幕愣了一秒钟，忍不住笑了。金婷啊，你即便离开人世，仍然有这么多的意外。
一九九四，金山
镇上公共浴室的水蒸汽让方友珊想起酒厂蒸槽冒出的热气，不同的是气味。兜头盖脸的热气混合了檀香肥皂和蜂花洗发膏的人工香气，比湿漉漉的酒糟味儿好闻得多。在酒厂或浴室，扑入眼帘的总是人体。男人们只穿条短裤，用如同猪八戒兵器的长柄耙翻动蒸槽里的酒糟，肩背上覆了一层汗水的油光。女人们细长或滚圆的身体半隐在水雾中，急流从高悬的热水龙头直坠而下，遭遇肩膀或头顶，化作千万个热水珠散出去。人弯腰抹肥皂，水声随着动作变化，一阵响，一阵弱。
在这片藏着十来具人体的白雾中，有一抹红色格外显眼。方友珊刚冲掉扎得眼睛痛的泡沫，红色又出现了，离她仅半臂远。那是用几股丝线编成的红绳，挂的位置不在脖颈而在腰间，衬出腰肢纤细。底下一枚金坠子，悬在肚脐上方半寸。红绳的主人说：“不好意思，能让我冲一下吗？”方友珊往旁边让了让。像她一样，有不少人从村里骑车来镇上唯一的浴室。无论什么时候，总是人多龙头少，要冲水的人总是直接挤过来，她第一次遇见有人说“不好意思”。
那边在冲肥皂泡，方友珊的视线无处落脚，飘到红绳上。红绳的主人是画院新来的职工金婷。妈妈在饭桌上议论过，说是金婷和赵老师有一腿。画院里有老中青四个“老师”。老师们多少受过一些美术教育，他们不画画，负责指导，让画院的农民画家们有进步的空间。进步，空间，这样的大词当然不是妈妈能说出来的，一定是照搬了会上的发言。
当初把农民画搞起来的雷老师，如今人称雷院长，是专门学画的。另外三个老师，两个是他从前的学生，一个是托门路走关系进来的。赵老师是后者。他甚至不是金山本地人。他和他老婆都是青浦的，有了这个铁饭碗，在镇上租了房子，每天骑车下到村里的画院。
金婷也是老师吗？方友珊问妈妈。爸爸“哼”了一声说，是出纳！雷院长的熟人弄进来的。你妈，头发长，见识短，听风就是个雨。金婷家在上海，而且人家是大学生，她能看上赵德新？才怪！
方友珊在街上遇见过金婷。附近几个村的年轻人在镇上就那么些去处：录像厅、唯一一家卖双卡录音机和磁带的音像店、台球室、游戏机房。金婷看录像时坐在最后一排，边看边嗑瓜子。她烫着波浪发，常穿件大红色的确良衬衫，肩膀打褶的款式，领口两根带子系成蝴蝶结，比屏幕上的香港电影女主角更显得新潮。开音像店的曹衡是方友珊的中学同学，他抱怨过，那个上海女人从来不买卡带，还嘲笑他的货老土，没有外国歌。说起来他们出生长大的村子也是上海的一部分，但市区太遥远，以至于在他们心里，上海连同上海出来的人，都远远高出一截。
上海人，大学生，不一样的打扮。剥去这一切光溜溜站在浴室里的金婷仍旧是不同的。是因为那根红绳上的金坠，还是因为那声“不好意思”？没等方友珊琢磨出个一二，另一个身体冲向她旁边的水龙头，伴随着尖叫：“是他给你的吗？我说我姆妈给我的金戒指怎么不见了，是他偷去给你的吗？”金婷也叫起来：“你神经病啊！”两个身体在白茫茫的雾气中晃动、推搡、拉扯。肉体和肉体相碰撞的声响。啪。有人摔倒了。挂着红绳的身体冲了出去。方友珊茫然地伫立片刻，跟着往外走。她隐约听见背后有人哭喊，不确定那是不是刚才打了金婷然后摔在地上的女人，赵老师的老婆郭小芬。等她在更衣间擦干身体穿好衣服，金婷早已不见了。她摸了摸头发，触感黏滑，没冲干净。
郭小芬和金婷在浴室打架的事很快传开了，从镇上到近处的村子，再到更远的角角落落。不知是谁在传播的过程中加上了对双方的身体描述，那一幕变得既色情又滑稽。据说郭小芬的金戒指后来找到了，是她念小学的女儿拿去玩。方友珊心想，就是想找个理由打人出气吧。她听妈妈讲过，画院除了雷院长，三个老师都像蜜蜂绕花一样，围着金婷打转。
隔了两天是个星期天。妈妈一早去菜地浇菜，爸爸也不在家，多半是去了厂里。方友珊用热水泡了饭，就着酱瓜吃了。她从家里把自行车推出来，走过长长的沿河石板路，一路和这家那家的阿姨妈妈打招呼。据说石板路的历史可追溯到清朝，坏掉的石板未经替换，裂纹像长在地上的蜘蛛网。出了村口，路面变成泥土地，方友珊飞身上车骑了起来。离河远了，空气中的水气减少，施过肥的菜地的臭气钻进鼻孔。油菜花刚开，一层绒黄。蜜蜂嗡嗡地飞，不知道名字的鸟散漫地叫了几声。她的目的地是上海的外滩和南京路。要先到镇上，坐火车或者大巴，花一个多小时到上海的西区，再换乘公交车，全程差不多两个小时。她没有特别的事要做，就是进城逛逛，呼吸一下市区的空气。上次去的时候，她买了用纸杯装的可乐，吃了油炸里脊，还有机器挤出来的冰激凌。冰的加上油的，回程肚子疼，只能忍着。她知道，在别人眼里，自己是个娇养的姑娘，不做田里的事，也不做家里的。大学没考上，还不是进了爸爸承包的酒厂做文员拿工资？从前年起，就连妈妈也有画院的工资拿。村里人说起方家，必然是那几句。老方是军队回来的嘛，脑子活络，当初雷老师喊大家去画画，我们觉得耽误农活，没几个人去，老方怂恿他们家罗秀珍去，你看现在！
方友珊觉得他们的讨论是可笑的。经常泡在画院的十几个阿姨妈妈，只有五个人成了职工。不说别人，就说她自己，跟着画了那么些个寒暑假，雷老师看完还是摇头。她搞不懂自己比妈妈差在哪里，雷老师说她不够“拙”，又说，农民画还是需要生活的。说得好像她是活在真空里一样！
爸爸有酒厂的一堆事要忙，妈妈不画画的时候要么在菜地，要么在洗衣做饭。老同学有一两个在市区念书，大半出去打工，曹衡倒是在镇上，他的音像店她也去腻了。方友珊无聊极了，有时想对着天空大喊。当然只是想想。既然不能像个疯子一样乱喊，那就去上海吧！
她从泥土路拐到公路，初春的风还有些凉，太阳的力道毕竟比冬天足，照得她出了一层薄汗。有辆车从背后开过来，她往路边让了让。车在她前面十几米停下，桑塔纳的副驾驶伸出脑袋和胳膊，冲她挥手。长卷发的女人。是金婷。她骑过去停住。
金婷的颧骨上两道鲜明的红痕，不用说，是郭小芬那天在浴室挠的。方友珊的视线滑过那些伤痕，往驾驶席扫了一眼，是个梳分头的陌生年轻男人。金婷问她去哪儿，她说去上海。
“这么巧，我们也去上海。可以带你的。你到镇上把自行车放一放，我们在书店那里等你。”
所谓的书店，其实就是邮局摆在门口的杂志摊。方友珊感到踌躇。之前也就点头打个招呼的关系，她吃不准金婷为什么这么热情。她知道，只要上了金婷坐着的车，用不着等自己傍晚回到家，流言跑得比车快多了，不仅会在镇上，还会在村里蔓延。流言从来不是什么好话。人们说，方友珊姨妈家的大儿子，她喊作大表哥的，是她爸的种。上高一那年的暑假，有一天，她在家午睡，忽然惊醒过来，发现有人隔着蚊帐摸她的腿。是大表哥。她又气又怕，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脱口而出，我爸是你亲爸，你不知道吗？说完，她很想给自己一巴掌。大表哥说，你神经病啊，然后转身走了。他比她大一岁，上学晚，俩人同级。他念完中专后没有去分配的单位，早她两个月进了酒厂。爸爸说，自家人做事总是放心的。方友珊很怕在酒厂遇见大表哥，他要跑销售，不常在。他有时会恶狠狠地盯着她看，仿佛在研究她的五官与自己是否相似。村里人都说，老方的酒厂肯定要留给那个嘛，女儿再怎么说还是要嫁出去的。
方友珊在听到金婷邀约的一刻想了很多，从爸妈可能的数落，到让她郁闷的大表哥。她点了头，并未想到，只是搭个顺风车，会给自己的未来产生多大的变数。
朱凡，一九九七
“我要是知道她偷了画，肯定不会上那辆车的。结果我变成共犯了。哎，你不知道，当时我爸气得把我关了一个礼拜。后来是雷老师决定大事化小，不报警也不找金婷，我爸才放过我。”
方友珊喝多的表现之一就是，她会开始讲金婷偷了画院的画拿到上海去卖的事。我已经听过七八遍。事情的出场人物就那么几个：金婷、方友珊、一个卖保险的男的。保险销售在镇上工作，开一辆桑塔纳，其实就充当了司机。三个人到了市区，司机和她们告别，金婷带着方友珊坐公交车到了曹家渡的一条弄堂。金婷妈妈的麻将搭子是福州路一家书店二楼书画柜台的经理，那人随口说起过，日本旅游团很喜欢买金山农民画，金婷在乡下待得不开心，本来就想走，和同事老婆的纠纷让她下了决心。她可不能白走，走的时候卷了一叠画。一共二十一幅。她开价每张画两张分，经过讨价还价，总价三千五。三年前的三千五，比现在更值钱。她在麻将桌边磨着对方付了七百块订金，开开心心地对方友珊说，现在有钱了，我们去南京路喫咖啡。方友珊对乡下口音很自卑，从来不讲她的金山上海话，每次只在试图模仿金婷的时候蹦几个词。
我怀疑吧台边和方友珊并肩坐的年轻男人也听过这一段，证据就是，他笑得像蒙娜丽莎，有点假。刚才方友珊介绍说他叫阿晃，并说，我们今天是网友见面。阿晃挂着那个像画上去的笑容说：“然后呢？”
然后她们去了德大西菜社，周围坐的全是爷叔阿姨。金婷喝咖啡不加糖。方友珊嫌苦，加了两个奶油球、一包糖。我在心里翻了个白眼，搞不明白这些细节有什么值得一遍遍拿出来晾晒的必要。精彩的明明在后面。
我给方友珊放了一杯新的金汤力，走开去收拾靠窗那桌的烟灰缸。按照方友珊絮絮叨叨的劲儿，她还有十来分钟才会讲到被金婷带去梁松家。她那时完全是个乡下姑娘，第一次喝咖啡，第一次走进房龄超过六十年的老洋房，不无惊讶地发现，住在里面的只是普通人。一栋两层楼挤了六户人家，各家的煤气灶摆在走廊里。梁松住的阁楼是违章搭建，也就比鸽子棚大一些。他的养母是个奇人，早在民国时期就在某学校当体育老师，一生没结婚，退休后才收养了梁松。老太太九十多了，能走能坐，能吃能睡，依然能骂人。梁松只要下到二楼养母的房间，有一半时间在挨骂，所以他除了做饭基本不下去。阁楼虽小，对于找他学画的青年们来说，那就是悬浮在空中的天堂。楼下喉咙响亮的老太则像是童话里的巫婆。
我没去过梁松养母家屋顶上搭出来的那间阁楼，只在画展看过它在画上的形象。说是画展有些夸张，其实就是借了虹桥路上一间漫画书吧的墙面，挂了他们一伙人的几幅画。我喜欢一幅绿蒙蒙的风景，有匹白马伫立在绿色中，轮廓模糊，画画的人要么是近视眼，要么是故意这么画。钢笔勾线涂了几笔淡彩的房子也不错。视角像是俯瞰。阁楼那里伸出来一个脑袋，在抽烟。方友珊说那是梁松家，抽烟的正是金婷。我特意看了底下打印的小纸条。钢笔画是小山的。树林白马的作者是萨维雍，一个笔画繁多的名字。他们都管他叫“萨其马”。方友珊第一次去阁楼的时候，屋里正好是他们几个，梁松、小山、萨其马。再加上金婷和她，转身都难。录音机里在放一首陌生的外国歌，方友珊从来没听过甲壳虫乐队，小山告诉她，歌名是《鬼知道明天怎么样》，她信了。金婷斜靠在床上，边听歌边抽烟，其他人画她，方友珊看其他人画她。
我把水龙头开得很大，哗哗哗洗完烟灰缸和杯子，关水，正好听到方友珊对阿晃说：“我都差点想跟着梁松学画了。那个房间，那种氛围。再加上小山、萨其马他们都和我差不多大，说是明年要考艺术类的大学。”
阿晃说：“那你怎么没跟着学？”
“刚才不是讲了吗？回去就被我爸关了。我们玩到晚上，出去吃了火锅，吃完都快九点了，我就跟金婷回她家过了一晚，一点也没想起来给我爸打个电话讲一声。我爸妈在家都快急疯了。有人看到我上了一辆车，说我跟人私奔了。我们那里的人最爱乱传话。第二天，我坐公交车转火车回去，带着一千零五十元，金婷给我的，说是卖画的钱，让我给雷老师。我可傻了，一直以为那些画是雷老师交给她卖的。”
阿晃笑了，像是很愉快。他压低声音说了句什么，我听到“数钱”两个字，猜测他说的是“被卖了还给别人数钱”，我对方友珊给出过类似的评语。她也笑了。上次我说的时候她可没笑。
据说阿晃跟她是在什么论坛认识的，我和方友珊也是网友。Hotmail刚开始流行的时候，有人在华师大贴了广告，招募邮件组成员。同样内容的A4纸也被放在我工作的酒吧。隔壁再隔壁有间网吧，我刚注册邮箱没多久，出于好奇，用网吧的电脑给邮件组写了信。组长会转发组员的信给所有人。你可以直接回信给写信人，也可以发给组长，让他继续转发。组长可能以为这是个天才的发明，但他很快发现，转发的工作量太大，邮件组只维持了一个多月就解散了。那个邮件组里的人基本都是华师大的学生，只有方友珊是周末自考班的，而我连自考生都不是，仅仅恰好在旁边打工。大概是这一点让方友珊感到亲近，写邮件说想来我工作的酒吧玩儿。
见面后我发现，方友珊身上有种傻乎乎的劲儿。不光是对陌生人毫无戒心，她对金婷简直是无条件地崇拜。她第一次和我聊金婷的时候，举了三四首流行歌，说都是金婷写的歌词。我说我不听中文歌。她毫不气馁，又拿来一本去年的文学杂志，上面有署名“竹心”的小说。小说写得并不坏，我不想和她一起站在啦啦队的位置，便说，你不觉得她的文字很颓废吗？就像开着的花下埋着尸体。方友珊面露愕然，我想她一定没看过日本漫画。我用的比喻是《东京巴比伦》主角的台词。
金婷和梁松。金婷他们家。虹桥。这些词过于频繁地从方友珊的嘴里出现，虽然没去过，仿佛那间客厅已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按照方友珊的叙述，三年前，她回到金山被关了一周，又过了几个月，来到上海上班。她没有金婷的联系方式。我猜，金婷也就是心血来潮，带她进城玩了一圈。然而方友珊对地点的记忆像大象一样好。她先去了她住过一晚的金婷妈妈家，得到的答复是，我哪里知道她死到哪里去了，给她找的工作嘛黄掉，给她介绍的男朋友嘛看不上。方友珊毫不气馁，又去了梁松养母的老房子，得知梁松搬出去了，和金婷一道。那家的母子关系虽然不算和睦，老太太倒是有梁松的新地址。
梁松应该和我爸妈差不多大，也和他们一样当过知青。他不像他们留在外地工作并满腹牢骚，而是在一把年纪回了上海，既没有户口，也没有工作。他教人画画的收入并不足以负担房租加生活费，金婷写歌的收入虽然高，毕竟有一搭没一搭。据方友珊说，金婷有时给人当画画的模特，有时充当掮客帮他们那群朋友卖画。有一次方友珊说漏了嘴，金婷向她借过钱，不止一次。她看起来很不愿意承认偶像也有不完美的地方，我本想嘲讽几句，又觉得傻人未必没有傻福，她开心就好。
当然，她有保持天真的理由。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她担任文员的那家公司，老板是“爸爸的战友”。她说刚上班的时候全是案头工作，第二年，领导说要实现办公自动化，出钱让她学计算机初级和中级。办公室添置了两台公用的计算机，速度奇慢，离自动化远得很。她在摆着机器的角落拨号上网，给邮件组的成员写信。可知她上班有多闲。她的工资七百，房租五百，不用说，房租是她那个开厂的爸爸付的。她对老家、对她爸有诸多抱怨，但如果不是老家的人把她在上海待的两天一夜传得像女阿飞故事，她爸就不会拍板让她进城工作；如果没有她爸一直提供经济支援，她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上着一份不操心的班，周末在华师大念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自考（念中文系显得很不实用，当然也是因为金婷的影响），其他时间要么泡在我打工的店，要么在虹桥。
方友珊和那个叫阿晃的明显有苗头，俩人一道来过两三回。每次一到夜里九点半，她就慌忙离开酒吧，往家赶。她爸妈给她租的房子装了电话，晚上会打过去查岗。阿晃把她送上公交车，折回来继续喝。他不和别人搭讪，不抽烟，喝酒的样子也显得稳重。尽管有这些表象，我还是从他身上嗅到某种不安的因子。我不到二十岁，尚未谈过恋爱，不过自认为看男人比方友珊准一些。
有时方友珊会在酒吧开门前来。她刚结束下午的课，给我带了打包的吃的。生煎、蛋饼或者烤红薯，正好当作我的第一顿饭。我一般凌晨三点以后才睡，起来每每过了十二点。刚起床的时候大脑和胃袋充斥着虚无，既没有食欲，也没有一天开始的喜悦。我就这样一天天过下去吗？每天擦洗肮脏的厕所，做淡而无味的调酒，酒水进了客人们的胃，然后是膀胱，他们要么呕吐要么方便，再次把厕所弄脏。
虽然对现状不满，但我无力改变。要怪就怪自己念书不行。我念的是职校，酒店管理专业。等到实习才发现，这个专业与管理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我们被分到酒店的各个基层岗位，从收拾房间到切果盘到拉门送行李。实习期干的活和正式工没区别，工资却少得可怜，只有一百多，据说大头被学校拿了。实习一年，然后转三个月试用期，再之后才签约。学校和用人单位有协议，毕业如果不服从分配，要赔一笔钱。我咬着牙熬完一年的实习加试用期的头两个月，不小心撞见经理和一个员工鬼混，对方是和我同校不同班的女生。经理找了个由头，把我开掉。不难预想舅舅舅妈和在外地的爸妈会对我失业说什么，想想就头疼。我继续假装出去上班，在街上转了几天，正好看到这家酒吧在招工，还管住。面试的时候才知道，住处就是店里摆张行军床，晚上拉开，白天收起来。老板说他本来想要个男生当调酒师，但面了这么几天没有合适的。你先试试吧，毕竟你还是上海身份证。他说完，我笑了。爸妈在我刚上小学时就把我送回来，让我寄居在亲戚家长大，难道就是为了这一天？
入冬后，店里的生意明显不如夏天。老板想了一些招，譬如开始卖炸鸡和薯条。他在装潢公司工作，据说是个挺有名的设计师，开这家店只是为了有个地方和朋友喝酒。但真的开始每个月付房租水电和工资，他才想到不能亏本。为了压缩开支，人员也极度节俭，之前有一个服务员，我被招进来不久，服务员走了，没再添人。也就是说，做炸鸡薯条的也是我。
可想而知，当生意偶尔特别好的日子，例如平安夜，我恨不得自己有三头六臂。我在心里诅咒老板。方友珊这一天倒是很够意思，一直在吧台里帮忙。当然，她依旧九点半就走了。十点多，一个瘦瘦的年轻人把半个身子探过吧台，用吼叫的音量问我：“朱凡？方友珊叫我来的！”他不得不这么大声。店里挤满了人，每个人都扯着嗓子和朋友聊天。
我吼回去：“她走了！”
“我知道！她叫我来！来帮你干活！她说你太忙了！”
我顿感愕然。方大小姐原来这么体贴，可她至少该和我说一声啊。我大声说：“没有工钱！喝酒不要钱！”
旁边一个客人说：“小朱你早讲啊，你请客的话我也可以帮忙的！”
我没理那个想蹭酒喝的人。方友珊的朋友进了吧台，先是帮忙洗杯子，后来仿佛很自然地开始切果盘，把预制炸鸡块从塑料袋扔进炸篮，不时捞起篮子查看成色。他有一双麻利的手。是她在自考班的同学，还是虹桥客厅的那伙人之一呢？他喝了一杯我请的啤酒，后来就只是喝水。他长着一双微微鼓起的眼睛，让人想起马。头发两个月前就该剪了，像女生一样戴了个黑色塑料发卡，以免刘海遮眼。我到后来实在看不下去，到仓库找出一块我有时戴在脖子上的小方巾，给他裹在头上。这下像样多了，有种艺术家的劲儿。人群过了午夜仍未散去，有客人叫了附近小店的烤串，店里的香烟气味叠加了孜然味儿。我刚做完两杯需要大力摇晃的调酒，揉着胳膊看向他：“你还没说你叫什么。”
他一愣。“我以为方友珊和你讲过了。我叫岑千山。他们都叫我小山。”
那个没考上大学的人。我看过他的画。据说他连考了两年，每次都是因为文化课的分数不够。他家里条件不错，家人给他在美罗城租了一个柜台，卖内存条。应该是受到梁松的影响，他在做生意之余开始搞版画。方友珊提过一句，铜版画很费钱。
所以刚才被炸鸡的油烫到、我帮忙抹了牙膏的，是刻铜板的手吗？我的心情有点复杂，只说了声“谢谢”。
睡下的时候比平时更晚，快四点了。忙碌导致神经不肯休息，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像蹿天猴一样在我空洞的脑海中蹿来蹿去。其中一个念头是，方巾给小山戴着走了，我该不该要回来？没错，我是故意让他戴走的，但是去要会不会显得刻意？
第二天，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我很想杀人。才十点多。早知道应该拔掉线再睡。我在心里骂骂咧咧地走过去接，差点被凳子绊了一下。
“你现在有空吗？”那头是方友珊。
我的心头滚过一连串的回应。喂，你昨天帮了我，还让人来帮忙，我谢谢你哦，可你这么着急就要收利息支使人？想归想，我“嗯”了一声。
“我急死了，很想马上过去，可是待会要开会，我只能开完再请假，过去要中午了。你帮我去虹桥一趟好吗？我怕出什么事。”
她大概是在办公室打的电话，声音很轻。
“什么事？”
“金婷被关在家里。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小山和孟玲玲都在那边。你是我认识的最能干的人！你去帮我盯着吧。再说小山你也见过的。”
这都什么和什么啊。放下电话，我叹了口气。你们文艺青年跟拍电视剧似的。什么叫关在家里？
到虹桥的公交车要走到长风公园去坐，我嫌远，于是问路口烤鸭店的师傅借了自行车，晃晃悠悠骑过去。骑车嘛半个多小时足够了。冬日的太阳悬在偏离头顶的位置，投下几乎没有热度的光，让人想起白炽灯。上班高峰期早就过了，骑车的人不多。中山西路两边的行道树在落叶季之前被修剪过，举着突兀的断枝。进入虹桥路，广播电台飞碟形状的楼顶耸立在前方。生意清淡的晚上，我听腻了店里的音乐，便戴上耳塞听广播。总是在深夜，有个姓裴的女的，讲一些市面上很少听到的外国流行歌。她的普通话不标准，让人讶异怎么能当上电台主持人。奇怪的是，只要听到她的声音，就会有种安心。经常有听众给她写明信片，我一次也没写过。就算明信片被念出来，谁会记得你是谁？
到那个小区刚好三十五分钟。一排排五层楼长得相似，我顺着门牌找了一会儿，站在三十三号楼下。铁门有门禁。我把自行车停在一边，按了二○一，心里嘀咕，对他们来说我是个陌生人，我该怎么自我介绍？奇怪的是，那边直接开了门，都没问我是谁。
二楼的门虚掩着，隐隐传来人声。我推开门，迎面是个饭厅模样的小房间，桌边坐着两个男的，一个女的靠墙站着，三个人都朝我看过来。我尴尬地朝唯一认识的那位招手：“你好，方友珊叫我来的。”说完心想，这话我昨晚才听过。
小山脑袋上又换回了不协调的发卡。他神情阴郁，冲我点点头算是打招呼，对另外那个男的说：“我不管你们有什么事，你让金婷出来，我们在这里把话讲开。”
那个男的也是一脸睡眠不足的模样，说：“我和她没话讲。”
站着的年轻女孩——想必就是孟玲玲——用尖锐的声音说：“你这是非法监禁你懂吗？我们可以报警的，要不是不想闹得太难看。”
男人嗤笑：“报警？你试试看！警察才不管家务事。”
我感到头疼。我没睡好，情况也太莫名其妙。这群人真的不是在演电视剧？我挪到孟玲玲旁边，问她：“人在哪里？”
她用下巴示意，和小山对峙的男人身后有扇门。我们身后的那堵墙左右两边也有门，敞着的一间是厨房，关着的像是房间，再过去的左手边还有一扇磨砂玻璃门，想必是厕所。格局和我舅舅家很像，我猜金婷被关的地方是客厅。客厅的另一头是阳台。我的心头一闪念，二楼并不高，如果是我，索性直接跳窗离开。那个把金婷关起来的男的，说“你试试看报警”的，不用说就是梁松。方友珊对他的厌恶与日俱增，我近来听了不少关于他的坏话。例如，他以前还教教学生，现在整天打游戏。他就是赖上金婷了。他还对金婷的朋友们动手动脚，孟玲玲和叶巍都被他吃过豆腐。
听到“吃豆腐”那段，我问方友珊，他没对你做什么吧？她有些茫然地摇头，说，那倒没有。方友珊一米七，不熟悉的人会以为她至少有一米七五。不光骨架大，手也大。我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以为她是打篮球的。此刻目睹梁松，一个不成器的艺术家，靠比他小十三岁的女友养活的中年男人，首先吸引我目光的也是他的那双手。肥白得像女人一样的手，长在一个瘦子身上更显突兀。男人有双女人的手，据说是有福气的表现。他遇到金婷，或许该算是一种福气？我听到旁边的孟玲玲干咳一声，忍不住说：“我骑车过来嗓子好干，水在哪里？”孟玲玲说：“在厨房，你自便。”小山头也不回地说：“给我弄杯生姜可乐好吗，我好像有点感冒。”我一转身进了厨房，发现里面竟然很整洁，和我对文艺青年居住环境的预期不符。保鲜膜、保鲜袋、调料，都在一眼看得到和方便拿的位置。冰箱门上用彩色圆磁片压着几张便笺，我凑过去看，纸上写着破碎的句子，不知道是歌词还是诗。方友珊说过，金婷也就是“竹心”除了小说还写诗。向右斜倒的字很漂亮，一看就是女人的字。姜和蒜排在窗台上，像一组静物。冰箱里有开过封的大瓶可乐。反正要做，索性多做些。我往单柄锅里倒了半锅可乐，在加热的同时洗了姜块扔进去。我在厨房和饭厅之间走了三趟，拿锅垫和锅，拿杯子，拿橱柜里找到的一瓶张裕白兰地。我们店里的白兰地就是这个，灌进高级的进口酒瓶，老板说，总比假酒好。我知道他没讲错，反正在店里也没人点纯饮，都是兑这个那个，客人们也喝不出区别。我往自己那杯加了一指高的酒，然后把滚烫的散发着浓重姜味的可乐倒进去，说：“你们自便。”因为工作关系，我完全不馋酒，但此刻无论如何都想喝点儿。他们都给自己倒了，连小山也加了酒，手势凶猛。我想提醒说，感冒不要喝酒，转念忍住了。
方友珊在中午抵达，她迎面赶上的是一副其乐融融的景象。梁松和小山各自窝在靠背椅上，我和孟玲玲坐的是高脚凳——这个家的厨房角落摆着一摞高脚凳，一看就是常有人扎堆的所在。可乐早已喝完了，我在橱柜里又找到一瓶覆盖薄灰的绿薄荷酒，估计是谁送的，因为没人爱喝而一直搁着。没有调酒器，随便找了个带盖空瓶，把白兰地、薄荷酒和糖放在一起摇匀。给他们倒酒的时候，我说，这叫“恶魔”。姜汁可乐兑酒就像是春日午后的散步，有种暖阳照在身上的愉快，恶魔带来的酒意则把人直接拉回到夏天。孟玲玲不停地扯她那件粗毛衣的领口，说喝酒喝热了，毛衣有点扎。小山怎么喝脸色都不变，梁松则开始哭。喝多了哭的男人我见多了，另外两个估计也见过他撒酒疯的状态，没人安慰他。刚进屋的方友珊目光在我们身上扫过一轮，她尖声说：“你们怎么在喝酒啊？金婷呢？”
我想，我在这里坐了两个多小时，金婷如果想出来，至少该在里面出个声。悄无声息的，看来事情也不大。没等我开口，方友珊奔过去推门。门当然是锁着的。她瞪着梁松，大声说：“钥匙！”梁松开始解释，说金婷上周就该给歌词，合同早就签了，到现在都没交稿，他这也是不得已，“是为了她好”。这一套我们早已听过了。他刚才哭的时候絮絮叨叨地讲了另一套缘故。他说金婷的感情变了，还说，她其实是个凉薄的人，当然我这么说你们都不信。我看着他哭得丑陋的脸，无动于衷地想，这人要是正常结婚生子，小孩都该念高中或大学了。也就是说，旁边坐的三个人和他可能的孩子差不多大。我们都没有接话。我是因为不熟，另外两个像是对他或者对眼前的状况感到疲惫。梁松拿合同的事搪塞方友珊，让小山突然从倦怠和漠然的状态挣脱出来。他扯着嗓子喊了一声：“你够了！”梁松哆嗦了一下。小山看着他说：“梁老师，你这样，我很失望。”梁松的脸上闪过一丝古怪的表情，混合了难以置信和伤心。他像是想说什么又忍住了，从裤腰上拉出钥匙开门。我厌恶地想，把钥匙拴在身上，像个牢头。
方友珊第一个奔进屋，嘴里喊着“金婷！”声音忽地断了，留下古怪的空旷。梁松、小山和孟玲玲陆续进去了。我有些迟疑，想了想，还是跟着过去了。门的那头果然是客厅，连大小都和舅舅家那间差不多。舅舅舅妈摆了张大床在客厅，把饭厅另一头的小房间让给我。如果他们有孩子，估计只能让我安顿在和客厅打通的阳台。眼前的客厅并未兼任卧室，却没有因此显得宽敞。又大又旧的皮面三人沙发、摊着纸笔和乱七八糟东西的工作台、画架、水桶、插着一堆笔的塑料桶、电脑桌、电脑、电视柜、电视机、茶几。和厨房的井井有条相比，这间客厅更符合我起初想象的不着调的模样。阳台果然是和客厅打通的，那里有一个小角落透着别样的气息。一只小柜子上搁了块板，充当书桌，旁边有个小凳子，非常局促，简直像给儿童用的。铅笔、皮面笔记本和几本书排在板上，近乎强迫症的整齐，让我想起厨房。我没有意识到那就是金婷写作的地方，注意力早已被方友珊的动作吸引过去。她站在敞着的窗边，背对我们，离近乎逼仄的桌椅仅两三步。她转过来怒视梁松，“金婷的鞋还在门口。这么冷的天，你让她光着脚跳下去！光着脚在外面走！”
“帮帮忙！是我让她跳窗走的吗？”梁松像是真的很生气。我在心里为素未谋面的金婷叫了声好。
二○○○—二○○一，媒体记录
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女性文学小辑”共五册，先行推出的《七个半故事》和《一个调酒师的日记》分别来自竹心和朱凡，前者是读者们熟悉的旅居海外的女作家，同时也是流行歌的词作者；后者则是新人，朱凡在BBS连载的小说拥有大量的网络读者，甚至可说形成了某种文化现象……（《文学报》二○○○年,九月）
问：你开始写作的契机是什么？
答：当然是网络。我一开始就是写着玩，想要记录一些有意思的事。
问：所以《一个调酒师的日记》有很多细节是真实的？
答：小说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虚构，肯定多多少少有真实的成分，或者说原型。不过我努力写得让每个人都看不出我写的是谁，就算被写到的本人来看，也认不出。
问：我听到过一种传闻，你在小说里写到的女画家乔月是我们都知道的某位。小说里，乔月和男友的感情出问题，被男友关在家里，然后从浴室的窗户逃走，那段描写很精彩！然后她到了酒吧，和“我”讲了她的故事……
答：哈哈哈，每个读者都有猜测的自由。如果我没猜错你的暗示，我可以坦白地说，我没见过那个人呀。她确实很有名，某种意义上说也蛮传奇的。
问：那你读过她的小说吗？
答：当然读过。不过她最近不太写了。有些人可能生活顺遂反而会影响创作，越是身处逆境，越是能写，是不是很奇怪？
问：你以后的小说会继续在网上连载吗？还是会发在文学杂志？
答：还没想好。网络或者杂志，都只是媒介，要等到读者读到这个小说，在脑海中编织出对应的形象，一个小说才真正完成。
（《与朱凡对话》，《上海壹周》二○○○年，十一月）
竹心的中篇《苏州河畔》，收录于去年出版的《七个半故事》。书名有点像是对塞林格《九故事》的戏仿，全书共七则小说，一组长诗，竹心的诗有强烈的叙事性，说是“半个故事”也未尝不可。因篇幅有限，在此略过书中其他作品，仅讨论《苏州河畔》杂志刊登的版本（《江南》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与出书版本的异同，并试图分析作者的心境变化和创作主旨的更迭。
（中略）
少女乔乔曾目睹母亲与他人的性事，青春期因此蒙上阴翳。外祖母的人物设定乍看是不合理的——曾经的资本家家庭的大小姐，后来进了工厂，晚年的退休金不够养活女儿和外孙女，她不得不在菜场摆摊卖油墩子补贴家用——虽然这个人物的生活轨迹有些强行编造的痕迹，但她造就了乔乔性格的重要方面。外祖母对乔乔说，人活着就是苦的，不能只为自己，要多想着身边人。另一方面，乔乔的母亲是自私的典范，她对物质的追求导致丈夫挪用公款，在丈夫入狱后，她立即和他离婚。她还向有妇之夫的情人索取金钱，等到对方决心回归家庭，她试图要分手费，被拒绝后闹到对方的单位。在如此迥异的两代女性的抚养下，乔乔的内心有一种撕裂，笨拙的体贴和冷酷的自我同时存在于她的身上，表现在外，就是她对出狱的父亲忽冷忽热。乔乔捡回来的怀孕母猫可以看作某种象征，她对小动物温柔也是她对外部世界的善意，母猫产下的猫仔死去的同时，她的善意也随之丧失温度。小说的最后，乔乔捧着装有死猫的鞋盒，和父亲一起去苏州河扔掉，就像是她对青春期和对自身的告别。
读者很难不注意到出书版本的大幅度改写。邻居哥哥这个角色被加进来，出现了一场可以说是诱奸的行为。未成年的乔乔怀孕了，她甚至不自知，直到不慎流产。苏州河畔的父女对话也没有了。乔乔由母亲陪着从医院回到家，得知小猫没活下来，父亲已经离开。母亲说“瘟神终于走了”，乔乔坐在床上吃了一个外祖母卖剩下的油墩子，故事在这里结束，更为现实和残酷。如果追求故事性，可以说新版更成熟，更“社会新闻”，但杂志版本的懵懂和矛盾，青春的微妙，未来的朦胧不确定感，都被具体的情节消解……
（赵一衡《〈苏州河畔〉的两个版本》，《上海文学》，二○○一年，三月）
方友珊，二○一○
拍片的时候我总是把手机放在兜里，调成震动，这习惯是新近养成的。上次我爸胃出血住院，我漏接了家里电话，过后被我妈好一顿数落。她说，养你到这么大有什么用！我很想说，不是有那个谁在吗？
大表哥在我爸住院期间让表嫂包馄饨、炖鱼汤，隔三岔五地送过去。我去医院的时候也遇到她。她冲我点头笑道，回来啦，晚上过来吃饭吧，让你妈也别辛苦做饭了，我多做一点就好。她和我同年，今年三十五，可我经常觉得她像是上一辈的女人，那么卑微、柔顺、不抱怨。我听说大表哥在外面有女人。她想必也心知肚明。我想，大表哥连最差劲的一面也继承了我爸的传统，这该算是基因的力量，还是耳濡目染的效果？到如今我不再怀疑小时候听过的流言，大表哥和他弟有多么不像，就和我有多像：方家人的高颧骨，大大的手和脚，薄耳廓。去年上小学的侄子长得更像表嫂，我隐隐为此松了口气。
虽然有数码屏，我还是习惯从取景框确认。光线从窗户照进来的角度还不太对，需要再等一会儿。我摸出刚才震了几下的手机看短信，一条是孟玲玲发来的：“晚上去金婷家，一起吧。”还有一条来自朱凡：“你猜我今天见到谁了？”只要事情不急，以及对方不是我妈，我通常都等干完活再回。把手机放回裤兜，我问别墅的女主人：“你们有没有其他颜色的沙发靠垫？需要能跳出来的颜色。”她似乎有些不快：“绿色的不好吗？我选了很久才选到的，和沙发的疯马布很配。”她的心理我也不是不懂，难得自家能上家装杂志，当然希望所有物件都是原装的，这样就可以在给朋友们看杂志的时候再把每个东西的来龙去脉讲一遍，就像她刚才对我的宣讲一般。
“都是为了照片效果。不好意思啊，我打个电话。”我走开去打电话，让杂志社送几个不同明度的黄色靠垫过来，要快。
终于赶在落日前拍完了阳光斜斜照进客厅的静谧场景，可以收工了。我正在收拾三脚架，刚才帮忙送垫子的陈晓凑过来，“方老师，我有个事想拜托您……”我示意出去再说，和别墅主人道别。我们从下沉式花园一侧的台阶出去，来到小区甬道上。我背着摄影包，拎着三脚架包，陈晓提着装有三个靠垫的大袋子。她最近刚由助理升任编辑，仍经常打杂。她微圆的脸上浮现笑容，说：“是这样的，我和我男朋友下周领证，我们不打算办酒，但是想拍照留个纪念。”我点头说：“帮你们拍照是吧？可以的，我回头看看时间。”她像是很激动，握拳一挥：“您真好！我可是您的粉丝！琦琦的那套太好看了。”走到小区大门口的时候，她又说：“您平时为什么不接人物摄影？拍人的工作应该要多少有多少。”我说：“我不爱拍人。”她像是有些尴尬，把没说的话咽了下去。
还是个摄影初学者的时候，我拍过小山。他一定是那时已有必死的决心，想要留下照片作为遗像，所以才喊我去。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的光线和他抽烟的样子。因为朱凡前老板的关系，我开始有机会拍一些室内，先是给设计公司实景作宣传材料，后来给家装和其他杂志。编辑们有他们的社交圈，我被介绍给更多的人，也有甲方约拍人物，我总是推掉，渐渐地，我就成了所谓的“室内和静物摄影师”。偶尔地，遇上像陈晓这样的年轻人，没有预算，又想留下一套值得纪念的照片，我不忍心拒绝。
来了一辆出租车，陈晓执意让我先上车。我说可以先送她回杂志社，她笑眯眯地说不用了。可能刚才那句“不爱拍人”还是太直接了，让小姑娘有些尴尬。
“去瑞虹新城。”我靠在后座闭目养神，接着想起，哦，孟玲玲喊我去金婷家。我打了孟玲玲的手机，她说直接在夏味馆见。我让司机改道。像这样跑来跑去的工作，其实自己考个驾照会方便得多。我妈说开车危险，我不想让她担心，就一直没考。
暮春天，乱穿衣。车窗外，下班往家赶的人们仿佛来自不同的季节，从单衣到厚棉服。我为了活动方便，身上是短袖叠加格子长袖，下车后不由得有些瑟缩。
餐厅里开着空调，一进门，暖意扑来。孟玲玲和金婷坐的位置正对着门口，俩人一个对我微笑，一个挥了挥手。我过去落座。孟玲玲最近节食看来颇有成效，被粉色阿迪达斯拉链衫包裹的身体不再有突出的腹部，显得年轻了许多。她是易胖的丰满体型，曾向我抱怨买一副有支撑力的胸罩有多难。她化了妆，旁边的金婷没化妆，却远不像比孟玲玲年长的人。我听过好几个人调侃金婷是“天山童姥”。她在国外的那些年从来不给我们发照片，以至于在我的心里，她始终还是刚离开时的模样。那是一九九九年，她三十二岁，看着最多二十八九。
金婷穿了件光滑的白色丝衬衫，不是雪白，而是亚白。脖子上系着丝巾，银灰底，浅紫色手绘铃兰。长发在脑后挽成发髻，衬出小巧的头型，再加上坐姿笔直，让人想起芭蕾舞演员。谁能想到这个人已过了四十岁？时间仿佛略过了她的容貌，只改变了她的说话方式。以前她讲一口夹着上海话的普通话，语速飞快，现在她的口音听不出来路，有时仿佛是刻意拉得缓慢。
“哎呀，我们正在聊你呢。”她用那种慢吞吞的腔调说，带了点笑。
“聊我什么？”
“聊你为什么一直单身。”孟玲玲接话。
“你不是也没结婚？”我有些莫名其妙。
“我男朋友没断过，好吗？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
我看一眼金婷。她不看菜单，开始点菜。自从她在两个月前回归，这家店我们来过四五次，和食堂差不多。我要了啤酒，孟玲玲点了女儿红。金婷不喝酒——另一项发生在她身上的变化。
不见面的这些年，拜网络所赐，电子邮件、MSN、QQ，让我们与在异国的金婷至少在某些大事上保持着同步。也打过国际电话。小山的死讯传来，我憋了几天，给她打了电话。那时她还在西班牙，我按照习惯的七个小时计算，上了这边早上七点的闹钟。深夜十二点，她一般还醒着。我把电话卡刮开，将露出来的密码逐个输入，一边搓黏在手指上的银屑，一边想，这时候还能想到用IP电话省点钱，人活着真无聊啊。她用一听就是在睡的嗓音接起来，原来那边已经一点，西班牙刚换到夏令时。我以为我会哭，结果嗓音和眼睛一样干燥。她在那头说，小山要是身边有个人就好了，当然现在说这些都晚了。大概是她近乎超然的态度刺激了我，我忽然拔高声音说，都是因为你！说完就后悔了。电话静了一刻。她说，没有人会因为另一个人去死。小山他……到底为什么，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小山永远停留在二十三岁。他走后不久，美国发生了“九·一一”。金婷的丈夫肖佐原本要去美国办展，事情因此搁置，不知又有怎样的因由，个展最终在日本举办。他们两口子从西班牙的小城昆卡搬到日本山梨县，就是在展览后不久的事，记得是在二○○三年。博客“竹心在昆卡”的读者看到她的搬家预告，都以为她会开始写日本当地的风土人情。
博客没有继续更新。我有时点开看看，发现又增加了不少留言，有的催更，有的说你还好吗，也有的说，竹心，哪怕你不再写，至少让我们知道你还平安……
不写是因为金婷陷入了感情危机。当初，梁松因为发现她和肖佐交往，把她锁在家里，她没穿鞋就跳窗逃走，虽说仅仅是二楼，也并非全无危险。借用她在网上对我说的话，年轻的时候好冲动啊，简直像上辈子的事。肖佐在各方面都和梁松不同。他年轻，家境优裕，给出承诺并且践行。他去西班牙念油画专业研究生的时候，让她报了语言学校随行。研究生刚读了一年多，他和代理签了约，干脆不念了，搬到旅游时格外中意的昆卡，租了个带院子的房子的一楼，在那里生活和创作。金婷回顾那几年，说，昆卡就是一个梦。她的西班牙语停留在初学者的程度，靠往外蹦的单词和比画与当地人交流。悬崖上的小城建筑涂成偏色系的红黄蓝，常年开着红艳艳的三角梅。除了收拾房子和打理植物，她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虚掷，便上网写东西和东张西望。夏季的白天漫长，等肖佐忙完一天的工作，天光仍未淡去，他们出门散步，在小酒馆吃塔帕斯，喝便宜的杯卖酒。日子平静，有时跳出若干不协调音，因为他们毕竟是住在海外的中国人，难免遭遇文化上的龃龉。她的博客就是这段时光的映照，像一幅画在沙上的画。
潮水来的时候，沙痕消失得那样干净。
肖佐的第二任妻子是日本人，与大多数日本女性不同，她有一口完美的牙——美国牙医的作品。因为父亲的工作关系，她高中就去了美国，大学在美国念艺术史，毕业后回到日本，先是在美术馆当研究员助理，后来成了某个私人藏家的顾问。她和肖佐在其他画家的展览现场相识，再后来的发展可以说是俗套的。一天，肖佐对金婷说，你这么多年一直在原地踏步，我已经走远了，我想有个能陪自己走下去的人。
金婷没念过大学。这事知道的人不多，我也是偶然听小山说的。小山像是有些后悔透露此事，补了句，你听过就忘掉吧。当初村里都说金婷是“新来的大学生”，消息的源头应该来自金婷本人。她对学历其实一直耿耿于怀，刚到马德里的时候，想过要不要在当地从头开始念大学。结果刚和语言班的同学混熟，就跟着丈夫搬到乡下，然后忙着过日子。肖佐将金婷拉入他自己不断更迭的计划，最后来一句，你跟不上。
我对肖佐的了解仅限于网上看到的几幅画，没看过实物，不好判断他是不是真的有才气。再说我也不懂抽象画。
不过，就凭他离开金婷，转身娶了在艺术市场八面玲珑的新妻子，可知比起艺术，他更会做生意。
肖佐和新婚妻子继续住在能近距离看到富士山的山梨县，说是便于创作。金婷前往东京，又待了七年。今年年初，她母亲病危，她这才回国，曾经聚在虹桥客厅的我们都有些震惊。十一年了，那只鸟儿飞回来了。和其他出国的人不同，她在中间一次都没有回来过。有时她在网上说想吃这个想吃那个，抱怨国外食物种类贫乏，我说，你回来就能吃到了，她便换了话题。
“你这次回来还走吗？”吃着饭后甜品桂花糕，我问金婷。
孟玲玲抢先说：“当然不走！赵一衡还跟她约了稿，接下来要写小说，对吧？”
金婷皱眉说：“唉，我都多少年没写了，感觉不会写了。”
赵一衡。我努力从陈年记忆中刨出一个形象。据说是自来卷所以总是剃得很短的头发，笑起来嘴有点歪。文学杂志的编辑。那会儿他也在虹桥的客厅露过面。
“他是哪家杂志的？《小说界》吗？”
“《上海文学》。那是以前。他现在在出版社，已经是个中层领导啦。”孟玲玲热心地介绍道。
刚认识的时候，孟玲玲在复旦新闻系念大二，口口声声说要去电视台。毕业后，她给包括报纸和杂志在内的一堆媒体投了简历，最后去了一家德资公司。没能入行，使得她对媒体以及文艺圈长年抱着某种混合了向往和鄙夷的心情。她有时说起某某同学现在混得不行，工资才多少多少，有时又向我热烈推荐她新近看过的某本书。她喜欢村上春树，自诩是在村上红遍中国之前就热爱他的那一小撮读者之一。她说金婷是被低估的作家。她早年读了竹心的小说，写信到杂志社，由此认识的金婷。在客厅里，她算是粉丝浓度相当高的存在。当然了，那会儿还没有粉丝的说法。我还记得她对其他人做自我介绍，说，我是竹心的读者。说这话时，她的眼睛亮晶晶的，闪着灼热的光。小山曾评价说，孟玲玲的眼神像一只小狗。见她装出生气的模样，他补充道，是特别可爱的小狗。
近来我不时想起小山。一定是因为金婷回来的缘故。她去而复返，如同打开了通向过去的一道门。
吃过饭，我们又去金婷家喝茶。她租的房子离夏味馆步行只要十来分钟。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老高层，外观有点旧了，电梯也欠缺保养，室内格局倒是疏朗，客厅有个半圆形的凸窗，站在那里，能俯瞰周遭矮一截的小区。窗边摆着画架。金婷不画画。出于谨慎，我一直没问她摆那玩意儿做什么。我们在网上无话不聊，面对真人却多了诸般顾忌。
我喝不惯浓酽的岩茶，也不习惯小杯子，干脆拿个马克杯喝热水。“等松江那边卖掉，你要买在市区吗？”
金婷在长宁区的家经过拆迁，搬到了松江。她母亲去世后，她把松江的房子挂了牌。我陪她去过一次，那地方从地铁下来还要走十几分钟，农田当中突兀的一大片六层楼，周边设施匮乏，以我的观感，没人会买，不过对于在松江上班的人来说，或许是不错的选择。
“市区好贵啊……我还没想好。”
她回到家就换成灰色柔软的棉衫，下摆过膝，衬衣和连衣裙的混合体，看着像是无印良品。她抱着膝盖缩在沙发里的样子让我有些迷惑，仿佛岁月仅在我这边吭哧吭哧迈过，她只是刚下了趟楼回来。不，这里不再是虹桥。我们都已不再是从前的自己。
孟玲玲手势熟练地往公道杯倒茶，她的新男友是福建人，金婷的岩茶都是她送的。她说：“肯定要买市区嘛，以后万一要转手也容易。”她上周和我抱怨，托朋友给金婷找了个内刊编辑的工作，报酬不高，好处是清闲，可金婷没答应。我想金婷多半是不想暴露学历，当然不好对孟玲玲讲。我猜孟玲玲会把话题扯到工作，果然，她又说：“给赵一衡写稿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写好的，你还有什么打算吗？”只差没问“你打算靠什么生活”，不愧是孟玲玲。
金婷说：“其实我有个想法。我想开个书店，不用很大。位置我都看好了，在静安寺附近，不是正式的门面，小区的一楼，有个小院子。”
我正想给她浇凉水，只听她又说：“书店还可以办展。首先我想办一个小山的回顾展，他父母那边，如果找萨维雍去谈，也许他们能愿意把他留下的画拿出来……”
之前从饭店走到金婷家还不觉得，等到下了出租车走进自家小区，我感到摄影包实在有点沉。左手多了一袋小区门口水果店买的橙子，又是负担。早知道该让车开进去，放了包再出来买水果。
楼栋门口站着一个人，我在想事，从旁边走过去，被叫住了。“方友珊！哎，你不看短信的？”
我想起白天的短信。“哦，你见到谁了？不好意思，后来忙忘了。”朱凡家就在后面一栋，我们经常过来过去的，不过这么堵在楼下着实少见。
“不是那个！我前面给你发了短信，问你在不在家。”她把装着橙子的马夹袋接过去，我一边腾出手开门，一边问：“你和郁剑吵架了？”
她像是有些气结，过了片刻才吐出一句：“说你迟钝吧，有时候直觉好得吓人。”
“这需要直觉吗？平时这个点，你都在家哄敏敏睡觉。”
进门后，我自顾去洗手间，等我出来，朱凡歪在沙发上，面前是两个杯子。我以为她倒了橙汁，随口说：“那儿不是有橙子吗？”坐下来喝了一口才发现，橙汁里兑了伏特加，很浓。我家可没有伏特加。这人随身带酒的吗？
喝酒就是要长谈的意思吧。我只好打消对洗澡休息的向往。“说吧，怎么了？”
“我现在又不想说了。不就是那点事。”
“你们的问题主要是他现在不上班，老在你跟前晃。真的，我给你个建议，你还是找个保姆带孩子，白天哪怕出去找个咖啡馆写稿呢？你最近的烦躁就是因为同时要兼顾敏敏、写稿、敏敏他爸。”
她喝酒，伸懒腰，长叹一声，“是啊，人为什么要结婚呢？”
“别问我，我又没结过婚。对了，你白天短信让我猜什么来着？我猜不到。你直接说。”
“哦！我见到金婷了。惊不惊喜？”
“你要见她不是随时可以吗？和我说一声就行，一起去玩。再说见她怎么惊喜了？又不是没见过。”
她捶我一下，“你忘了？我去过几次她家，但就那么巧，认识了你们一群人，就没见到她。”
“啊？”我惊讶极了。朱凡的确曾在虹桥客厅出入过，没见到金婷是怎么回事？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她跳窗那次，你来的时候我们一群人都喝醉了，你还记得吧？”
“当然不会忘！”
“后来去的几回，差不多都有你、小山、孟玲玲、梁松。有一次萨维雍和叶巍也在，他俩当时很有点金童玉女的味道，没想到后来叶巍那么惨。还有一次有那个玩音乐的耿健。对了，耿健认识阿晃对吧？他们算是一个小圈子。”
我摆手，“你提他做什么？”
“反正很诡异的，那个家一群人来来去去的，你每次提起来都说‘金婷家’或者‘虹桥’，你从来也不说梁松，就当他不存在一样，可是我一次也没碰见金婷，她好像经常不在家。”
“嗯，那时候她忙着和别人谈恋爱……我还真不知道你们没见过，神了。”
“对的，一直没见到本人，然后她就出国了。她出国第二年，我的第一本书和她的，正好是一道出来的，还经常被放在一起比较，所以我听很多人说起过她。后来提她的人慢慢少了，就连你，也不怎么说起她了。她今年回来，我就想，对这个人，我还真是好奇，但是特地让你带我跟她见面也有点怪。我想总有机会的。结果今天中午，赵一衡请吃饭，她也来了。”
“见到真人什么感觉？”
“第一个念头就是，她整过容吧？”
“没有没有，她生得嫩相。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她二十九岁了，看着就像刚毕业。”
“再嫩也四十多了好吗？我可以跟你赌，她整过容。”
朱凡有时候和当初那个大大咧咧的吧台女孩没什么不同，她的小说和她说话的风格一模一样，我可以理解人们为什么爱读，有生活嘛。不过我可不想大晚上的跟她讨论金婷是否整过容，便把话题引到另一件事。我说了金婷想开书店，又说，我也许给她投点钱。
“当心有去无回。她以前借钱从来都不还吧？我听孟玲玲说过。还有，你就不好奇吗？她在日本靠什么生活？赵一衡白天擦边问过，她呢，滴水不漏。”
“谁知道呢？也许是离婚的赡养费。”
“我要是和郁剑离婚，别说让他出钱了，我不倒贴就好了。”
“你是认真的吗？”
朱凡笑了，“认真就不会讲出来了。”
二○○六，东京
按照出差的日程安排，孟玲玲将在东京停留三个晚上两个白天。最后的下午有几个小时的私人时间，她想去找金婷。萨维雍去年有过日本大学的访学机会，在东京待了三个月，一直没能约到金婷，回来后对她说，金婷估计在那边过得不好，所以不想见老朋友。
孟玲玲决心不打招呼，免得被拒绝。有一次金婷说起想读的书，她热心地应道，我给你寄。寄书的地址她一直留着。那次除了书，她还寄了笋干、一家手工小店的银耳环、一套旅游时买的皮影书签。在邮局打包的时候，她想起金婷刚到西班牙那年，她也寄过邮包，里面是一摞信件。金婷写给小山的。她不明白小山为什么自己不寄，要交给她，忍不住半真半假地问，你就不怕我拆开看吗？小山用他一贯专注的眼神望着她，说，你不会看的。
要是早知道后来的事，她就不该寄出那些信。小山想错了，她还是忍不住看了信，只看了一封。唯一一封没有邮戳的。的确是她熟悉的金婷的笔迹。“我们这样是不好的……我对他有责任。他没有别人，只有我了，而你可以有更加光明的属于你的未来。”落款日期是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他”想必指的是梁松。金婷和梁松的关系恶化好像就是在那个时期，俩人分分合合几次。终于，金婷在一九九八年底从虹桥的家搬了出去，她给梁松预付了半年的房租，自己只带了很少的东西。她落脚的租屋在龙华，以朋友们当时的感觉，是搬到了一个相当偏的地方。那套两居室只有一张床，房东连洗衣机也没配，更加剧了荒凉的印象。其实金婷和梁松在上海各自有可以回去的家，但他俩出于不同的理由，都不愿回家。目睹金婷在大冷天用手洗厚衣服，孟玲玲有些心疼，说，我现在是有收入的人，或者我买个小洗衣机送你吧。金婷说，不用啦，在这里不会住很久，我后面可能去北京。现在回想，金婷成功地骗过了她周围所有的人。梁松大概是出于自尊，并没有提过肖佐。他们以为金婷终于决心和梁松拗断，为她的搬离感到欣慰。转年春天，金婷没和任何人道别就出了国。收到金婷从西班牙发来的电子邮件，孟玲玲多少有种被背叛的感觉，心想，作为朋友，就算不愿暴露新男友，你至少可以先讲一下要出国的事。
小山死后，孟玲玲想，小山对金婷的真实情况知道多少呢？那人在清冷的租屋待了几个月，和虹桥时期不同，那段时间她很少见朋友，经常是打电话过去，她说在写稿，不见人。或许她中间多次去北京和肖佐见面。金婷走后一年，记得就是在《七个半故事》面世后不久，小山出了事。孟玲玲打他的手机关机，去了美罗城的柜台，发现换了人，一问，才知道“姓岑的老板跳楼自杀了”。她当即想起那个由自己代为寄出的邮包。小山和父母同住，他一定是不愿让他们发现那些信，又不想亲自动手处理。
萨维雍应该知道些什么。说起来，萨维雍和小山最初都是梁松的学生。叶巍则是他的校友，英文系的。萨维雍给叶巍所在的话剧社画海报，俩人因此结识。自打被他带去虹桥，叶巍比他去得频繁，直到发生了梁松的骚扰事件。那以后，叶巍只有萨维雍陪着才去。萨维雍当然知道那事，他对梁松的态度却没有改变，总是客客气气地喊“梁老师”。孟玲玲一直有种感觉，萨维雍和他们不是一路人。踌躇过后，孟玲玲还是联系了他，从他那里知道了更多的细节。小山给父母的遗书都是事务性的交待，没有提及缘故。萨维雍在电话里问孟玲玲，还是因为金婷吧？孟玲玲强忍着说“是”的诱惑，咬牙道，别乱猜，人都走了。
二月的东京很冷，而且从早上就开始淅淅沥沥下小雨。孟玲玲买了街上几乎人手一把的透明伞，一手打伞，一手拿着地址，在神保町转悠。实际寻觅才发现，日本房屋的外立面看不到门牌号，所以一丁目后面的数字到底代表哪一栋楼呢？孟玲玲在后巷走了两个来回，经过像是有几十年历史的咖啡馆、白天关着门的餐厅、带门禁的公寓和看不出是什么公司的一楼。她进到路口的便利店，想要用英文问路，店员是个中国东北女孩，立即换成中文回答她，这地址应该是前面大街上。
大街？刚才她来的时候走过了十几间二手书店，一间修鞋店，以及至少两家咖喱餐馆。不像是有人居住的样子。孟玲玲从巷子穿出去，雨不知何时停了，一家书店的门口，头发斑白的男人正在把挂着大大的“文庫100”手写标签的纸箱放在门口。箱子里是几排巴掌大小的口袋本。她用英语说了声“请问”，展示地址。他迈着大步往前走，示意她跟上。没走几步就到了，男人指了指一间店面，她确认：“Here？”男人点头。
那是一间专售中文图书的书店。孟玲玲在书架间徜徉，心情复杂。她恍然想起，自己和金婷去看过好些场话剧，从来都是“朋友给的票”。那么自己寄的书会作为“朋友给的书”出现在这里吗？精心准备的其他小礼物到底有没有抵达金婷的手边？她试图打消无端的猜测，设想别的可能，譬如，金婷认识这间店的人，只是把这里作为收件地址。
为了避免自我折磨，她最终鼓起勇气问柜台里的中年女人，你认识金婷吗？女人茫然地看着她，像是不懂英文，或者Jin Ting的发音对其毫无意义。她拿出地址给女人看，女人皱眉，继而恍然大悟，指了指楼上。
所以楼上是住家？孟玲玲感到，自己刚才的狼狈太多余，她甚至已经在想象，见到金婷该讲一下这事，俩人会一起大笑。她顺着楼梯上去，讶异地发现，二楼仍是店，不知该算是画廊还是书店。两面墙上挂着装在镜框里的浮世绘，中央的桌面上平铺着未装框的。柜台背后则是摆满了书的书架，年轻的店员女孩小声说了句什么，大概是“欢迎光临”。两天待下来，孟玲玲对日本人的英文能力早已不抱信心，她用慢速英语又说了一遍，我在找我的朋友，她叫金婷，她给过我这里的地址。女孩反问，金——亲？孟玲玲拿出随身的本子，写下汉字。女孩点头，说了一串日语。孟玲玲实在有些绝望。女孩努力蹦出一个单词，work。孟玲玲叫道，工作！她在这里工作？两人鸡同鸭讲地沟通了半天，孟玲玲搞懂了，或者说她认为算是搞懂了。金婷在这里工作，以前。不，不知道那人现在在哪里。她重新环顾四周，书架上有一长溜《版画艺术》的书脊，薄薄的，A4纸大小，每一册底下都有编号，看着像是杂志。
版画让她想起梁松。据萨维雍说，梁松的养母姚老师与世纪同龄，活了九十九岁，算是寿终正寝。养母的家是政府借给他们的房子，她去世后，梁松可以继续住，但没有资格买卖。萨维雍还提到一件小事。金婷的高中校长是姚老师曾经的学生，他让学生们组成了敬老小组，每周轮流去看望姚老师。那时姚老师已经八十多了，当过知青的儿子回到身边，但几乎不怎么着家，她像是毫不介意孤独，每次有高中生来，她招待他们吃蛋糕，给他们讲自己的经历。金婷的同学们觉得老太太过于唠叨，金婷则认为，比自家外婆还年长的姚老师会用鲜花装饰桌子，会说英文，活得相当帅气。按轮换规则，她两个月轮到一次，其他人当成任务，她便替过来，主动多去了几回，有一次正好梁松在家，他提出给她画个小速写……萨维雍说，当然啦，我也是听梁老师讲的，金婷念高中的时候，我刚上小学，还不认识梁老师。
经过萨维雍转述的金婷的过往让孟玲玲有强烈的好奇心，金婷在成为竹心之前，也只是一个平常的女孩吗？甚至会被梁松那样色迷迷的老男人蒙骗。一开始对她来说，金婷是“竹心”，是刊登在杂志上的《苏州河畔》的作者。那则小说常被当作一则家庭故事，自私的母亲，懦弱的父亲，被衰老和开销压得沉默的外婆，作为叙事核心的少女。孟玲玲在其中读到了自己青涩时代的愤怒和哀愁，尽管她生长在武汉市一个普通的双职工家庭，与上海弄堂的生活八竿子打不着。她觉得那是一篇孤独的小说，其孤独如烟雾弥漫在字里行间，又像是更加有形和坚硬的什么，感觉只要一伸手，就能拍到十五岁的乔乔瘦削的肩背。
孟玲玲给杂志社写了长长的信，注明“竹心收”，并未期待能收到回信。后来的发展像做梦一样。她认识了金婷，不光是金婷，还有那间客厅的其他人。她不慎走入了一种从未预期过的生活场景，几乎像是话剧舞台上的一幕。梁松扮演的自然是反派。夏天的时候，她像往常一样去虹桥玩，进屋后先去洗脸，顶着水气带来的凉意，刚走出浴室，就看到原本坐在饭厅吃西瓜的梁松和金婷打了起来。事情发生得很快。金婷边吐出瓜子边说，她怎么不砍死你啊！男人骂了一句什么。金婷忽然站起身，居高临下地扇了他一耳光。孟玲玲呆看着，直到男人占了上风，金婷被压在他身下，大声呼救。孟玲玲冲过去，一口咬在梁松的肩膀上。梁松怒吼，你真以为自己是狗啊？！他悻悻地出了门。从他俩的状态看，肯定打过不止一回。孟玲玲把经过讲给方友珊听的时候，方友珊摆出拒绝相信的表情。孟玲玲说，我搞不懂，金婷为什么不和他分开。方友珊说，那还用问吗？梁松再烂，反正金婷喜欢。
从神保町那处像画廊又像书店的二楼离开，孟玲玲站在门口，有些茫然。有人追出来，是一楼书店的女人，原来她把透明伞忘在了一楼。她接过已用不着的伞，道了谢。方友珊对梁松金婷的评语也适用于她这样的粉丝，明知金婷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却无法割舍。那人时常撒谎，借钱不还，有时热情得让你误以为自己和她无比亲近，有时又冷冷地把你晾在一边，让你忍不住反复回忆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孟玲玲的电脑硬盘里有“竹心在昆卡”的每一篇文章，来出差之前，她把存档打印成册，此刻绿色封面的私家小书就在她的背包里，原本想送给金婷来着。她设想过金婷可能的反应，现在只觉得自己十足傻气。她对金婷到日本之后的生活一无所知，凭什么认为对方仍然把自己当朋友呢？不，她从来算不上朋友，不过是从读者演变为熟人，与那人的关系浓度全凭对方的情绪起落。她想，我和金婷，从此就保持网上说几句话的关系吧。
朱凡，二○一六
滇川藏之旅是久违的长途旅行。得知萨维雍还喊了其他人，郁剑说，金婷也去啊，我和她又不熟，要么你们去吧，我看家。我说，都已经和爸妈说好把敏敏放回江西，多难得，两个礼拜的自由，再说你不是一直想去西藏吗？
虽然提出可以由我们送过去，我妈还是特地过来接敏敏。我知道，有一半的原因是她想和她的小学中学同学们聚会。从我在舅舅家借住和念小学开始，我就听爸妈讲，他们退休后回上海，到时候一家团聚。听了十几年，我妈先退下来，她俨然视察大员般来到我和郁剑的家住了几个月，得出一个结论：上海虽好，还是自己住惯了的地方更好。
那时我们刚结婚一年多，租在瑞虹，我每天都在挣扎到底是写小说还是写剧本，恨不得把自己一个人剖成两半，所以对我妈关心得不够。也不能怪我。从小到大只有寒暑假见面，毕竟隔了一层。他们为了上海户口把我送回来的时候，就没想过会造成隔阂吗？
因为自己的经历，我在敏敏身上花了巨大的心力。她比一般小孩好带，长到四五岁，就知道妈妈工作的时候拿本图画书在旁边看。这几年孩子对iPad和手机的需求变得有点大，都是我忙得抽不开身的时候让郁剑带她导致的副作用。我有一次数落郁剑，你要是实在没什么可拍，索性带敏敏出去走走，拍她。郁剑看了我半分钟。有时候我宁可吵一架，但和他吵不起来。
临出门，成员从六个人变成七个，多了个赵一衡。我有些纳闷，问郁剑，他不用上班吗？郁剑说，他辞职了，据说要创业，正好有空。
出版社的收入的确不高，不过很难想象一路顺风顺水的赵一衡会辞职，也可能是遇到了什么职业上的瓶颈。说起来，要不是当初身为文学杂志编辑的他在网上看到我的小说，介绍给出版社的熟人（他后来的领导），多半就不会有那本书的出版，更不会有后来的影视改编。我对他心存感激，但仍然觉得，他对文学的口味有点怪。我读过他早年给金婷写的书评，把《苏州河畔》的杂志版本吹上了天，明明出书的版本改得更有情节性。我后来彻底不写小说，他多次表示惋惜。我直白地对他说，写小说不挣钱。他听了苦笑。人是个好人，不过创业想必是不适合他的。
一群人按照各自方便的时间到大理会合，我和郁剑提前两天到，把古城的角角落落走了个遍。前几年我写过一个和云南有关的本子，走了蒙自、建水一带，大理名声更响，我一直没来过。该早点来的。现在人实在太多了，当然也可能因为正值暑假。
这天我们早早吃完午饭就去咖啡馆的露天座占座。遮阳伞的位置不够好，我戴上墨镜。郁剑说要去昨天那个路口买冰粉，走开了。高原的风裹着阳光带来的热意，让我有些困倦。
有人拍了我一下。我把墨镜摘下来，被那人的笑容晃了眼。是金婷。她旁边一个高挑的轮廓则是方友珊。金婷收起带涂层的防晒伞，坐在郁剑刚才的位置。方友珊和我打了声招呼，走进店里去点单。
“听说你要来，我还以为孟玲玲也会跟着来呢。”
“我邀请过她，她说没有假。我猜，她是因为书店的事有些不开心。”
“你突然把店收掉，都没打招呼，她作为股东，当然不开心。”我实事求是地说。
“那地方不能开店的嘛。我们的营业执照是工作室，本来就是打擦边球。前几年还好，去年开始，三天两头来查。”
“蛮好一开始就租个店面的。”
“店面太贵了！卖书真的不赚钱，就靠卖周边和做活动卖卖饮料。这个店开着，虽然有小廖在管，活动我总得主持吧。一个月两三场活动，要设计主题，要找嘉宾，要控场。五年多了，我也疲了。”她微微仰头闭眼，像是那份疲倦仍在身上。我看着她想，她老了一些，美还是美的。当初让她显得近乎不真实地年轻的，不管是基因还是科技的力量，现在都开始褪色。她比我大整整十岁，现在看着依旧只比我年长三五岁。有时我觉得她的思维也不符合年龄，该说是对世界充满不切实际的热情，还是幼稚？
“苏河书店没有了，我看到网上哀声一片啊。”接话的是郁剑。他从袋子里拿出一杯杯冰粉放在桌上，一共四杯。看来他们在路口先碰见了。方友珊买完咖啡回来，我们和邻桌借椅子，把桌子进一步挪进阴影。
比金婷她们晚一天，其他人也来了。赵一衡想和金婷她们一辆车，于是我和郁剑上了萨维雍那辆。七座商务车，怎么坐都是宽敞的。车上除了司机，另一名在副驾驶的乘客是个叫李咏心的年轻女孩，自称是“萨老师的学生”。聊天中，我发现李咏心就读的并不是我一开始以为的油画系，她学一个听起来无用的专业，政治经济学，仅仅是在大一选修过萨维雍的美学课。她是云南人，我们的进藏路线要经过她家所在的县城。有一个由她牵头的助学项目，萨维雍拉了些赞助，这次顺便实地考察。郁剑仿佛是由衷地感慨道，现在的学生都好厉害啊，你是“九○后”吧？李咏心说，我是九五年的。我和郁剑交换了一个彼此明了的眼神。萨维雍的女友刚刷新了最新年龄值。
第一晚住诺邓，因为某部美食纪录片而著称的村子。居民区不通车，得爬山路上去。行李留在车里，每个人带一个随身包。也没有正式的旅馆，住在当地人家里，所谓民宿。房间不够，分在两家。和我想的不同，萨维雍并没有和小女友明目张胆地住一间。他说他有鼻炎，打鼾，怕吵到别人，要了个单间。我一看，我们这边一栋楼有三间，就把郁剑赶走了。我说我们女生宿舍，你们男生宿舍，正好。又说，我也要单间，先声明哦，我可不打呼噜，我晚上要写稿，而且有点神经衰弱，不习惯和人同屋。这么着，变成三位男士住那边，我们这边金婷和方友珊合一间，我和李咏心各一间。
其实我和郁剑分居一年多了。我在同一个小区租了间一居室作为工作室兼卧室，白天送完敏敏上学，我就在那边工作，等她放学再把她接回“家”。郁剑在哪里做什么，我不管，我只要求他晚上必须回家吃饭。钟点工下午会去打扫和准备一家三口的晚饭。饭后的活儿我们分担，他洗碗收拾，我给孩子洗澡，讲故事，等敏敏睡了，我在客厅打开笔记本电脑，郁剑坐在沙发的另一头，戴着耳机看片。我们偶尔聊几句，更多的时候各自沉浸于眼前事。等我透支了全部脑细胞，合上电脑回工作室，他用口型说“晚安”。他的作息这些年一年年越来越晚，而我越来越容易在夜里惊醒，分开住是我们都同意的最好做法，彼此都自在些。
我有时想，或许这是所有夫妻的归宿，从陌生人到亲密的陌生人，再到熟悉的陌生人。我经手改编的那一堆电视剧里没有像我们一样看似温情实则倦怠的夫妻，要么拼命撒糖，要么大火爆炒，观众们谁也不想看人间真实。
我们在半山腰的住处安顿好行李，原本说由村长带我们转一圈，看看井盐和某户老宅。他正好被叫去乡里开会，我们自己走了走。村子依山而建，树多房少，昨天刚下过雨，石头路踩上去直打滑。村人对我们这些游客熟视无睹。接近山顶时，遇到一个人不断宣讲基督福音，看着脑子有点不正常，又遭遇两只恶狗，一群人的游兴当即淡了，往回走。“女生宿舍”的房东守在三角梅盛开的门口，问，你们晚上怎么吃，在我们家吃吗？李咏心说，总要让你们两家都有生意做，我们各开一桌好了。正如我预想的，她去萨维雍那边吃晚饭。我发微信让郁剑过来吃饭，免得别人有什么奇怪的误会。他隔了半个小时晃过来，我们三个在门廊的草墩坐成一排，正在嗑瓜子。我告诉他，鸡汤还在炖。他溜到厨房看了看，回来说：“他们用的不会是真的诺邓火腿吧？诺邓现在都那么有名了。”
“是他们自己家的。”方友珊说，“厨房隔壁那间挂着呢，我去看过了。”
他坚持道：“也许是从外地收过来的。”
金婷吸了吸鼻子，“这么香！我才不管是哪里的，好吃就行。”
加了火腿的鸡汤确实清鲜，鸡肉有点老。金婷边啧啧称赞鸡汤，边邀请金大爹和他老伴吴大妈来坐——她不知什么时候问清了民宿的主人姓什么，并且循着当地习惯喊人。他俩摆手说，这些我们经常吃，不要吃了。
方友珊压低声音说：“你怎么喊人大爹大妈啊。他们说不定和你差不多大。”
金婷像小动物一样仔细地啃着肉，过了一会儿才说：“我也想喊大哥大姐啊，可是他们以为我才毕业没多久。”
方友珊古怪地看了她一眼。我打圆场说：“称呼无所谓的。”我知道书店也有一部分的投资是方友珊出的，不过她应该不至于为了钱的事和金婷闹僵。比起孟玲玲，她才是更加忠心耿耿的那个。她有不计较金钱的资本。瑞虹的房子是她父母早年买的，现在已翻了好几番。我很后悔没有在最早租房的时候狠狠心付个首付，那时也不是付不出。我们直到三年前才买到近郊，迟疑带来的后果就是每个月的房贷高到吓人，我只能不挑活儿，哪怕是明知拍出来会被骂的本子都写。不过现在写什么都会挨骂。演员的粉丝嫌给演员的戏不好或不对；原作的粉丝嫌改动过火；与这些都无关的普通观众嫌剧难看。不知为什么，最经常挨骂的是编剧，明明电视剧是一种集体创作而且是商业活动，更多时候是资金决定成果。我恨不得冲他们所有人大喊一声：有本事你们自己弄一个！
鸡汤有点咸。我在赶稿的过程中喝完了房间里的矿泉水，走出来找水喝。门廊留着一盏灯，此外的一切都被包裹在雨水和黑暗中。雨不知何时下起来的。山里的雨和城市的像是两种事物。我站在门廊看了会儿附近被灯光照亮的雨丝。说起来，刚才好像听到了脚步声。是谁在这样的雨夜出门？答案明摆着。
第二天的行程包括怒江少数民族的展览馆和江上的溜索。一个来回三十。郁剑和萨维雍都想尝试，方友珊也去排队。剩下的人站在旁边看。李咏心仿佛是随意地说：“城里人还特意花钱玩这个，我上高中之前都要靠溜索过江。”我问：“高中的时候修路了？”她笑笑说：“去年才修的。我上高中就到县城住校了。”
其实她如果自己不提，从衣着到言谈，丝毫看不出她是云南大山里长大的。我想可能是因为她毕竟在上海念了三年大学。金婷像是不懂得什么叫含蓄，直接说出了我的想法：“咏心，你一点看不出是云南人。你家里倒是蛮好的，愿意供你读大学，我还以为这边有些人家不支持孩子念书。”
赵一衡说：“小李不容易的，她初中高中都是靠助学项目才念下来的。在大学也拿奖学金。”
看来他们昨晚饭桌上聊了不少，话题随之转到李咏心正在参与的项目。金婷兴致勃勃地问了一堆问题，又说：“听起来很值得拍个纪录片啊，要不要问问郁剑。”
我替郁剑答道：“他拍纪录片，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他现在一心只想拍电影。”说着，我远远望见郁剑卡在了溜索离对岸四五米远的地方，带他滑溜索的当地人是个比他瘦小的男人，两人挂在那里像两块火腿，片刻后，他们一起左右手轮换，拽着绳子往前挪。我屏住呼吸观望，等他抵达对岸，终于忍不住笑出了声。李咏心说：“哎，他太紧张了，本来一下子过去就好了。”我瞥见金婷的表情，她显得比我还紧绷，这时也跟着笑了。
夜宿老姆登。姓刘的司机告诉我们，地名是怒族话，意为“人喜欢来的地方”。他和李咏心一样是傈僳族。我意外地发现，他也是个在校大学生，在云大念旅游专业，趁暑假帮亲戚跑车赚点零花钱。他说这条路线他是第一次走，接着赶紧安慰我们道，我表哥经验很丰富的，我跟着他的车就行。
白天停停歇歇的雨又下了起来。我们打着伞看了怒江流域最大的基督教堂。回到客栈门口的平台，远山被云雾遮蔽了，唯有白茫茫的混沌。两车人连同司机表兄弟围坐着吃了当地的手抓饭，喝了泡的梅子酒，气氛热络起来。小刘司机像是对金婷的海外经历很感兴趣，不停地问她日本的情况。原来他是《灌篮高手》的粉丝，一直想去作为背景的镰仓看看。
“竹心老师，你在国外那么久，怎么还是回来了？”小刘司机跟着李咏心喊金婷“竹心老师”，问得坦诚又直接。方友珊和赵一衡的注意力明显都被拉了过去。
“这个说来话长。简单地说，我前夫要去日本，我是跟着他去的。去了没两年，我们离婚了，我本来想回来的，就在那时遇到我后来的男朋友，再然后，我男朋友去世了，我就回来了。”
小刘司机问：“你没有小孩？”接着赶紧说，“不好意思，我就是随口问问。”
“没有呢。”金婷环顾四周，目光停留在我的脸上，我心想，不会吧，只听她接着说：“这里只有一个姐姐有小孩，你要不要猜猜看是谁。”
有的人明明没喝酒，一举一动都像在借酒放纵。金婷不光戳了我，接下来又半开玩笑般用言语刺激方友珊和萨维雍。他们像是都习惯了她的做派，以一种符合年龄的随和应付过去。我渐渐有些不耐烦。我和金婷从见面至今六年，但因为早就从别人口中听过她太多的故事，以至于对我来说她像是认识了很久的人。也因为那种毫无来由的熟稔感，我对她的耐心早在前两年就消耗得差不多了。她是那种习惯了全世界围绕着自己打转的人，没错，曾经有过那样的一个世界，至少在十多年前是那样，我也曾目睹过虹桥客厅以她为恒星的群星最后的光辉。可是现在？竹心这个名字，对李咏心他们这代人来说不过是个ID。从言谈间的表现看，李咏心似乎只知道她是已关门的苏河书店的老板。我在网上看到过，她写的歌还在某些人的怀旧歌单里，每隔几年也总有人提起“消失的作家竹心”，但也就止步于此了。我自己早已习惯朱凡作为小说作者的昙花一现。没有什么作家朱凡，只有业内的编剧朱凡。人活着，就要看清现实，走自己能走的路，不管那路是宽是窄。
金婷，或者竹心，她就像走在一条画出来的路上，很假，而她信以为真，明明下一步可能就是虚空。
“啊，你也一样。”凑过来和我低声说话的是赵一衡，带着梅子酒的酒气。
“什么？”
“你看她的眼神，那种恨铁不成钢的眼神。‘我觉得你不好。你明明可以有更好的活法。’她身边的人经常都是这样的，像老母鸡一样想要保护她，纠正她。我以前也尝试过。真傻！你以后就知道了，没用的，她不会做对的选择，肯定是错的。以前是梁松，现在是……”他忽然停顿，飞快地捞起一块肉塞进嘴里。
“什么？你刚才想说谁？”我听见血管在耳朵里迅速跳动的声响。赵一衡不敢和我对视，走开了。
我在席间没有碰酒，做好了回屋洗漱和工作的打算，结果还是被金婷拉到她们屋，连李咏心她也没放过。四个人两两坐在两张单人床上。金婷之前从楼下餐厅买了些喝的，我和她一人一瓶豆奶，方友珊和李咏心喝啤酒。金婷对李咏心在云南的生活充满了兴趣，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小姑娘明显有些招架不住。
有人敲门。李咏心立即跳下床过去开门。是萨维雍。习惯讲课的人，声音都有穿透力，隔得老远就听见他说：“需要什么再和我说。”李咏心拎着一个马夹袋快步回来，原来萨维雍下午在客栈门口买了核桃仁和酸角，现在拿给我们当零食。金婷立即拿起手机，对着屏幕说：“萨老师，欢迎你也来参加我们的茶话会。”过了片刻，她点击收到的语音，萨维雍在那头说：“你怎么也跟着喊我萨老师，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明天还要早起，你们别太晚。”
萨维雍永远是得体和沉稳的，随便让哪个陌生人来猜他的职业，都会往老师或医生去猜。看到像雨后新笋一样的李咏心，我很难不想起叶巍，那个我只在多年前见过一次的女人，萨维雍的妻子，也是他大多数作品的模特。他在前年的展览可以说是她从年轻到步入中年的侧写，有些画上，她的表情僵硬，眼神空无。我不知道她本人对这些写实风格的画有何感想。据说她需要吃药控制病情，中间还曾若干次住院。他一直没离婚，仿佛是为了营造不离不弃的表象。方友珊曾经说过一句古怪的话。她说，叶巍和小山都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所以一个走得早，一个虽然没走，也把半个自己放在那边。我当时问她，金婷呢？她怔了一下才回答，金婷当然和我们一样。
聊天加上吃零食，时间过得飞快，再看手机已接近十二点。我说我要回去睡了，金婷显得恋恋不舍，说：“你要么就在这里睡，我可以和方友珊一张床。”方友珊无奈地说：“有必要吗？又不是明天就分开了。”李咏心起身后掸床单，方友珊挥挥手：“不用管。你们回去休息吧。”
在走廊上，我正要和李咏心道别回房间，她问：“方姐和竹心老师认识很多年了是吗？”
“对啊，还有你们萨老师。”
“但是方姐不肯帮竹心老师拍照。”
说的是刚才金婷提出想拍一组照片，方友珊当即拒绝。说真的，我也有点意外。我知道她基本不拍人，可那是金婷，我从来就没见过她对金婷说不。
我说：“可能有原因吧。你要是真想知道，可以问方友珊。”
雨声吵得人睡不着。不，除了雨声，还有人的说话声。这地方的门和墙完全不隔音。是谁这么晚还不睡，而且也不知道压低音量？不对，声音并非来自哪个房间，而是走廊。我用被子蒙着脑袋，忍了大概半分钟，终于忍不下去了，下床踩上纸一样的拖鞋，往门口走。开了门，走廊的灯光照着两个人。一个在说，我们进去说话。另一个说，你在这里说清楚！
是方友珊和金婷。这俩人大半夜的在演哪一出？我叹了口气，“你们不睡，我还要睡呢。”
她们一起朝我看过来，方友珊放弃堵在门口，往我这边走。金婷在背后喊她：“喂！”我感到后脑勺有根筋在跳，没睡好，加上烦躁。可以预想明天的精神会很差，明晚也没法顺利赶稿。在死线之前出来玩，是我过于托大。我眼前的灯光暗了暗，方友珊比我高，我只能稍微抬头看她。她的眼睛红红的，不知是憋着眼泪，还是单纯睡眠不足。她从牙缝里说：“金婷前面出去了一个小时，去了别的屋，她昨晚也这样。”
我迅速想起昨晚的脚步声。原来是这样。当时我还以为是李咏心去找萨维雍。意外，但又不那么意外。我只是没想到他们这么不知遮掩，连我在旁边都忍不了。我淡漠地说：“郁剑对吧？我知道的。我其实早就知道了。”
方友珊像是整个人怔住了。我心想，你希望我有什么反应？又不是演电视剧。我还知道金婷一直在补贴郁剑，他新近拍的一条短片烧的就是她的钱，尽管她自己的书店都开不下去了。我不恨金婷，我只是对郁剑感到失望。他经常装得仿佛看金婷不顺眼，说她装嫩，说她是过气的作家，到头来，他也没能逃离她并非刻意的吸引力。我有时觉得金婷像一片流沙，人们经过就会陷下去。男人们爱她，女人们把她当作偶像、朋友或姐妹。或许女人们也爱她。像方友珊，除了和阿晃谈过几个月恋爱，此后单了那么多年。我仅仅是因为遇到她的时机不那么巧才得以置身事外。
金婷应该没听见我的回话。她在喊完一声“喂”之后就匆匆进门，继而传来关门声。她一定是不想面对接下来的狼狈。我听说过方友珊和她相识之初的故事。好像有个倒霉的妻子在浴室追打金婷，因为她的丈夫被诱惑？金婷就是问那个人拿了钥匙，把画院的画拿去倒卖。我很想对金婷说，你放心，我不会做得那么难看，我也不会和郁剑离婚，暂时还不会，在我找到面对女儿的正确方法之前。只是，你不觉得累和空虚吗？你本该有更好的道路。
接着我想起赵一衡的话，觉得自己想和金婷推心置腹的念头十足傻气。我对方友珊说：“太晚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刊于《上海文学》2023年第11期，责编崔欣）
